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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的内容对西方社会的适应性和翻译的质量仍然是“走出去”的瓶颈，国外出版的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图书大多数还是外国作者的作品。“外国人写中国”仍然是全世界中国题材图书的主流，中国问题的话语权仍然大部分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所以，靠版权输出扭转逆差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一)
2010年已经过去9个月的时候，中国ISBN中心方才“秋后算帐”，《2009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的统计公报》(以下简称《统计公报》)终于见诸报端。不过“秋后算帐”却不是算当年的春华秋实，而是2009年的陈帐。全国年度新闻出版统计数据通常在第二年的夏天公布，今年则又特别晚点，当正式的文本出版就已近年底，这似乎是中国统计工作者几十年的惯例。但上一年的统计数据要等到第二年的秋后公布，却不知道如何能够及时指导全国新闻出版工作?
盘点2009年中国新闻出版业，人们最关心的当然是出版总量的升降。总量看什么，在数字出版还不到全国5％份额的情况下，纸质平面媒体仍然是新闻出版业的主体，用纸量因此成为中国新闻出版第一数据。用纸量即所谓的印张数，《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出版图书、期刊、报纸总印张为2701.14亿印张，折合用纸量624.95万吨，与上年相比用纸量仅仅增长1.94％，其中：书籍(一般图书)用纸占总量的11.75％，课本用纸占总量的9.5％，期刊用纸占总量的6.25％，报纸用纸占总量的72.48％。在新闻出版产品结构中，报刊用纸总量占了80％的份额，这很好地说明了国书出版在新闻出版平面媒体中的地位，先新闻、后出版自有道理，20％的比重在一个行业里不能不属于边缘，边缘当然要先改制，先下海，先甩包袱。而书报刊用纸量年度仅增长1.94％，又说明新闻出版整个行业在原地踏步，传统媒体整体在边缘化。
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产值上了万亿，主要的数据支撑来自6000亿的印刷工业产值。据中国造纸协会日前提供的《中国造纸工业2009年度报告》，2009年全国纸及纸板生产量8640万吨，在社会经济最为困难的情况下，仍较上年7980万吨增长8.27％。在全社会8640万吨的用纸量中，新闻出版用纸只占了7.2％。由于数字出版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书报刊印刷在印刷行业中的比重还在迅速下降。可以预期，几年内书报刊印刷占全行业印刷的总量将下降到5％以下，甚至会到3％。全国印刷行业的政府管理职能在这个时候划归新闻出版总署，不能不说是非常的不与时俱进。
与2008年相比，2009年全国GDP的增长率是8.7％，“保八”任务圆满完成，但新闻出版业印张的增长幅度只有1.94％，总印数负增长0.36％，总印张增长0.78％，总定价增长5.68％，只有总品种增加10.07％。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经济萧条的背景下，大部分行业仍然增长迅速，而同期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5％，国内出游人数比上年增长11.1％，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比上年增长14.6％。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共有出版社580家(包括副牌社35家)，其中中央级出版社221家(包括副牌15家)，地方出版社359家(包括副牌20家)。2009年全国出版社的数量由2008年的579家增加到580家，仅增加的一家出版社是中央级出版社；副牌社减少一家，减少的也是中央级出版社。1999年全国共有出版社566家(包括副牌社36家)，其中中央级出版社220家(包括副牌社16家)，地方出版社346家(包括副牌社20家)。10年来，出版社总数增加了14家，平均每年增加1.4家。增加的出版社中，中央级出版社1家，地方出版社13家。1.4家出版社和30万亿的国民产值、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似乎不太协调。
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最近发表的《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一文所提供的数据：依欧盟全球综合创新指标GSIl中国被列为创新落后型国家，2007年全社会研究开发占GDP比重仅为1，49％，而2005年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2％以上，以色列甚至超过4％：当前我国对外技术依赖度仍高达50％，一台DVD的专利费达20多美元，约占售价的一半；近年来我国外贸产值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50美分，美国是1 6美元，靠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成为世界工厂，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5％左右，但消耗石油却是世界的7％，钢铁是20％，水泥将近40％。
(二)
2009年全国图书品种终于登上了30万的台阶，成为世界上出书品种最多的国家。2009年全国共出版图书301719种，其中新书1682g6种，重印书133423种：而1999年全国共出书141831种，其中重印58736种，总品种翻了一番还多，但总定价、总印张、总印数却并没有和品种同步增长。2009年全国图书定价总额848亿元，比1999年436亿元增长94％；总印张565亿印张，比1999年391亿印张增长44.5％。总定价的增长不足为奇，只要物价上涨，书价调整便可；总印张的增长幅度比总定价少了一半，说明图书码洋的增长有一半以上是涨价因素。最令人疑惑的是总印数十年来不增反降，2009年全国图书70.37亿册，比1999年73.16亿册减少近3亿册。中国出版的印数到哪里去了呢?1999年全国图书73.16亿册印数中，书籍(一般图书)34.6亿册，课本38.08亿册；2009年书籍37.88亿册，课本32.35亿册，10年来书籍印数增加了3亿册，课本印数减少了6亿册。由于品种的快速增加，书籍的平均印数从1999年的29000册，减少到2009年的15800册。平均印数的下降，就意味着图书效益和利润的减少。
中国出版的课本财政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非常相似，国有出版社对课本财政依赖的程度在这10年里虽然有所改善，但依赖的本质还没有改变。根据《统计公报》，2009年全国出书品种中，一般图书23.8万种，课本6.2万种，课本占21％：1999年的数据是一般图书118584种，课本20755种，课本占17.5％。课本的品种增加了，但课本占图书总的印张份额有所减少，一般图书和课本的印张之比2009年为312：252，课本占总图书印张的比重仍然有44.5％，1999年为199：190，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课本品种的比例提高主要是大学教材的品种大量增加，大学教材成为课本的主要品种构成，中小学教材的品种10年来并没有大的变化。2009年62024种课本中，大学课本37151种，中专4173种，中学5623种，小学5184种，各自的份额为大学59.8％，中专6.7％，中学9％，小 学8.3％。而1999年这一比例是：大学37.1％，中专12.5％，中学15.2％，小学19.8％。大学教材是完全放开的市场国书，其实不应该列入课本的统计范围。事实上，大学课本和学术著作之间根本无法有一个清楚的界定。
大学课本的蛋糕越来越大，可是在大学教材兴旺的同时，一般图书印数却在不断地萎缩，这说明近十年来大学招生人数虽呈几何级增长，大学生的课外阅读呈却并没有相应递增。中国的大学也仍然是应试型教育。2009年有众多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号称经济总置世界第二的中国，出版总量世界第一，但北大清华在世界大学排名却远远落后于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中国内地大学能够进入世界百强的也只有清华北大。教育和科研水平如此落后，出版会有世界一流的水平吗?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就不可能产生世界一流的出版，这应该是一个常识。
报刊的格局从2008到2009年基本无变化之处。在网络的影响下，报刊无论是总印数、总印张，总定价都处于维持状态，前程有忧，颇让人伤感。2009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937种，平均期印数20837.15万份，总印数439.11亿份，总印张1969.4亿印张，定价总金额351.72亿元，折合用纸量452.96万吨。与2008年相比，种数下降0.31％，平均期印数下降1.5％，总印数下降0.86％，总印张增长2.01％，定价总金额增长10.62％。
与1999年相比，全国报纸的品种减少86种，全国性报纸增加14种，省级增加12种，地市级增加2种，县级报减少125种：总印数增加38％，总印张增加了300％。报纸印张的增加主要是前些年大规模的扩版，十年经济的迅速发展也给报纸广告增加了来源。但10年来全国经济在飞跃发展，报纸品种却反而减少，这实在难以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目前全国两干多个县区市仅剩16种县级报纸。
2009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851种，平均期印数16457万册，总印数31.53亿册，总印张166.24亿印张，定价总金额202.35亿元。与上年相比，种数增长3.16％，平均期印数下降1.85％，总印数增长1.53％，总印张增长5.23％，定价总金额增长7.96％。与1999年相比，品种增加1664种，总印数增加10％，总印张增长71％。增加的杂志主要集中在文教和科技类，分别增加了428种和558种。少儿类和文学艺术类只增加了5种和99种。繁荣少儿和文学事业，这应该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的方面，理应对此网开一面。
(三)
版权贸易的统计概念这几年一直比较混乱。最新的权威数字来自柳斌杰署长今年9月中旬在伦敦中英新闻出版合作交流会上的介绍，中国图书出版物版权贸易引进与输出比例2009年降至3.3：1，这实际上也是《统计公报》所提供的数据。根据《统计公报》，2009年全国共引进出版物版权13793种，其中图书12914种、录音制品262种、录像制品124种、电子出版物86种、软件249种、电视节目155种、其他3种：美国4533种、英国1847种、德国693种、法国414种、俄罗斯58种、加拿大73种、新加坡342种、日本1261种、韩国799种、香港地区398种、台湾地区1444种、其他地区1052种。全国共输出出版物版权4205种，其中图书3103种、录音制品77种、电子出版物34种、电视节目988种、其他3种：美国267种、英国220种、德国173种、法国26种、俄罗斯54种、加拿大10种、新加坡60种、日本101种、韩国253种、香港地区219种、澳门地区10种、台湾地区682种、其他地区1028种。
一大堆眼花缭乱的统计数字能够说明一些什么呢?目前我们“走出去”战略的主攻目标是欧美，版权贸易的逆差之说也主要是针对欧美，因为只有欧美发达国家还看不起中国，中国人在欧美文化面前还仍然不够自信。那么，中国与欧美主流国家的版权贸易到底有多大的逆差呢?我们选取了我国引进版权最多的5个欧美国家，加上日本、韩国两个亚洲强国作一个对比。2009年中国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合计引进版权8821种，而输出到这些国家的数字是1050种，逆差8：1。1999年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还没有设立版权贸易项目，我们找到的是2006年的数据，以同样的口径，引进版权5648种，输出版权835种，引进输出的逆差是67：1。由此可见，5年来，版权贸易的逆差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拉大。主要原因是这几年国内市场图书品种的迅速扩张，引进版权图书市场需求也水涨船高。所以，这种逆差的扩大有其内在合理性。中国面对的是全世界的先进文化，我们不能以一个国家的科技文化去和全世界做平衡对等甚至一定要顺差，逆差是正常的，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尤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承认逆差就是承认差距，承认差距就有了前进的动力。中国文化和中国科技目前在国际上尚未有形成核心影响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还在摸着石子过河，而国外对中国图书的关心也仍然局限于国情、传统文化等狭小的范围，我们的输出版权大多数还是中医、气功、历史、民俗等中国传统题材。讲“走出去”的大道理，中国图书的“走出去”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话题，还要有更多的世界话题，讨论全世界所关心的话题，这是文化“走出去”和外宣的本质区别。而现在“走出去”的图书缺少的正是“世界话题”。
世界对中国的“当下”很关注，但当下中国作品的“走出去”才刚刚开始，中国国书的内容对西方社会的适应性和翻译的质量仍然是“走出去”的瓶颈，国外出版的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图书大多数还是外国作者的作品。“外国人写中国”仍然是全世界中国题材图书的主流，中国问题的话语权仍然大部分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所以，靠版权输出扭转逆差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走出去”的本土化战略也是近年很热的话题。最近听说全国出版机构在境外的机构突然间已达300余家，也许明后年的统计报表会加上一项中国出版业的海外机构及其人员销售等。但国外不是国内，国有企业的机制能够担当得起走向世界的重任吗?“走出去”最后可能又要回到一个原点，那就是机制问题，靠谁“走出去”。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案例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国有企业在海外的并购仅仅局限于资源性企业，而市场性的企业并购大多数是民营公司的作为。中国出版业在境内尚且不能市场化、产业化，国有书业越来越被民营书业围追堵截，众多新媒体已经被民营公司坐上头把交椅，国有出版的改制也才刚刚起了个头，单凭国有企业的资本实力就能够在国际图书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吗?在增值保值、考核指标的紧箍咒下，国有企业承受资本投资风险的能力远远不如民营企业。
最近，北京秋季房交会开幕，在政府出台史上最严厉调控手段，打压房价的时候，北京房产市场却面临着刚性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局面，可供楼盘地处北京市区的只有30％，其余均在大兴、顺义、河北、海南等地。为什么北京的房子不够卖，还是政府不愿意把手里的土地大量地放出来。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愿意房地产市场走向低谷，影响本地的GDP和政绩，特别是越来越大的土地财政。土地掌握在政府手中，土地成本是控制房地产的核心，其余都是皮毛。现在所有商品中，除了土地是卖方市场，其余都是买方市场。房地产市场的根本问题是，政府既要房价下来，又不肯放弃土地财政，这种拨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矛盾做法，和出版改革改制有同样的情况，改革大前提不成立。
今秋也真是多事之秋，马尼拉香港人质事件后，又是中国足球协会谢亚龙被带走。中国足球走了十年走不出去，球门没进，监狱倒是进去了。中国足球走不出去，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问题，中国出版走不出去，应该先研究的是我们的体制层面对“走出去”工作存在哪些制约因素和发展瓶颈。
(一)
2010年已经过去9个月的时候，中国ISBN中心方才“秋后算帐”，《2009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的统计公报》(以下简称《统计公报》)终于见诸报端。不过“秋后算帐”却不是算当年的春华秋实，而是2009年的陈帐。全国年度新闻出版统计数据通常在第二年的夏天公布，今年则又特别晚点，当正式的文本出版就已近年底，这似乎是中国统计工作者几十年的惯例。但上一年的统计数据要等到第二年的秋后公布，却不知道如何能够及时指导全国新闻出版工作?
盘点2009年中国新闻出版业，人们最关心的当然是出版总量的升降。总量看什么，在数字出版还不到全国5％份额的情况下，纸质平面媒体仍然是新闻出版业的主体，用纸量因此成为中国新闻出版第一数据。用纸量即所谓的印张数，《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出版图书、期刊、报纸总印张为2701.14亿印张，折合用纸量624.95万吨，与上年相比用纸量仅仅增长1.94％，其中：书籍(一般图书)用纸占总量的11.75％，课本用纸占总量的9.5％，期刊用纸占总量的6.25％，报纸用纸占总量的72.48％。在新闻出版产品结构中，报刊用纸总量占了80％的份额，这很好地说明了国书出版在新闻出版平面媒体中的地位，先新闻、后出版自有道理，20％的比重在一个行业里不能不属于边缘，边缘当然要先改制，先下海，先甩包袱。而书报刊用纸量年度仅增长1.94％，又说明新闻出版整个行业在原地踏步，传统媒体整体在边缘化。
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产值上了万亿，主要的数据支撑来自6000亿的印刷工业产值。据中国造纸协会日前提供的《中国造纸工业2009年度报告》，2009年全国纸及纸板生产量8640万吨，在社会经济最为困难的情况下，仍较上年7980万吨增长8.27％。在全社会8640万吨的用纸量中，新闻出版用纸只占了7.2％。由于数字出版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书报刊印刷在印刷行业中的比重还在迅速下降。可以预期，几年内书报刊印刷占全行业印刷的总量将下降到5％以下，甚至会到3％。全国印刷行业的政府管理职能在这个时候划归新闻出版总署，不能不说是非常的不与时俱进。
与2008年相比，2009年全国GDP的增长率是8.7％，“保八”任务圆满完成，但新闻出版业印张的增长幅度只有1.94％，总印数负增长0.36％，总印张增长0.78％，总定价增长5.68％，只有总品种增加10.07％。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经济萧条的背景下，大部分行业仍然增长迅速，而同期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5％，国内出游人数比上年增长11.1％，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比上年增长14.6％。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共有出版社580家(包括副牌社35家)，其中中央级出版社221家(包括副牌15家)，地方出版社359家(包括副牌20家)。2009年全国出版社的数量由2008年的579家增加到580家，仅增加的一家出版社是中央级出版社；副牌社减少一家，减少的也是中央级出版社。1999年全国共有出版社566家(包括副牌社36家)，其中中央级出版社220家(包括副牌社16家)，地方出版社346家(包括副牌社20家)。10年来，出版社总数增加了14家，平均每年增加1.4家。增加的出版社中，中央级出版社1家，地方出版社13家。1.4家出版社和30万亿的国民产值、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似乎不太协调。
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最近发表的《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一文所提供的数据：依欧盟全球综合创新指标GSIl中国被列为创新落后型国家，2007年全社会研究开发占GDP比重仅为1，49％，而2005年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2％以上，以色列甚至超过4％：当前我国对外技术依赖度仍高达50％，一台DVD的专利费达20多美元，约占售价的一半；近年来我国外贸产值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50美分，美国是1 6美元，靠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成为世界工厂，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5％左右，但消耗石油却是世界的7％，钢铁是20％，水泥将近40％。
(二)
2009年全国图书品种终于登上了30万的台阶，成为世界上出书品种最多的国家。2009年全国共出版图书301719种，其中新书1682g6种，重印书133423种：而1999年全国共出书141831种，其中重印58736种，总品种翻了一番还多，但总定价、总印张、总印数却并没有和品种同步增长。2009年全国图书定价总额848亿元，比1999年436亿元增长94％；总印张565亿印张，比1999年391亿印张增长44.5％。总定价的增长不足为奇，只要物价上涨，书价调整便可；总印张的增长幅度比总定价少了一半，说明图书码洋的增长有一半以上是涨价因素。最令人疑惑的是总印数十年来不增反降，2009年全国图书70.37亿册，比1999年73.16亿册减少近3亿册。中国出版的印数到哪里去了呢?1999年全国图书73.16亿册印数中，书籍(一般图书)34.6亿册，课本38.08亿册；2009年书籍37.88亿册，课本32.35亿册，10年来书籍印数增加了3亿册，课本印数减少了6亿册。由于品种的快速增加，书籍的平均印数从1999年的29000册，减少到2009年的15800册。平均印数的下降，就意味着图书效益和利润的减少。
中国出版的课本财政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非常相似，国有出版社对课本财政依赖的程度在这10年里虽然有所改善，但依赖的本质还没有改变。根据《统计公报》，2009年全国出书品种中，一般图书23.8万种，课本6.2万种，课本占21％：1999年的数据是一般图书118584种，课本20755种，课本占17.5％。课本的品种增加了，但课本占图书总的印张份额有所减少，一般图书和课本的印张之比2009年为312：252，课本占总图书印张的比重仍然有44.5％，1999年为199：190，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课本品种的比例提高主要是大学教材的品种大量增加，大学教材成为课本的主要品种构成，中小学教材的品种10年来并没有大的变化。2009年62024种课本中，大学课本37151种，中专4173种，中学5623种，小学5184种，各自的份额为大学59.8％，中专6.7％，中学9％，小 学8.3％。而1999年这一比例是：大学37.1％，中专12.5％，中学15.2％，小学19.8％。大学教材是完全放开的市场国书，其实不应该列入课本的统计范围。事实上，大学课本和学术著作之间根本无法有一个清楚的界定。
大学课本的蛋糕越来越大，可是在大学教材兴旺的同时，一般图书印数却在不断地萎缩，这说明近十年来大学招生人数虽呈几何级增长，大学生的课外阅读呈却并没有相应递增。中国的大学也仍然是应试型教育。2009年有众多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号称经济总置世界第二的中国，出版总量世界第一，但北大清华在世界大学排名却远远落后于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中国内地大学能够进入世界百强的也只有清华北大。教育和科研水平如此落后，出版会有世界一流的水平吗?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就不可能产生世界一流的出版，这应该是一个常识。
报刊的格局从2008到2009年基本无变化之处。在网络的影响下，报刊无论是总印数、总印张，总定价都处于维持状态，前程有忧，颇让人伤感。2009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937种，平均期印数20837.15万份，总印数439.11亿份，总印张1969.4亿印张，定价总金额351.72亿元，折合用纸量452.96万吨。与2008年相比，种数下降0.31％，平均期印数下降1.5％，总印数下降0.86％，总印张增长2.01％，定价总金额增长10.62％。
与1999年相比，全国报纸的品种减少86种，全国性报纸增加14种，省级增加12种，地市级增加2种，县级报减少125种：总印数增加38％，总印张增加了300％。报纸印张的增加主要是前些年大规模的扩版，十年经济的迅速发展也给报纸广告增加了来源。但10年来全国经济在飞跃发展，报纸品种却反而减少，这实在难以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目前全国两干多个县区市仅剩16种县级报纸。
2009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851种，平均期印数16457万册，总印数31.53亿册，总印张166.24亿印张，定价总金额202.35亿元。与上年相比，种数增长3.16％，平均期印数下降1.85％，总印数增长1.53％，总印张增长5.23％，定价总金额增长7.96％。与1999年相比，品种增加1664种，总印数增加10％，总印张增长71％。增加的杂志主要集中在文教和科技类，分别增加了428种和558种。少儿类和文学艺术类只增加了5种和99种。繁荣少儿和文学事业，这应该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的方面，理应对此网开一面。
(三)
版权贸易的统计概念这几年一直比较混乱。最新的权威数字来自柳斌杰署长今年9月中旬在伦敦中英新闻出版合作交流会上的介绍，中国图书出版物版权贸易引进与输出比例2009年降至3.3：1，这实际上也是《统计公报》所提供的数据。根据《统计公报》，2009年全国共引进出版物版权13793种，其中图书12914种、录音制品262种、录像制品124种、电子出版物86种、软件249种、电视节目155种、其他3种：美国4533种、英国1847种、德国693种、法国414种、俄罗斯58种、加拿大73种、新加坡342种、日本1261种、韩国799种、香港地区398种、台湾地区1444种、其他地区1052种。全国共输出出版物版权4205种，其中图书3103种、录音制品77种、电子出版物34种、电视节目988种、其他3种：美国267种、英国220种、德国173种、法国26种、俄罗斯54种、加拿大10种、新加坡60种、日本101种、韩国253种、香港地区219种、澳门地区10种、台湾地区682种、其他地区1028种。
一大堆眼花缭乱的统计数字能够说明一些什么呢?目前我们“走出去”战略的主攻目标是欧美，版权贸易的逆差之说也主要是针对欧美，因为只有欧美发达国家还看不起中国，中国人在欧美文化面前还仍然不够自信。那么，中国与欧美主流国家的版权贸易到底有多大的逆差呢?我们选取了我国引进版权最多的5个欧美国家，加上日本、韩国两个亚洲强国作一个对比。2009年中国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合计引进版权8821种，而输出到这些国家的数字是1050种，逆差8：1。1999年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还没有设立版权贸易项目，我们找到的是2006年的数据，以同样的口径，引进版权5648种，输出版权835种，引进输出的逆差是67：1。由此可见，5年来，版权贸易的逆差不但没有缩小，而且还在拉大。主要原因是这几年国内市场图书品种的迅速扩张，引进版权图书市场需求也水涨船高。所以，这种逆差的扩大有其内在合理性。中国面对的是全世界的先进文化，我们不能以一个国家的科技文化去和全世界做平衡对等甚至一定要顺差，逆差是正常的，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尤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承认逆差就是承认差距，承认差距就有了前进的动力。中国文化和中国科技目前在国际上尚未有形成核心影响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还在摸着石子过河，而国外对中国图书的关心也仍然局限于国情、传统文化等狭小的范围，我们的输出版权大多数还是中医、气功、历史、民俗等中国传统题材。讲“走出去”的大道理，中国图书的“走出去”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话题，还要有更多的世界话题，讨论全世界所关心的话题，这是文化“走出去”和外宣的本质区别。而现在“走出去”的图书缺少的正是“世界话题”。
世界对中国的“当下”很关注，但当下中国作品的“走出去”才刚刚开始，中国国书的内容对西方社会的适应性和翻译的质量仍然是“走出去”的瓶颈，国外出版的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图书大多数还是外国作者的作品。“外国人写中国”仍然是全世界中国题材图书的主流，中国问题的话语权仍然大部分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所以，靠版权输出扭转逆差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走出去”的本土化战略也是近年很热的话题。最近听说全国出版机构在境外的机构突然间已达300余家，也许明后年的统计报表会加上一项中国出版业的海外机构及其人员销售等。但国外不是国内，国有企业的机制能够担当得起走向世界的重任吗?“走出去”最后可能又要回到一个原点，那就是机制问题，靠谁“走出去”。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案例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国有企业在海外的并购仅仅局限于资源性企业，而市场性的企业并购大多数是民营公司的作为。中国出版业在境内尚且不能市场化、产业化，国有书业越来越被民营书业围追堵截，众多新媒体已经被民营公司坐上头把交椅，国有出版的改制也才刚刚起了个头，单凭国有企业的资本实力就能够在国际图书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吗?在增值保值、考核指标的紧箍咒下，国有企业承受资本投资风险的能力远远不如民营企业。
最近，北京秋季房交会开幕，在政府出台史上最严厉调控手段，打压房价的时候，北京房产市场却面临着刚性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局面，可供楼盘地处北京市区的只有30％，其余均在大兴、顺义、河北、海南等地。为什么北京的房子不够卖，还是政府不愿意把手里的土地大量地放出来。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愿意房地产市场走向低谷，影响本地的GDP和政绩，特别是越来越大的土地财政。土地掌握在政府手中，土地成本是控制房地产的核心，其余都是皮毛。现在所有商品中，除了土地是卖方市场，其余都是买方市场。房地产市场的根本问题是，政府既要房价下来，又不肯放弃土地财政，这种拨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的矛盾做法，和出版改革改制有同样的情况，改革大前提不成立。
今秋也真是多事之秋，马尼拉香港人质事件后，又是中国足球协会谢亚龙被带走。中国足球走了十年走不出去，球门没进，监狱倒是进去了。中国足球走不出去，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问题，中国出版走不出去，应该先研究的是我们的体制层面对“走出去”工作存在哪些制约因素和发展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