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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饥饿叙事”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及与讨论。在我们探讨文学中的“饥饿”时，必须建立在对“饥饿”概念有着清晰理解的基础之上。李昂作品《杀夫》与路翎作品《饥饿的郭素娥》中虽皆以医学定义上的“生理饥饿”出发，但当我们延伸至主人公心理层面的思考时，这两者间却是有着很大差别的。前者展现的是女性意识的“心理缺失”，而后者展现才是一种女性意识的“精神饥饿”。研究好这两点，对于我们看待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发展与解决当代中国女性主义问题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饥饿叙事”；文学；20世纪；女性主义；心理缺失
20世纪的中国是进步的，同样也是苦难的。在我们研究该年代的中国历史时，“饥饿”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点社会问题之一。战争的慌乱、社会的动荡使广大中国人民长期处于不同程度的饥饿与贫困之中。1959年至1961年间的自然灾害，也是当今社会中不少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心里不可磨灭的永恒梦魇。研究该阶段的“饥饿文学叙事”，实质上也是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问题。而“女性主义”问题正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版块之一。
当我们回顾这一充满困苦的历史阶段，本就在千万年男权社会统治之下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女性群体，可预计地，成为了苦难的聚焦点。在处理饥饿的问题上，她们往往是家庭的牺牲品。妇女们被分到最少的餐饮，以保障家中男性劳动力的供给；她们或自愿或被迫的卖身与婚嫁，以减轻家庭负担并换取些许吃食。这段有关饥饿的过往，无不可说也是一段封建社会女性悲惨命运的辛酸史，反映着中国社会女性问题的时代烙印。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以冰心、张爱玲、萧红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在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束缚的同时，开始逐渐将目光聚焦于饱受苦难的中国万千女性群众身上。至此，中国女性文学开始正式萌芽，不断彰显着一代又一代女性主义先驱们对于各种女性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对于中国女性意识的发展，我们应将其划分为两个部分来看待。其一，是女性生而为人的个体意识，其二，才是女性作为两性中其中一性的女性意识。《饥饿的郭素娥》与《杀夫》是两部具有典型性的女性小说，二者皆以20世纪中国女人们的生活现状与悲惨命运作为故事主旨，各自体现了具有时代特性的中国女性意识发展主题与方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饥饿”是这两部小说中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原罪。路翎笔下的郭素娥因饥饿昏倒，成了被烟鬼丈夫捡来的女人；而《杀夫》中的林市也终生处于被“饥饿”笼罩的阴霾之下。但当我们阅读这两部小说时，却能明显的感觉出两位作者对于“饥饿”一词的解析与塑造是不尽相同的。就“生理饥饿”来说，林市对于饥饿的恐惧与对于食物的渴望，是远远大于郭素娥的。但如若将“饥饿”一词上升到精神层面后，郭素娥的“精神饥饿感”则显得更为强烈了。
首先，当我们谈论起“精神饥饿”的话题，必须先想明白，“饥饿”的概念是什么。在医学的定义中，“饥饿”是指人的身体出现饥饿感从而产生出想吃东西的意识。这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想吃东西的意识”，对于我们定义“精神饥饿”来说十分重要。且它也正是林市与郭素娥两人精神世界间的最大不同之处。
在《饥饿的郭素娥》中，郭素娥的反抗精神自始至终都是清醒且强烈的。她明白了自己的欲望后，便主动地在厂区里摆起香烟摊子，以寻求一根能带她脱离这厌恶生活的“稻草”。“她的修长的青色眼睛带着一种赤裸裸的欲望与期许，是淫荡的”，郭素娥面对自己的欲望有一种让人钦佩的坦荡。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皆是如此。在郭素娥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明显的，自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坛所产生的对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人类个体对自身的认识与肯定，是郭素娥在发现自己不满的欲求后，而产生逃离、改变想法的原动力。我们可以将郭素娥的精神世界定义之为饥饿，也正是因为在“精神饥饿”发生的后续，郭素娥产生出了这种“想吃东西”的反叛意识，即“逃脱悲惨生活，主动地追求自由与命运”的渴望与想法。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一个人身上，尤其在一个女人身上实在是太可贵了。
但相比郭素娥来说，林市对于自己精神上的欲求则不是那样清晰。即便她养过小鸭，也想过做工，可这些行为归根究底却并不是出于逃离陈江水，亦或是说“追求个体自由解放”的目的。这些行动的实质，皆只可说是林市为了满足生理上饥饿感的对应之策，而跟郭素娥所体现出的逃离精神有着根本上的区别。林市的婚后生活虽饱受丈夫欺辱，但比起以往连番薯签也吃不上的日子，她内心却早已学会接受，且会在每天中午陈江水的“例行公事”后，带着份几乎近快乐的心情走向厨房，检查丈夫带回的食物。若不是陈江水对她持续的骚扰，她差点也要信了如阿罔官所言：你是一個好命的人。
文中，即便是林市最为激烈的杀夫行为，作者采取的也是一种无意识的、似梦非梦的描写。在弗洛伊德的解读中，“无意识”是一种人类理性的缺乏，是人类动物性的一面。因此，林市的“杀夫”过程所体现的，仅是她作为生物的原始本能而非自我意识的差遣。动物性的“反叛欲望”比人类理性的“反叛意识”更先到达，这背后所映射的正是林市“自我意识”的缺失与匮乏。因此，林市的精神世界，用“饥饿”形容显然并不恰当，因它缺少了一种主观能动地想去获取食物的欲望。林市的精神世界，不比郭素娥精神世界中蕴含的浓厚抗争精神，它更类似于一种空洞的缺失感，在这里，我们尚可将其称之为“心理缺失”。
“心理缺失”在医学上的定义被理解为：一个人在心理成长过程中本应得到，却因为一些特殊情况而没有得到的状况。相较于勇敢的郭素娥，林市的形象实际上则更像20世纪中国的平凡女性一些。小心懦弱的背后，是对“自我意識”的严重丧失。在近千年的封建统治与“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等传统女子教育方针的灌输下，中国女人对于自身的“主体意识”始终缺少着清醒的认识。她们自始至终被当做男权社会的附庸品，导致那种自觉的，对我自我价值的挖掘与肯定，也早已随着这千百年的时间，如温水煮青蛙般慢慢死去。因此，当我们以“心理缺失”的眼光来看待20世纪中国女性意识的发展时，会猛然发现，这种“心理缺失”实质上比“精神饥饿”更为可怕，也更为致命。 在此，中国女性问题上的 “心理缺失”，实质上与中国女性主义发展的两个部分也是相扣的。其一是“自我意识”的缺失，其二是“女性意识”的缺失。
首先在与“自我意识”所关联的人权问题上，相比为人，林市俨然已成为了中国封建男权社会所创造出的“愚民政治”的衍生品。她是可怜的，可悲的，同时也是可恨的。她的悲剧无不说也源自于她自身对“自我价值”的漠视。《杀夫》中，陈江水对林市的虐待多属私房，但有这样一幕描绘阿罔官兒子阿清打媳妇的画面却被直接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当我们回顾这场男权公然暴政的闹剧，我们可悲地发现妇女们群体们无一不是沉默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而那个最后拉走阿清，让阿彩不被打死的，甚至也是讨海的“男人”！妇女们的沉默成了对男权暴政的默许，也成了造成自身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我们所说“心理缺失”比“精神饥饿”更来得可怕，也正是因为“精神饥饿”之人心中尚存主观能动的进步力量，但“心理缺失”作为一种“愚民政治”衍生物，使人丧失了生而为人的主观意识。这是十分悲哀的。
其次，在女性文学中更为关注的“女性意识”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作家群们也开始了对于“女性本性”的思考。《饥饿的郭素娥》中，郭素娥除了有着生而为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她对于自己的女性性别身份，也有着不同于一般女性的清醒。生理上，她肯定自己的性欲望，享受自己的女性体验；心理上，她承认自己的性别价值，懂得利用自己的性别作为逃脱悲惨命运的筹码。故事中，郭素娥的形象虽依然未能挣脱出依附男性的惯性思维，但却已经体现出，女性对于自我性别的认识与探索。而在故事的最后，作者通过郭素娥的凄惨结局，也暗示着广大中国女性，将自己的命运依附在他人身上，是无法真正获得自由的。
相反，在林市的身上，我们除了看到她对于“自我意识”的匮乏，也看到了她对于“女性意识”的缺失。婚前，她在初次来潮时大呼：“我要死了！”；婚后，她不通男女之事，在夫妻生活中，“她无法区分陈江水究竟对她做了什么，只是有着一种直觉的羞耻感”。“羞耻感”是林市悲剧命运的重要推手，深究该词背后的社会现象，对我们理解该阶段的女性主义状态有很大影响。
纵观《杀夫》整部作品，林市在与陈江水的夫妻行为中不仅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而作者对其性欲望的描写也始终未着一笔。但基于马斯洛对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概述，性欲望当属最基础的人类生理需求一类，是一种人类本能。因此，对于林市性欲望的缺乏，我们姑且可进行以下两种猜测，一是她的性启蒙不幸地来自于陈江水的性暴力，故使其生理欲望也就在这其中消失殆尽了；二是性话题与女人，在该历史时间段内，依然属于荡妇羞辱的一种。一个登得上台面的好女人，似乎该是雪山白莲，无欲无望的。所以，即使阿罔官无数次偷窥林市与陈江水的床笫之欢，且与阿吉有着不为人知的暧昧关系，但当阿彩在公众面前道破之后，她即选择了上吊自杀以明“好女人”之志。此外，在之后的故事中，她还不屑地对林市因受陈江水性暴力而发出的呼叫评价到：“这种查某，败坏我们女人的名声，说伊还浪费我的口舌。”至此，阿罔官的话成了压垮林市“幸福生活”假象的的稻草，在“羞耻感”的推波助澜下，林市一步步走向了杀夫的命运结局。
在林市与阿罔官的身上，我看到了许多20世纪中国女性，甚至是当代中国女性的影子。她们羞于谈到“性”，否认自己的生理欲望，甚至对自己的生理构造也缺乏基本的认识与了解。她们虽呼唤女性主义、男女平等，但整体上却仅是致力于将自己不断“雄性化”的行为过程，而否认自己生为女人的性别体验且不自知。这意味着，在思想的本质上，她们依然承认且崇尚男性作为两性中的主导力量。这样的女性主义发展，注定是畸形的。
在我们研究女性主义的进程中，“女性意识”是一个跨不过的话题。如果我们缺少了对于“女性本性”特质的思考，而仅仅将两性平等地放置在“人”的名词之下，那么就无法达到真正的公平。女性与男性的“异性特质”是一种客观现实，但我们却可以利用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最可贵的“主观意识”对其进行理解上的塑造与引导。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认为孕育子嗣是不公平的原罪，子宫是女性受到不正义伤害的根源，是男性中心主义掌握话语权的帮凶。但子宫的存在，对于万千女性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若将女性被不公平对待的原罪归结于它，那么生而为女性，是否本身就是一种原罪了呢？子宫是孕育生命的源泉，我们赞美它，也享受“母亲角色”所带了的“女性体验”，这是光荣且骄傲的。无论“女性意识”还是“男性意识”都不应该被认为是区别于另一性别的“异化”，而是应被认识成独特的“性別特质”，是各自独一无二的闪光点。
女性主义至今仍处于发展历程之中，我们不断的暴露问题，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在《愤怒的郭素娥》中，郭素娥的“精神饥饿”使我们看到了女性对“自我意识”与“女性意识”的觉醒；在《杀夫》中，林市对于“自我”与“女性”双重概念的“心理缺失”也使我们警惕。文学作品不同于各种学术理论，它是作者主观意识下对客观世界的展现。无论是研究女性问题，亦或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国现当代女性意识的发展http：//biyelunwen.yjbys.com/fanwen/wenhua/604962.html
[2] 浅析李昂《杀夫》中林市的悲剧命运https：//wenku.baidu.com/view/4534100552ea551810a68733.html
[3]一个女人的悲壮史诗——《饥饿的郭素娥》女性形象分析 李雪松https：//wenku.baidu.com/view/3308cca1ed3a87c24028915f804d2b160b4e867b.html
作者简介：武梓馨（1995—），性别女，民族汉，籍贯上海，在读于浙江财经大学，学历本科，职称无 专业及研究方向 汉语言文学。
【关键词】：“饥饿叙事”；文学；20世纪；女性主义；心理缺失
20世纪的中国是进步的，同样也是苦难的。在我们研究该年代的中国历史时，“饥饿”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点社会问题之一。战争的慌乱、社会的动荡使广大中国人民长期处于不同程度的饥饿与贫困之中。1959年至1961年间的自然灾害，也是当今社会中不少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心里不可磨灭的永恒梦魇。研究该阶段的“饥饿文学叙事”，实质上也是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问题。而“女性主义”问题正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版块之一。
当我们回顾这一充满困苦的历史阶段，本就在千万年男权社会统治之下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女性群体，可预计地，成为了苦难的聚焦点。在处理饥饿的问题上，她们往往是家庭的牺牲品。妇女们被分到最少的餐饮，以保障家中男性劳动力的供给；她们或自愿或被迫的卖身与婚嫁，以减轻家庭负担并换取些许吃食。这段有关饥饿的过往，无不可说也是一段封建社会女性悲惨命运的辛酸史，反映着中国社会女性问题的时代烙印。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以冰心、张爱玲、萧红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在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束缚的同时，开始逐渐将目光聚焦于饱受苦难的中国万千女性群众身上。至此，中国女性文学开始正式萌芽，不断彰显着一代又一代女性主义先驱们对于各种女性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对于中国女性意识的发展，我们应将其划分为两个部分来看待。其一，是女性生而为人的个体意识，其二，才是女性作为两性中其中一性的女性意识。《饥饿的郭素娥》与《杀夫》是两部具有典型性的女性小说，二者皆以20世纪中国女人们的生活现状与悲惨命运作为故事主旨，各自体现了具有时代特性的中国女性意识发展主题与方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饥饿”是这两部小说中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原罪。路翎笔下的郭素娥因饥饿昏倒，成了被烟鬼丈夫捡来的女人；而《杀夫》中的林市也终生处于被“饥饿”笼罩的阴霾之下。但当我们阅读这两部小说时，却能明显的感觉出两位作者对于“饥饿”一词的解析与塑造是不尽相同的。就“生理饥饿”来说，林市对于饥饿的恐惧与对于食物的渴望，是远远大于郭素娥的。但如若将“饥饿”一词上升到精神层面后，郭素娥的“精神饥饿感”则显得更为强烈了。
首先，当我们谈论起“精神饥饿”的话题，必须先想明白，“饥饿”的概念是什么。在医学的定义中，“饥饿”是指人的身体出现饥饿感从而产生出想吃东西的意识。这种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想吃东西的意识”，对于我们定义“精神饥饿”来说十分重要。且它也正是林市与郭素娥两人精神世界间的最大不同之处。
在《饥饿的郭素娥》中，郭素娥的反抗精神自始至终都是清醒且强烈的。她明白了自己的欲望后，便主动地在厂区里摆起香烟摊子，以寻求一根能带她脱离这厌恶生活的“稻草”。“她的修长的青色眼睛带着一种赤裸裸的欲望与期许，是淫荡的”，郭素娥面对自己的欲望有一种让人钦佩的坦荡。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皆是如此。在郭素娥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明显的，自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坛所产生的对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人类个体对自身的认识与肯定，是郭素娥在发现自己不满的欲求后，而产生逃离、改变想法的原动力。我们可以将郭素娥的精神世界定义之为饥饿，也正是因为在“精神饥饿”发生的后续，郭素娥产生出了这种“想吃东西”的反叛意识，即“逃脱悲惨生活，主动地追求自由与命运”的渴望与想法。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一个人身上，尤其在一个女人身上实在是太可贵了。
但相比郭素娥来说，林市对于自己精神上的欲求则不是那样清晰。即便她养过小鸭，也想过做工，可这些行为归根究底却并不是出于逃离陈江水，亦或是说“追求个体自由解放”的目的。这些行动的实质，皆只可说是林市为了满足生理上饥饿感的对应之策，而跟郭素娥所体现出的逃离精神有着根本上的区别。林市的婚后生活虽饱受丈夫欺辱，但比起以往连番薯签也吃不上的日子，她内心却早已学会接受，且会在每天中午陈江水的“例行公事”后，带着份几乎近快乐的心情走向厨房，检查丈夫带回的食物。若不是陈江水对她持续的骚扰，她差点也要信了如阿罔官所言：你是一個好命的人。
文中，即便是林市最为激烈的杀夫行为，作者采取的也是一种无意识的、似梦非梦的描写。在弗洛伊德的解读中，“无意识”是一种人类理性的缺乏，是人类动物性的一面。因此，林市的“杀夫”过程所体现的，仅是她作为生物的原始本能而非自我意识的差遣。动物性的“反叛欲望”比人类理性的“反叛意识”更先到达，这背后所映射的正是林市“自我意识”的缺失与匮乏。因此，林市的精神世界，用“饥饿”形容显然并不恰当，因它缺少了一种主观能动地想去获取食物的欲望。林市的精神世界，不比郭素娥精神世界中蕴含的浓厚抗争精神，它更类似于一种空洞的缺失感，在这里，我们尚可将其称之为“心理缺失”。
“心理缺失”在医学上的定义被理解为：一个人在心理成长过程中本应得到，却因为一些特殊情况而没有得到的状况。相较于勇敢的郭素娥，林市的形象实际上则更像20世纪中国的平凡女性一些。小心懦弱的背后，是对“自我意識”的严重丧失。在近千年的封建统治与“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等传统女子教育方针的灌输下，中国女人对于自身的“主体意识”始终缺少着清醒的认识。她们自始至终被当做男权社会的附庸品，导致那种自觉的，对我自我价值的挖掘与肯定，也早已随着这千百年的时间，如温水煮青蛙般慢慢死去。因此，当我们以“心理缺失”的眼光来看待20世纪中国女性意识的发展时，会猛然发现，这种“心理缺失”实质上比“精神饥饿”更为可怕，也更为致命。 在此，中国女性问题上的 “心理缺失”，实质上与中国女性主义发展的两个部分也是相扣的。其一是“自我意识”的缺失，其二是“女性意识”的缺失。
首先在与“自我意识”所关联的人权问题上，相比为人，林市俨然已成为了中国封建男权社会所创造出的“愚民政治”的衍生品。她是可怜的，可悲的，同时也是可恨的。她的悲剧无不说也源自于她自身对“自我价值”的漠视。《杀夫》中，陈江水对林市的虐待多属私房，但有这样一幕描绘阿罔官兒子阿清打媳妇的画面却被直接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当我们回顾这场男权公然暴政的闹剧，我们可悲地发现妇女们群体们无一不是沉默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而那个最后拉走阿清，让阿彩不被打死的，甚至也是讨海的“男人”！妇女们的沉默成了对男权暴政的默许，也成了造成自身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我们所说“心理缺失”比“精神饥饿”更来得可怕，也正是因为“精神饥饿”之人心中尚存主观能动的进步力量，但“心理缺失”作为一种“愚民政治”衍生物，使人丧失了生而为人的主观意识。这是十分悲哀的。
其次，在女性文学中更为关注的“女性意识”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作家群们也开始了对于“女性本性”的思考。《饥饿的郭素娥》中，郭素娥除了有着生而为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她对于自己的女性性别身份，也有着不同于一般女性的清醒。生理上，她肯定自己的性欲望，享受自己的女性体验；心理上，她承认自己的性别价值，懂得利用自己的性别作为逃脱悲惨命运的筹码。故事中，郭素娥的形象虽依然未能挣脱出依附男性的惯性思维，但却已经体现出，女性对于自我性别的认识与探索。而在故事的最后，作者通过郭素娥的凄惨结局，也暗示着广大中国女性，将自己的命运依附在他人身上，是无法真正获得自由的。
相反，在林市的身上，我们除了看到她对于“自我意识”的匮乏，也看到了她对于“女性意识”的缺失。婚前，她在初次来潮时大呼：“我要死了！”；婚后，她不通男女之事，在夫妻生活中，“她无法区分陈江水究竟对她做了什么，只是有着一种直觉的羞耻感”。“羞耻感”是林市悲剧命运的重要推手，深究该词背后的社会现象，对我们理解该阶段的女性主义状态有很大影响。
纵观《杀夫》整部作品，林市在与陈江水的夫妻行为中不仅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而作者对其性欲望的描写也始终未着一笔。但基于马斯洛对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概述，性欲望当属最基础的人类生理需求一类，是一种人类本能。因此，对于林市性欲望的缺乏，我们姑且可进行以下两种猜测，一是她的性启蒙不幸地来自于陈江水的性暴力，故使其生理欲望也就在这其中消失殆尽了；二是性话题与女人，在该历史时间段内，依然属于荡妇羞辱的一种。一个登得上台面的好女人，似乎该是雪山白莲，无欲无望的。所以，即使阿罔官无数次偷窥林市与陈江水的床笫之欢，且与阿吉有着不为人知的暧昧关系，但当阿彩在公众面前道破之后，她即选择了上吊自杀以明“好女人”之志。此外，在之后的故事中，她还不屑地对林市因受陈江水性暴力而发出的呼叫评价到：“这种查某，败坏我们女人的名声，说伊还浪费我的口舌。”至此，阿罔官的话成了压垮林市“幸福生活”假象的的稻草，在“羞耻感”的推波助澜下，林市一步步走向了杀夫的命运结局。
在林市与阿罔官的身上，我看到了许多20世纪中国女性，甚至是当代中国女性的影子。她们羞于谈到“性”，否认自己的生理欲望，甚至对自己的生理构造也缺乏基本的认识与了解。她们虽呼唤女性主义、男女平等，但整体上却仅是致力于将自己不断“雄性化”的行为过程，而否认自己生为女人的性别体验且不自知。这意味着，在思想的本质上，她们依然承认且崇尚男性作为两性中的主导力量。这样的女性主义发展，注定是畸形的。
在我们研究女性主义的进程中，“女性意识”是一个跨不过的话题。如果我们缺少了对于“女性本性”特质的思考，而仅仅将两性平等地放置在“人”的名词之下，那么就无法达到真正的公平。女性与男性的“异性特质”是一种客观现实，但我们却可以利用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最可贵的“主观意识”对其进行理解上的塑造与引导。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认为孕育子嗣是不公平的原罪，子宫是女性受到不正义伤害的根源，是男性中心主义掌握话语权的帮凶。但子宫的存在，对于万千女性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若将女性被不公平对待的原罪归结于它，那么生而为女性，是否本身就是一种原罪了呢？子宫是孕育生命的源泉，我们赞美它，也享受“母亲角色”所带了的“女性体验”，这是光荣且骄傲的。无论“女性意识”还是“男性意识”都不应该被认为是区别于另一性别的“异化”，而是应被认识成独特的“性別特质”，是各自独一无二的闪光点。
女性主义至今仍处于发展历程之中，我们不断的暴露问题，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在《愤怒的郭素娥》中，郭素娥的“精神饥饿”使我们看到了女性对“自我意识”与“女性意识”的觉醒；在《杀夫》中，林市对于“自我”与“女性”双重概念的“心理缺失”也使我们警惕。文学作品不同于各种学术理论，它是作者主观意识下对客观世界的展现。无论是研究女性问题，亦或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国现当代女性意识的发展http：//biyelunwen.yjbys.com/fanwen/wenhua/604962.html
[2] 浅析李昂《杀夫》中林市的悲剧命运https：//wenku.baidu.com/view/4534100552ea551810a68733.html
[3]一个女人的悲壮史诗——《饥饿的郭素娥》女性形象分析 李雪松https：//wenku.baidu.com/view/3308cca1ed3a87c24028915f804d2b160b4e867b.html
作者简介：武梓馨（1995—），性别女，民族汉，籍贯上海，在读于浙江财经大学，学历本科，职称无 专业及研究方向 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