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集团(G8)领导人峰会，每年都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今年在埃维昂的峰会尤其如此。因为这是伊拉克战争后的第一次峰会，八国领导人是否会借此弥补裂痕，他们会将这个组织引向何处，甚至是否会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取代遭到严重削弱的联合国，这些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对我们来说，这次会议的最大亮点是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首次出席了同时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一时间，国内外舆论议论纷纷，在给予充分关注和肯定的同时，不少人在猜测：中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这个集团的第九个成员吗?
　　八国集团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它在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什么作用?它在经历着什么变化?中国会加入八国集团吗?我们请以下四位学者谈谈这些问题。
　　
　　 八国集团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时殷弘：八国集团从最初形成到现在，一直是个比较松散的组织或国际体制，它的最主要职能是世界最发达的几个工业国家就世界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制定特别在该集团中起作用的部分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
　　八国集团在这些领域确实有非常大的影响。然而，世界政治并非它的主要活动领域，更不是由西方七个主要发达国家在其框架内决定。在世界政治领域，至少中国和俄罗斯的作用不容忽视，世界若干关键区域的安全问题就更是如此。俄罗斯加入后，八国集团对于国际政治和安全问题的讨论要比原先广泛，然而它在其中的作用仍是相当有限的。八国集团不是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较完全的国际组织，其体制和规则都比较松散，其政治决定缺乏足够、正式、广泛和强劲的约束力。它根本没有可能取代联合国或其安理会。
　　目前特别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八国集团的“身份”正在发生局部的变化。过去，在世界政治问题上，其他成员基本上听命于美国，然而俄罗斯加入后，这种局面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八国之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利益、立场和行动变得不大协调了。而且，随着近来美国的过大权势和单边主义倾向的严重发展，这种不协调有了新的增长。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争论表明，欧洲一些重要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对美国国际政治行为的不满相当深刻和强烈。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同美国之间的分歧使八国集团在世界政治和安全的某些重大争论性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因此难以想象它能够成为美国在关键的政治问题上“整治”其他某个大国的国际联合工具。较小程度上，就关键的经济问题也是如此。
　　了解了这些，有助于我们认识八国集团，从而恰当地决定中国对它采取什么态度，包括是不是要参与，什么时候参与，在多大程度上和在哪些领域里参与。
　　
　　 八国集团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
　　
　　张沱生：关于中国和八国集团的关系，我觉得这次是一个突破。过去对于他们的邀请，我们都坚决地回绝了，而这次胡主席去了法国，参加了与八国集团的非正式对话会议，这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和对世界局势理解的一种变化。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八国集团性质和功能的变化，中国实力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再加上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新思维，使中国做出了这一新的决定。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看，国际社会，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此次中国参加与八国集团的对话，反映都是积极良好的。
　　过去中国不愿意跟八国集团发生联系，我认为主要有三个顾虑：第一，认为它是“富国俱乐部”；第二，认为它可能削弱联合国的作用；第三，认为如加入其中，中国可能处于较为孤立的地位。对此，我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八国集团“富国俱乐部”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刚一开始它确实是富人俱乐部，且是由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但是随着俄罗斯的加入，人们说，它变成了“工业民主国家”的俱乐部。下一步如果再往前走，假如它与中国及其他发展中的大国的关系不断加强，甚至这些国家中的一些也加入进去，它的性质就可能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富”与“西”难以再成为它的主要属性，“大国俱乐部”的特点将会日益突出。
　　八国集团性质的变化是与其功能的变化有密切联系的。其最初的功能主要是协调其成员间的经济、金融政策，但从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起，它就开始讨论安全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涉及的面越来越广，影响也不断上升。近年来，会议议题已经涉及经济、政治、安全、环保等非常广泛的领域，具体的议题包括振兴世界经济、减少南北经济差距、援助非洲、调解巴以冲突、反恐、打击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改善环境等。很明显，这些问题决不是他们自己就能够协调、解决的，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八国集团就必须发展与外部的联系。认清八国集团的这样一种变化趋势，对于处理我们与它的关系非常重要。
　　
　　第二，八国集团的发展会不会削弱联合国的作用?我们过去最担心的是美国利用八国集团取代联合国，但事实却是，美国单边主义的发展不仅使它对联合国的作用不太重视，而且它对八国集团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而伊拉克战争前后，美英与其他大国在安理会内出现的严重分歧，在八国集团中也同样存在，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在八国集团中就能决定一切；更重要的是，坚持联合国的主导作用仍是包括八国集团多数成员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因此，对于八国集团的发展可能削弱联合国的作用保持一定警惕是必要的，但决不应夸大这种可能性。
　　第三点，将来中国加入八国集团以后，是不是会很被动?我看不一定。首先，虽然其现有成员间共同利益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着日益增多的分歧，这有很多突出的例子，如近年来在经济上、环境保护上、军控上，以及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在其中一些问题上，中国倒是与其部分成员有相似的立场。其次，八国集团在会议上要讨论如何解决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问题，恐怕不能不认真考虑中国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有份量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意见。最后，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它们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也有所增加，像发展经济、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国际疾病传染等，这就需要加强合作。因此，中国大可不必为加入后可能遭到孤立而过分担忧，何况我们也不会一步到位地加入。与八国集团建立联系与开展对话，只是这一新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开始。
　　
　　八国集团有可能变成一个大国俱乐部吗
　　
　　章百家：中国同八国集团进行对话，这是第一次，因此格外引人注目，也引起了不少联想和猜测。对此，我有三点看法。
　　 第一，这次同八国集团的对话是近年来我国外交总体发展变化的延伸，是我国发展同大国关系、拓展多边外交渠道的一个新尝试。
　　一般地说，我国对外关系有四个基本方面，这就是与大国的关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多边外交关系。世纪之交，我国基本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其实，这就是把上述四个基本方面摆得比较均衡了，同各方面都发展友好关系。但均衡不是说没有重点。在解释这个新格局时，我们明确地把同大国的关系放到了最前面，同时也越来越强调发展多边关系的重要性。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同第三世界的关系摆在首位。同以往相比，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和调整。同八国集团开展对话，就是我们政策变化调整的一个具体体现。
　　这次对话反映出我国同大国关系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过去同大国的关系是不完全的。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同大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周边关系的一部分，我们要解决的主要是周边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发生变化，经济因素在我国同大国的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这种发展仍以双边关系为基础。现在，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我国同大国的关系面临越来越多的新问题，这种关系必然会进入一个更复杂更全面的阶段，而要应付这样一个新阶段，仅依靠传统的双边形式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于多边形式。这次对话就清楚地反映了这种趋势。
　　第二，八国集团究竟会如何发展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八国集团有可能从原来的“富国俱乐部”变成一个“大国俱乐部”。对此，我比较怀疑。
　　这次的南北领导人对话，既有南北对话的性质，又不是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南北对话，实际上是发达国家里的大国同发展中国家里的大国进行的对话。这种对话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还需要观察，现在作出判断为时尚早。由于俄罗斯的加入，七国集团变成了八国集团。但跟其他七国不一样，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并没有那么强，其经济总量甚至只是中国的三分之一。于是，这就引出了是否应允许其他大国加入的问题。参加这次对话的一些发展中大国如巴西等就明确提出，它们也有资格成为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如果这些国家都够格，那么为什么中国不够?但如果这些国家都加入进去，这个俱乐部的性质就必然发生很大的变化，原来老的成员是不是愿意接受这种变化，就大成问题。其实，允许俄罗斯加入只是个特例，是西方大国对俄罗斯变化的一种奖赏。
　　八国集团能否变成“大国俱乐部”、能否取代联合国，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讨论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现存的世界体系确实缺少一个有效机制。二战以后成立了一个联合国，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民族独立的国家，现在将近200个。有这么多成员，联合国的效率就变得非常低下。有人戏说，全世界没有一个机构像联合国这样，用了这么多的人，花了这么多的钱，办了这么少的事。在全球化的今天，现存世界需要一个更有代表性、效率更高的机构，但是这个东西怎样产生，什么时候能出现，能不能站得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冷战结束后，一些原有的多边机制作用有所下降，如代表第三世界的77国集团；一些机制的作用有所加强，如八国集团。但这类机制无论今后如何发展，看来都很难单独承担起协调日益复杂的全球事务的重任。在我看来，“富国俱乐部”只是最发达的一小块，要取代联合国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它可以发挥一定的建设作用，甚至是较大的作用。如这次会议就把原来仅限于富人之间的对话，扩大到与其他一些大国来对话，而这些大国即是在世界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多份量的南方新兴力量。这是个积极的态势。同时，这次对话也表明，这几个富国也意识到，仅仅依靠它们自己并不能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
　　第三，我认为中国跟八国集团的关系还处在探路和摸索的阶段，刚刚起步。这种接触是积极的、必要的，但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思考，究竟应该跟八国集团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八国集团是发达国家的主要代表者，中国现在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连第三世界的头都不能当，不当第三世界的头，去加入“富国俱乐部”，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会带来许多问题。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长，外部世界要求中国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此时，中国究竟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最有利于塑造自己的形象、最符合自己的利益，这是我们目前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总之，现在不跟八国集团发生联系是不现实的，是否加入的问题现在提出还为时尚早，但应开始研究，有所准备。
　　
　　我们对八国集团应采取什么态度
　　
　　 时殷弘：那么，我们对八国集团及其活动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我非常赞成中国政府对待这次八国峰会的基本政策，非常赞成我国现在参与八国集团活动的范围和程度。这次与八国峰会同时举行八国首脑与部分发展中国家首脑对话会议，中国是在后一个框架中参加的。目前，八国集团没有集体地正式邀请中国作为该集团的常规成员，仅此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现在应该如何对待加入八国集团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看到我们同八国集团的现有的距离，包括我们的“身份”、利益和观念同八国集团的差别。如果不看到这些距离，就讨论中国是不是现在或最近要参加进去，那就过于“单相思”和缺乏应有的自明自重了。
　　与此同时我也认为，我们应该更积极地考虑、规划和准备在更大的程度上参与八国集团的活动，筹谋适当增进参与的范围和深度，甚至可以设想和规划将来条件成熟、利大弊少时加入八国集团。中国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贸易总量中占的比重已非同小可。同时，这样一个中国与西方各发达国家的经济之间、与以它们为主体的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及其体制之间的互相依赖迅速增进，达到了“稠密”或接近“稠密”的程度。不仅如此，中国在世界和区域性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其中某些是关键性的，而且还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所以，中国诚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中国家，而且这里讲的特殊性对我们很重要，很有利。可以说，中国有希望在未来成为一个既有鲜明中国特色、同时又与国际接轨的主要发达国家之一。这将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但这应该是我们的理想，而且我们正在逐渐地接近这个理想。更积极地考虑、规划和准备在更大的程度上参与八国集团的活动符合这个方向，也有利于在这个方向上的发展。中国在这相当长的过程中要走过一个一个的具体阶段。在这些阶段里要以各种方式有理有节地增进同西方大国及其国际体制的交往，那是我们逐渐向发达状态前进过程中的一大必要环节。
　　问题是我们将来要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逐渐参与和加入。具体来说，我们应考虑加入程度的逐渐递进，也就是说怎样使权利和义务达到平衡，按照我们的实际地位和实际利益来考虑怎样接受八国集团的义务。开始的时候，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必有八国集团常规成员的称谓和权利，因为我们不想、也不可能承担八国集团常规成员的充分义务。中国要有选择地、根据其具体议题和内容参加八国集团的活动。
　　如此还大有利于坚持中国的独立自主立场。中国要以自己的声音和行为方式表明，中国的参加不是作为附庸，而是要发挥自己的建设性作用，并且要勇于捍卫自己的利益，同时表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等我们的国力足够强大，我们的国际地位足够增长，而且等我们的国际经验足够丰富，便可以逐步增加我们承担的责任，同时逐渐接受或者拥有作为这个集团常规成员的大部或全部权利。
　　
　　中国逐步加入这一机制有何益处
　　
　　张沱生：中国逐步加入这一机制可能带来的益处，我认为主要有四点：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兴起是在逐渐融入国际机制、加入国际一体化的进程中实现的。如果中国将来能够跟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八国集团发展、巩固联系，并且逐步加入进去，这将成为中国加入国际机制、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恢复联合国席位到加入WTO，中国对国际多边机制有一个逐渐认识过程，开始时往往担忧较多。但实践表明，以我们的实力，加入各种国际组织与机制后，中国有了发言的机会，有了修改、制定规则的权利，有了发挥影响和进行协调的手段，总体上看利大于弊。
　　第二，这样做，有没有可能使中国与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共同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和平共处的关系?现在中国跟各大国的关系仍主要是双边的关系，而没有一个多边协调的关系。逐步加入八国集团，可能成为中国与世界大国进行多边协调的一个尝试。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由过去划分为军事集团、以对立争夺为主的关系，演变为一种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利用，既有分歧又有共同利益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多边协调的意义日益凸显，可能成为世界多边合作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层次。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等发展中的新兴大国的加入，这种协调将是极不完善的。中国应在大国协调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第三，中国现在的地位非常微妙，我们认为自己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西方很多国家却认为你已经是准发达国家。中国加入八国集团机制，并最终成为一个正式成员，将使我们可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挥一种桥梁的作用。我们不能再讲我们仅仅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其实我们在某些方面也有了某些发达国家的利益。中国应从这一实际出发，利用我们所处的微妙地位，努力为发展中国家呼吁，为之做更多的事情，同时也分享某些发达国所应有的利益。
　　第四，八国集团可以成为中国与其成员国、对话国交往的一个新的重要舞台。国与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往往受到许多情况的限制，双方见面并不容易。我们跟两个重要的大国美国和日本之间都存在着这种情况。这次利用这个场合，中美、中日的高峰会晤都得以进行，从而推动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发展。对于这样一种可一举多得的多边国际机制，我们何乐而不为?
　　在肯定中国逐渐加入八国集团机制于我有利的同时，恐怕也应指出一点，这就是中国不一定要急着马上成为其正式成员。这是因为：
　　第一，八国集团成员对我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据说美国当年曾对此持明确反对态度，这次观点虽有所改变，但它是不是希望中国最终加入进去还很难说。日本也对我们心存疑虑，它希望我们作为八国集团的观察员或联系国，但它未必想让我们成为正式成员，因为它原来是亚洲惟一的代言人，法国、德国和俄罗斯这三个国家可能较为积极。所以我们不要急，我们若急，有些国家反而可能会提高要价，甚至设置障碍来阻碍我们加入。
　　
　　第二，我们也应该看到，俄罗斯加入八国集团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而且它的加入还有西方国家对其进行奖赏的意味，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和它们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要想一下子加入进去不那么容易，所以不要把这方面的调子提得太高。
　　第三，对于八国集团的机制、权利、义务、作用和未来发展前景，我们需要有一个继续观察和研究的过程，有些情况还不是很清晰。明年的会议将在美国举行，美国到时候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将怎样回应，都是应当研究的问题。总之，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既积极又慎重。当前国内对此支持的人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积极、慎重，二者缺一不可
　　
　　王逸舟：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我的观点：一是要看到八国集团的重要性，它是当今制度的世界和规则的世界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二是要看到八国集团的局限性，看到中国与它之间的差别。三是要积极而慎重地对待八国集团，找到我们的应对之策。
　　八国集团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开始时是少数西欧领导人尝试亲密合作的“炉边对话”，后来美国和加拿大进去以后就发展成了真正的“富国俱乐部”，再到俄罗斯的进入，就变成了一个广义上的带有“大国俱乐部”性质的集团，它对世界的议事日程提出了一些导向性的东西。经历了这些阶段，八国集团越来越向着引导世界经济和全球发展的大国论坛的方向走。与全球化的总趋势一致，这个世界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完全无政府的世界，这些大国、强国正试图把它变成有规则的世界、一个制度化的网络国际。显然，八国集团具有一种风向标的作用。特别是涉及世界货币体系、汇率变动、经济走势，包括最近在反恐和振兴各国经济方面，它提出的一些东西，能够引导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几个月甚至一年内)全球的发展。世界各国，以及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都会注意八国集团提出的一些要求和行动纲领。中国要崛起，要成为世界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不能不重视这个集团。
　　其次，要看到八国集团有它的局限。我们已经三次受到它们的邀请(第一次是德国，第二次是日本，这次是法国)，从趋势看，将来八国集团会逐渐把与中国的对话联系看做经常性的事情。最早创立这个集团的七个国家认为它们不仅是发达的、西方的，而且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共同基础。俄罗斯政治转型以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考验和培训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等方面的工作，西方觉得俄罗斯够格了，算得上它们所说的比较标准的成员了，这才让其真正加入。俄罗斯首先由政治对话开始，逐步成为正式的成员。去年它们允许俄罗斯承办2006年的峰会，算是一个标志。但对中国，我觉得它们有很多偏见和不了解，有排斥性的无形壁垒，有很深的隔阂。从经济上讲，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繁荣的程度是俄罗斯所无法比拟的，但在政治上，八国集团对中国有偏见。它们对我们有一种排斥，或者说会设置一个所谓的政治制度前提。可能在将来，如果中国明确表达出加入的愿望，或者当有人提出希望中国加入的时候，它们中的一些成员会提出不同意见，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
　　此外，从它的功能来看，八国集团也不可能取代联合国。联合国有制度性的约束，有必须遵守的决议，而且已经形成了道义上的强大基础。八国集团是一个约束性不强的论坛，也不可能制定全球性的有约束力的制度，而且在其内部，成员数量越多，意识形态越丰富，它的决策效率就越低。最好不要对它指望太高，保持一个合理的评估较好。即使中国加入，它也难以成为有效领导世界的机构。像希拉克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它不能把意志强加于人，也不是有约束力的组织，仅仅是多边协商机制，一种表达看法的机制。我们要注意八国集团的这种特性。
　　再次，中国应积极而慎重地处理同八国集团的关系。过去我们对此不够积极，不够重视，现在不能不重视，应学会复杂应对。胡锦涛主席出席南北领导人峰会是合适的，表达了中国的看法，在大国的多边场合争取一定的发言权。不仅是参加峰会，我们将来还有可能介入到八国集团结构的某些层次，有可能更加活跃、更加积极。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中国对于类似的活动和制度，应该有更多的关注和投入。很可能从现在开始，中国就会成为它的一个相对固定的临时成员，参加的不是主峰会，而是机制中的一些不同层次的活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参加：仅仅被动地参加，“陪太子读书”?还是说要么不参加，参加就显示出一个新兴大国的份量?我个人认为，三四年内，中国还不太可能成为像俄罗斯那样的准成员，只能是相对固定的联系伙伴。这不仅因为它们会有这样那样的疑惑或偏见，从我们自己来看，不管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很多其他方面，中国跟它们都还有较大的差距，磨合需要时间，各自都需要调整。我觉得，中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改革发展的基础上，从容不迫地考虑以何种方式介入八国集团并发挥适当的作用。中国可能还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成为其正式成员，这里面有很多东西需要统筹设计。
　　所以，我们既要看到中国介入的可能性，也要看到客观或者主观存在的约束。积极、慎重，二者缺一不可。
　　
　　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怎样做
　　
　　 时殷弘：对于是否加入八国集团，我想补充一点。大的道理是积极谨慎，问题在于怎么做。世界政治非常复杂，特别是现在。我的感觉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很多大的东西在变，而且不少在大变。同时，我们的“身份”也愈益复杂：从经济上讲是发展中国家，但又是很特殊的发展中国家，块头很大，发展很快；政治上，我们一方面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同时我们也在学习和改革，包括发现西方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先进文化；在安全方面，例如在反恐和防核扩散问题上我们可以跟美国合作，但是在台湾问题和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我们又基本上不可能跟美国合作，而在朝鲜核问题上，我们与美国既合作又限制，以防止核问题升级为战争。这都是非常复杂的关系。参与八国集团的问题相当程度上也是如此。
　　
　　即使我们在一段时期以后加入八国集团，也是有利有弊。在我们对利弊得失还缺乏充分认识、同时又准备较多地参与八国集团活动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较多地采取就事论事的办法，根据具体问题、具体情况和具体形势，来决定参加八国集团的哪些活动和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这些活动。不要搞笼统的立场和决定。以后，我们的经验多了，地位重要了，联系增加了，再采取更为系统和一贯的战略。
　　现在还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怎么样来对待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的巨大发展和发展中世界本身的显著变化，现在的时代跟毛泽东主席当年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时已经大有不同。我们与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很多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如果没有这批朋友，中国在一些问题例如每年的日内瓦人权会议上会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台湾问题也会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棘手。又如，在中东这么复杂和危险的地区，如果只跟美国和以色列搞好关系，对我们来说至关紧要的中东能源供应迟早可能成大问题。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困难可能正来自发展中世界。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朝鲜核问题。再比如说我们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竞争性，如纺织品，我们和墨西哥、巴西以及东南亚国家就有很大的竞争性。就不少问题而言，在国际上跟我们共同利益比较多的反而往往是发达国家。
　　因此，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发展中国家，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哪些利益，这些都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总之，既要讲道义，争取促进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也要注重中国的国家利益，注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学会与发达的西方国家打交道
　　
　　 王逸舟：以前有一种思维，即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而自豪，认为成为发达国家是个可耻的或糟糕的事情。今天这种观念应该有所转变。可能再过20年，中国也变成了发达国家，而且中国人会很高兴拥有发达国家的身份。现在中国已从温饱进入小康社会，许多方面都在调整变化。未来几十年，中国可能会逐渐地以一个半发达、比较发达的身份，或者是正在进入发达国家的身份，来看待世界上的很多事务，比方经济、政治、环保、难民、国际贸易等方面的问题。将来的中国不应该越来越滑向“发展中世界”的圈子，而应走向比较发达国家的行列。我们的领导人强调，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愿意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在国际上既有义务、也有权利。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搞两个世界、两个阵营、两个市场的时代了。既然有这个目标，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往发达国家的方向努力，承认自己想成为发达国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要事事处处模仿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中国需要探索建立有自身特色的发达国家之路。跟现有的发达国家(其中主要是西方国家)接触，是一个复杂的学习、磨合、适应的过程，它们有它们自己的问题，内部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彼此间有很多相同点和深刻的分歧；我们身处这个复杂的世界，试图使自己不断成长，就得学会如何与发达的西方国家打交道，和平共处，在相互借鉴和学习中妥善处理一些矛盾，而不能仅仅采用对抗和敌视的传统办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需要有新的国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跟八国集团加强联系、巧妙相处，既有必要又有好处，是中国迈向发达国家的重要阶段之一，或者说，是一条必由之路。
　　张沱生：中国经济以GDP计算，现在排名世界第六，在世界上的影响已相当大，尤其是在外贸、接受投资、外汇储备等方面。虽然在国际金融方面中国的影响力还有限，但上世纪90年代末东亚金融危机时，中国的金融政策对稳定整个东亚的经济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没有国际化但很多国家已开始用人民币支付。甚至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在银行里也可以直接换到人民币。中国经济的影响只会越来越大。从这方面讲，中国加入八国集团是有资格的。
　　从安全方面看，中国的意义也非常重大。当前世界安全上热点问题的解决，许多都需要中国发挥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朝鲜半岛，还是在南亚次大陆，中国的积极作用都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在国际军控、防扩散和反恐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肯定。
　　
　　时殷弘：八国集团的一些成员希望中国以某种方式加入。俄罗斯已经加入了，如果中国加入，八国集团是不是就从“富国俱乐部”变成“大国俱乐部”，变成先是大国松散性协商、而后进一步有法律性的规则和程序的“大国协调”体制?这对于尽可能牵制与局部制衡美国可能起一种建设性作用。但在现今和可明确预见的未来，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对美国过大权势和霸权态势的总体性制衡?我认为还没有。而且，传统的制衡方式是搞国际联合，同美国对立或对抗，而各大国谁也不愿意这么搞，也没有多大能力这么搞。然而，现在可以有一种基于外交和力量建设的“双重联系制衡”大战略。第一类联系是中国同美国的联系，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尽可能维持、增进同美国的交往，包括通过一些妥协达到同美国的一些协调，从而取得相应的对美非对立性制衡与约束的可能性和影响力。第二类联系是争取发展与美国以外所有各大国的关系，连同与各种重要的国际体制的联系，以便拥有由此而来的多方面重要外交资源来发挥直接和间接的、可见和不可见的对美制衡作用，特别在关乎中国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八国集团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体制，我们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加入进去，以此确立更多一方面的联系，有助于我们通过一种可行的方式增强对美外交的地位。
　　另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多类国际体制已有多年经验。也就是说，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们已经有丰富的经验来趋利避害。如果对于在未来加入八国集团抱过多顾虑，是不必要的。▲
　　
　　 八国集团（G8）的前身是西方七国集团，它是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经历了二战后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之后形成的一种协调机制，目的在于共同研究世界经济形势、协调各国政策、重振西方经济。1975年11月，在法国的倡议下，法、美、德、日、英、意六国领导人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议。次年举行第二次会议时加拿大加入，形成七国集团，也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并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了下来，每年一次轮流在各成员国召开。从1977年起，欧盟(当时称欧共体)应邀参加会议。进入90年代后，七国集团几次邀请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同七国首脑在会后举行会晤。1994年俄总统叶利钦正式参加政治问题讨论，形成了“7+1”机制。1997年叶利钦以正式与会者身份参加会议，会议首次以“八国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最后公报”，从此，七国首脑会议成为八国首脑会议，也被称为八国集团，但俄罗斯并不参与会议所有议题的讨论。
　　
　　 南北对话
　　酝酿于20世纪60年代。大批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之后，为寻求发展经济，要求改善现存国际经济关系中不平等状况和不公正待遇，为此要与发达国家(北方国家)展开对话。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于1964年召开。会议讨论了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问题，南北对话由此迈出了第一步。1974年4月，联合国召开特别会议，第一次正式将南北关系提到国际议事日程，会议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1975年12月和1977年6月，在巴黎先后两次召开了由19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参加的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又称为南北对话会议。与此同时，77国集团积极倡议在联合国范围内举行全球谈判。此后，南北对话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在1993年10月各国议会联盟召开的《南北对话促进世界繁荣》大会上，中国就南北关系提出了4项原则：改变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必须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发达国家应为改善国际环境，特别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作出贡献；各国人民有权决定本国的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别国不得进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