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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钱文贵是丁玲塑造的典型的地主形象，但他的土地其实并不多。钱文贵之所以成为土改中的头号斗争对象并不因为他是地主，而因为他是群众痛恨的乡村恶霸。小说表面上是写土改中的阶级斗争，实质上却讲了一个惩恶扬善的故事。正是通过斗争钱文贵这样一个众矢之“敌”，革命终于把群众发动起来，从而有效地整合了乡村资源，为最终赢得胜利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阶级斗争；惩恶扬善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7-0118-04
在著名的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钱文贵是丁玲塑造的最典型的地主形象，小说中的大部分矛盾都围绕他展开。当土改工作组进村之后，钱文贵事实上已经成为这次革命最直接和重要的目标。但由于他此前在暖水屯不可一世的势力，群众大多心存疑惧，不敢起来揭发他。在工作组和先进农民张裕民等人的一再努力下，特别是在党的优秀干部章品同志的领导下，钱文贵终于被民兵关押起来。在斗争大会上，先由群众揭发钱文贵的累累罪行，待到群情激奋之时，再由民兵将钱文贵押上台来。钱文贵刚上台时，其凶狠的目光几乎就将群众镇住。关键时刻，农会主任程仁忽然跳上台，痛骂钱文贵，群众大受刺激，猛然得势，终于用激烈的声讨、口号和拳头，将钱文贵彻底击倒在地。
在革命话语里，土地改革的目标在于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在当时的革命家眼中，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土地的私有制则是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要让中国农民翻身得解放，唯一的途径便是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所以在通过《五四指示》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但是，土改工作组在暖水屯的头号敌人钱文贵的土地并不是很多，不过六七十亩，连富裕中农顾涌家的土地也比他家多得多。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土地并不很多的人却成了土改工作组的头号敌人呢?
毋庸置疑，钱文贵是暖水屯民愤最大的人物。从下面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钱文贵在当地农民心中的特殊地位。
……钱文贵总好像是个天外飞来的富户，他不像庄稼人。……他不做官，也不做乡长，甲长，也不做买卖，可是人都得恭维他，给他送东西，送钱。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摇鹅毛扇的，是一个唱傀儡戏的提线线的人。……他要坑害人可便当，不拘在哪里说几句话。你吃了亏还不知道这事从哪儿说起，究竟是谁的过。老百姓背地里都说他是一个“尖”，而且是村子上八大尖里面的第一个尖。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农民一般都重农轻商，勤于农事被视为农民最基本的品质。如果认为一个农民“不像庄稼人”，就等于说他不务正业，是对他品质的否定。在暖水屯的农民看来。钱文贵就“不像庄稼人”。不仅如此，他还工于心计，是一个“摇鹅毛扇的”，“唱傀儡戏提线线的人”。这样一来，钱文贵“不像庄稼人”就不仅仅是不勤于农事，不务正业，还暗含着此人缺乏庄稼人的厚道，心地险恶，不可信赖等意思。钱文贵家虽然富裕，但在村民看来却富得不明不白，没有说服力，多少有点来路不正，所以给人感觉是“天外飞来的富户”。对他这样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在钱文贵和庄稼人之间划下了一道清晰的界线。在势力上，钱文贵处于绝对上风，农民不仅不敢得罪他，还得表面上巴结他；但在道德上，钱文贵却不占任何优势，庄稼人从内心深处鄙视他，痛恨他。就连钱文贵的亲哥哥钱文富也认为他“在村子上作的罪孽太多了”。可见在暖水屯，钱文贵已是千夫所指的孤家寡人。
土改工作组来到暖水屯之后，钱文贵保持了他一贯的风格，多方打探风声，审时度势，一幅临危不乱的样子。钱文贵表面上之所以显得如此从容，是因为他自以为土地少，尽管有一些仇人，但在革命阵营中也有自己的人，怎么闹都不至于大难临头，更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这次土改的头号斗争对象。在与小学教员任国忠的交谈中，钱文贵甚至把自己定位在穷人的行列：
“……管他们共产也好，均地也好，保险闹不到你头上，跟咱一样，咱就不怕他们这一套。……咱顶多就成了个不穷不富。”
“土地改革，咱不怕，要是闹得好，也许给分上二亩水地……”
显然，在对土地改革的认识上，钱文贵和这次革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错位。钱文贵简单地以为土地改革就是针对土地，而自己的土地并不多，所以心存侥幸。但这次革命不仅要分土地，更要发动斗争。以文采为组长的工作组到暖水屯两个多星期的工作之所以不被上级认可，便是因为斗争没有发动起来，所以才会再派革命经验丰富的宣传部长章品来到暖水屯。章品到来之后，立即开始了发动群众的工作。他在与当地农民的交谈中说道：
“……你们自己一辈子也受了不少罪，在大伙面前向地主们算算账，不要照老一套工作手法，你们还怕暴露了自己么?咱们涿鹿县的工作从去年到今年都是吃了这个亏。咱们老是怕闹过了火，只肯自己几个干部考虑了又考虑，就怕不能掌握住，就怕老百姓犯错误，不敢去发动他们，这是不相信老百姓。……”
“咱们这会要着起来，把那些坏蛋都烧光，看他们还来个里应外合不啦。咱们先下手为强，斩草除根，人们就不会害怕了。”从章品的谈话中可以明显看出，这次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燃起一场群众斗争的大火。那么怎样燃起这场大火呢?这里面必然涉及到革命的策略。文采之所以没有燃起这场大火，就是因为他的革命策略还远远不够。在决定斗争钱文贵的会议上，区工会主任老董说道：“咱老早就说暖水屯要不斗争钱文贵，工作就做不下去，老百姓最恨的就是这个人。”要燃起群众斗争的大火，首先就要找到群众最痛恨的人，因为只有老百姓心中的仇恨，才是最佳的燃料。
在广大的农村，群众痛恨的对象往往不是以财富的多寡为标准，而是道德品质。那些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卓越的技能致富的人，只要没有丧失传统庄稼人的美德，老百姓即使嫉妒也不至于痛恨，甚至还会将他们作为自己人生的榜样。为富并不一定不仁，他们的富往往同时也是仁的报答和证明。而那些游手好闲，偷奸耍滑，两面三刀之流，即使再穷也不会赢得老百姓的怜悯，他们的穷往往被视为应得的恶报。而这种人要是富裕的话那就更是不得民心，来路不明的财富不仅无法赢得任何尊敬，只会招来众人的诅咒。在中国传统乡村中，这种人长期被视为社会的毒瘤，是老百姓最痛恨的对象。在暖水屯，钱文贵正是这样一个众矢之“敌”。
酝酿斗争对象就需要发动群众仇恨，而发动群众仇恨就需要挖掘乡村恶人。于是乎。土改工作最终变成了对乡村恶人的惩罚。这一点在酝酿斗争对象的过程中异常鲜明地表现出来。在以“尽量做到一致”为标题的第22章，工作组和当地干部一起开会，酝酿斗争对象。
这个会开得很长，人名提得很多，凡是 有出租地的或土地多的，凡是当过甲长的，都提到了，材料也谈出了很多，可是没有结果。这些人都应该被清算，分别轻重，但似乎在这之中，找出一个最典型的人来，这个人是突出的罪大恶极。是可以由于他而燃烧起群众的怒火来的就没有。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确定斗争对象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土地多，二是罪大恶极。而这两个标准也正是能够发动群众的最佳策略。如果斗争对象的土地多，群众能分到的土地也就更多，自然有了积极性；如果斗争对象罪大恶极，民怨沸腾，那么发动斗争正好为民愤找到一条发泄通道，既惩治了罪人，又赢得了民心。对于钱文贵而言，第一个标准显然不符合，所以使他成为暖水屯头号斗争对象的关键原因是他不得人心，民愤极大。最典型的就是钱文贵欺骗刘满一家人，把人家弄得家破人亡。在斗争钱文贵的大会上。刘满终于盼来了机会，把憋在心里多年的冤屈和仇恨痛痛快快地宣泄出来。
刘满用着他两只因失眠而发红的眼睛望着众人，他捶着自己的胸脯。他说：“咱这笔账可长咧，咱今天要从头来说。咱的事有人知道，也有人不知道，啊!你们哪里会清楚这十年来的冤气。咱就是给冤气填大的。”他又拍了拍胸脯，表示这里面正装满了冤气……。
钱文贵撺掇刘满的爹开磨坊，并引荐自己的一个朋友到磨坊当伙计，结果伙计偷了磨坊的两匹太骡子和千来斤麦子，由此导致刘满家破人亡的悲剧。从刘满的陈述不难看出，他和钱文贵之间的仇恨主要是私人之间的恩怨，而非阶级仇恨，因为钱文贵在刘满一家人的悲剧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坏人，而非地主。
“日本人来的第二年”，刘满又接下去说了，“钱文贵找咱二哥去说，过去对不起咱爹，磨坊赔了钱，他心里老过意不去，他说要帮咱们忙，劝咱二哥当个甲长，说多少可以捞回几个。咱二哥不愿意，他是老实人，家里又没人种地，又不是场面上人，咱弟兄全恨他，不肯干这件事。咱们回绝了他，他走了，过了半个月，大乡里来了公事，派了咱二哥当甲长。咱二哥没有法，就给他套上了。大乡里今天要款，明天要粮，后天要夫，一伙伙的特务汉奸来村子上。咱二哥侍候不来，天天挨骂，挨揍，哪一天不把从老乡亲们那里讹来的钱送给他去?他还动不动说咱二哥不忠心皇军，要送到兵营里去。咱二哥当了三个月甲长，要不是得了病，还不会饶二哥!二哥!你上来让大家来看看是什么样子!咱二哥呢，二哥!二哥!……”他的声音嘶哑了，模糊了，他说不出话的时候，就用两个拳头擂着他的胸脯。
而这一段陈述告诉人们，钱文贵不仅是骗子、坏人，而且还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这一点显然更能有效地激发起群众的仇恨与愤怒。
底下没有人说话了，有年老的轻轻的叹着气。
刘满忽然把两手举起，大声喊：“咱要报仇!”
“报仇!”雷一样的吼声跟着他。拳头密密的往上举起。李昌也领着喊：“钱文贵，真正刁，谋财害命不用刀!”大家都跟着他，用力的喊。
在刘满对钱文贵的控诉中，没有一项是和土地相关。刘满之后，一个又一个接着上台，继续着对钱文贵的声讨，内容大多是钱文贵仗势欺人，为非作歹。就连钱文贵的亲戚顾涌的儿子劂顷也加入了讨伐的行列。顾顺不仅把和钱文贵家摩擦的鸡毛蒜皮都当作仇恨趁机宣泄出来，而且还大报猛料，说钱文贵调戏儿媳妇(也就是顾顺的姐姐)。在中国传统社会，这种性丑闻对当事人的道德人格无疑是致命的打击。钱文贵罪上加罪，处于十恶不赦的境地。每个控诉的人都越讲越愤怒，讲完之后，群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群众心中的仇恨终于被召唤出来，激发起来，宣泄出来，群众斗争的火焰就这样如愿地熊熊燃烧起来!
作为暖水屯土地改革的头号斗争对象，钱文贵的几乎所有罪恶都与土地无关。与李子俊、顾涌比起来，钱文贵甚至算不上地主，之所以被斗是因为他是千夫所指的乡村恶霸。只有斗争这样一个恶霸，革命才会顺应民心，赢得民心。
无论革命还是不革命，不管在新社会还是旧社会，恶霸都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应该严惩的对象。惩恶扬善是社会中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也是文学一贯的母题。《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等革命经典与其说是在叙述土地改革中的阶级斗争，不如说是在讲惩恶扬善的故事。或者说，这些革命经典在借用惩恶扬善的主题和模式来叙述革命。革命也因为惩恶扬善而深入民心，成为中国民间社会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念。
土地改革的目标如果仅仅是“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见《五四指示》)，也许就用不着如此广泛而残酷的斗争。即使在老百姓看来，分地和斗争也是两码事：分地未必一定要斗争，不斗争照样可以分地，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土改工作组刚到暖水屯的时候，当地干部和几个贫农在合作社曾谈到分地与斗争的问题。
“今年是只分地嘛，还是也要闹斗争?”赵全功也跟着问。
“按土地改革，就是分地，只是——”程仁想起了孟家沟的大会，又补充道：“也要斗争!”
当然，革命话语对土改中的斗争也曾作过解释，那就是不斗争就会导致“夹生饭”，“群众没有真正和地主撕破脸皮”，地主“威风没有完全打掉”。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让群众和地主真正撕破脸皮?要知道传统的乡土中国是一种犬牙交错的人情网，地主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和周围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情和人情关联，要一下子撕破脸皮决非易事。为什么一定要先斗争然后才能分地?为什么未经严重斗争的分地就被视为“夹生饭”而不被认可?如果把分地作为目标，斗争视为手段，那么在目标与手段之间显然已经出现了错位。尽管不斗争也可以分地，但斗争仍属必要，那么斗争这一手段就明显不再指向分地这一目标，而毫无疑问是另有所某。这另外的目的在哪儿呢?
不妨先看看土改工作组来到暖水屯之前，解放区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及心态。虽然是在解放区，但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并不一定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他们对天下纷争持一种与己无关的旁观心态，甚至认为…中央’军也是中国人，咱们劳动吃饭，又不想当官掌权，咱们还是做咱们的老百姓，庄稼人”。可以说，无论哪个朝代，在那些兵荒马乱的年月，都有相当一部分老百姓持类似的立场，他们或许无法躲避战乱带来的灾难，却有权保持中立或旁观的姿态。
在解放区，这种中立或旁观态度被视为老百姓的变天思想。虽然眼下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天下，但也有可能“八路军就站不长，说不定哪天就背着小包袱走了”。而“中央军”一来，“咱们暖水屯还得重改政权，那些闹红了的就得当心他们的脑袋”。细心体会不难发现，土地改革之所以一定要斗争，一个重要的目的正在于此——消灭变天思想!在钱文贵被关押后，斗争前，县委宣传部长章品离开暖水屯，支部书记张裕民送他到村口。这时章品向张裕民特别交待：人千万别打死。
“这是一种变天思想，咱们要纠正它，随便打死人影响是不好的。咱们可以搜集他的罪状交给法院，死人不经过法院是不对的。咱们今天斗争是在政治上打垮他，要他向人民低头，还不一定要消灭他的肉体。你得说服大家。”
“嗯。”张裕民只得答应他。
“事情办着再看，咱到县上先把情况汇报了后大家再商量，如果老百姓一定要他死，罪也该死，那时咱们再派人来吧。我一个人也做不得主，你是明白的，——听，打锣了，暂时这样吧：要往死里斗，却把人留着；要在斗争里看出入民团结的力量，要在斗争里消灭变天思想。”
一旦斗争起来，有变天思想的干部和群众就尽量往死里斗，争取将斗争对象从肉体上消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斩草除根，杜绝后患，以免在变天之后招来报复。而在革命家看来，斗争的目的是“要在斗争里看出人民团结的力量，要在斗争里消灭变天思想”。那么到底怎样在斗争里看出人民团结的力量?怎样在斗争里消灭变天思想?
变天思想的根源在于对国共两党未来前景的判断，在于对八路军和“中央军”实力的权衡。消灭变天思想就是要让老百姓确信共产党必胜，八路军必胜，国民党“中央军”绝无反攻倒算的可能，从而更加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八路军一边。显然，通过对地主恶霸的斗争，是不足以让老百姓获得对未来的这种确信的。但是。一旦群众亲自参与斗争，他们事实上就彻底失去了中立和旁观的可能，别无选择地站到了斗争双方中的一方。对革命而言，要么是战友，要么是敌人，再也不会有第三种选择!即使内心深处的变天思想依然存在，但选择却是唯一的。于是无论有多少顾虑，也只能义无反顾，英勇向前。
土地改革刚刚完成，暖水屯就接到上级派来的紧急任务——发动所有人力急速去怀来一带加修工事。第二天，一支由百来名青壮年组成的民夫队伍随即开赴前线。
黄仁宇先生曾这样评价土地改革的历史功绩：“土地改革解决了中共一切的动员问题。一到他们将初期的农民暴动控制在手，兵员补充与后勤都已迎刃而解。整个乡间完全被动员整合。紧接战场后方的是动员村落的人员。村民必须供应食物、住处及急救设备。各种后备支援就这样以自动贡献的名义，定期而自动地输送到前线，作战部队完全摆脱后勤的负担重任。”
黄仁宇的这一观点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里似乎也得到了异常明确的印证，虽然小说绝非历史文献。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阶级斗争；惩恶扬善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7-0118-04
在著名的土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钱文贵是丁玲塑造的最典型的地主形象，小说中的大部分矛盾都围绕他展开。当土改工作组进村之后，钱文贵事实上已经成为这次革命最直接和重要的目标。但由于他此前在暖水屯不可一世的势力，群众大多心存疑惧，不敢起来揭发他。在工作组和先进农民张裕民等人的一再努力下，特别是在党的优秀干部章品同志的领导下，钱文贵终于被民兵关押起来。在斗争大会上，先由群众揭发钱文贵的累累罪行，待到群情激奋之时，再由民兵将钱文贵押上台来。钱文贵刚上台时，其凶狠的目光几乎就将群众镇住。关键时刻，农会主任程仁忽然跳上台，痛骂钱文贵，群众大受刺激，猛然得势，终于用激烈的声讨、口号和拳头，将钱文贵彻底击倒在地。
在革命话语里，土地改革的目标在于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在当时的革命家眼中，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土地的私有制则是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要让中国农民翻身得解放，唯一的途径便是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所以在通过《五四指示》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但是，土改工作组在暖水屯的头号敌人钱文贵的土地并不是很多，不过六七十亩，连富裕中农顾涌家的土地也比他家多得多。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土地并不很多的人却成了土改工作组的头号敌人呢?
毋庸置疑，钱文贵是暖水屯民愤最大的人物。从下面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钱文贵在当地农民心中的特殊地位。
……钱文贵总好像是个天外飞来的富户，他不像庄稼人。……他不做官，也不做乡长，甲长，也不做买卖，可是人都得恭维他，给他送东西，送钱。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摇鹅毛扇的，是一个唱傀儡戏的提线线的人。……他要坑害人可便当，不拘在哪里说几句话。你吃了亏还不知道这事从哪儿说起，究竟是谁的过。老百姓背地里都说他是一个“尖”，而且是村子上八大尖里面的第一个尖。
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农民一般都重农轻商，勤于农事被视为农民最基本的品质。如果认为一个农民“不像庄稼人”，就等于说他不务正业，是对他品质的否定。在暖水屯的农民看来。钱文贵就“不像庄稼人”。不仅如此，他还工于心计，是一个“摇鹅毛扇的”，“唱傀儡戏提线线的人”。这样一来，钱文贵“不像庄稼人”就不仅仅是不勤于农事，不务正业，还暗含着此人缺乏庄稼人的厚道，心地险恶，不可信赖等意思。钱文贵家虽然富裕，但在村民看来却富得不明不白，没有说服力，多少有点来路不正，所以给人感觉是“天外飞来的富户”。对他这样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在钱文贵和庄稼人之间划下了一道清晰的界线。在势力上，钱文贵处于绝对上风，农民不仅不敢得罪他，还得表面上巴结他；但在道德上，钱文贵却不占任何优势，庄稼人从内心深处鄙视他，痛恨他。就连钱文贵的亲哥哥钱文富也认为他“在村子上作的罪孽太多了”。可见在暖水屯，钱文贵已是千夫所指的孤家寡人。
土改工作组来到暖水屯之后，钱文贵保持了他一贯的风格，多方打探风声，审时度势，一幅临危不乱的样子。钱文贵表面上之所以显得如此从容，是因为他自以为土地少，尽管有一些仇人，但在革命阵营中也有自己的人，怎么闹都不至于大难临头，更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这次土改的头号斗争对象。在与小学教员任国忠的交谈中，钱文贵甚至把自己定位在穷人的行列：
“……管他们共产也好，均地也好，保险闹不到你头上，跟咱一样，咱就不怕他们这一套。……咱顶多就成了个不穷不富。”
“土地改革，咱不怕，要是闹得好，也许给分上二亩水地……”
显然，在对土地改革的认识上，钱文贵和这次革命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错位。钱文贵简单地以为土地改革就是针对土地，而自己的土地并不多，所以心存侥幸。但这次革命不仅要分土地，更要发动斗争。以文采为组长的工作组到暖水屯两个多星期的工作之所以不被上级认可，便是因为斗争没有发动起来，所以才会再派革命经验丰富的宣传部长章品来到暖水屯。章品到来之后，立即开始了发动群众的工作。他在与当地农民的交谈中说道：
“……你们自己一辈子也受了不少罪，在大伙面前向地主们算算账，不要照老一套工作手法，你们还怕暴露了自己么?咱们涿鹿县的工作从去年到今年都是吃了这个亏。咱们老是怕闹过了火，只肯自己几个干部考虑了又考虑，就怕不能掌握住，就怕老百姓犯错误，不敢去发动他们，这是不相信老百姓。……”
“咱们这会要着起来，把那些坏蛋都烧光，看他们还来个里应外合不啦。咱们先下手为强，斩草除根，人们就不会害怕了。”从章品的谈话中可以明显看出，这次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燃起一场群众斗争的大火。那么怎样燃起这场大火呢?这里面必然涉及到革命的策略。文采之所以没有燃起这场大火，就是因为他的革命策略还远远不够。在决定斗争钱文贵的会议上，区工会主任老董说道：“咱老早就说暖水屯要不斗争钱文贵，工作就做不下去，老百姓最恨的就是这个人。”要燃起群众斗争的大火，首先就要找到群众最痛恨的人，因为只有老百姓心中的仇恨，才是最佳的燃料。
在广大的农村，群众痛恨的对象往往不是以财富的多寡为标准，而是道德品质。那些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卓越的技能致富的人，只要没有丧失传统庄稼人的美德，老百姓即使嫉妒也不至于痛恨，甚至还会将他们作为自己人生的榜样。为富并不一定不仁，他们的富往往同时也是仁的报答和证明。而那些游手好闲，偷奸耍滑，两面三刀之流，即使再穷也不会赢得老百姓的怜悯，他们的穷往往被视为应得的恶报。而这种人要是富裕的话那就更是不得民心，来路不明的财富不仅无法赢得任何尊敬，只会招来众人的诅咒。在中国传统乡村中，这种人长期被视为社会的毒瘤，是老百姓最痛恨的对象。在暖水屯，钱文贵正是这样一个众矢之“敌”。
酝酿斗争对象就需要发动群众仇恨，而发动群众仇恨就需要挖掘乡村恶人。于是乎。土改工作最终变成了对乡村恶人的惩罚。这一点在酝酿斗争对象的过程中异常鲜明地表现出来。在以“尽量做到一致”为标题的第22章，工作组和当地干部一起开会，酝酿斗争对象。
这个会开得很长，人名提得很多，凡是 有出租地的或土地多的，凡是当过甲长的，都提到了，材料也谈出了很多，可是没有结果。这些人都应该被清算，分别轻重，但似乎在这之中，找出一个最典型的人来，这个人是突出的罪大恶极。是可以由于他而燃烧起群众的怒火来的就没有。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确定斗争对象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土地多，二是罪大恶极。而这两个标准也正是能够发动群众的最佳策略。如果斗争对象的土地多，群众能分到的土地也就更多，自然有了积极性；如果斗争对象罪大恶极，民怨沸腾，那么发动斗争正好为民愤找到一条发泄通道，既惩治了罪人，又赢得了民心。对于钱文贵而言，第一个标准显然不符合，所以使他成为暖水屯头号斗争对象的关键原因是他不得人心，民愤极大。最典型的就是钱文贵欺骗刘满一家人，把人家弄得家破人亡。在斗争钱文贵的大会上。刘满终于盼来了机会，把憋在心里多年的冤屈和仇恨痛痛快快地宣泄出来。
刘满用着他两只因失眠而发红的眼睛望着众人，他捶着自己的胸脯。他说：“咱这笔账可长咧，咱今天要从头来说。咱的事有人知道，也有人不知道，啊!你们哪里会清楚这十年来的冤气。咱就是给冤气填大的。”他又拍了拍胸脯，表示这里面正装满了冤气……。
钱文贵撺掇刘满的爹开磨坊，并引荐自己的一个朋友到磨坊当伙计，结果伙计偷了磨坊的两匹太骡子和千来斤麦子，由此导致刘满家破人亡的悲剧。从刘满的陈述不难看出，他和钱文贵之间的仇恨主要是私人之间的恩怨，而非阶级仇恨，因为钱文贵在刘满一家人的悲剧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坏人，而非地主。
“日本人来的第二年”，刘满又接下去说了，“钱文贵找咱二哥去说，过去对不起咱爹，磨坊赔了钱，他心里老过意不去，他说要帮咱们忙，劝咱二哥当个甲长，说多少可以捞回几个。咱二哥不愿意，他是老实人，家里又没人种地，又不是场面上人，咱弟兄全恨他，不肯干这件事。咱们回绝了他，他走了，过了半个月，大乡里来了公事，派了咱二哥当甲长。咱二哥没有法，就给他套上了。大乡里今天要款，明天要粮，后天要夫，一伙伙的特务汉奸来村子上。咱二哥侍候不来，天天挨骂，挨揍，哪一天不把从老乡亲们那里讹来的钱送给他去?他还动不动说咱二哥不忠心皇军，要送到兵营里去。咱二哥当了三个月甲长，要不是得了病，还不会饶二哥!二哥!你上来让大家来看看是什么样子!咱二哥呢，二哥!二哥!……”他的声音嘶哑了，模糊了，他说不出话的时候，就用两个拳头擂着他的胸脯。
而这一段陈述告诉人们，钱文贵不仅是骗子、坏人，而且还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这一点显然更能有效地激发起群众的仇恨与愤怒。
底下没有人说话了，有年老的轻轻的叹着气。
刘满忽然把两手举起，大声喊：“咱要报仇!”
“报仇!”雷一样的吼声跟着他。拳头密密的往上举起。李昌也领着喊：“钱文贵，真正刁，谋财害命不用刀!”大家都跟着他，用力的喊。
在刘满对钱文贵的控诉中，没有一项是和土地相关。刘满之后，一个又一个接着上台，继续着对钱文贵的声讨，内容大多是钱文贵仗势欺人，为非作歹。就连钱文贵的亲戚顾涌的儿子劂顷也加入了讨伐的行列。顾顺不仅把和钱文贵家摩擦的鸡毛蒜皮都当作仇恨趁机宣泄出来，而且还大报猛料，说钱文贵调戏儿媳妇(也就是顾顺的姐姐)。在中国传统社会，这种性丑闻对当事人的道德人格无疑是致命的打击。钱文贵罪上加罪，处于十恶不赦的境地。每个控诉的人都越讲越愤怒，讲完之后，群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群众心中的仇恨终于被召唤出来，激发起来，宣泄出来，群众斗争的火焰就这样如愿地熊熊燃烧起来!
作为暖水屯土地改革的头号斗争对象，钱文贵的几乎所有罪恶都与土地无关。与李子俊、顾涌比起来，钱文贵甚至算不上地主，之所以被斗是因为他是千夫所指的乡村恶霸。只有斗争这样一个恶霸，革命才会顺应民心，赢得民心。
无论革命还是不革命，不管在新社会还是旧社会，恶霸都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应该严惩的对象。惩恶扬善是社会中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也是文学一贯的母题。《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等革命经典与其说是在叙述土地改革中的阶级斗争，不如说是在讲惩恶扬善的故事。或者说，这些革命经典在借用惩恶扬善的主题和模式来叙述革命。革命也因为惩恶扬善而深入民心，成为中国民间社会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念。
土地改革的目标如果仅仅是“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见《五四指示》)，也许就用不着如此广泛而残酷的斗争。即使在老百姓看来，分地和斗争也是两码事：分地未必一定要斗争，不斗争照样可以分地，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土改工作组刚到暖水屯的时候，当地干部和几个贫农在合作社曾谈到分地与斗争的问题。
“今年是只分地嘛，还是也要闹斗争?”赵全功也跟着问。
“按土地改革，就是分地，只是——”程仁想起了孟家沟的大会，又补充道：“也要斗争!”
当然，革命话语对土改中的斗争也曾作过解释，那就是不斗争就会导致“夹生饭”，“群众没有真正和地主撕破脸皮”，地主“威风没有完全打掉”。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定要让群众和地主真正撕破脸皮?要知道传统的乡土中国是一种犬牙交错的人情网，地主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和周围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情和人情关联，要一下子撕破脸皮决非易事。为什么一定要先斗争然后才能分地?为什么未经严重斗争的分地就被视为“夹生饭”而不被认可?如果把分地作为目标，斗争视为手段，那么在目标与手段之间显然已经出现了错位。尽管不斗争也可以分地，但斗争仍属必要，那么斗争这一手段就明显不再指向分地这一目标，而毫无疑问是另有所某。这另外的目的在哪儿呢?
不妨先看看土改工作组来到暖水屯之前，解放区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及心态。虽然是在解放区，但相当一部分老百姓并不一定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他们对天下纷争持一种与己无关的旁观心态，甚至认为…中央’军也是中国人，咱们劳动吃饭，又不想当官掌权，咱们还是做咱们的老百姓，庄稼人”。可以说，无论哪个朝代，在那些兵荒马乱的年月，都有相当一部分老百姓持类似的立场，他们或许无法躲避战乱带来的灾难，却有权保持中立或旁观的姿态。
在解放区，这种中立或旁观态度被视为老百姓的变天思想。虽然眼下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天下，但也有可能“八路军就站不长，说不定哪天就背着小包袱走了”。而“中央军”一来，“咱们暖水屯还得重改政权，那些闹红了的就得当心他们的脑袋”。细心体会不难发现，土地改革之所以一定要斗争，一个重要的目的正在于此——消灭变天思想!在钱文贵被关押后，斗争前，县委宣传部长章品离开暖水屯，支部书记张裕民送他到村口。这时章品向张裕民特别交待：人千万别打死。
“这是一种变天思想，咱们要纠正它，随便打死人影响是不好的。咱们可以搜集他的罪状交给法院，死人不经过法院是不对的。咱们今天斗争是在政治上打垮他，要他向人民低头，还不一定要消灭他的肉体。你得说服大家。”
“嗯。”张裕民只得答应他。
“事情办着再看，咱到县上先把情况汇报了后大家再商量，如果老百姓一定要他死，罪也该死，那时咱们再派人来吧。我一个人也做不得主，你是明白的，——听，打锣了，暂时这样吧：要往死里斗，却把人留着；要在斗争里看出入民团结的力量，要在斗争里消灭变天思想。”
一旦斗争起来，有变天思想的干部和群众就尽量往死里斗，争取将斗争对象从肉体上消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斩草除根，杜绝后患，以免在变天之后招来报复。而在革命家看来，斗争的目的是“要在斗争里看出人民团结的力量，要在斗争里消灭变天思想”。那么到底怎样在斗争里看出人民团结的力量?怎样在斗争里消灭变天思想?
变天思想的根源在于对国共两党未来前景的判断，在于对八路军和“中央军”实力的权衡。消灭变天思想就是要让老百姓确信共产党必胜，八路军必胜，国民党“中央军”绝无反攻倒算的可能，从而更加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八路军一边。显然，通过对地主恶霸的斗争，是不足以让老百姓获得对未来的这种确信的。但是。一旦群众亲自参与斗争，他们事实上就彻底失去了中立和旁观的可能，别无选择地站到了斗争双方中的一方。对革命而言，要么是战友，要么是敌人，再也不会有第三种选择!即使内心深处的变天思想依然存在，但选择却是唯一的。于是无论有多少顾虑，也只能义无反顾，英勇向前。
土地改革刚刚完成，暖水屯就接到上级派来的紧急任务——发动所有人力急速去怀来一带加修工事。第二天，一支由百来名青壮年组成的民夫队伍随即开赴前线。
黄仁宇先生曾这样评价土地改革的历史功绩：“土地改革解决了中共一切的动员问题。一到他们将初期的农民暴动控制在手，兵员补充与后勤都已迎刃而解。整个乡间完全被动员整合。紧接战场后方的是动员村落的人员。村民必须供应食物、住处及急救设备。各种后备支援就这样以自动贡献的名义，定期而自动地输送到前线，作战部队完全摆脱后勤的负担重任。”
黄仁宇的这一观点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里似乎也得到了异常明确的印证，虽然小说绝非历史文献。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