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之争,小人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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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古有“鹤蚌相争,渔翁得利”之说。《水浒传》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展示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单八将被逼上梁山的生动故事。而其宋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又是整部小说的命脉所在。本文以宋江性格的“忠”“义”为论点,,围绕他上梁山之前的曲折进程,以及上梁山之后的战斗历程,再到后来率众接受所谓的“招安”,最终以大宋王朝的徽宗、高俅等小人获胜为结局。来说明宋江这个人物在各个阶段思想感情的变化和性格的两重性。以下即是“宋江性格浅析”的具体内容。
  【关键词】宋江;性格;忠;义
  电视剧《水浒传》已经看过很多次了,而每看一次均有新的收获;而小说《水浒传》却一遍未看。前不久,有机会得到一套全书,如饥似渴的饱餐了一顿,使我越来越对施老先生笔下的黑三郎——宋江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起初他是一个仗义疏财、施恩举孝、重友轻法的江湖侠士。虽身为卑微小吏却胸怀大志,因怒杀阎婆惜,酒后失言,终至报国无门,无奈被逼上梁山。说他被“逼”上梁山,是因为:不完全是出自内心的自愿(上梁山前,心中无时无刻都梦想着有朝一日皇帝老儿能赦免他的罪行;上梁山之后,千方百计的采取屈迎朝臣,买通妓女的有违“梁山好汉”仗义的方式,一厢情愿地接受所谓的“招安”,死都得充当大宋皇帝的走卒),有“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之说,最终不但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而且葬送了整个“梁山义业”。
  《水浒传》也称《忠义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作者笔下,展示了以宋江为首的各路英雄好汉被逼上梁山的生动故事,演绎了当时社会“官逼民反”的现实,流露出当时人民群众对安定社会和国泰民安的向往以及对贪官污吏的痛恨,这一切正如小说题目所召示的主旨——忠义。宋江是小说中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人物,说他重要,是因为他作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他亲手创建、发展、壮大了起义队伍,使之成为宋王朝的心腹大患;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既委身于造反之列,却又始终不能忘怀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耿耿忠心,最终又亲手葬送了起义事业。“忠”使他瞻前顾后,优柔寡断;“义”使他倾向革命,不满现实。这种不能融在一起,但却融在一起的双重性格,导致了《水浒传》的悲剧。
  这部以反映十二世纪一次农民起义为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成功的塑造了宋江这一人物形象。多年以来,众多的水浒研究者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宋江作了大量的分析与研究,其结果大致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以宋江的“义”为中心把他作为英雄来讴歌。作为小说所描写的中心人物,是梁山众弟兄不容置疑的领袖。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都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另一种观点是以宋江的“忠”为中心把他当作“义”的叛徒来批判。作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却断然拒绝了李逵所说的“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主张,自觉选择接受朝廷“招安”的政治道路,带领“替天行道”的义军,去残杀“ 僭号称王”的方腊义军,在两败俱伤的大屠杀中,最终宋王朝“渔翁得利”。
  宋江悲剧性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仗义疏财,建立伟业
  宋江本是“志气轩昂,胸襟秀丽”的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庄里修建着“草厅”“佛堂”“地窖子”拥有“大小庄客”。一辈子完全能够过着舒坦地剥削农民阶级的寄生生活。但作者却没有这样安排,笔锋一转使宋江体验到了农民阶级的疾苦,有着极强的正义感。于是便对贪官污吏十分的憎恨。他仗义疏财,“济人贫困,周人之急”且结识众多江湖好汉,人称“及时雨”。长期以来,在“义”的驱使下,宋江便慢慢地走向革命。
  “貌黑身矮,出身小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过箭之功”。这话是宋江对自己的总结,表面上看起来有点过谦,但不全属谎言。那他又是怎样成了梁山的一号人物呢?
  1.1仗仪英雄
  宋江在上梁山之前是一位仗义英雄。时下,识与不识者,提及宋江,均交口称赞,均都以结识宋江为荣。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迎来了宋江一生中的一次最大的义举——私放了劫取生辰纲的晁盖等人。(出于兄弟情义,克服了内心的矛盾斗争,救了他们;但在内心深处,又觉得对皇帝不“忠”,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由这里可以看出,宋江的“义”是以不触及封建专制统治为前提的纯粹的“义”)。由此,并导致了“杀惜”的灾祸,但他却成了宋江性格发展中的一个亮点:那封书信在阎婆惜看来,是宋江通贼的赃证;但在宋江看来,则是兄弟义气的产物,倘若落在对方手中,均会酿成大祸。怒气之下,杀之,并且烧了那封信。
  1.2勇敢机智
  正是由于宋江的仗义,刚上梁山,便在那里有了一定的号召力。宋江十分关心自己的弟兄,一旦他们遇到困难,他肯定千方百计地设法进行营救。如带领群雄营救失陷于高唐州的柴进;再则,宋江还具备一定的组织和军事指挥才能,比如在典型的祝家庄战役中,注意总结经验,从调查虚实入手,拆散祝家兄弟,再与其他二家联盟,有三打祝家庄的美誉。亡命清风寨时,为报刘高之妻害己之仇,他与花荣合谋定计,大败官军。此后,为了进一步粉碎官军,他又用计智赚秦明入伙,使秦明不得不走上造反之路。
  1.3深谋远虑
  ⑴按兵不动。宋江处于二当家时期。晁盖还在位时,这一时期,宋江常常让晁盖守住山寨,并说出去非常危险,而自己亲自带领义军出征,战功显赫,树立了自己在群雄心目中的高大形象;不辞劳苦,不怕牺牲,并且在每次战斗中都会招收各路英雄好汉。在这一点中,表面上看来,宋江不让晁盖出征是关心兄弟,招收好汉是壮大梁山义军的队伍,但这里面,有没有宋江想当“梁山一号人物”的私心呢?有没有他自己的暗中盘算呢?
  ⑵深明大义。晁盖死后,谁都知道(包括他自己)这把一号人物的交椅肯定非他莫属,但他却显露出深明大义的义举,不显摆,不急躁,摆出一幅大丈夫的派头,让位于卢俊义。可想而知,卢俊义能坐吗?敢坐吗?仅从这一点上,更加让兄弟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由此可见,宋江不但具有敏锐的政治雄心,还具有深藏不露的政客气质。也就是说,宋江天生便具有平衡各派别的本事。如果用一个难听一点的词语,即贬义词,那就是“老谋深算”。   1.4力挽狂澜
  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后,他的领导才能便得以充分发挥,整饬山寨,训练军队,亲自率领义军攻城掠地,大败官军,严重地威胁到大宋王朝的生存。为了进一步壮大自己,他不择手段地笼络人才,将宋王朝的统军领将呼延灼、关胜等“逼”上梁山。通过一段时间以后,梁山众兄弟在宋江的带领下,显得更加英勇无比,纪律倍加严明,对平民百姓秋毫无犯。“排座次”是起义事业发展的高潮,而“两嬴童贯”、“三败高俅”则使梁山武装力量达到全盛时期。
  1.5无与抗衡
  宋江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末年的徽宗年代。宋徽宗登基前过着“浮浪”腐朽的生活;登基后淫逸失政,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残害天下百姓。整个社会暗无天日,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京城,童贯、高俅等大官把持朝政,狼狈为奸,残害忠良的罪行举不胜举;在地方,各州县的贪官污吏同朝中权贵勾结,恣意欺压盘剥人民(梁中书为其岳父蔡京祝寿,竟用十万奇珍宝作寿礼;还有各州知府的贪赃枉法,虐民害物,不计其数);在社会底层更有一大批流氓无赖、地皮恶棍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如西门庆霸占潘金莲,还毒死武大郎;毛太公骗取老虎,还诬告猎人兄弟是强盗等等)。时下社会上的这些人从上至下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吸血鬼,激起了无数的反抗力量,如田虎,王庆,方腊和宋江,但这其中最为强大的便是宋江领导的梁山众英雄,其军事实力完全有可能取代宋王朝。然而,在这鼎盛时期的宋江,其性格核心中的“忠”却越发明显了,发芽了,完全战胜了“义”,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
  2报国忠君,酿成悲剧
  宋江自幼读儒家书,接受传统教育,在其内心深处已经深深埋藏着君臣、父子等封建等级观念。步入社会时在县衙做押司(小吏),刀笔精通。宋江在处理家庭关系之中完全以孝为本,是当时社会遵循封建道德的楷模。在宋江“义”的思想发展的同时,在阶级和教育的土壤之中所孕育的“忠”的种子,也在萌动、发芽、生长:
  2.1根深蒂固
  早在宋江私放晁盖时,在心底里一直想的是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还有在自己犯了事后衙门给他戴上枷,当别人准备给他打开时,他却全力反对,说绝不能这样,这是国家法度。由此可见,“忠”在宋江的骨子里根深蒂固,自始至终从未动摇过,只不过在前期的生活之中是“义”战了主导地位而已。
  宋江在躲避“杀惜”之祸的消极反抗时,忠的观念便在他的观念中进一步滋生,武松在投奔二龙山前,向宋江讲了以反抗求招安的知心话后,便勾起他对前途的思考,他说:
  “兄弟,……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生。我自者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
  意思是说:只有走借反抗谋招安的迂回之路,才能实现忠的理想。这样看来,“忠”是作为影响人物命运和人生道路的决定性因素出现的,而且由于忠的发展,宋江性格的本质特征也发生了转变,性格层次也将出现新的变化,显示出性格的新发展趋势。
  2.2庐山面目
  当宋江坐上梁山第一把交椅,成为梁山最高领导人后,其“替天行道”的“天”已由原来普通老百姓慢慢的变为宋王朝的昏君。虽然宋江多次强调,他只反贪官不反朝廷,可以吗?完全不可能,因为时下的贪官是朝廷培养、造就的,故最终并没有反倒贪官,反而让高俅一伙玩弄宋江于股掌之中。
  为了招安,他放弃了多年的弟兄;为了招安,他买通妓女;为了招安,他将自己的大仇人恭恭敬敬地送下了山;为了招安,他弃“义”而全“忠”……
  2.3一退再退
  接受招安后,如果说破大辽是忠的困惑,那么征方腊就是“义”的沦丧了。宋江带领群雄破辽胜利后,又被派往前去打方腊,可以想象,宋江也许当时想:“自己受到了朝廷的重用”。谁都知道,朝廷用的是“鹤蚌相争,渔翁得利”之计。在征剿方腊的战斗中,酿成了两败俱伤的政治大屠杀。虽然方腊被镇压下去了,但自己拥有十万雄师的义军,也损失惨重,一百单八将仅剩二十七位,更不用说其他小卒了。但他却全然不知这是朝廷的“坐山观虎斗”。
  事实上,宋徽宗再昏庸无道,再糊涂,但有一点却表现得非常清醒,那就是从未信过宋江:陈桥驿军校杀死厢官;枢密院同知赵安扶领二万御军监战;平辽、征方腊明显是要削弱宋江的力量;后来朝廷用“寿夭命长,人生分定”和“封官赐爵”来安慰宋江的灵魂,以达到逐一瓦解其身边的心腹的目的。鲁智深、燕青、武松等相继离他而去,又毒死了卢俊义。最后用下了慢药的御酒,让宋江服下,当其知道后,晚了,愤怒了:
  “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史,不幸失身于罪人,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今日,天子信听残佞,赐我药酒,得罪何辜!”
  2.4为时晚矣
  对皇帝的怨恨,对权奸的仇恨,宋江在临死前爆发式地倾吐出来,具有控诉和批判的份量,并在临死前亲自毒死李逵。
  总之,宋江的命运正应了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俗语。宋江的悲剧其实在冥冥中早就注定了,只不过他并不太理解,反而以“义”为借口,让众多梁山兄弟成了他“忠”的牺牲品,甚至连他自己也成了“忠”的祭品。曾经冲破“忠”,大造朝廷的反,是为不忠;后来不明真相,相信朝廷,投降朝廷,却遭人宰割,是为不智;以至到最后,让众多弟兄因他而丧命,是为不义!
  梁山义军的悲剧命运,并非粮草、士气、谋略,而主要在于其最高领导(宋江)决策不高,眼光“短浅”、“愚忠”所致。他为梁山英雄们制定了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把义军取得的一个个胜利,当作日后接受朝廷招安的计价还价的资本,而没有将“义”进行到底,只是肤浅地懂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光宗耀祖”。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没有能力想到造成社会黑暗的根本原因,也就不能想办法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不知道要推翻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而一心只想着报效已经腐朽的宋王朝,成为其鹰犬,以“建功立业”、“流芳百世”。
  归根到底,是宋江不能冲破“忠君”思想对他的精神锁枷。也许有人会说:“现代人思想解放了,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突破,怎能以现代人的思想来要求宋江哥哥呢?这样的要求未免也太苛刻了吧!”刘邦比宋江早啊?他在做市井之徒时,都有做皇帝的志向;比宋晚一些时候的朱元璋,从农民出身,参加明教,因他没有“忠”于谁的观念,在拥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的同时,积极进取,推翻了元朝,建立了大明王朝;再则,方腊与宋江为同时代的人,共同造大宋王朝的反,然而方腊称了帝,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或许在某一方面来说,方腊会更优于宋江,因他冲破了封建的忠君思想。
  《水浒传》成功塑造了一百零八人的艺术巨像,拱卫在宫廷正中的,正是他们的领袖宋江。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文学史上填补了一个巨大的空白。像这样如此呕心沥血刻划一个生动丰满的叛逆领袖形象,既写出了他的成功,又写出了他的失败,既不溢美,也不贬斥。
  我们对宋江的歌颂和肯定是针对他的反抗斗争行动;对他的批判是指性格中的脆弱落后的一面;我们之所以说宋江是一个“正面人物”、“农民革命英雄”就是对他的一生全部事业所做出的评价。
  综上所述,宋江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的一生。都说“水火不相容”,小说则将“忠”和“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但这里是把“义”放在“忠”的附属地位,忠义思想实质上变成了绝对的忠君思想,而“义”又不可避免地成为束缚梁山好汉的一种精神枷锁:众多兄弟均反对招安,但却都不反对自始至终主张招安的宋江,表现出对宋江的盲目绝对地服从,没有人出面阻拦,最后酿成悲剧。
  我们做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坚定地信奉这样一条原则:没有先进政党和革命理论武装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历史辨证法指出这样两条路:一是改朝换代,蜕化变质;二是战败归降。表面看起来有区别,其实质均为失败。小说中的宋江艺术地走向了第二条路:归降。但不是战败归降,而是战胜归降,即接受“招安”。这种失败全仗宋徽宗等朝廷小人,因为他们获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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