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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没读过朱大可这篇《必须终结“标准答案时代”》，可能很难以想象在当今中国中小学校的课堂里、作业中和试卷上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标准答案”是多么的“迂腐、粗暴和荒谬”。譬如回答“三国故事里谁最有智慧”这个问题时，你答“诸葛亮”算对，答“孔明”就算错——对这一奇葩的答案，除了苦笑，你还能说什么？
《必须终结“标准答案时代”》剖析了“标准答案”主导教育教学这一现状的后果及其根源。其后果，轻则令学生的学习活动丧失智慧和乐趣，沦为一种应试教育体制下冗繁乏味的行为，摧毁个人的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伤害学生对文科课程的兴趣，消解学生独立思考的动力和课外阅读的兴趣;重则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双重标准和双重人格，造成学生人格分裂这一可怕的结果。
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不无关系，再加上高考这根教学工作的“指挥棒”的导引——高考制订排他性的单一答案，整个应试教育体系必然要适应这种模式。凡此种种，必然使中国的老师、学生、家长成为“标准答案”的奴隶。
朱大可这篇文章是在拥有大量中外教育典型实例的基础上写成的。丰沛的材料、鲜明的对比和极具逻辑性、思辨性的剖析使这篇不长的评论读来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不仅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学生应当读一读这篇文章，我们的高层决策者、我们有志于教育改革、有志于中华民族腾飞的有识之士更有必要读一读这篇切中教育时弊的文字。
【附原文】
必须终结“标准答案时代”
文/朱大可
上海闸北区某重点小学一年级语文试题：蜜蜂、小鸟、兔子和熊猫四种动物，请从中找出一种跟其他三种不同的动物。家长们众说纷纭，有认为是小鸟，因为只有鸟有羽毛、还会飞;有人认为是蜜蜂，因为唯有它是昆虫，而且只有它尾部有刺;更有人认为是兔子，因为只有兔子长着长耳，它还是其中唯一进入十二生肖的一位;校方给出的标准答案是熊猫，其理由为，它是唯一须由动物园饲养的国宝级动物。
此类“脑筋急转弯式”的命题，本来具有良好的益智和启迪功能，如果出题人让孩子做出自由回答，并给出理由，只要言之有理，符合逻辑，没有偏离常识，教师即判为正确，此为值得推广的好题，而一旦遭到“单一标准答案”的限定，它就迅速沦为一道臭题、愚题和滑稽之题，成为中国教育的诸多笑话之一。
《收获》编辑叶开说，他在上海闵行区就学的三年级女儿，就遇到过这样一道语文题目：“三国故事里谁最有智慧？”刚看完《三国演义》彩图本的女儿，很流畅地写下自己的答案——“孔明和庞统”，不料教师却给了一个大红叉，因为标准答案是 “诸葛亮”，而写下“孔明”就是犯错。此类“标准答案”之迂腐、粗暴和荒谬，已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我曾去旁听过一位优秀小学语文老师的公开课，时值仲春四月，老师出题“窗外”，请学生观察室外景色并报告所看到的事物。有的学生说看到了长出嫩芽的大树，有的看到了蓝天白云，有的说看到了摩天大楼，如此等等。而老师的回答是，你们都错了，正确答案应该是：“我看到了春天”。虽然老师的标准答案更具“隐喻”特色和“语文”气息，但你又有什么理由说孩子们的答案是错的呢？难道他们看到的都是幻景？
这种所谓单一标准答案，已经成为中国文科教育的基本模式，被广泛运用于造句（连词造句）、修辞练习和作文批阅之中，令语文学习彻底丧失智慧和乐趣，而沦为应试制度体制下冗繁而乏味的功课。
文科教育的答题方式，应该形成自己独特的逻辑。它通常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指涉事实、语法、拼写之类的“硬知识”，可以设定单一标准答案，而关于智力、观点、想象力、风格之类的“软知识”，在整个文科系统中占据70%以上，则应全面开放答案。简单套用理科教学模式，过度依赖标准化测试，放弃了多元开放的教育模式，只能造成对文科教育的最大伤害。
在西方的语文课里，除了拼写和文法等“硬件”有单一标准外，所有的思考题、智力题、作文、社会调查、课堂讨论等“软知识”，都没有标准答案，完全开放。学生们在课堂上可自由争论，老师做后期总结，仅仅指出那些明显的错误，但对各种合乎逻辑、自圆其说的回答，都给予正面鼓励。正是这种良性模式把许多学子送入领取诺贝尔奖的殿堂。
标准化测试对儿童教育的最大威胁，就是摧毁个人想象和逻辑推论，严重伤害学生对语文、历史和政治课程的兴趣、消解独立思考的动力和课外阅读的兴趣。而大量错误的“标准答案”，更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以“常识”的面目植入儿童心灵，其祸害往往延伸到数代人之后。此外，鉴于家长通常会给出自身的不同答案，而学生对此会变得无所适从，最终在家长和学校之间形成双重标准和双重人格。对于中国年青一代的人格分裂现状，标准化教育要承担重要责任。
在文科教育中设置强制性标准，往往是教育机构无能的表现。一些教育机构或从业人员，为了降低批阅的“劳动强度”，避免不同答案可能带来的诸多“矛盾纠纷”，而用单一标准答案来“一言以蔽之”，但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扩大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认知鸿沟，更引发了家长的严重不满，制造出更大的“社会纠纷”。
强制性标准的设置，无疑是应试教育体制的后果。高考制订排他性的单一答案，而整个应试教育体系必然要适应这种模式，它把教师、学生和家长一起捆绑起来，共同揣摩出题者的心理，猜测出题范围和标准答案，努力迎合出题者的观点，而根本无须探求与建构自己的独立见解。正是这种荒谬制度引领整个中国教育，把它变成以单一标准答案为轴心的考试机器。这架庞大的机器至今还在震耳欲聋地运转，制造各种“标准化产品”，把中国送入漫长的“标准答案时代”，而它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不再拥有创新和创造人才，而所谓建设“创造大国”的理念，以及“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宏伟蓝图，只能是一个无限美妙的蜃景而已。
（原载2014年11期《时代邮刊》）
责任编辑
《必须终结“标准答案时代”》剖析了“标准答案”主导教育教学这一现状的后果及其根源。其后果，轻则令学生的学习活动丧失智慧和乐趣，沦为一种应试教育体制下冗繁乏味的行为，摧毁个人的想象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伤害学生对文科课程的兴趣，消解学生独立思考的动力和课外阅读的兴趣;重则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双重标准和双重人格，造成学生人格分裂这一可怕的结果。
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不无关系，再加上高考这根教学工作的“指挥棒”的导引——高考制订排他性的单一答案，整个应试教育体系必然要适应这种模式。凡此种种，必然使中国的老师、学生、家长成为“标准答案”的奴隶。
朱大可这篇文章是在拥有大量中外教育典型实例的基础上写成的。丰沛的材料、鲜明的对比和极具逻辑性、思辨性的剖析使这篇不长的评论读来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不仅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学生应当读一读这篇文章，我们的高层决策者、我们有志于教育改革、有志于中华民族腾飞的有识之士更有必要读一读这篇切中教育时弊的文字。
【附原文】
必须终结“标准答案时代”
文/朱大可
上海闸北区某重点小学一年级语文试题：蜜蜂、小鸟、兔子和熊猫四种动物，请从中找出一种跟其他三种不同的动物。家长们众说纷纭，有认为是小鸟，因为只有鸟有羽毛、还会飞;有人认为是蜜蜂，因为唯有它是昆虫，而且只有它尾部有刺;更有人认为是兔子，因为只有兔子长着长耳，它还是其中唯一进入十二生肖的一位;校方给出的标准答案是熊猫，其理由为，它是唯一须由动物园饲养的国宝级动物。
此类“脑筋急转弯式”的命题，本来具有良好的益智和启迪功能，如果出题人让孩子做出自由回答，并给出理由，只要言之有理，符合逻辑，没有偏离常识，教师即判为正确，此为值得推广的好题，而一旦遭到“单一标准答案”的限定，它就迅速沦为一道臭题、愚题和滑稽之题，成为中国教育的诸多笑话之一。
《收获》编辑叶开说，他在上海闵行区就学的三年级女儿，就遇到过这样一道语文题目：“三国故事里谁最有智慧？”刚看完《三国演义》彩图本的女儿，很流畅地写下自己的答案——“孔明和庞统”，不料教师却给了一个大红叉，因为标准答案是 “诸葛亮”，而写下“孔明”就是犯错。此类“标准答案”之迂腐、粗暴和荒谬，已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我曾去旁听过一位优秀小学语文老师的公开课，时值仲春四月，老师出题“窗外”，请学生观察室外景色并报告所看到的事物。有的学生说看到了长出嫩芽的大树，有的看到了蓝天白云，有的说看到了摩天大楼，如此等等。而老师的回答是，你们都错了，正确答案应该是：“我看到了春天”。虽然老师的标准答案更具“隐喻”特色和“语文”气息，但你又有什么理由说孩子们的答案是错的呢？难道他们看到的都是幻景？
这种所谓单一标准答案，已经成为中国文科教育的基本模式，被广泛运用于造句（连词造句）、修辞练习和作文批阅之中，令语文学习彻底丧失智慧和乐趣，而沦为应试制度体制下冗繁而乏味的功课。
文科教育的答题方式，应该形成自己独特的逻辑。它通常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指涉事实、语法、拼写之类的“硬知识”，可以设定单一标准答案，而关于智力、观点、想象力、风格之类的“软知识”，在整个文科系统中占据70%以上，则应全面开放答案。简单套用理科教学模式，过度依赖标准化测试，放弃了多元开放的教育模式，只能造成对文科教育的最大伤害。
在西方的语文课里，除了拼写和文法等“硬件”有单一标准外，所有的思考题、智力题、作文、社会调查、课堂讨论等“软知识”，都没有标准答案，完全开放。学生们在课堂上可自由争论，老师做后期总结，仅仅指出那些明显的错误，但对各种合乎逻辑、自圆其说的回答，都给予正面鼓励。正是这种良性模式把许多学子送入领取诺贝尔奖的殿堂。
标准化测试对儿童教育的最大威胁，就是摧毁个人想象和逻辑推论，严重伤害学生对语文、历史和政治课程的兴趣、消解独立思考的动力和课外阅读的兴趣。而大量错误的“标准答案”，更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以“常识”的面目植入儿童心灵，其祸害往往延伸到数代人之后。此外，鉴于家长通常会给出自身的不同答案，而学生对此会变得无所适从，最终在家长和学校之间形成双重标准和双重人格。对于中国年青一代的人格分裂现状，标准化教育要承担重要责任。
在文科教育中设置强制性标准，往往是教育机构无能的表现。一些教育机构或从业人员，为了降低批阅的“劳动强度”，避免不同答案可能带来的诸多“矛盾纠纷”，而用单一标准答案来“一言以蔽之”，但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扩大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认知鸿沟，更引发了家长的严重不满，制造出更大的“社会纠纷”。
强制性标准的设置，无疑是应试教育体制的后果。高考制订排他性的单一答案，而整个应试教育体系必然要适应这种模式，它把教师、学生和家长一起捆绑起来，共同揣摩出题者的心理，猜测出题范围和标准答案，努力迎合出题者的观点，而根本无须探求与建构自己的独立见解。正是这种荒谬制度引领整个中国教育，把它变成以单一标准答案为轴心的考试机器。这架庞大的机器至今还在震耳欲聋地运转，制造各种“标准化产品”，把中国送入漫长的“标准答案时代”，而它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不再拥有创新和创造人才，而所谓建设“创造大国”的理念，以及“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宏伟蓝图，只能是一个无限美妙的蜃景而已。
（原载2014年11期《时代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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