周厉王时，西戎猖獗，宗周岌岌可危，但动荡的王室对于作乱的戎狄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清剿，如果不是其西邻那个边缘华夏部族担任了抗戎的主力，甚至付出了其一个支族被灭的代价，那么宗周倾覆的时间可能发生得更早。
　　周人历来惯于借秦人与戎狄间的仇怨将其当作屏藩王畿的血肉城墙，但这个临近宗周，不断为宗周立下赫赫战功的嬴姓部族却一直没有得到周人的分封，直到周宣王即位，才第一次封秦人首领秦仲为大夫，不过仍不是诸侯。五年后，秦仲战死于伐戎的疆场。周宣王便召来秦仲的五个儿子，给了他们象征性的七千兵力，让他们继续父亲未尽的事业。秦仲长子秦庄公没有对菲薄的待遇表示怨言，而是擦干血泪全力奔赴战场，不久就大破西戎，用鲜血夺回了先祖大骆的犬丘故地。
　　秦庄公的长子世父发誓要为祖父报仇：“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于是将秦君之位让给弟弟，自己专心投身于伐戎大业。这让我想到小说《大秦帝国》中秦孝公之兄公子虔的设定，也许就投射了世父的影子。秦庄公在位四十四年卒，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他是魂断沙场还是寿终正寝，但从国君交接之时的情形看可能是前者。世父的弟弟继位，便是秦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襄公。襄公在继位元年将妹妹缪嬴嫁给了居于丰地一代的戎王。这一行为可能类似春秋时郑武公嫁女于胡、赵简子嫁女于代———以姻亲的方式令敌国放松警惕，以便日后侵吞征伐。看起来很是无情，但那个男人拼性命、女人拼身家的狞厉岁月本身就酷烈得让我们无法指摘。
　　襄公七年，赫赫宗周发生了一件大事———周幽王废黜的王子宜臼，及其母舅申国勾结犬戎共举伐周，大破王六师，杀死幽王，都邑镐京毁灭。王畿遭此劫难，诸侯立刻意识到新的格局划分就在当下，遂纷纷赶来勤王。诸侯合力轻松地击退了乌合之众的犬戎，拥立王子宜臼为新周王，史称周平王，护送王室东迁雒邑。在这次轰轰烈烈的事变中，秦人前所未有闪亮地展现在历史舞台，一如《史记》中的记述的那样“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因救周之功，秦襄公终于被封为诸侯，“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终于，在秦襄公身上成就了秦人百年以来跻身华夏之列的理想。
　　东迁的周平王无暇顾及周人故地，便干脆交付秦人，遂与秦襄公盟誓：“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这心态很明显：我既然拿不回这片土地，还不如做顺水人情，夺回来更好，反正总比给了戎狄强。从《史记》记载可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一向重视礼仪的周人在这次盟誓中竟然用了秦人的“緌驹、黄牛、羝羊”三牲，而不是周人惯用的太牢（猪牛羊）；并“祠上帝西畤”———祭祀的是秦人先祖西帝少昊，祭祀场所也选在秦人的“畤”，而不是在周人祭祀的宗庙。这个细节不能不让我们猜测，秦人此时可能已经拥有了睥睨周天子的底气，再也不是之前可以随意使用的国之利刃了。
　　虽然周王的赐封是空头支票，但关中的沃土确很诱人，而且这一次不再是为人作嫁，是为自己拼争。即位之初的秦襄公踌躇满志，大举伐戎，为此还徙都汧邑（今陕甘交接的陇县一带）。经过十二年的东征，一直打到了周人的发祥地———岐下。秦人也为这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襄公殉身沙场，实践了历代秦国君主特有的宿命。
　　襄公之子文公继位，调整了东进战略，忍痛放弃了父亲好不容易开拓的东进驿站汧邑，撤回了西垂宫（今甘肃礼县）重整旗鼓。三年后，秦文公带着七百人马试探性地东进，他没有到父亲曾短暂定都的根据地汧邑，而另辟蹊径，沿陈仓渭水道东下，次年到达“汧渭之会”（今宝鸡斗鸡台），最终定都于此。徐日辉先生在《秦文公兵进“汧渭之会”考》一文中详尽地分析了秦文公为何主动放弃秦襄公所都之“汧邑”，另辟新地的战略意义：
　　“‘汧’地处陇山之东，与陇山西侧今甘肃张川县境的秦邑（秦亭）遥相呼应。控制着除宁夏进入关中之外的陇山交通，意义十分重要。秦襄公之所以徙都于‘汧’，就是从巩固‘陇山道’这一战略高度来考虑的。回顾历史，当年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并‘邑之秦’，其目的之一也正是让秦人看守‘陇山道’，以确保宗周的安全……秦襄公是从西部率兵向东进军的，一路征战，最后在岐，即今陕西岐山一带被戎人杀死。岐是周人的发祥地，是其祖庙所在。周人连自己的祖庙都保不住，可见戎人的势力是多么的强大。在这特殊的环境下，秦文公另辟新都无疑是高明之举。”
　　秦文公到达的汧渭之汇，根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记，大概在今陕西眉县一带，这里成为东进关中的据点后，秦人再也没有回甘肃老家，而是在悠悠岁月里沿着周人的路线，东进，再东进———只不过，秦人东进的方式和周人完全不同———那是后话。
　　秦人在新都邑养精蓄锐十二年后一举破戎，正如《史记·秦本纪》所载：“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由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先秦史书言简意赅，寥寥数语将征途的艰辛一笔带过，斗鸡台距岐山不到百里，而秦文公却用去了艰难的十二年。仅仅十二载，秦部族便从一个在西戎海洋中艰难生存的孤岛发展成一股横扫雍陇的强大力量，若得如此，一味穷兵黩武是做不到的。究其原因，从秦文公的谥号“文”可见一斑。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纵观秦君世系，只有三人的谥号用得此字，另两人是战国时的“惠文”与“孝文”。但根据谥法的习惯，多加一字使得其意大打折扣，单用一个“文”字的也只有秦文公一人。
　　若说襄公开国是秦国历史上的头等大事，那么文公迁都则是秦人历史上又一座里程碑，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首先沿渭水东下，避开故都汧邑一带纷乱的环境，为突进关中赢得宝贵的时间；其次以秦邑为桥头堡，以巩固陇山以西侧为根本，同时进入关中，向东拓展。站稳脚跟后再以秦邑和汧渭之会形成钳夹，向北开拓，完成战略转移。这盘很大的棋直到秦德公建都雍城才算真正下完。
　　凛冽的西北风卷着沙土袭来，拜伏在鄜畴冰冷地上的秦德公不为所动，依旧在虔诚地祈告天帝先祖，就都居雍城进行着占卜。终于，贞人呈上了卜辞，赫然写着：
　　“子孙饮马于河”。
　　秦德公的嘴角出现一抹笑容，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遥远的东海边是秦人先祖西帝少昊的故乡。秦邑，汧邑，汧渭之会，雍……尽管秦人已在蛮荒的西部营居了千百年，但先祖的东方才是最终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