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年轻学人钱志富君的新书《七月派诗人论》第二章专论诗人胡风，四十多页有近二十页谈胡风的旧诗。初读，颇感意外。多想一想，觉得有道理。最明显的是钱君所言“胡风的旧体诗在他一生的诗歌创作中占了半壁江山”。其实就数量而言较之新诗不止半壁江山，就形式而言那些狱中连环诗体乃千古未有之戛戛独造，就质量而言很懂旧诗又很懂胡风的聂绀弩誉之为“大手笔”。凡此，过去我皆略有所知，惟囿于思维定式，未曾多想。而今钱君不拘故常，思想活跃，视野开阔，胸中另有丘壑江山，给出一个“整体”的诗人胡风，果然后生可畏。钱君书中谈阿垅，谈贺敬之等，也都涉及他们的旧诗，可见他已形成思路，并非故为惊人之论。
人众均知，“七月读派”是以自由体为主的新诗流派。胡风、艾青等人以下，皆以新诗诗人名世，从创作到理论都对新诗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受域外文学影响，自不待言。近年“现代派”流行，更有论者言及“七月诗派”是不自觉地走近“现代派”，也可存此一说。但作为“中国新诗”，大概域外影响只能算后天“印记”。钱志富未及深论而已经标出的胡风等人的“旧诗”，便颇能引人联想：这算不算发现了“七月诗派”先天的“胎记”?(也许谓之“基因”、“底色”更妥?)因为大概可以认定七月派诗人不论是否能写或写过旧诗，但都是从娃娃开始就先学“旧诗”，然后才走近“新诗”的。从梅志先生晚年心血所撰《胡风传》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可知胡风从童年到少年读的是“经学”(即私塾)。《百家姓》、《千字文》等识字读本，也是韵语的启蒙，对“对子”则是诗学的启蒙。《胡风传》更记载少年胡风曾认真地抄下业师朱先生“写给他们的诗词，认真地背诵，并记住那些平仄对仗规律。同学们都在学着作诗，光莹(胡风用过的学名)也写了不少，同学们传看时都说好”。书中还记下另位老师出上联“六管笳灰更凤律”，少年胡风略一沉吟，对了“满城桃李属麟岗”，麟岗是学校所在地名，这即景生情之句，大概是我们所能见到的胡风最早的“旧诗”了。梅志先生珍藏的这杯百年陈酿，品牌固属“少年胡风”，但“七月派”的诗人们(扩而言之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大概都曾以各自的方式浸润在这种历史文化氛围中，从而自觉或不觉地形成旧诗审美情结，理还乱而又斩不断，挥之难却。故而以胡风等人的“旧诗”为切入点之一(仅仅是之一)，进而解读“七月派”新诗诗风和诗人人格，大有文章可做。
由是，我又想起了北京大学年轻女学人王丽丽前两年出版的《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其中第一章“胡风文艺思想的原生形态”开宗明义，追本探源。而第五章“整体思想与阴阳两极太仪图式”，堪称言人所未言。在我读来，似乎尚有若干环节未能贯通。印象较深的是，王女士引域外学人有关胡风的研究成果，力求把著名的“主观战斗精神”命题和著名的“天人合一”说衔接，似乎言之有理，又似乎缺了点什么。可能因为“天人合一”的解读，几乎言人人殊、难有达诂之故。两位年轻学人不约而同对胡风及“七月派”的文化血脉源流进行较深层次的梳理，尽管行之未远，但新人新书新视野，总令老朽如我，感到后生可畏，来日方长。附加一言，从两位新书的大量引述中，我方知道近年有那么多中青年学人(包括外国学人)，写了那么多关于胡风和“七月派”的书和文章。无缘也无力拜读，感慨之余，不无遗憾。
上面说到钱志富论及贺敬之的“旧诗”，见书中专章“贺敬之的诗”。长篇大论，二十余页，“旧诗”顺便提到而已。对贺诗年来颇有争议，其中不乏“愤青”式酷论。一般青年读者多半不知道贺敬之“七月派”的“历史问题”，论者也鲜有提及。钱志富捅破窗纸，专章长论，要点勇气。一次电话中他特别告诉我“正在写贺敬之”可证。书中倡言：“七月诗派缺了贺敬之和他的诗是不完整的。”并非过甚之辞，是对历史的尊重。贺敬之以“艾漠”笔名，自1940年起，连续在《七月》发表诗歌，一时引人注目。1941年胡风选编《我是初来的》(“七月诗丛”之一，多人合集)，收入贺诗五首之多。其后贺敬之以《白毛女》得享盛名，但1951年出版的“七月诗丛”，贺敬之诗集《并没有冬天》仍列其间。同年徐放编辑出版的“现实诗丛”又收入贺敬之诗集《笑》。从1940到1951年，应当说是“七月诗派”从兴旺发达走向灰飞烟灭的历史时段，贺敬之是与之共终始的重要诗人。所以现在存世的“派”中老人，大多把“艾漠”即贺敬之视为精神上的青春伙伴，念兹在兹，铭记于心。饯君书中提到罗飞、杜谷异口同声称贺为“优秀的诗人”，乃由衷之言。还有一个钱志富在场的场面，气氛温馨亲切。2002年在上海有一次纪念胡风诞辰百年活动，座谈中牛汉不知怎么谈起贺敬之十六七岁时的学诗情况，我也补充了两句。彭燕郊应声而起，吟诵贺敬之早期名作《跃进》的断句；“春天／浓雾的早晨／野花／红色的招引……”连声赞叹：“多好!多好!”八十多岁的老诗人情意殷殷背诵六十多年前一位少年诗人的作品，自是一道难得风景，仿佛那少年早已欣然入座含笑倾听。可见，把“贺敬之的诗”列入《七月派诗人论》，理所当然。但贺诗专章相当篇幅论贺敬之五十年代以后诗作，似乎成了钱君一大难点，故而引述别人意见颇多，自己创见较少。可见情胜乎辞地欣赏，已经不够，知性地分辨，似准备不足。好在就钱君而言，来日方长，人们可以期待他写出更有分量的“贺敬之诗论”。
人众均知，“七月读派”是以自由体为主的新诗流派。胡风、艾青等人以下，皆以新诗诗人名世，从创作到理论都对新诗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受域外文学影响，自不待言。近年“现代派”流行，更有论者言及“七月诗派”是不自觉地走近“现代派”，也可存此一说。但作为“中国新诗”，大概域外影响只能算后天“印记”。钱志富未及深论而已经标出的胡风等人的“旧诗”，便颇能引人联想：这算不算发现了“七月诗派”先天的“胎记”?(也许谓之“基因”、“底色”更妥?)因为大概可以认定七月派诗人不论是否能写或写过旧诗，但都是从娃娃开始就先学“旧诗”，然后才走近“新诗”的。从梅志先生晚年心血所撰《胡风传》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可知胡风从童年到少年读的是“经学”(即私塾)。《百家姓》、《千字文》等识字读本，也是韵语的启蒙，对“对子”则是诗学的启蒙。《胡风传》更记载少年胡风曾认真地抄下业师朱先生“写给他们的诗词，认真地背诵，并记住那些平仄对仗规律。同学们都在学着作诗，光莹(胡风用过的学名)也写了不少，同学们传看时都说好”。书中还记下另位老师出上联“六管笳灰更凤律”，少年胡风略一沉吟，对了“满城桃李属麟岗”，麟岗是学校所在地名，这即景生情之句，大概是我们所能见到的胡风最早的“旧诗”了。梅志先生珍藏的这杯百年陈酿，品牌固属“少年胡风”，但“七月派”的诗人们(扩而言之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大概都曾以各自的方式浸润在这种历史文化氛围中，从而自觉或不觉地形成旧诗审美情结，理还乱而又斩不断，挥之难却。故而以胡风等人的“旧诗”为切入点之一(仅仅是之一)，进而解读“七月派”新诗诗风和诗人人格，大有文章可做。
由是，我又想起了北京大学年轻女学人王丽丽前两年出版的《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其中第一章“胡风文艺思想的原生形态”开宗明义，追本探源。而第五章“整体思想与阴阳两极太仪图式”，堪称言人所未言。在我读来，似乎尚有若干环节未能贯通。印象较深的是，王女士引域外学人有关胡风的研究成果，力求把著名的“主观战斗精神”命题和著名的“天人合一”说衔接，似乎言之有理，又似乎缺了点什么。可能因为“天人合一”的解读，几乎言人人殊、难有达诂之故。两位年轻学人不约而同对胡风及“七月派”的文化血脉源流进行较深层次的梳理，尽管行之未远，但新人新书新视野，总令老朽如我，感到后生可畏，来日方长。附加一言，从两位新书的大量引述中，我方知道近年有那么多中青年学人(包括外国学人)，写了那么多关于胡风和“七月派”的书和文章。无缘也无力拜读，感慨之余，不无遗憾。
上面说到钱志富论及贺敬之的“旧诗”，见书中专章“贺敬之的诗”。长篇大论，二十余页，“旧诗”顺便提到而已。对贺诗年来颇有争议，其中不乏“愤青”式酷论。一般青年读者多半不知道贺敬之“七月派”的“历史问题”，论者也鲜有提及。钱志富捅破窗纸，专章长论，要点勇气。一次电话中他特别告诉我“正在写贺敬之”可证。书中倡言：“七月诗派缺了贺敬之和他的诗是不完整的。”并非过甚之辞，是对历史的尊重。贺敬之以“艾漠”笔名，自1940年起，连续在《七月》发表诗歌，一时引人注目。1941年胡风选编《我是初来的》(“七月诗丛”之一，多人合集)，收入贺诗五首之多。其后贺敬之以《白毛女》得享盛名，但1951年出版的“七月诗丛”，贺敬之诗集《并没有冬天》仍列其间。同年徐放编辑出版的“现实诗丛”又收入贺敬之诗集《笑》。从1940到1951年，应当说是“七月诗派”从兴旺发达走向灰飞烟灭的历史时段，贺敬之是与之共终始的重要诗人。所以现在存世的“派”中老人，大多把“艾漠”即贺敬之视为精神上的青春伙伴，念兹在兹，铭记于心。饯君书中提到罗飞、杜谷异口同声称贺为“优秀的诗人”，乃由衷之言。还有一个钱志富在场的场面，气氛温馨亲切。2002年在上海有一次纪念胡风诞辰百年活动，座谈中牛汉不知怎么谈起贺敬之十六七岁时的学诗情况，我也补充了两句。彭燕郊应声而起，吟诵贺敬之早期名作《跃进》的断句；“春天／浓雾的早晨／野花／红色的招引……”连声赞叹：“多好!多好!”八十多岁的老诗人情意殷殷背诵六十多年前一位少年诗人的作品，自是一道难得风景，仿佛那少年早已欣然入座含笑倾听。可见，把“贺敬之的诗”列入《七月派诗人论》，理所当然。但贺诗专章相当篇幅论贺敬之五十年代以后诗作，似乎成了钱君一大难点，故而引述别人意见颇多，自己创见较少。可见情胜乎辞地欣赏，已经不够，知性地分辨，似准备不足。好在就钱君而言，来日方长，人们可以期待他写出更有分量的“贺敬之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