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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颖(二八五—一一七七三),字晋瞻,号芷岩、芷道人、芷叟、雪樵,因蓄美须长髯,自号髯痴,人呼周髯,嘉定一今属上海一人。清代书画家、竹刻家。
嘉定地区自古有竹刻的传统,深受传统技艺影响的周颢成为清代最著名的竹刻家,但其画名也因此为刻竹名所掩。有关周颢的文献记载虽然不算丰富,但钱大听《周山人传》、王鸣韶《嘉定三艺人传》、金元钰《竹人录》、程祖庆《练川名人画像》等都将其定位为画家兼竹人。乾隆间彭蕴灿辑《历代画史汇传》时,也称其“山水秀润,尤长画竹,能诗,复以竹刻名”。
此幅《风雨归舟图》作于壬戌之秋一一七四二),高一一二点五厘米,宽四六点五厘米,现藏嘉定博物馆。近景处主绘扁舟一只,主仆三人坐于船头,船夫一人立于船尾,船中央摆放酒两坛、菊花三盆,“载菊”之喻意颇明。
菊花是中国古代画家喜爱的题材之一,其意象也由来已久。但早期有关菊花的绘画作品中,它总是和陶渊明相呼应。陶渊明采菊、赏菊、对菊的场景在《东篱赏菊图》(上海博物馆藏),《陶潜赏菊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都曾出现。在明代唐寅的《采菊图》,张鹏的《醉归图》中,陶渊明与菊花的映照关系更加凸显。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托名陆探微的《归去来辞图》中已有“陶渊明载菊归舟”场景的描绘。天津博物馆所藏的《载菊图》,画面中央一叶扁舟,舟中放一盆菊花,一人對菊而坐,另一人持桨行舟。另有一幅私人收藏的张横的《载菊舟行图》也是相同题材。可见“载菊”题材早可看作是“归去来”题材的演化,象征着高洁的志向与率真的性情。
清初盛行摹古之风,自四王而下,颇成习气。《墨林今话》中曾提及周颢少时曾问业于王石谷(王翠)。此言不一定可靠。但从周颢的山水画中的确可以看到这样的面貌:其白题仿李成、范宽、巨然、赵令穰、米友仁、王蒙者,均似四王、虞山一脉,未出其藩篱。这幅作品上也自题有“抄写于卧云精舍”,不知“抄”自谁家图景。笔墨功夫虽不及绘画大家,但亦有独到之处。他擅画雨雪之景,如“雪山行旅”“风雨归舟”一类的题材。正如此幅图中,远景云山烟雨缭绕,自此而下,山川迂回、道路曲折,树木迎风、屋桥历历、人物毕肖,一仆顶风撑伞,一仆执扇遮雨,芦苇、树枝迎风摆动、水面掀起波澜,每个细节都强化了“风雨”的主题。
《风雨归舟图》在前人“载菊”题材上独创性地增加了“风雨归舟”的情结,产生了令人紧张的戏剧冲突。绘传统题材而不落前人窠臼,可谓此画的一大亮点。
嘉定地区自古有竹刻的传统,深受传统技艺影响的周颢成为清代最著名的竹刻家,但其画名也因此为刻竹名所掩。有关周颢的文献记载虽然不算丰富,但钱大听《周山人传》、王鸣韶《嘉定三艺人传》、金元钰《竹人录》、程祖庆《练川名人画像》等都将其定位为画家兼竹人。乾隆间彭蕴灿辑《历代画史汇传》时,也称其“山水秀润,尤长画竹,能诗,复以竹刻名”。
此幅《风雨归舟图》作于壬戌之秋一一七四二),高一一二点五厘米,宽四六点五厘米,现藏嘉定博物馆。近景处主绘扁舟一只,主仆三人坐于船头,船夫一人立于船尾,船中央摆放酒两坛、菊花三盆,“载菊”之喻意颇明。
菊花是中国古代画家喜爱的题材之一,其意象也由来已久。但早期有关菊花的绘画作品中,它总是和陶渊明相呼应。陶渊明采菊、赏菊、对菊的场景在《东篱赏菊图》(上海博物馆藏),《陶潜赏菊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都曾出现。在明代唐寅的《采菊图》,张鹏的《醉归图》中,陶渊明与菊花的映照关系更加凸显。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托名陆探微的《归去来辞图》中已有“陶渊明载菊归舟”场景的描绘。天津博物馆所藏的《载菊图》,画面中央一叶扁舟,舟中放一盆菊花,一人對菊而坐,另一人持桨行舟。另有一幅私人收藏的张横的《载菊舟行图》也是相同题材。可见“载菊”题材早可看作是“归去来”题材的演化,象征着高洁的志向与率真的性情。
清初盛行摹古之风,自四王而下,颇成习气。《墨林今话》中曾提及周颢少时曾问业于王石谷(王翠)。此言不一定可靠。但从周颢的山水画中的确可以看到这样的面貌:其白题仿李成、范宽、巨然、赵令穰、米友仁、王蒙者,均似四王、虞山一脉,未出其藩篱。这幅作品上也自题有“抄写于卧云精舍”,不知“抄”自谁家图景。笔墨功夫虽不及绘画大家,但亦有独到之处。他擅画雨雪之景,如“雪山行旅”“风雨归舟”一类的题材。正如此幅图中,远景云山烟雨缭绕,自此而下,山川迂回、道路曲折,树木迎风、屋桥历历、人物毕肖,一仆顶风撑伞,一仆执扇遮雨,芦苇、树枝迎风摆动、水面掀起波澜,每个细节都强化了“风雨”的主题。
《风雨归舟图》在前人“载菊”题材上独创性地增加了“风雨归舟”的情结,产生了令人紧张的戏剧冲突。绘传统题材而不落前人窠臼,可谓此画的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