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女作家曾尊章含之为中国“末代名媛”，这个拥有“美丽”、“才情”“传奇”、“刻骨的爱情”“罹难的遭遇”等所有被施于想象的名词于一身的女性，即使跨过世纪的厚重红门，也不可能淡出时代的记忆。
章含之，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在她的名字前加上长串大家熟知的党政名流：中国著名人士章士钊的女儿、毛泽东的英文翻译、前外交官乔冠华的妻子以及洪晃的母亲等等。掠过这些逝去光环，当70多岁的她以名畅销书作家的身份端坐在摄像机前，我们依然能从其举手投足和优雅的微笑中领略这个70年代中国外交舞台上当家花旦的风采，她完全没有美人迟暮的悲凉，岁月犹如一个优雅的转身，回过头来，美人依然。
曾经沧海难为水
章含之与乔冠华的爱情如神话般刻骨铭心。
她与他的第一眼的交换花了四年时间。
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有一段话，“一次，别人看到乔冠华从瓶子里倒出各种颜色的药片一下往口里倒很奇怪，问他吃的是什么药。乔冠华对着章含之说：‘不知道，含之装的。她给我吃毒药，我也吞!’”什么样的女人能让理性如乔冠华者说出如此深情之言?如今他们生死两茫茫，章含之从黑发走到白发，本可以有别的生活选择，也可以逃避现实远走异国他乡，但这份爱的承诺，让她整整走了20年。有人问她，你后不后悔?她说，爱是不可以后悔的。
章含之第一次见到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的1967年，当时她正在一家小文具店浏览文具商品，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有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她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时章含之直觉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章含之和乔冠华最初的接触，是从性格的冲撞开始的，然而正是冲撞使他们超越了等级的悬殊、年龄的差距，达到了一种共鸣，进发了初始的朦胧感情。最初一件事是章含之没有按照父亲的嘱咐把他的著作《柳文指要》送给乔冠华，他认为章含之相当傲慢，不久，部里召开集体会议，乔冠华当众说出此事，让章含之非常窘迫。后来乔冠华却说当他第一眼在会上见到章含之时就觉得她很美。从那个小文具店到这次会上第一次对视，这第一眼的交换花了四年的时间。
章含之和乔冠华关系的转折是在那次出访巴基斯坦期间的一个晚上，章含之将会谈记录拿去给乔冠华看，屋内灯光很暗，此时的乔冠华除去了一切的戒备，显得疲惫、忧伤。其实当时章含之与丈夫已经分开三年，感慨于命运的崎岖，生活的不公，章含之也陷入了惆怅和他人所不知的孤独中，看着眼前憔悴的乔冠华，她忘记了过去的冲突，从心底产生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伤感。
日久生情，在章含之痛苦于自己那段失败婚姻之际，同样孤独的乔冠华为她写下“晚风菰叶生秋怨，隔江人在雨声中”的诗句。此后，两人总要通几次电话。他们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控制。终于有一天，乔冠华在电话中突然发问，离婚手续办得如何了。章含之说快了。乔冠华停顿了好几秒钟，说：“I love you will you marry me?”章含之哭了：“我知道，谢谢你，但这不可能!”深夜，章含之给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说：我已无法欺骗自己我对你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们之间来之不易的爱情是真挚的。但是此刻我们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我没有勇气面对舆论的哗然，也害怕面对社会各种人怀疑的眼光。我们此生恐怕只能成为朋友。我们最明智的决定是把这段萌芽的恋情深深埋入心底。她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除了子女反对，社会舆论压力也非常沉重。两人一个已60岁，一个才38岁，相差22岁。他们恋爱的消息传出后，可以说整个外交部和北京城都沸沸扬扬。两天后，她收到乔冠华的回信。他在信里极其生气说根本不信那套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什么自我牺牲。如果真诚相爱，为什么要怕别人说三道四?他说，她那些托词根本上就是不敢去冲破世俗的锁链，去得到自己的爱。乔冠华的信深深地震撼了章含之。最后，她决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同乔冠华相伴一生。1973年6月中旬的 天，乔冠华没有打电话通知章含之就在下班时间急匆匆去看她。见面后他说：“今天开党组会传达了一件事，和你有关。主席昨天指示，我们要培养女外交家，他点名说他的童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这对你是个难得的机会，就是不知道我们的事怎么办。”显然这时的章含之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她后来这样认为：我的一生无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决定永远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时此刻，当我弄明白这不是玩笑时，我几乎没有考虑一下，就脱口而出说：“我不可能去国外工作，我既然对你做出了承诺，就会遵守自己感情的选择。”后来，章含之向主席请求不去当这个女大使，毛主席并未坚持。
1973年乔冠华迁入史家胡同51号，与章含之正式结为伉俪。他们共同经历了十年风雨相伴的幸福生活。章含之回忆，她在此之前的30多年中从来没有照料过别人，也没有被别人悉心照料过。直到和乔冠华恋爱，她才突然产生了要无微不至地去关怀照顾另一个人的强烈欲望。直至今日，她都难以置信他们相差22岁。因为从来把冠华置于她的庇护之下，而乔冠华对她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从照顾乔冠华的琐琐碎碎的小事中，章含之得到爱的满足。
外交舞台上的昔日风云
在70年代的中国外交界，章含之的名字十分响亮。她从科员起步，经科长、副处长、处长拾阶而上，一直攀援到亚洲司副司长——这是章含之在外交部担任Z最高的、也是最后的一个职务，升迁速度固然自不待言。整个70年代中期，活跃异常的章含之在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与中国外交界的一对“孪生姐妹”般的风云人物王海容、唐闻生，以及外交部六、七十年代首席法语译员齐宗华、罗旭一起被圈内人士誉为中国外交界的“五朵金花”，名噪一时。
1935年，章含之生于北平。1953年就读北京外国语学院。从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又经过了两年研究生学习，1960年留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1963年对于章含之来说，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她成了毛泽东的英文老师。章含之获得如此幸运的机遇，完全根源于她父亲和毛泽东的关系。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0寿辰。除了亲属，毛泽东又请了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四位湖南老乡去赴家宴。邀请时特意说明，不带夫人但可带一名子女。章士钊便带了章含之去，章含之已是年近30的英文教师，毛泽东问了她的工作情况后说：“章老师，你愿不愿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章含之以为毛泽东是在说玩笑话：“主席，我哪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毛泽东却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章含之真不知如何回答，她的父亲来打圆场了：“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一周后，毛泽东的外事秘书林克打来电话要章含之定个开始教英语的日期。 于是，从1964年元旦后的那个星期日开始，章含之到毛泽东那里教英语，每次一个多小时，持续了半年。毛泽东从此一直把章含之戏称为“我的章老师”。1971年，章含之结束了14年的教书生涯，由毛主席亲自指派到外交部工作。他说：“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能说能写，还很有点勇气。”章含之走进了外交部。先在亚洲司四处做一般工作，尔后是副处长，不久又提升为副司长。但她经常性的工作是在各种外事场合担任英文翻译。作为上世纪70年代中国杰出的外交官之一，章含之见证了中国外交史上许多辉煌的、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70年代初，她曾参加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并参与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章含之同她的丈夫乔冠华(中国前外交部长)一起，曾活跃联合国的外交舞台上。她是1971年中国首次参加联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1973－1975年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副代表之一，她还参加了中国同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在举世瞩目的“波罗二号”的日子里，陪同基辛格游览苏州，陪同尼克松夫妇登上长城。最令章含之难忘的是1972年任尼克松访华在杭州、上海担当翻译。她亲眼见证了后来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七日”的“上海公报”的宣布。
在评价自己这一段外交生涯时，章含之说：“毛主席在1971年把我调进外交部使我增长了一生中最为珍贵的一段见识，得以在近距离内亲眼见到70年代初期和中期国际政治舞台如何在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中国伟人点拨下发生巨变。”
风雨欲来时
其实章含之认为自己是不幸的，因为太多的传奇里，总是包含着太多的爱和太多的痛。
章含之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我的一生并不像我期待的那样充满革命的虔诚与浪漫，而是到处急流险滩。我的头上曾闪烁过荣耀的光环，但我的背上也留下无数道屈辱的伤痕。我曾经得到过刻骨铭心的爱，但那爱情却又是一个充满荆棘的苦难历程。她如同为电般仅在我生命中照亮过一瞬间，就随同我深深挚爱的人一起消失在宇宙间。”
章含之的惘然里，有对过往岁月里周围世界的迷惑，也有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怀疑。1971年，章含之在毛主席的钦点下由北京外国语学院进入外交部，到1976年受乔冠华下台牵连离开，对于那风光短暂的5年，章含之如今的自我评价是复杂的。1976年是她最不想回忆的一年。因为那一年，对她来说，“非常沉重、非常压抑”，“没有任何欢乐可言，没有任何轻松可言”，仅只意味着——“悲哀、压力和灾难”。
1月周恩来去世、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垮台，而10月她的爱人、外交部长乔冠华因为“倒向四人帮”被贬斥。在什么都是政治的年代，章含之一直身处政治旋涡之中。可是30年后的今天，章含之，却怀疑自己原来对政治茫然无知。章含之在旋涡的中心，看着四周风云变幻，同事自杀惨死的有，精神失常的有，从此淹没在巨浪中的有，而她凭着“运气”与毛泽东的“关照”，在紧要关头，总能有惊无险，化险为夷。时世荒谬，命运难测。
章含之说，在那个没有一点安全感的年月，什么都是政治——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生活，甚至穿衣打扮都要小心谨慎，甚至女人爱美都要藏藏掖掖。说到穿衣，在那个只有黑灰蓝的年代，这个对自己形象相当关注的大家闺秀也有独特的心思，“总想有点变化。我记得去联合国开会那年，我选了块没人选的翠蓝料子，还加了块灰色的领子，蓝配灰，特别好看，发型呢，当时也都是北京饭店做的，一个样。我呢，还是稍微变换一下。结果，哎呀，据说，有人去做头发，专门点名要做‘章含之发型’……和别人不样，人家当然要批评了，说我标新立异。我还有更‘过分’的呢。大会堂大厅衣帽寄存处边上有个镜子。每次存了衣服，进会场之前，我总是在镜子前照照，整理一下。这还了得，成了罪状了”别人说她资产阶级作风。但她不明白镜子如果不是用来照的，放在那儿干什么……
70岁的章含之回忆30年前，是这样悲观，也是这样安详：是这样迷惘，也是这样清醒。她的往昔、她的那一年里，有一个女人心碎梦破的悲哀，有整个中国山雨欲来的愁惨。在生与死的关口，使人活下来的不仅仅是生的欲望。
末代名媛 优雅依然
二十多年过去了，章含之依然活在对往昔的怀念里，乔冠华走后，她才48岁，曾有朋友问她，是否考虑过再接受另一份感情。章含之引用黄宗英一句话：“曾经经历过大海以后，不可能再在小溪里游泳。”
她现在出现在公众视线里的，更多是历史畅销书作家的角色，其作品《十年风雨情》、《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已发行十余版。透过厚厚的大红门，我们看引了一段段动人的岁月。在章含之的作品里，她的父亲、国学大师章士钊，她的爱人、前外交部长乔冠华，以及毛泽东主席，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她和这些重量级的人物一起经历了一段真实的历史：毛主席上英语课，尼克松访华，新中国重返联合国……
现在章含之不愿再做名流的附属品了，“我的书中写了些栩栩如生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在历史上又是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章含之把自己作品受读者欢迎的原因归结于此，“不过，现在我想写点自己的东西。以前都是写别人，我仅仅是作为别人的什么人而存在。我想反思我的一生，反思我所走过的那个时代。”章含之仍然住在她父亲留下的四合院里，十年风雨情在院子里留下的痕迹足以让她守望一生，寂寞时，章含之就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厚厚的大红门内，只有她个人孤独的身影。其实章含之并不孤独，她的女儿洪晃也身在北京。一说起女儿，章含之满眼的爱。在乔冠华逝世后的一年间，章含之多次想到过死，能打消死的念头，有女儿妞妞的功劳。章含之说，无论何时，她仍是我生活的真情所在。
貌美、才情、神话般的爱情，名门之后，岁月沧桑后的优雅，女人幻想的切她都经历过了，她自己却很矛盾，不停地反思，那“欢笑后面深埋的悲哀”，分明依然在诉说着困惑。“我说不清自己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也许生活本身就无所谓失败，我又何必为此苦苦追求呢?但我有一份珍贵的回忆，即使是过去的痛苦，当那一页成为历史时，覆盖了创伤的心才意识到真正可贵的是我有幸经历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人生，使我有今天的成熟，可以面对历史沉思。”
章含之，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在她的名字前加上长串大家熟知的党政名流：中国著名人士章士钊的女儿、毛泽东的英文翻译、前外交官乔冠华的妻子以及洪晃的母亲等等。掠过这些逝去光环，当70多岁的她以名畅销书作家的身份端坐在摄像机前，我们依然能从其举手投足和优雅的微笑中领略这个70年代中国外交舞台上当家花旦的风采，她完全没有美人迟暮的悲凉，岁月犹如一个优雅的转身，回过头来，美人依然。
曾经沧海难为水
章含之与乔冠华的爱情如神话般刻骨铭心。
她与他的第一眼的交换花了四年时间。
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有一段话，“一次，别人看到乔冠华从瓶子里倒出各种颜色的药片一下往口里倒很奇怪，问他吃的是什么药。乔冠华对着章含之说：‘不知道，含之装的。她给我吃毒药，我也吞!’”什么样的女人能让理性如乔冠华者说出如此深情之言?如今他们生死两茫茫，章含之从黑发走到白发，本可以有别的生活选择，也可以逃避现实远走异国他乡，但这份爱的承诺，让她整整走了20年。有人问她，你后不后悔?她说，爱是不可以后悔的。
章含之第一次见到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的1967年，当时她正在一家小文具店浏览文具商品，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有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她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时章含之直觉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章含之和乔冠华最初的接触，是从性格的冲撞开始的，然而正是冲撞使他们超越了等级的悬殊、年龄的差距，达到了一种共鸣，进发了初始的朦胧感情。最初一件事是章含之没有按照父亲的嘱咐把他的著作《柳文指要》送给乔冠华，他认为章含之相当傲慢，不久，部里召开集体会议，乔冠华当众说出此事，让章含之非常窘迫。后来乔冠华却说当他第一眼在会上见到章含之时就觉得她很美。从那个小文具店到这次会上第一次对视，这第一眼的交换花了四年的时间。
章含之和乔冠华关系的转折是在那次出访巴基斯坦期间的一个晚上，章含之将会谈记录拿去给乔冠华看，屋内灯光很暗，此时的乔冠华除去了一切的戒备，显得疲惫、忧伤。其实当时章含之与丈夫已经分开三年，感慨于命运的崎岖，生活的不公，章含之也陷入了惆怅和他人所不知的孤独中，看着眼前憔悴的乔冠华，她忘记了过去的冲突，从心底产生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伤感。
日久生情，在章含之痛苦于自己那段失败婚姻之际，同样孤独的乔冠华为她写下“晚风菰叶生秋怨，隔江人在雨声中”的诗句。此后，两人总要通几次电话。他们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控制。终于有一天，乔冠华在电话中突然发问，离婚手续办得如何了。章含之说快了。乔冠华停顿了好几秒钟，说：“I love you will you marry me?”章含之哭了：“我知道，谢谢你，但这不可能!”深夜，章含之给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说：我已无法欺骗自己我对你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们之间来之不易的爱情是真挚的。但是此刻我们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我没有勇气面对舆论的哗然，也害怕面对社会各种人怀疑的眼光。我们此生恐怕只能成为朋友。我们最明智的决定是把这段萌芽的恋情深深埋入心底。她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除了子女反对，社会舆论压力也非常沉重。两人一个已60岁，一个才38岁，相差22岁。他们恋爱的消息传出后，可以说整个外交部和北京城都沸沸扬扬。两天后，她收到乔冠华的回信。他在信里极其生气说根本不信那套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什么自我牺牲。如果真诚相爱，为什么要怕别人说三道四?他说，她那些托词根本上就是不敢去冲破世俗的锁链，去得到自己的爱。乔冠华的信深深地震撼了章含之。最后，她决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同乔冠华相伴一生。1973年6月中旬的 天，乔冠华没有打电话通知章含之就在下班时间急匆匆去看她。见面后他说：“今天开党组会传达了一件事，和你有关。主席昨天指示，我们要培养女外交家，他点名说他的童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这对你是个难得的机会，就是不知道我们的事怎么办。”显然这时的章含之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她后来这样认为：我的一生无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决定永远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时此刻，当我弄明白这不是玩笑时，我几乎没有考虑一下，就脱口而出说：“我不可能去国外工作，我既然对你做出了承诺，就会遵守自己感情的选择。”后来，章含之向主席请求不去当这个女大使，毛主席并未坚持。
1973年乔冠华迁入史家胡同51号，与章含之正式结为伉俪。他们共同经历了十年风雨相伴的幸福生活。章含之回忆，她在此之前的30多年中从来没有照料过别人，也没有被别人悉心照料过。直到和乔冠华恋爱，她才突然产生了要无微不至地去关怀照顾另一个人的强烈欲望。直至今日，她都难以置信他们相差22岁。因为从来把冠华置于她的庇护之下，而乔冠华对她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从照顾乔冠华的琐琐碎碎的小事中，章含之得到爱的满足。
外交舞台上的昔日风云
在70年代的中国外交界，章含之的名字十分响亮。她从科员起步，经科长、副处长、处长拾阶而上，一直攀援到亚洲司副司长——这是章含之在外交部担任Z最高的、也是最后的一个职务，升迁速度固然自不待言。整个70年代中期，活跃异常的章含之在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与中国外交界的一对“孪生姐妹”般的风云人物王海容、唐闻生，以及外交部六、七十年代首席法语译员齐宗华、罗旭一起被圈内人士誉为中国外交界的“五朵金花”，名噪一时。
1935年，章含之生于北平。1953年就读北京外国语学院。从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又经过了两年研究生学习，1960年留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1963年对于章含之来说，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她成了毛泽东的英文老师。章含之获得如此幸运的机遇，完全根源于她父亲和毛泽东的关系。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0寿辰。除了亲属，毛泽东又请了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四位湖南老乡去赴家宴。邀请时特意说明，不带夫人但可带一名子女。章士钊便带了章含之去，章含之已是年近30的英文教师，毛泽东问了她的工作情况后说：“章老师，你愿不愿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章含之以为毛泽东是在说玩笑话：“主席，我哪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毛泽东却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章含之真不知如何回答，她的父亲来打圆场了：“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一周后，毛泽东的外事秘书林克打来电话要章含之定个开始教英语的日期。 于是，从1964年元旦后的那个星期日开始，章含之到毛泽东那里教英语，每次一个多小时，持续了半年。毛泽东从此一直把章含之戏称为“我的章老师”。1971年，章含之结束了14年的教书生涯，由毛主席亲自指派到外交部工作。他说：“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能说能写，还很有点勇气。”章含之走进了外交部。先在亚洲司四处做一般工作，尔后是副处长，不久又提升为副司长。但她经常性的工作是在各种外事场合担任英文翻译。作为上世纪70年代中国杰出的外交官之一，章含之见证了中国外交史上许多辉煌的、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70年代初，她曾参加了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并参与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章含之同她的丈夫乔冠华(中国前外交部长)一起，曾活跃联合国的外交舞台上。她是1971年中国首次参加联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1973－1975年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副代表之一，她还参加了中国同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在举世瞩目的“波罗二号”的日子里，陪同基辛格游览苏州，陪同尼克松夫妇登上长城。最令章含之难忘的是1972年任尼克松访华在杭州、上海担当翻译。她亲眼见证了后来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七日”的“上海公报”的宣布。
在评价自己这一段外交生涯时，章含之说：“毛主席在1971年把我调进外交部使我增长了一生中最为珍贵的一段见识，得以在近距离内亲眼见到70年代初期和中期国际政治舞台如何在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中国伟人点拨下发生巨变。”
风雨欲来时
其实章含之认为自己是不幸的，因为太多的传奇里，总是包含着太多的爱和太多的痛。
章含之在回忆文章中写到：“我的一生并不像我期待的那样充满革命的虔诚与浪漫，而是到处急流险滩。我的头上曾闪烁过荣耀的光环，但我的背上也留下无数道屈辱的伤痕。我曾经得到过刻骨铭心的爱，但那爱情却又是一个充满荆棘的苦难历程。她如同为电般仅在我生命中照亮过一瞬间，就随同我深深挚爱的人一起消失在宇宙间。”
章含之的惘然里，有对过往岁月里周围世界的迷惑，也有对自己人生轨迹的怀疑。1971年，章含之在毛主席的钦点下由北京外国语学院进入外交部，到1976年受乔冠华下台牵连离开，对于那风光短暂的5年，章含之如今的自我评价是复杂的。1976年是她最不想回忆的一年。因为那一年，对她来说，“非常沉重、非常压抑”，“没有任何欢乐可言，没有任何轻松可言”，仅只意味着——“悲哀、压力和灾难”。
1月周恩来去世、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垮台，而10月她的爱人、外交部长乔冠华因为“倒向四人帮”被贬斥。在什么都是政治的年代，章含之一直身处政治旋涡之中。可是30年后的今天，章含之，却怀疑自己原来对政治茫然无知。章含之在旋涡的中心，看着四周风云变幻，同事自杀惨死的有，精神失常的有，从此淹没在巨浪中的有，而她凭着“运气”与毛泽东的“关照”，在紧要关头，总能有惊无险，化险为夷。时世荒谬，命运难测。
章含之说，在那个没有一点安全感的年月，什么都是政治——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生活，甚至穿衣打扮都要小心谨慎，甚至女人爱美都要藏藏掖掖。说到穿衣，在那个只有黑灰蓝的年代，这个对自己形象相当关注的大家闺秀也有独特的心思，“总想有点变化。我记得去联合国开会那年，我选了块没人选的翠蓝料子，还加了块灰色的领子，蓝配灰，特别好看，发型呢，当时也都是北京饭店做的，一个样。我呢，还是稍微变换一下。结果，哎呀，据说，有人去做头发，专门点名要做‘章含之发型’……和别人不样，人家当然要批评了，说我标新立异。我还有更‘过分’的呢。大会堂大厅衣帽寄存处边上有个镜子。每次存了衣服，进会场之前，我总是在镜子前照照，整理一下。这还了得，成了罪状了”别人说她资产阶级作风。但她不明白镜子如果不是用来照的，放在那儿干什么……
70岁的章含之回忆30年前，是这样悲观，也是这样安详：是这样迷惘，也是这样清醒。她的往昔、她的那一年里，有一个女人心碎梦破的悲哀，有整个中国山雨欲来的愁惨。在生与死的关口，使人活下来的不仅仅是生的欲望。
末代名媛 优雅依然
二十多年过去了，章含之依然活在对往昔的怀念里，乔冠华走后，她才48岁，曾有朋友问她，是否考虑过再接受另一份感情。章含之引用黄宗英一句话：“曾经经历过大海以后，不可能再在小溪里游泳。”
她现在出现在公众视线里的，更多是历史畅销书作家的角色，其作品《十年风雨情》、《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已发行十余版。透过厚厚的大红门，我们看引了一段段动人的岁月。在章含之的作品里，她的父亲、国学大师章士钊，她的爱人、前外交部长乔冠华，以及毛泽东主席，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她和这些重量级的人物一起经历了一段真实的历史：毛主席上英语课，尼克松访华，新中国重返联合国……
现在章含之不愿再做名流的附属品了，“我的书中写了些栩栩如生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在历史上又是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章含之把自己作品受读者欢迎的原因归结于此，“不过，现在我想写点自己的东西。以前都是写别人，我仅仅是作为别人的什么人而存在。我想反思我的一生，反思我所走过的那个时代。”章含之仍然住在她父亲留下的四合院里，十年风雨情在院子里留下的痕迹足以让她守望一生，寂寞时，章含之就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厚厚的大红门内，只有她个人孤独的身影。其实章含之并不孤独，她的女儿洪晃也身在北京。一说起女儿，章含之满眼的爱。在乔冠华逝世后的一年间，章含之多次想到过死，能打消死的念头，有女儿妞妞的功劳。章含之说，无论何时，她仍是我生活的真情所在。
貌美、才情、神话般的爱情，名门之后，岁月沧桑后的优雅，女人幻想的切她都经历过了，她自己却很矛盾，不停地反思，那“欢笑后面深埋的悲哀”，分明依然在诉说着困惑。“我说不清自己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也许生活本身就无所谓失败，我又何必为此苦苦追求呢?但我有一份珍贵的回忆，即使是过去的痛苦，当那一页成为历史时，覆盖了创伤的心才意识到真正可贵的是我有幸经历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人生，使我有今天的成熟，可以面对历史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