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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如英
1945年8月出生，湖南省邵阳市人。从小立志成为一名教师，由于父亲政治问题，未能如愿。高二时休学主动选择上山下乡，于1964年以个人插队的方式成为知青，下乡地点为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区白毛坪公社民主大队，后成为大队下墦塘小学知青教师。1968年转点，在西岩公社江南大队江南小学以民办教师身份从教，直到1979年返城。1988年，父亲洗刷冤屈，落实政策，成为公办教师，就职于邵阳市前进小学，任教研组长。2001年退休后被返聘，直至2005年正式退休。
一、为了梦想，决然下乡
1945年，我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我的父亲是资江小学的老校长，一辈子兢兢业业，献身教育事业。受父亲的影响，加之身边有许多善待我的恩师，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渴望走上三尺讲台，与可爱的学生们共度朝夕。不幸的是，我的父亲读书时期因被同学冤枉，记下了政治问题;当校长期间因倡导学生学习而非搬砖劳动，以“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罪名受到批判。父亲的政治背景让我数次入团入党政审不合格、申报师范学校失败，满腔热血无法施展，对人生感到迷茫。恰逢居委会和上山下乡知青办在大力号召群众上山下乡，我认为农村是广阔的天地，青年人可以大有作为，加之农村比较单纯，不会再考虑我的政治问题，于是我在1964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下乡。
我下乡的公社是城步县苗族自治区白毛坪公社。公社有37个知青，只有4个女孩。乡下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最初我与其他三位女知青住在庵堂里，后来公社向大队秘书借了房子，里面有两张床，我们两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后来我当了知青教师，就一个人住在学校里。床上连席子都没有，就把稻草放在床上，然后人睡在稻草上。除了在课余时帮助乡亲们干农活积工分，我们每月还领5元的民办教师补助。购置生活必需品要走很远的路，交通不便、书信不通，与外界基本没有联系。
我们也无法适应当地文化。当时苗族地区民风尚未开化，年轻人都讲苗语，喜欢对着我们说脏话，而且在男女问题上比汉族开放。下乡时，干部特意对当地群众强调，我们是下乡的知青，需要像保护军婚一样保护，谁触犯这一条就要坐牢。当地学生和青年人就不敢对我们毛手毛脚，但有些人还是油腔滑调。
二、实现梦想，站上讲台
1965年3月，下乡几个月后，考虑到我的文化程度，再加上我老实、听话，大队选我做知青教师。大队共有四个老师，我所在的生产队就只有我一个。
我去的学校在一座半山腰间的庵堂里，只有1到3年级，所有学生都在一起学习，一共21个学生，都来自周边的农户。学校没有教学大纲，也没人指导，基本是以前我的老师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教学生，教学方式非常随意。所有科目和教学内容都是我自己决定，课程有语文、数学、音乐与体育，语文课就教《毛主席语录》，数学就教基本的数字和运算，体育课有踢毽子、踏步等活动，音乐课以唱歌为主。没有固定的课程表，基本是一门课教累了就换一门。教学时长也不确定，一般视当时情况而定，有时60分钟，有时不到二三十分钟，但我也会按着我的教学提纲走。当时没有考试，无法判断教学质量，也没人在意。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由生产队负责发放，总额较少，但仍有黑板和桌椅等基础教学设施，能够满足教师的基本教学需要。
当时学校只有我一个老师，因此我既是老师又是校长，我不但负责教学，还要负责学校的一切事项。公社对教学质量较少过问，但是生产队的教学还是受公社文教专干的检查监督，公社偶尔也会在暑假请资深教师为农村年轻教师开展集中培训，尽可能地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
虽然条件艰苦，事务烦琐，但幸运的是，当地老乡对知青十分尊重，照顾我们的起居，不但热情款待我们，而且还教我们做农活。平日我很少出工，所以同龄的朋友也不多，但我常与周边年长的老奶奶聊天。正月去给老人家拜年，老人们通常舀一勺甜酒、一勺南瓜，混在一起给我们吃，或者给我们喝油茶，非常客气热情。过年如果哪家杀猪了，我们还可以顺便分一些。有个比我现在年龄还大的老奶奶，每次看到我都非常客气。我怀着孩子要转点的时候，她就给我递了一包自己种的黑豆子，还跟我说：“老刘啊，这个吃了好，能催奶。”乡亲们的悉心照料帮助我度过乡下的漫长岁月。
学生也成为我快乐生活的源泉。当时学生们较少有“知识改变命运”这样的想法，但很听话，对学习比较热情。他们见到我会轻快地打招呼，我们会一起玩游戏、跳皮筋、踢毽子，师生关系非常好。学生的家庭条件都不好，但思想非常单纯，有时候走到我面前咧着嘴问我：“果里有个干红薯，老师你恰吗？”①大多数居民、家长和学生对教师非常尊敬，这都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传统，所以我在那很少受到别人的刁难。
三、婚后转点，再次从教
我与老张因同在一个大队相熟，老张时常接送我去大队和公社开会，就这样慢慢在一起了。1968年冬天，老张被调到城步，我只能跟着老张一起走，到他家乡去了。
到老张家还没一个月，儿子就出生了。我躺在床上想：“我该怎么办，做什么呢？”正好他们生产队开会，没有会计，有人提议让我当，于是在儿子满月后，我参加公社的培训，做了一名会计，一干就是
十年。
接着老张调到西岩中学教书，恰逢学校公开招聘民办教师，我就马上报名了。当时我带着孩子，也没什么时间复习，每天晚上把孩子哄睡着后，就点着煤油灯在床边看看数学公式。当时要考政治、语文、数学三门，去考政治的路上我幸运地瞟见墙上写着“什么是宪法”的答案，因此也多得了2分;加之我从小在市区接受教育，比当地人的基础扎实些，就考上了当地民办教师，只在星期日或者休息時间给大队决算、统分。
我所在的学校是所完整的大队小学，一到六年级都有。我教的班有40多个学生，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不是很高，还经常随性地请假不来上课，但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会继续读初中和高中，也有学生能一直读上去，出人头地。低年级是由一个老师包班教学，固定科目有语文、数学;高年级有单独的数学老师和语文老师;体育课上得比较少，没有专职的体育老师，也没有场地;音乐课一学期一两次，主要教唱歌、认谱。 当时学校有了成套的教科书，老师们有教学任务，但没有特定的教学目标，教学非常随意，只要把书上的内容教完就好，一节課教不完就分两节课;老师间也不流行互相听课，都是彼此独立互不干涉。我刚去的时候，没有范本，也没备过课，就按自己构思的教。语文课就学拼音、汉字，数学就学基本的算术，都跟着教材走。开始有基于教材内容的考试，表明教学质量逐渐开始受到重视。
学校一共有7名老师，只有1名公办教师，其余都是通过考试的村里的民办教师，后来大多转正了。当时老师培训的机会极少，老师如果想提高自己，就去参加中函，有专门的老师教语文、数学、政治等学科内容，寒假集中学习10～15天，暑假集中学习20～25天。那时候我去参加中函，集中学了两年，后来学习没有结束我就回城了，也没有继续上，所以没有拿到中函的毕业证。
四、自愿返城，辗转归队
1979年，大规模知青返城，我也自愿返回家乡。回家后首先就面临工作问题，下乡支教时间虽长，但并未给我特别的待遇，我始终是一名民办教师。我们一家四口回城后先与父亲住在一起，过了两个月，我带着小孩租了房，房子里横竖摆着两张床，手都能直接摸到屋顶。无工作的困苦让我只得开口问父亲讨要孩子的学费。
走投无路之际，我找到父亲学校的老师，请求他帮忙找工作，随即被介绍到资江小学当14天代课教师，接着我又在向阳小学代课14天。随后，我又在沙井头小学代课一个月。我思忖，代课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就向教育局领导求助，说我不求工作好坏，只要能解决吃饭问题即可。市政府比较照顾返城知青，第二天就将我安排到水利机厂幼儿园工作，成为厂里的正式员工。在幼儿园，大、中、小班我都带过，但我还是想回学校教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被转到邵新小学教一年级，区里来听课觉得我上得不错，从此校长也就放心下来。在邵新学校的七八年间，我一直是以工代教，虽然被称为老师，但是享受的是保育员的待遇，后与厂长商讨后，给了我幼师的薪资。
我父亲通过不断写报告说明情况，成功地洗掉了档案里“历史反革命”这几个字，政治问题彻底解决了。1988年，我提供了政审的材料。教育局派人调查情况，替我落实了政策，发布了红头文件，说我这是归队，承认我自1965年开始的教龄，然后就把我分到了前进小学。学校书记听说是落实政策来的，认为落实政策的都是不能教书的，并不信任我，甚至一开始跟我说学校不缺人，拒绝在我的调令上签字。而我认为我应当服从调令，听从教育局的安排，因此在不断的求情后，我被安排教一年级。后来三年级一位老师休产假，校长请我代课。全区统考时，我教的两个班在区里分别名列第三和第五，校长和书记非常满意。随后，六年级的老师生病住院，我带六年级，全区统考时数学考了第一，这也就更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我原有的看法。我曾指导一名学生参加华罗庚数学竞赛得了冠军，我也因此得到“优秀教练员”称号。后来，我一直担任学校教研组组长，负责和管理学校的数学教学。
我在当知青教师时并未受过专门的训练，也不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师范生，普通话、板书等方面还存在问题。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源于我坚持不懈的努力。刚从城步回来上课时，我也有点胆怯，担心别人揭我的短。当时，邵阳九县三区要选拔一位教师到市区上课，我就去听课，再忙都不间断。市里区里有时会请专家上课，我也去听课，做好笔记，虚心求教。很多上课的形式和教学的内容我就是从听课中学到的。正是上山下乡的这段经历，教会我要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①，从不抱怨，只脚踏实地地干，通过努力和付出得到别人的认可。此外，知青经历也教会我不要有私心，不要计较，无论在乡下还是回城我都先等别人选完，我再拿剩下的。
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乡村教育，政策不断向农村倾斜，农村教育的投入也逐渐上升，但是许多教师还是不愿意去农村，这是整个社会环境的责任。要改善这样的情况，需要对学校教育、社会风气、个人精神品质都给予充分的重视。在我看来，“知青教师精神”就能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净化教师的从教信念，促进教师奋勇前行，培养真正关心学生、乐于从教、善于从教的明日之师。对我来说，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仍然愿意去偏远的山区执教，因为我热爱这个职业，愿意无怨无悔为之付出！
访谈后记
刘如英老师是一位了不起的知青教师。凭借对教师工作的热情，她在国家需要她的时候毅然下乡，忍受贫苦、甘于平淡，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守岗位，并始终秉持对教育的初心。返城后，她丝毫没有享受知青教师头衔带来的名利，辗转奔波后，终于成为一名正式教师。从教近40年，她感恩那段知青岁月，正是那段困难的日子，锻造了她的教师之魂，教会她作为一名教师要不存私心，对学生有情意，不因家庭富裕与否随意评判学生，鼓励和认可困难的学生;不论教书地点如何，都要无怨无悔为教育事业献身。刘如英老师对每位学生都印象深刻，谈起学生来如数家珍。在她收藏的照片和其他资料里，我能看到她作为人民教师的爱与担当，感受到她无私的奉献精神。
在此向刘如英老师表达敬意，对她不辞辛劳数次接受访谈表示感谢，并庆幸自己有此机会得以记录她这段知青岁月！感谢我的妹妹，帮我联系老师并陪同我一起进行访谈。最后，衷心感谢胡艳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1945年8月出生，湖南省邵阳市人。从小立志成为一名教师，由于父亲政治问题，未能如愿。高二时休学主动选择上山下乡，于1964年以个人插队的方式成为知青，下乡地点为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区白毛坪公社民主大队，后成为大队下墦塘小学知青教师。1968年转点，在西岩公社江南大队江南小学以民办教师身份从教，直到1979年返城。1988年，父亲洗刷冤屈，落实政策，成为公办教师，就职于邵阳市前进小学，任教研组长。2001年退休后被返聘，直至2005年正式退休。
一、为了梦想，决然下乡
1945年，我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我的父亲是资江小学的老校长，一辈子兢兢业业，献身教育事业。受父亲的影响，加之身边有许多善待我的恩师，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渴望走上三尺讲台，与可爱的学生们共度朝夕。不幸的是，我的父亲读书时期因被同学冤枉，记下了政治问题;当校长期间因倡导学生学习而非搬砖劳动，以“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罪名受到批判。父亲的政治背景让我数次入团入党政审不合格、申报师范学校失败，满腔热血无法施展，对人生感到迷茫。恰逢居委会和上山下乡知青办在大力号召群众上山下乡，我认为农村是广阔的天地，青年人可以大有作为，加之农村比较单纯，不会再考虑我的政治问题，于是我在1964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下乡。
我下乡的公社是城步县苗族自治区白毛坪公社。公社有37个知青，只有4个女孩。乡下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最初我与其他三位女知青住在庵堂里，后来公社向大队秘书借了房子，里面有两张床，我们两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后来我当了知青教师，就一个人住在学校里。床上连席子都没有，就把稻草放在床上，然后人睡在稻草上。除了在课余时帮助乡亲们干农活积工分，我们每月还领5元的民办教师补助。购置生活必需品要走很远的路，交通不便、书信不通，与外界基本没有联系。
我们也无法适应当地文化。当时苗族地区民风尚未开化，年轻人都讲苗语，喜欢对着我们说脏话，而且在男女问题上比汉族开放。下乡时，干部特意对当地群众强调，我们是下乡的知青，需要像保护军婚一样保护，谁触犯这一条就要坐牢。当地学生和青年人就不敢对我们毛手毛脚，但有些人还是油腔滑调。
二、实现梦想，站上讲台
1965年3月，下乡几个月后，考虑到我的文化程度，再加上我老实、听话，大队选我做知青教师。大队共有四个老师，我所在的生产队就只有我一个。
我去的学校在一座半山腰间的庵堂里，只有1到3年级，所有学生都在一起学习，一共21个学生，都来自周边的农户。学校没有教学大纲，也没人指导，基本是以前我的老师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教学生，教学方式非常随意。所有科目和教学内容都是我自己决定，课程有语文、数学、音乐与体育，语文课就教《毛主席语录》，数学就教基本的数字和运算，体育课有踢毽子、踏步等活动，音乐课以唱歌为主。没有固定的课程表，基本是一门课教累了就换一门。教学时长也不确定，一般视当时情况而定，有时60分钟，有时不到二三十分钟，但我也会按着我的教学提纲走。当时没有考试，无法判断教学质量，也没人在意。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由生产队负责发放，总额较少，但仍有黑板和桌椅等基础教学设施，能够满足教师的基本教学需要。
当时学校只有我一个老师，因此我既是老师又是校长，我不但负责教学，还要负责学校的一切事项。公社对教学质量较少过问，但是生产队的教学还是受公社文教专干的检查监督，公社偶尔也会在暑假请资深教师为农村年轻教师开展集中培训，尽可能地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
虽然条件艰苦，事务烦琐，但幸运的是，当地老乡对知青十分尊重，照顾我们的起居，不但热情款待我们，而且还教我们做农活。平日我很少出工，所以同龄的朋友也不多，但我常与周边年长的老奶奶聊天。正月去给老人家拜年，老人们通常舀一勺甜酒、一勺南瓜，混在一起给我们吃，或者给我们喝油茶，非常客气热情。过年如果哪家杀猪了，我们还可以顺便分一些。有个比我现在年龄还大的老奶奶，每次看到我都非常客气。我怀着孩子要转点的时候，她就给我递了一包自己种的黑豆子，还跟我说：“老刘啊，这个吃了好，能催奶。”乡亲们的悉心照料帮助我度过乡下的漫长岁月。
学生也成为我快乐生活的源泉。当时学生们较少有“知识改变命运”这样的想法，但很听话，对学习比较热情。他们见到我会轻快地打招呼，我们会一起玩游戏、跳皮筋、踢毽子，师生关系非常好。学生的家庭条件都不好，但思想非常单纯，有时候走到我面前咧着嘴问我：“果里有个干红薯，老师你恰吗？”①大多数居民、家长和学生对教师非常尊敬，这都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传统，所以我在那很少受到别人的刁难。
三、婚后转点，再次从教
我与老张因同在一个大队相熟，老张时常接送我去大队和公社开会，就这样慢慢在一起了。1968年冬天，老张被调到城步，我只能跟着老张一起走，到他家乡去了。
到老张家还没一个月，儿子就出生了。我躺在床上想：“我该怎么办，做什么呢？”正好他们生产队开会，没有会计，有人提议让我当，于是在儿子满月后，我参加公社的培训，做了一名会计，一干就是
十年。
接着老张调到西岩中学教书，恰逢学校公开招聘民办教师，我就马上报名了。当时我带着孩子，也没什么时间复习，每天晚上把孩子哄睡着后，就点着煤油灯在床边看看数学公式。当时要考政治、语文、数学三门，去考政治的路上我幸运地瞟见墙上写着“什么是宪法”的答案，因此也多得了2分;加之我从小在市区接受教育，比当地人的基础扎实些，就考上了当地民办教师，只在星期日或者休息時间给大队决算、统分。
我所在的学校是所完整的大队小学，一到六年级都有。我教的班有40多个学生，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不是很高，还经常随性地请假不来上课，但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会继续读初中和高中，也有学生能一直读上去，出人头地。低年级是由一个老师包班教学，固定科目有语文、数学;高年级有单独的数学老师和语文老师;体育课上得比较少，没有专职的体育老师，也没有场地;音乐课一学期一两次，主要教唱歌、认谱。 当时学校有了成套的教科书，老师们有教学任务，但没有特定的教学目标，教学非常随意，只要把书上的内容教完就好，一节課教不完就分两节课;老师间也不流行互相听课，都是彼此独立互不干涉。我刚去的时候，没有范本，也没备过课，就按自己构思的教。语文课就学拼音、汉字，数学就学基本的算术，都跟着教材走。开始有基于教材内容的考试，表明教学质量逐渐开始受到重视。
学校一共有7名老师，只有1名公办教师，其余都是通过考试的村里的民办教师，后来大多转正了。当时老师培训的机会极少，老师如果想提高自己，就去参加中函，有专门的老师教语文、数学、政治等学科内容，寒假集中学习10～15天，暑假集中学习20～25天。那时候我去参加中函，集中学了两年，后来学习没有结束我就回城了，也没有继续上，所以没有拿到中函的毕业证。
四、自愿返城，辗转归队
1979年，大规模知青返城，我也自愿返回家乡。回家后首先就面临工作问题，下乡支教时间虽长，但并未给我特别的待遇，我始终是一名民办教师。我们一家四口回城后先与父亲住在一起，过了两个月，我带着小孩租了房，房子里横竖摆着两张床，手都能直接摸到屋顶。无工作的困苦让我只得开口问父亲讨要孩子的学费。
走投无路之际，我找到父亲学校的老师，请求他帮忙找工作，随即被介绍到资江小学当14天代课教师，接着我又在向阳小学代课14天。随后，我又在沙井头小学代课一个月。我思忖，代课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就向教育局领导求助，说我不求工作好坏，只要能解决吃饭问题即可。市政府比较照顾返城知青，第二天就将我安排到水利机厂幼儿园工作，成为厂里的正式员工。在幼儿园，大、中、小班我都带过，但我还是想回学校教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被转到邵新小学教一年级，区里来听课觉得我上得不错，从此校长也就放心下来。在邵新学校的七八年间，我一直是以工代教，虽然被称为老师，但是享受的是保育员的待遇，后与厂长商讨后，给了我幼师的薪资。
我父亲通过不断写报告说明情况，成功地洗掉了档案里“历史反革命”这几个字，政治问题彻底解决了。1988年，我提供了政审的材料。教育局派人调查情况，替我落实了政策，发布了红头文件，说我这是归队，承认我自1965年开始的教龄，然后就把我分到了前进小学。学校书记听说是落实政策来的，认为落实政策的都是不能教书的，并不信任我，甚至一开始跟我说学校不缺人，拒绝在我的调令上签字。而我认为我应当服从调令，听从教育局的安排，因此在不断的求情后，我被安排教一年级。后来三年级一位老师休产假，校长请我代课。全区统考时，我教的两个班在区里分别名列第三和第五，校长和书记非常满意。随后，六年级的老师生病住院，我带六年级，全区统考时数学考了第一，这也就更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我原有的看法。我曾指导一名学生参加华罗庚数学竞赛得了冠军，我也因此得到“优秀教练员”称号。后来，我一直担任学校教研组组长，负责和管理学校的数学教学。
我在当知青教师时并未受过专门的训练，也不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师范生，普通话、板书等方面还存在问题。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源于我坚持不懈的努力。刚从城步回来上课时，我也有点胆怯，担心别人揭我的短。当时，邵阳九县三区要选拔一位教师到市区上课，我就去听课，再忙都不间断。市里区里有时会请专家上课，我也去听课，做好笔记，虚心求教。很多上课的形式和教学的内容我就是从听课中学到的。正是上山下乡的这段经历，教会我要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①，从不抱怨，只脚踏实地地干，通过努力和付出得到别人的认可。此外，知青经历也教会我不要有私心，不要计较，无论在乡下还是回城我都先等别人选完，我再拿剩下的。
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乡村教育，政策不断向农村倾斜，农村教育的投入也逐渐上升，但是许多教师还是不愿意去农村，这是整个社会环境的责任。要改善这样的情况，需要对学校教育、社会风气、个人精神品质都给予充分的重视。在我看来，“知青教师精神”就能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净化教师的从教信念，促进教师奋勇前行，培养真正关心学生、乐于从教、善于从教的明日之师。对我来说，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仍然愿意去偏远的山区执教，因为我热爱这个职业，愿意无怨无悔为之付出！
访谈后记
刘如英老师是一位了不起的知青教师。凭借对教师工作的热情，她在国家需要她的时候毅然下乡，忍受贫苦、甘于平淡，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守岗位，并始终秉持对教育的初心。返城后，她丝毫没有享受知青教师头衔带来的名利，辗转奔波后，终于成为一名正式教师。从教近40年，她感恩那段知青岁月，正是那段困难的日子，锻造了她的教师之魂，教会她作为一名教师要不存私心，对学生有情意，不因家庭富裕与否随意评判学生，鼓励和认可困难的学生;不论教书地点如何，都要无怨无悔为教育事业献身。刘如英老师对每位学生都印象深刻，谈起学生来如数家珍。在她收藏的照片和其他资料里，我能看到她作为人民教师的爱与担当，感受到她无私的奉献精神。
在此向刘如英老师表达敬意，对她不辞辛劳数次接受访谈表示感谢，并庆幸自己有此机会得以记录她这段知青岁月！感谢我的妹妹，帮我联系老师并陪同我一起进行访谈。最后，衷心感谢胡艳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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