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沈小岑演唱了一首《请到天涯海角来》。歌里说：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海南岛上春风暖，好花叫你喜心怀。前一年，在一系列高层领导实地考察之后，海南迎来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最新指示，“加快发展海南的农业、林业和橡胶业，并制订工业发展计划”。
　　汹涌的南海波涛之上，几代人命运颠簸，“改革开放”并非顺水行舟，昔日荒芜海岛随着世事人力沉浮。几经风雨，今日的海南最终迎来了“自由贸易岛”的地位。回首1984年歌里的热望，海南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作为最大的特区，任重道远的海南，既要“谋势”，更要“做活”。

最后一只靴子落地

　　2018年10月16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印发《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自2018年4月博鳌论坛以来，炒得沸沸扬扬的海南的战略定位、开放标准，终于有了“官宣”—“最后一只靴子”落了地。
　　自由贸易试验区，棋眼是“自由”。按照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的设想，海南对标的是台湾，用20年达到台湾的GDP水平。这一目标极大鼓舞了当时海南上下。和其他特区一样，万事开头难，首先难在“第一桶金”。海南的“第一桶金”梦碎“倒卖汽车事件”，行政区负责人雷宇因此被撤职。
　　1988年，刚刚建省办特区的海南，又一头栽到了“洋浦风波”里。当年5月，海南省政府和日资的香港熊谷组公司签订协议，以每亩地2000元的价格把洋浦交给后者整体开发。洋浦开发参照的就是“自由港”模式，行政管辖权归海南，其他一切归外资公司。几位政协委员在洋浦开发区调查后，马上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公布了一份“洋浦调查报告”，批评海南把洋浦“贱卖”给日本人，堪比清政府。洋浦开发计划自此停滞。
　　因此，什么是自由港，什么是自由贸易实验区，海南最有发言权，但也最没有发言权。改革开放之前，海南开发原则是“屯垦戍边”。一是要“突破北纬17度”，在本不适合生长橡胶的北纬17度地区，大规模种植这种工业原料。
　　未开发的海南，酷热湿溽，瘴气入骨，半军事化的“橡胶大会战”最终取得了一定成果，并促生了对海南影响深远的“农垦”。“农垦”是高度集体化、计划型的垦殖系统，这个自成一家的庞大集团，长期分离于地方政府，导致“貌合神离”的体制性矛盾长期存在。

为了防止新一轮的泡沫漫溢，今年“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战略刚一提出，海南就严格实现了“双限”：限价、限购。

　　一是作为边疆，海南面临着更多的安全威胁。越南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沿海产业都向中部山区转移。整个海岛一直处在“闭关锁岛”“备战备荒”的紧张状态之中。而且，海南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一直十分薄弱，就在《请到天涯海角来》唱遍中国大江南北之时，海口市内还没有一个红绿灯。交通不便，交流不畅，也令海南人信奉“保守主义”。
　　所以，对自由的理解，海南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长期偏安一隅的客观条件限制。改革开放之初，海南当地的干部教育水平都比较低，组织现代化生产的经验都比较不足。从1980年开始，海南发展问题先是被提到了最高级别的会议上，然后是大批外来干部“入琼”。
　　“入琼”带来了开放搞活的气氛，也导致了本地干部和外地干部的团结问题。而外来干部的“急先锋”思想，也频惹上下非议—海南领导层更迭频繁，战略概念也是层出不穷—有人统计过，海南的头上共有48个概念岛之名。连海口市的出租车司机开口聊天，都是首先把矛头指向“走马灯”式的领导层。

海岛经济的繁荣

　　1983年，海南确立了发展农业、林业、橡胶和工业的方针。当时的海南还是不折不扣的农业省。經历了“汽车事件”“洋浦风波”，加上20世纪9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屡遭重创的海南命运多舛。人人稳字当头，海南的定位一时游离不定。
　　1996年，海南正式提出“一省两地”（中国的新兴工业省、中国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中国度假旅游胜地）的产业发展战略。这一工、农、旅游并举的思路，意在使海南走出房地产泡沫的阴影。
　　海南的农业作物主要是橡胶。农垦成立公司，从事业化向企业化转轨。橡胶集团的成立涉及了农垦改革的核心问题：企业产权、法人治理、政企分开。2005年，成立海胶公司承接农垦的橡胶资产，2011年历经曲折后在上交所上市。
　　海南石碌有铁矿，东部有钛矿，莺歌海则有盐场。20世纪90年代后又引进了化肥厂和炼油厂。2003年，“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的战略正式提出。2006年，海南经济发展实现了一个重要跨越，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虽然海南人对工业项目的污染性十分警惕，但也不得不承认，海南今日的GDP依然严重依赖重工业的产出。
　　不过，就农业和工业而言，海南的发展阻力并不小。作为重要战略物资，橡胶最初不敢开放市场。工业原材料也严格按照计划“生产分配”。计划体制下的“积重难返”，以及如影随形的部门“管辖权”范围，都令人挠头。
　　2009年，海南迎来了新的战略定位，“国际旅游岛”。从1950年开始，多位国家领导人都曾到达三亚，并提出建设旅游景区的想法。但最实际的问题是，各个风景区建旅馆、酒店，连电话线等琐碎事宜，都分属不同的组织领导。体制改革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海南的三大产业发展。
　　这也是1986年21名日本专家代表团提交海南办特区方案之后，被认为“保守”的原因。1988年，中国社科院专家组下海南，在日本专家的方案基础上，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蓝图。这份最终停留在案头的方案，在今天来看并不“过时”。 　　“国际旅游岛”的战略提出之后，海南的房地产热再度应声而起。海南的18万亩土地，由13个房地产大鳄把持。某地產商的一位项目经理说，海南沿海岸向内纵深1公里地块，已经没有地了。为了防止新一轮的泡沫漫溢，今年“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战略刚一提出，海南就严格实现了“双限”：限价、限购。
　　接下来的严峻问题是，单靠旅游产业的自身产值，能不能做成一个省的经济支柱？

迈向自由贸易港

　　海南到底集中精力做哪一个产业，哪一个产业能给海南带来优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回报，以前的海南人并没拿出一个“共识”。“快钱”赚不得虽然是一个“共识”，但只是前车之鉴。就像要建基础设施，跨海大桥和海底隧道的提法已经在官网的页面上消失。一边坚持增强交通的便利度，一边坚持海南岛的特色是“岛”—和大陆连通了就不是岛。也有不少人不愿意借此引进“新海南人”，人多意味着资源消耗大，环境差。
　　而基础设施的缺乏，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工农业原料运输成本高昂不说，蔬菜水果的价格也不便宜。虽然游客们可以靠飞机进出，但陆路交通更利于带动周边的近距离旅游。2018年年初因大雾导致的27小时堵车，足以让之后的自驾者望而却步。就是说，光凭基础设施这一项，就已经是对海南的农业、工业和旅游业发展的极大掣肘。
　　海南作为特区，常常被拿来和珠三角城市比较：海南不仅缺乏财力基础和私人办企业的能力，也缺乏附近地区的庞大市场需求，更缺乏珠三角人的“改革共识”。

海南急需一次关于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大讨论”，讨论如何实践新的战略、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追求。

　　海南急需一次关于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大讨论”，讨论如何实践新的战略、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追求。很多时候，战略定位难以推行，或者是执行不断偏离初衷，都和整个地区缺乏共识有关。“自由贸易试验区”固然有益，但如何推进？哪些推进的措施是因地制宜的？哪些可以重新商榷？普通海南人对这些措施的意见如何？
　　理解自由贸易港的设置，首先要充分了解海南的贸易现状。据海南统计年鉴（2017）显示，2016年，海南的三大出口地为日本、美国和中国香港。其中对香港的出口总值达8.85亿人民币，占出口总值6.3%。其他出口市场包括韩国，新加坡及澳洲，主要出口项目包括成品油，纺织品，服装，电气设备和电子产品。海南的主要进口来源地包括美国、阿曼、法国和德国，主要进口产品包括原油、运输设备以及机电产品。
　　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自由贸易区是以加工制造、低税或免税的进出口贸易为主。从数据来看，海南的进出口贸易多为转口贸易，本身不具备建成可双向交流的现代科技与工业相结合的商品贸易基地。因此，海南建成自由贸易港的优势在于：以服务业为主体的贸易自由岛。它的特点是，不以物流为主体，而是以人流为主体；不是以物流，而是以人流带动特色商品、资金和信息流转的自由贸易区。这个“人流”不仅意味着游客，也意味着高素质人才。
　　这样看来，海南更有希望对标世界两大自由贸易港：香港和新加坡。
　　与香港和新加坡相比，海南拥有更多可供利用的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也有更加良好的生态环境。不管是资源禀赋还是政策支持，海南都具备一个更高的起点。正因为如此，大力完善基础设施的前提下，海南能够不以发展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为目标，而是发展更高层次的服务贸易和高新技术产业，最终比肩香港和新加坡。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源自“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那么海南的“改革开放”再出发，同样需要一次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运动。今年是海南建省办特区30周年，党中央、国务院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支持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这样的历史机遇，更需要从结构和思想上去把握。
　　按照最新的时间表，海南有2020年、2025年、2035年三个大台阶。天时地利人和，海南需要放手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