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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过邓亚萍的名片，这是一张素白的小卡，画着奥运五环。
她的头衔非常的简单——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主任助理、全国政协委员。
可是对于一个33岁的年轻人来说，这已经是第二次开始。
我们之间有一点点相似，只有一点点：我们都在上学前就学习打乒乓球了，我们也都曾是英语专业的学生。除此之外，我们之间就是巨大的反差。一个是18次乒乓球世界冠军得主，而另一个止步于上学前的水平；一个是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而另一个只能把剑桥放在下辈子要实现的梦想清单里了。
“只有在极限状态下，你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本性是什么样的。”
这是邓亚萍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
她把球高高地抛在空中。因为国际乒联多次地修改规则，她不能在比赛的时候经常性地、习惯性地发出“Sa Sa”的叫喊。我们不能妄自揣测规则的修改有几分是为了给中国这个传统强项增添一点儿悬念。但是，邓亚萍时代里并没有悬念，从来没有。
尽管比分咬得很紧，尽管一度陈静直追两局把比分反扳成2比2，但人们还是在电视机前兴奋地助威，等待着必然到来的“第一名”，8年来从来没有意外。
邓亚萍后来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地强调竞技体育的“残酷”，汗水、付出和荣誉浓缩在这一小段时间里爆发，肾上腺素的分泌据说会摧毁一个正常人双腿直立的能力，但是她为了克服自己身高上的劣势，还必须加倍灵活地移动步伐。
“只有在极限状态下，你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本性是什么样的。”邓亚萍的复杂在于，她是即兴的、带有写意的霸道；她又是坚韧的，她更有力量的并非叫喊，而是叫喊后持久的静默。
在邓亚萍的身上，寻找竞技中的强者基因，总能找到一些线索。
Staffers：当时限制你运动生涯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身材问题，你的父亲也告诉你，如果打球你就要用别人跑一步的时间跑两步。你成绩比别人好，拿了第一国家队也不收你，为什么这样还会选择打球?
邓亚萍：简单说就是我不服!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过程。虽然张燮林教练推荐了我三次才得以进入国家队，但这也让我更珍惜自己的位置。一旦选择了，就要一直走下去。
后来进国家队，也是因为大家承认我主动进攻比较强，打得积极主动。积极主动才是乒乓球真正的核心，我利用自身的特点把握了乒乓球的这一核心。别人看起来不该进攻的，换成我就下手了。敢打，所以劣势也就转化成了机会。
现在看，选择乒乓球，选择竞技体育是选对了。竞技体育是以成绩来论好坏的，不管你其他条件怎么样，最起码有一个标准在这儿。不像其他的行业，标准不一定这么明显。虽然进省队也好、国家队也好，遇到了一些坎坷，但我觉得很正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大家一直都认为你很好，你没有机会遇到挫折，不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位置，有时候会成为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物。
Staffers：你的第一个巅峰来自于充满艰辛的运动员生涯，你战胜了似乎无法超越的困难，并在那个位置上保持了很长时间。但这一段并不短暂的生涯似乎只由单调的训练、比赛，再训练、再比赛组成，只有一些“机械运动”，对吗?
邓亚萍：走到今天，我更庆幸的是，经历过这样的状态，我把自己看得更加清楚。因为我们要承受双重的超负荷的压力，生理上的和精神上的。我知道当人处于极限时，是一种什么状态。
在和平年代，只有做运动员才能触及到“生死”。在平时状态下。工作、生意如果今天谈不好，明天还可以接着谈。所以很难触及到极限，也就很难有认识自己本性的机会。
在最激烈的比赛中，有时候基本上能感觉到“快不行了”。这么大量的比赛。又是最后决赛的关键分数，20平，21平，就这样一直平上去，考验的就是人的意志力。有的人会紧张得抖个不停，而有的人却会越来越冷静，就看你是什么样的心理素质。这是一种极限时刻，最终人会回归到本性。
就像我去珠峰脚下，海拔5200米，冷得穿两件羽绒服，直升飞机螺旋桨都因为缺氧不能再转动了，这是一种极限。只有在极限状态下，你才能认识到自己本性是什么样的。
Choose the tougher one 选择难度更大的挑战
“Choose the tougher one．”这种选择从她10岁的少女时代就开始了。那一年，父亲和她一起分析了她和乒乓球的博弈，然后父亲就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了她。
于是像所有运动员一样，邓亚萍的人生很早就开始在掌声与注视中，也意味着在非常早的时候，面临着结束。
在退役后的去向上，她也同样“Choose the tougher one”，选择了相对于当教练来说更难的求学之路。于是她再次回到零点，曾经的冠军头衔并没有给予她丝毫帮助，也许反而平添了压力。如果学不成，人们会又多一个佐证偏见的案例。但是好强的邓亚萍就是要证明给人们看，运动员并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
也许亚萍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某种选择的理论依据，只是在人生事业的选择中，以一贯之着她坚强的秉性。
我问她今天这个职位打算做多久，像任何一个看重承诺的人一样，她没有给一个明确的回答，也许是因为“the tougher one”总在最后一刻出现。Staffers：在取得第18个世界冠军之后，你又创造了若干个世界第一：第一位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世界冠军；第一位被萨马兰奇邀请参观国际奥委会的运动员；第一位获得以你名字命名的国际乒联全球女子发展计划殊荣的运动员。你如何看待退役后这份浓墨重彩的成绩单?
邓亚萍：“第一”固然重要，但看你如何看待这个第一了。之前没有运动员做到，并不意味着我比别人强，只是之前没有人想到这么做。媒体喜欢强调第一，但我看来，很多事都可以成为第一——只要是一件没有人做的事，就可以是第一。通过求学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我有一定的勇气。好比探险，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你走过了，这才可贵，因为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样的。“第一”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它不代表一个高度，只代表我敢于接受这个挑战。
Staffers：如果有一次重来的机会，你是否还会选择运动员这个有些“残酷”的竞技性职业?过去的经历对你的现在有什么影响?
邓亚萍：如果小时候不练球?不好说。打球虽然影响了很多学习的时间，但是很值得!因为我走过了两个人生，有两条轨迹。
而且事情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后，处理的思维方式、方法很多是可以以一贯通、互相借鉴的。
乒乓球项目是一种技能型项目，不是完全靠体力、勇气来打球，还要用脑子，要迅速地反应。
打球是一个猜对方心理的过程、一个换位思维的过程。要研究对手的技术和战术，她的风格，她会如何处理球，打什么样的习惯线路等等。研究之后肯定要制定战术，当然对方也要研究我，所以还要准备意外的应对策略。所以赛前是最紧张的，这些都要准备 好，并记在脑子里。这个方法用到学习、工作中，是一样的道理。
比如现在与企业的谈判过程中，我要了解企业，清楚它需要什么，我们能提供什么，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不可预见的要求。谈判也是一个互相“算计”的过程。
想象一个学生去做一件事，如果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话，会很紧张，但对于一名运动员来说，他们走南闯北地比赛，所承受的压力、见过的世面都是很好的帮助，可以让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加成熟。这段经历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
Staffers：运动生涯结束后，为什么不像李宁那样从商，或者像更多人那样完全退出“江湖”?其实你什么都不做，也可以衣食无忧。为什么还要选择读书，并且一直读到世界名牌大学的博士?
邓亚萍：在退役前我问自己两个问题：如果不当教练。我走向社会，我会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找不到答案，所以我选择去读书。
打球时，我的梦想是当冠军，而对于读书，清华就是我的梦想。在清华学习的过程中，我又接触到剑桥，产生了新的愿望，但我当时觉得“这辈子是没希望了”。不过后来有了机会，重新燃起了我这个梦想，于是选择攻读博士，而这又与我现在的工作紧密结合。
Staffers：那现在还有什么梦想呢?
邓亚萍：现在的梦想就是博士毕业!
完成微妙的平衡
前两天，杨澜采访刘翔。问这个鼎盛时期的小伙子，要是有一天有别人超过你了怎么办?刘翔想了一下，非常坦率地回答：要是有人超过我，我就不想再继续跑了。
在另一档节目中，水均益采访刚刚退役一年的俄罗斯体操名将霍尔金娜：你还这么年轻，以后失去了鲜花和掌声，会不会觉得落寞?霍尔金娜回答得有些含糊：我的儿子现在是我的一切。
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
里面包含着竞技体育的神奇魅力，也包含着人世的神奇变幻。找不到邓亚萍10年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记录，但却可以看见她行动中的智慧。退役时，她在国际乒联的世界排名积分领先第二名100多分。国际乒联的官员说，如果邓亚萍不退役，每年只要参加一两场国际比赛，她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至少可以保持10年。她主动揭开遮挡住后生力量的那一块大幕，自然而然地面对自己体内因过度运动造成劳损的四五十岁关节，减少训练，直至完成过渡。她是没有人超越的，也是不惧怕被超越的。
她的离开当然没有霍尔金娜那样悲情和断绝，她和自己的荣耀保持了最适中的距离，她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了吗?还是更好地加入到开创新历史的队伍中去?她是真的离开体育了，还是如同萨马兰奇说的那样，离体育更近了?
Staffers：做运动员时你是冠军，所有的人，包括教练、陪练、队医，甚至食堂的厨师都会从不同的领域支持和协助你。但现在做的工作，似乎没有了这样的“众星捧月”的感觉，你如何调整以面对新的事业角色的挑战?邓亚萍：在我们部门，我是助理。首先要协助主任做好工作，然后再和其他部门协调好，做好工作。比赛时我们虽然一个人在场上，但代表的也是一个集体，我常常说自己身后有13亿人，指的就是这个。所以运动员一个很突出的优点是集体概念强。西点军校培养出很多CEO，比MBA学校培养的都多，和我们基本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基本上是半军事化训练，讲求团队精神，个人项目都不讲个人。更不要说集体项目了。现在更是这样，事情要大家一起来做。
作为一个Leader，比个人能力更重要的是如何能领导好团队，把大家的积极性激发出来，发挥潜能。团队里要有一个好制度，让大家有积极性，而且重要的是开放的心态。现在我们工作空间比较宽松，团队成员都很年轻，大家都愿意在一起工作。我们又多与已经或正在实现国际接轨的企业接触，加上我在国际组织的工作经历和学习经历，能够更好地和大家一起应对工作的挑战。
Staffers：其实准确地说，你的职业生涯最早是从国际奥委会开始的。这十年来，你是否也遇到过像打球时那样的困难?在国际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之下，你认为在一个国际组织中工作，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邓亚萍：1997年经中国奥委会推荐、萨马兰奇任命，我开始在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工作。到现在近十年了，经历了很多。
国际组织锻炼我的不仅仅是语言能力，更多的是我的阅历。国际奥委会203个成员，比联合国还多。你要考虑到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从中国或亚洲的视角出发。一个政策的制定，要让绝大多数国家受益，而不仅仅是一个、几个或十几个国家受益。你要找到平衡点，要从中国角度、从亚洲国家，以至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去平衡。如果你只想自己，对整个世界的发展也是不能够贡献长久的。所以在运动员委员会工作，让我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当要解决一个问题时。很自然地就会出现不同的阵营，比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时候，发达国家的委员认为应该怎样做，发展中国家却认为自己还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这种心理上的理解是不存在的，这就需要双方沟通，找到一个共通的区域。
比如我们有一个环境保护的议题。一些委员提出，屠杀非洲大象是很残忍的事情，应该停止。但非洲委员就认为，我们的非洲大象太多了，如果不杀，就会泛滥成灾，把人类能吃的东西都吃了，威胁人类的发展。最后我们决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解决，不能一概而论。这看来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却需要非常微妙的平衡才能做到。
我们只有19个委员，却涵盖了五大洲。委员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立场，但是我们都是为着一个核心工作的——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为人类全面发展精神上的享受和愉悦做贡献。奥林匹克运动对于人类是一个创建和平的机会、创建大家庭的机会，最终它是一个人类的庆典。
Staffers：你现在事业、学业和家庭已经很完美了。你认为自己成功吗?你怎样兼顾这么多的事情?
邓亚萍：当然矛盾一定存在。每个人一天有24小时，很公平。而且不管怎样都要睡觉，不是吗?但是有很多人，可以把时间安排得很好。这就取决于你的组织能力、自控能力。我是个自控能力比较好的人。原来练球的时候，即便再累，累到只能在乒乓球台前站着，我也要让自己多站上一会儿，练练发球什么的。
我觉得还不能说自己已经成功了。首先在学业上我还没有毕业，博士论文的撰写要比硕士难很多。硕士论文只要提出论点并能做到言之有物、自圆其说就可以了，但博士论文是要有创新见解的，这需要大量的阅读和研究。
另外在事业上，只能说我过去做运动员的经历是成功的。但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参与的，在业务上必须和其他同仁一样被严格要求。我不希望头上总顶着体育明星的“光环”，让别人为我“开绿灯”。我打乒乓球可以做部门同事们的老师，但在工作中还要不断学习，不断调整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
她的头衔非常的简单——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主任助理、全国政协委员。
可是对于一个33岁的年轻人来说，这已经是第二次开始。
我们之间有一点点相似，只有一点点：我们都在上学前就学习打乒乓球了，我们也都曾是英语专业的学生。除此之外，我们之间就是巨大的反差。一个是18次乒乓球世界冠军得主，而另一个止步于上学前的水平；一个是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研究生，而另一个只能把剑桥放在下辈子要实现的梦想清单里了。
“只有在极限状态下，你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本性是什么样的。”
这是邓亚萍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
她把球高高地抛在空中。因为国际乒联多次地修改规则，她不能在比赛的时候经常性地、习惯性地发出“Sa Sa”的叫喊。我们不能妄自揣测规则的修改有几分是为了给中国这个传统强项增添一点儿悬念。但是，邓亚萍时代里并没有悬念，从来没有。
尽管比分咬得很紧，尽管一度陈静直追两局把比分反扳成2比2，但人们还是在电视机前兴奋地助威，等待着必然到来的“第一名”，8年来从来没有意外。
邓亚萍后来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地强调竞技体育的“残酷”，汗水、付出和荣誉浓缩在这一小段时间里爆发，肾上腺素的分泌据说会摧毁一个正常人双腿直立的能力，但是她为了克服自己身高上的劣势，还必须加倍灵活地移动步伐。
“只有在极限状态下，你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本性是什么样的。”邓亚萍的复杂在于，她是即兴的、带有写意的霸道；她又是坚韧的，她更有力量的并非叫喊，而是叫喊后持久的静默。
在邓亚萍的身上，寻找竞技中的强者基因，总能找到一些线索。
Staffers：当时限制你运动生涯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身材问题，你的父亲也告诉你，如果打球你就要用别人跑一步的时间跑两步。你成绩比别人好，拿了第一国家队也不收你，为什么这样还会选择打球?
邓亚萍：简单说就是我不服!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过程。虽然张燮林教练推荐了我三次才得以进入国家队，但这也让我更珍惜自己的位置。一旦选择了，就要一直走下去。
后来进国家队，也是因为大家承认我主动进攻比较强，打得积极主动。积极主动才是乒乓球真正的核心，我利用自身的特点把握了乒乓球的这一核心。别人看起来不该进攻的，换成我就下手了。敢打，所以劣势也就转化成了机会。
现在看，选择乒乓球，选择竞技体育是选对了。竞技体育是以成绩来论好坏的，不管你其他条件怎么样，最起码有一个标准在这儿。不像其他的行业，标准不一定这么明显。虽然进省队也好、国家队也好，遇到了一些坎坷，但我觉得很正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大家一直都认为你很好，你没有机会遇到挫折，不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位置，有时候会成为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物。
Staffers：你的第一个巅峰来自于充满艰辛的运动员生涯，你战胜了似乎无法超越的困难，并在那个位置上保持了很长时间。但这一段并不短暂的生涯似乎只由单调的训练、比赛，再训练、再比赛组成，只有一些“机械运动”，对吗?
邓亚萍：走到今天，我更庆幸的是，经历过这样的状态，我把自己看得更加清楚。因为我们要承受双重的超负荷的压力，生理上的和精神上的。我知道当人处于极限时，是一种什么状态。
在和平年代，只有做运动员才能触及到“生死”。在平时状态下。工作、生意如果今天谈不好，明天还可以接着谈。所以很难触及到极限，也就很难有认识自己本性的机会。
在最激烈的比赛中，有时候基本上能感觉到“快不行了”。这么大量的比赛。又是最后决赛的关键分数，20平，21平，就这样一直平上去，考验的就是人的意志力。有的人会紧张得抖个不停，而有的人却会越来越冷静，就看你是什么样的心理素质。这是一种极限时刻，最终人会回归到本性。
就像我去珠峰脚下，海拔5200米，冷得穿两件羽绒服，直升飞机螺旋桨都因为缺氧不能再转动了，这是一种极限。只有在极限状态下，你才能认识到自己本性是什么样的。
Choose the tougher one 选择难度更大的挑战
“Choose the tougher one．”这种选择从她10岁的少女时代就开始了。那一年，父亲和她一起分析了她和乒乓球的博弈，然后父亲就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了她。
于是像所有运动员一样，邓亚萍的人生很早就开始在掌声与注视中，也意味着在非常早的时候，面临着结束。
在退役后的去向上，她也同样“Choose the tougher one”，选择了相对于当教练来说更难的求学之路。于是她再次回到零点，曾经的冠军头衔并没有给予她丝毫帮助，也许反而平添了压力。如果学不成，人们会又多一个佐证偏见的案例。但是好强的邓亚萍就是要证明给人们看，运动员并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
也许亚萍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某种选择的理论依据，只是在人生事业的选择中，以一贯之着她坚强的秉性。
我问她今天这个职位打算做多久，像任何一个看重承诺的人一样，她没有给一个明确的回答，也许是因为“the tougher one”总在最后一刻出现。Staffers：在取得第18个世界冠军之后，你又创造了若干个世界第一：第一位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世界冠军；第一位被萨马兰奇邀请参观国际奥委会的运动员；第一位获得以你名字命名的国际乒联全球女子发展计划殊荣的运动员。你如何看待退役后这份浓墨重彩的成绩单?
邓亚萍：“第一”固然重要，但看你如何看待这个第一了。之前没有运动员做到，并不意味着我比别人强，只是之前没有人想到这么做。媒体喜欢强调第一，但我看来，很多事都可以成为第一——只要是一件没有人做的事，就可以是第一。通过求学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我有一定的勇气。好比探险，在没有人走过的地方，你走过了，这才可贵，因为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样的。“第一”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它不代表一个高度，只代表我敢于接受这个挑战。
Staffers：如果有一次重来的机会，你是否还会选择运动员这个有些“残酷”的竞技性职业?过去的经历对你的现在有什么影响?
邓亚萍：如果小时候不练球?不好说。打球虽然影响了很多学习的时间，但是很值得!因为我走过了两个人生，有两条轨迹。
而且事情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后，处理的思维方式、方法很多是可以以一贯通、互相借鉴的。
乒乓球项目是一种技能型项目，不是完全靠体力、勇气来打球，还要用脑子，要迅速地反应。
打球是一个猜对方心理的过程、一个换位思维的过程。要研究对手的技术和战术，她的风格，她会如何处理球，打什么样的习惯线路等等。研究之后肯定要制定战术，当然对方也要研究我，所以还要准备意外的应对策略。所以赛前是最紧张的，这些都要准备 好，并记在脑子里。这个方法用到学习、工作中，是一样的道理。
比如现在与企业的谈判过程中，我要了解企业，清楚它需要什么，我们能提供什么，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不可预见的要求。谈判也是一个互相“算计”的过程。
想象一个学生去做一件事，如果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话，会很紧张，但对于一名运动员来说，他们走南闯北地比赛，所承受的压力、见过的世面都是很好的帮助，可以让他们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加成熟。这段经历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
Staffers：运动生涯结束后，为什么不像李宁那样从商，或者像更多人那样完全退出“江湖”?其实你什么都不做，也可以衣食无忧。为什么还要选择读书，并且一直读到世界名牌大学的博士?
邓亚萍：在退役前我问自己两个问题：如果不当教练。我走向社会，我会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找不到答案，所以我选择去读书。
打球时，我的梦想是当冠军，而对于读书，清华就是我的梦想。在清华学习的过程中，我又接触到剑桥，产生了新的愿望，但我当时觉得“这辈子是没希望了”。不过后来有了机会，重新燃起了我这个梦想，于是选择攻读博士，而这又与我现在的工作紧密结合。
Staffers：那现在还有什么梦想呢?
邓亚萍：现在的梦想就是博士毕业!
完成微妙的平衡
前两天，杨澜采访刘翔。问这个鼎盛时期的小伙子，要是有一天有别人超过你了怎么办?刘翔想了一下，非常坦率地回答：要是有人超过我，我就不想再继续跑了。
在另一档节目中，水均益采访刚刚退役一年的俄罗斯体操名将霍尔金娜：你还这么年轻，以后失去了鲜花和掌声，会不会觉得落寞?霍尔金娜回答得有些含糊：我的儿子现在是我的一切。
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
里面包含着竞技体育的神奇魅力，也包含着人世的神奇变幻。找不到邓亚萍10年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记录，但却可以看见她行动中的智慧。退役时，她在国际乒联的世界排名积分领先第二名100多分。国际乒联的官员说，如果邓亚萍不退役，每年只要参加一两场国际比赛，她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至少可以保持10年。她主动揭开遮挡住后生力量的那一块大幕，自然而然地面对自己体内因过度运动造成劳损的四五十岁关节，减少训练，直至完成过渡。她是没有人超越的，也是不惧怕被超越的。
她的离开当然没有霍尔金娜那样悲情和断绝，她和自己的荣耀保持了最适中的距离，她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了吗?还是更好地加入到开创新历史的队伍中去?她是真的离开体育了，还是如同萨马兰奇说的那样，离体育更近了?
Staffers：做运动员时你是冠军，所有的人，包括教练、陪练、队医，甚至食堂的厨师都会从不同的领域支持和协助你。但现在做的工作，似乎没有了这样的“众星捧月”的感觉，你如何调整以面对新的事业角色的挑战?邓亚萍：在我们部门，我是助理。首先要协助主任做好工作，然后再和其他部门协调好，做好工作。比赛时我们虽然一个人在场上，但代表的也是一个集体，我常常说自己身后有13亿人，指的就是这个。所以运动员一个很突出的优点是集体概念强。西点军校培养出很多CEO，比MBA学校培养的都多，和我们基本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基本上是半军事化训练，讲求团队精神，个人项目都不讲个人。更不要说集体项目了。现在更是这样，事情要大家一起来做。
作为一个Leader，比个人能力更重要的是如何能领导好团队，把大家的积极性激发出来，发挥潜能。团队里要有一个好制度，让大家有积极性，而且重要的是开放的心态。现在我们工作空间比较宽松，团队成员都很年轻，大家都愿意在一起工作。我们又多与已经或正在实现国际接轨的企业接触，加上我在国际组织的工作经历和学习经历，能够更好地和大家一起应对工作的挑战。
Staffers：其实准确地说，你的职业生涯最早是从国际奥委会开始的。这十年来，你是否也遇到过像打球时那样的困难?在国际化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之下，你认为在一个国际组织中工作，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邓亚萍：1997年经中国奥委会推荐、萨马兰奇任命，我开始在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工作。到现在近十年了，经历了很多。
国际组织锻炼我的不仅仅是语言能力，更多的是我的阅历。国际奥委会203个成员，比联合国还多。你要考虑到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从中国或亚洲的视角出发。一个政策的制定，要让绝大多数国家受益，而不仅仅是一个、几个或十几个国家受益。你要找到平衡点，要从中国角度、从亚洲国家，以至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去平衡。如果你只想自己，对整个世界的发展也是不能够贡献长久的。所以在运动员委员会工作，让我的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当要解决一个问题时。很自然地就会出现不同的阵营，比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时候，发达国家的委员认为应该怎样做，发展中国家却认为自己还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这种心理上的理解是不存在的，这就需要双方沟通，找到一个共通的区域。
比如我们有一个环境保护的议题。一些委员提出，屠杀非洲大象是很残忍的事情，应该停止。但非洲委员就认为，我们的非洲大象太多了，如果不杀，就会泛滥成灾，把人类能吃的东西都吃了，威胁人类的发展。最后我们决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解决，不能一概而论。这看来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却需要非常微妙的平衡才能做到。
我们只有19个委员，却涵盖了五大洲。委员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立场，但是我们都是为着一个核心工作的——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为人类全面发展精神上的享受和愉悦做贡献。奥林匹克运动对于人类是一个创建和平的机会、创建大家庭的机会，最终它是一个人类的庆典。
Staffers：你现在事业、学业和家庭已经很完美了。你认为自己成功吗?你怎样兼顾这么多的事情?
邓亚萍：当然矛盾一定存在。每个人一天有24小时，很公平。而且不管怎样都要睡觉，不是吗?但是有很多人，可以把时间安排得很好。这就取决于你的组织能力、自控能力。我是个自控能力比较好的人。原来练球的时候，即便再累，累到只能在乒乓球台前站着，我也要让自己多站上一会儿，练练发球什么的。
我觉得还不能说自己已经成功了。首先在学业上我还没有毕业，博士论文的撰写要比硕士难很多。硕士论文只要提出论点并能做到言之有物、自圆其说就可以了，但博士论文是要有创新见解的，这需要大量的阅读和研究。
另外在事业上，只能说我过去做运动员的经历是成功的。但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参与的，在业务上必须和其他同仁一样被严格要求。我不希望头上总顶着体育明星的“光环”，让别人为我“开绿灯”。我打乒乓球可以做部门同事们的老师，但在工作中还要不断学习，不断调整角色，发挥自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