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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更多非公资本，是本轮上海国资改革方案中的重头戏之一。
这一思路，也是更高层面的顶层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股权主体多元化这块以前也在做，但大多是几家‘国’字号联手，”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建文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现在是要引入非公有资本，这是一个质的变化，实际效果会大不相同。”
国资怎么“混”？
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布，2013年12月，绿地集团在该所挂牌拟增资扩股21亿股（对应股权为20.25%），挂牌价格 118.02亿元。要求战略投资者的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为非国有绝对控股企业或自然人（民间资本）。
最终，平安创新资本、鼎晖嘉熙、宁波汇盛、珠海普罗、上海国投等五家PE机构抢得筹码，合计认购20.87亿股，共出资117.29亿元。
绿地集团总裁张玉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此次增资扩股后，绿地集团国有资本持股占比减少到47.7%。而此前，上海国资通过3家公司持有绿地集团约60.68%的股份。
“我们每年分红都很好，为什么要引入民资？（是因为）混合所有制可进一步推进企业发展。今天国资比例降低了点，但未来蛋糕会更大，而且会倒逼我们更加市场化。”张玉良说。
上海市国资委副主任林益彬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目前上市公司中，国有资本占比还是比较高，可以转让一些，提高配置效率。”
上实集团执行董事、副总裁周军也对记者表示，比如基础设施行业，大的水务公司，应该适合国企来做，但采用混合所有制模式的话，可以扩大体量。
尽管一再鼓励国企开放股权，在监管层看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还要加强统筹和引领。林益彬说，“国资在有些领域还是要有绝对控制的，有些则可以多放开，多退出，这方面还是要有一些顶层的意见。”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也强调，国资改革要解决取向的问题，“不能最后把国有资本‘混’没了”。他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不能搞一刀切，搞运动，必须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各地的具体情况来实行。
“从企业发展的需求来看，有些企业可能是解决融资的问题，有些企业可能是解决市场的问题，有些则是解决技术支撑的问题，有些企业是要引进管理和品牌的问题。”林益彬说，采取混合所有制的形式，由企业作为主体来判断。
也就是说，上海需要的“混合”，不是简单地把国有企业一卖了之；而是通过国有资本的有序进退，该独资的独资，该控股的控股，该参股的参股，该撤退的撤退，优化国资布局和结构，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周军还对记者表示，上海这一轮改革推进的国资国企重组，对上实集团这一老牌国企也有机遇——上实将基于自身的主业，如水务、环保产业，参与其他国企的重组。
民资：“盛宴”还是“畏途”？
对于民资及其他多元股权资金来说，上海新一轮国资改革的提出，进一步拓宽了国有控股上市与非上市公司的开放性市场化重组途径。不过，从目前来看，鼓励非公资本参与的意见，既是一场盛宴，也暗含风险。
“关键是机制问题，”北京软银赛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合伙人金凤春对记者说，“对基金而言，投资都是为逐利而来，而国企在充分竞争方面，优势还不是那么突出。”
金凤春表示，“我们投一家企业，希望它的管理层能够拥有股权，这样他才能真正关心企业业绩的好坏，不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德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邵俊认为，如果政策设计上能将国资重组的利益与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一致绑定，那么私有资本参与的热情一定会很高。
2013年10月底，上海消费品国企益民集团携手私募德同资本，共同发起设立“德益消费升级产业基金”，目标规模7.5亿元，其中益民作为基石投资人出资2.36亿元，德同资本旗下管理公司出资1400万元，另向市场配套募集5亿元。
对于一些有垄断自然资源、品牌资源的国企重组，一些私募股权基金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如五家PE参与绿地集团的增发，德同资本也分别与益民集团、北汽集团、上海城投等国企分别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
林益彬指出，上海国企的开放性市场重组，可通过投资入股、收购股权、融资租赁等方式，引入各类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者是参与国有控股企业的增发；也可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市场资本基础性和公共服务领域项目，探索国有资本和各类资本组建股权投资基金，参与国企并购。
民生证券研报认为，很多国有股份制企业将改为混合制企业，行政色彩进一步淡化，相关民资在参股混合制企业的过程中可望受益。
不过，复星集团首席执行官梁信军坦言，除了制度方面的问题，民企参与国企改制，一定要能摆平几类群体，包括股东的满意度、政府的满意度、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的满意度，老干部以及退休员工的满意度等问题。
去行政化
股权投资者关心的管理层持股，实际上也是国企改革中的一种补偿机制，即股权激励。而这种补偿机制的指向则是国企改革的核心——“去行政化”。
上海“国资改革20条”提出，推进市场化导向的选人用人和管理机制，全面推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制契约化管理，严格任期管理和目标考核。合理提高市场化选聘比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同时，上海市委常委会通过了《完善市管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强企业领导人员分类管理的若干规定》和《市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制管理办法》等配套办法。
林益彬日前表示，在企业领导管理方式上，将严格实施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和目标考核，“很多人以前看企业领导，更多是从干部的角度去考虑，我认为，企业领导首先是一个人力资本要素，要符合人力资本要素的规定。” 记者了解到，按照上海国资委的安排，对于市场竞争性企业，未来将主要管三个人，即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同时，国企副职将逐步全面取消行政级别，而用市场化方式选聘、激励。
“级别的背后是待遇的问题，企业领导不想改也是自然的，因为牵涉到主动牺牲自己的利益。”张玉良说。
上海市国资委直接监管的有50多家企业集团，其中竞争性的国企占比近半，按照原有制度，许多国企的高管属市管干部，行政级别达副局级以上。
股权激励
张玉良坦言，改革触及的利益很多，因此要增强动力机制，“要国企领导在牺牲一些利益的同时，有他可以得到的东西，也即要有补偿机制”。
而这一补偿机制，便是股权激励。目前，上海国企股权激励的实施，将主要在改革方案中界定的竞争类企业中进行。
上海“国资改革20条” 指出，完善市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体系，符合条件的竞争类企业实施股权、现金两种类型的中长期激励；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完成重大任务后，经考核配套实施专项奖励。同时，健全与长效激励相配套的业绩挂钩，财务审计和信息披露、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等约束机制。
林益彬表示，竞争类企业除股权激励外，激励收益的10-20%可在正常离职或退休后兑现。这可以看作是追索扣回的“抵押金”，形成企业经营者任期内有“金手铐”、退职后有“金降落伞”的制度安排。
此前，上海国资系统对股权激励改革的推进较为缓慢。2013年12月中旬，在“国资改革20条”公布的前夕，上海梅林公司公告，向包括公司高管在内的114名员工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725.4万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88%。激励对象占公司在册员工总数1.39%，具体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部分党政班子成员共12名，以及核心业务、技术和管理岗位的骨干员工共102名。由此，上海梅林成为新一轮国资改革后首家启动股权激励的企业。
有市场消息说，上海医药也有望在2014年启动这一改革。但此消息未得到证实。
此前《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得的一份国资改革资料显示，鼓励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股权和分红激励试验，示范区外的国有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参照实施。
海通证券对此认为，股权激励或激励基金计划的推出刺激公司管理层的经营动力，但效果取决于激励方案的细节设计。
尽管股权激励制度正在上海国资改革中逐渐推行，但由此产生的疑问也正逐渐放大，究竟将多少比例的股权开放给管理层，才能实现有效的激励作用呢？
对此，上海医药集团董事长楼定波表示，可以进行分行业对标，比如医药类国企可能要和民营、外资和所有的上市公司有一个对标，要实现经营管理层和股东的价值同向。他提到，按照国际正常标准，正向激励最大是当年现金收入和期权收入1：1。目前，国有企业设有上限，国务院国资委对上市A股国企设的比例是30%，对境外上市H股有的可以做到40%。
“首先要有，然后再讨论多和少的问题。”楼定波说。
这一思路，也是更高层面的顶层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股权主体多元化这块以前也在做，但大多是几家‘国’字号联手，”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建文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现在是要引入非公有资本，这是一个质的变化，实际效果会大不相同。”
国资怎么“混”？
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布，2013年12月，绿地集团在该所挂牌拟增资扩股21亿股（对应股权为20.25%），挂牌价格 118.02亿元。要求战略投资者的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为非国有绝对控股企业或自然人（民间资本）。
最终，平安创新资本、鼎晖嘉熙、宁波汇盛、珠海普罗、上海国投等五家PE机构抢得筹码，合计认购20.87亿股，共出资117.29亿元。
绿地集团总裁张玉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此次增资扩股后，绿地集团国有资本持股占比减少到47.7%。而此前，上海国资通过3家公司持有绿地集团约60.68%的股份。
“我们每年分红都很好，为什么要引入民资？（是因为）混合所有制可进一步推进企业发展。今天国资比例降低了点，但未来蛋糕会更大，而且会倒逼我们更加市场化。”张玉良说。
上海市国资委副主任林益彬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目前上市公司中，国有资本占比还是比较高，可以转让一些，提高配置效率。”
上实集团执行董事、副总裁周军也对记者表示，比如基础设施行业，大的水务公司，应该适合国企来做，但采用混合所有制模式的话，可以扩大体量。
尽管一再鼓励国企开放股权，在监管层看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还要加强统筹和引领。林益彬说，“国资在有些领域还是要有绝对控制的，有些则可以多放开，多退出，这方面还是要有一些顶层的意见。”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也强调，国资改革要解决取向的问题，“不能最后把国有资本‘混’没了”。他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不能搞一刀切，搞运动，必须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各地的具体情况来实行。
“从企业发展的需求来看，有些企业可能是解决融资的问题，有些企业可能是解决市场的问题，有些则是解决技术支撑的问题，有些企业是要引进管理和品牌的问题。”林益彬说，采取混合所有制的形式，由企业作为主体来判断。
也就是说，上海需要的“混合”，不是简单地把国有企业一卖了之；而是通过国有资本的有序进退，该独资的独资，该控股的控股，该参股的参股，该撤退的撤退，优化国资布局和结构，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周军还对记者表示，上海这一轮改革推进的国资国企重组，对上实集团这一老牌国企也有机遇——上实将基于自身的主业，如水务、环保产业，参与其他国企的重组。
民资：“盛宴”还是“畏途”？
对于民资及其他多元股权资金来说，上海新一轮国资改革的提出，进一步拓宽了国有控股上市与非上市公司的开放性市场化重组途径。不过，从目前来看，鼓励非公资本参与的意见，既是一场盛宴，也暗含风险。
“关键是机制问题，”北京软银赛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合伙人金凤春对记者说，“对基金而言，投资都是为逐利而来，而国企在充分竞争方面，优势还不是那么突出。”
金凤春表示，“我们投一家企业，希望它的管理层能够拥有股权，这样他才能真正关心企业业绩的好坏，不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德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邵俊认为，如果政策设计上能将国资重组的利益与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一致绑定，那么私有资本参与的热情一定会很高。
2013年10月底，上海消费品国企益民集团携手私募德同资本，共同发起设立“德益消费升级产业基金”，目标规模7.5亿元，其中益民作为基石投资人出资2.36亿元，德同资本旗下管理公司出资1400万元，另向市场配套募集5亿元。
对于一些有垄断自然资源、品牌资源的国企重组，一些私募股权基金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如五家PE参与绿地集团的增发，德同资本也分别与益民集团、北汽集团、上海城投等国企分别发起设立股权投资基金。
林益彬指出，上海国企的开放性市场重组，可通过投资入股、收购股权、融资租赁等方式，引入各类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者是参与国有控股企业的增发；也可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市场资本基础性和公共服务领域项目，探索国有资本和各类资本组建股权投资基金，参与国企并购。
民生证券研报认为，很多国有股份制企业将改为混合制企业，行政色彩进一步淡化，相关民资在参股混合制企业的过程中可望受益。
不过，复星集团首席执行官梁信军坦言，除了制度方面的问题，民企参与国企改制，一定要能摆平几类群体，包括股东的满意度、政府的满意度、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的满意度，老干部以及退休员工的满意度等问题。
去行政化
股权投资者关心的管理层持股，实际上也是国企改革中的一种补偿机制，即股权激励。而这种补偿机制的指向则是国企改革的核心——“去行政化”。
上海“国资改革20条”提出，推进市场化导向的选人用人和管理机制，全面推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制契约化管理，严格任期管理和目标考核。合理提高市场化选聘比例，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积极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同时，上海市委常委会通过了《完善市管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强企业领导人员分类管理的若干规定》和《市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制管理办法》等配套办法。
林益彬日前表示，在企业领导管理方式上，将严格实施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和目标考核，“很多人以前看企业领导，更多是从干部的角度去考虑，我认为，企业领导首先是一个人力资本要素，要符合人力资本要素的规定。” 记者了解到，按照上海国资委的安排，对于市场竞争性企业，未来将主要管三个人，即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同时，国企副职将逐步全面取消行政级别，而用市场化方式选聘、激励。
“级别的背后是待遇的问题，企业领导不想改也是自然的，因为牵涉到主动牺牲自己的利益。”张玉良说。
上海市国资委直接监管的有50多家企业集团，其中竞争性的国企占比近半，按照原有制度，许多国企的高管属市管干部，行政级别达副局级以上。
股权激励
张玉良坦言，改革触及的利益很多，因此要增强动力机制，“要国企领导在牺牲一些利益的同时，有他可以得到的东西，也即要有补偿机制”。
而这一补偿机制，便是股权激励。目前，上海国企股权激励的实施，将主要在改革方案中界定的竞争类企业中进行。
上海“国资改革20条” 指出，完善市管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体系，符合条件的竞争类企业实施股权、现金两种类型的中长期激励；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完成重大任务后，经考核配套实施专项奖励。同时，健全与长效激励相配套的业绩挂钩，财务审计和信息披露、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等约束机制。
林益彬表示，竞争类企业除股权激励外，激励收益的10-20%可在正常离职或退休后兑现。这可以看作是追索扣回的“抵押金”，形成企业经营者任期内有“金手铐”、退职后有“金降落伞”的制度安排。
此前，上海国资系统对股权激励改革的推进较为缓慢。2013年12月中旬，在“国资改革20条”公布的前夕，上海梅林公司公告，向包括公司高管在内的114名员工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725.4万股限制性股票，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88%。激励对象占公司在册员工总数1.39%，具体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部分党政班子成员共12名，以及核心业务、技术和管理岗位的骨干员工共102名。由此，上海梅林成为新一轮国资改革后首家启动股权激励的企业。
有市场消息说，上海医药也有望在2014年启动这一改革。但此消息未得到证实。
此前《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得的一份国资改革资料显示，鼓励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股权和分红激励试验，示范区外的国有创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参照实施。
海通证券对此认为，股权激励或激励基金计划的推出刺激公司管理层的经营动力，但效果取决于激励方案的细节设计。
尽管股权激励制度正在上海国资改革中逐渐推行，但由此产生的疑问也正逐渐放大，究竟将多少比例的股权开放给管理层，才能实现有效的激励作用呢？
对此，上海医药集团董事长楼定波表示，可以进行分行业对标，比如医药类国企可能要和民营、外资和所有的上市公司有一个对标，要实现经营管理层和股东的价值同向。他提到，按照国际正常标准，正向激励最大是当年现金收入和期权收入1：1。目前，国有企业设有上限，国务院国资委对上市A股国企设的比例是30%，对境外上市H股有的可以做到40%。
“首先要有，然后再讨论多和少的问题。”楼定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