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主持人：林承节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王红生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
嘉 宾：姚卫群教授 北京大学哲学系
姜景奎副教授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
尚会鹏教授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南亚研究室
江亦丽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中心
愿她走过的路上点缀些清绿的荷塘
愿大树的浓荫掩遮着火热的炎阳
愿路上的尘土为荷花的花粉所调剂
愿微风轻轻地吹着愿她一路吉祥
--摘自古印度诗剧《沙恭达罗》（季羡林译）
祝愿印度在克服教派冲突的路上"一路吉祥"。
印度现代化的障碍
林承节教派冲突是印度现代化道路上一大障碍，可以说是一个主要障碍。早在印度独立前，印度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教派主义的肆虐就造成多次激烈的教派流血冲突，并最终导致印巴分治、边界两侧的宗教大屠杀和双方居民的大迁移、大流亡，造成近百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独立后，印度虽奉行世俗主义政策，但教派主义并未消除，直到现在仍是印度的一大祸害。当然，独立后，教派主义的活动也有所变化。其一，独立前，是伊斯兰教教派主义者把伊斯兰教说成是单独的民族；独立后，则是印度教的教派主义者把印度教说成是个单独的民族，宣称印度应以印度教文明作为立国之本，伊斯兰教则必须要么接受印度教文明，要么只能做二等公民。其二，独立前，伊斯兰教教派主义采取攻势，他们得到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怂恿、支持；独立后，印度教教派主义采取攻势，成为主要危险。今天，伊斯兰教的教派主义在印度依然存在，不乏狂热的教派主义者。但一般来说，印度伊斯兰教的教派主义势力，如果只凭自己的力量，能量非常有限，基本上处于守势。
教派主义的泛滥是非常危险的。这在1992年阿约提亚寺庙之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那次冲突死亡3000多人。这次古吉拉特邦发生的宗教仇杀再次说明了这一点，繁华平静的城市一夜间就变成了火海、屠场。对这种危险性，独立后的印度历届政府是有认识的，宪法规定的世俗主义立国原则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但是，当我们回顾这一政策的执行情况时，不能不遗憾地说，它的贯彻遇到很大阻力，存在着很多问题。
尚会鹏有两个概念要区分一下："教派"和"宗教派别"。"教派"（Communal）不是"宗教派别"（Sectofreligion）的简称。宗教派别在各个宗教都有，而"教派"这个词只是在近代才出现。20世纪上半期，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压力下，被迫在印度进行政治改革，引进西方的选举制，印度当时缺乏西方式的政党基础，人们分属不同的宗教信仰集团，于是印度现代化的障碍
姜景奎印度是一个宗教色彩很浓的国家，根据2001年的《印度年鉴》，其99.57％的人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基督教、佛教、耆那教等，另外0.43％的人不是没有宗教信仰，而是其信仰比较模糊。总体看来，印度的宗教分为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两部分。印度教是最大的宗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等的产生与印度教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佛教和耆那教是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教的第二个阶段即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吸收了婆罗门教的很多内容。锡克教产生于16世纪，是在印度教虔诚派信仰的基础上吸收伊斯兰教苏非派的某些内容形成的。现在，印度教徒占印度总人口的83％，在印度国内处于绝对优势。穆斯林只占其总人口的不到12％。
印度教：原是一种平和平的文化
姚卫群印度教：原是一种平和的文化
印度的宗教，在我看来，在历史上总的来说是比较平和的。在古代印度，各宗教之间虽然也有冲突，但这种冲突主要是思想上的，是不同教派教义上的冲突。在印度古代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教义后来有不少变化，逐渐演变为印度教。
古代印度社会是个种姓社会，它的宗教和种姓有很大的关系，以种姓划分阶层，将人们主要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这四个大的种姓。婆罗门教主张婆罗门至上，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原则。婆罗门是祭司阶层，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地位最高，而且其后代在社会中地位仍然最高。婆罗门教的基本理论与婆罗门种姓的经济利益紧密相连。它在政治上讲"婆罗门至上"，在理论上强调"梵"是最高的实体，而且这种至高无上是永恒不变的。这种理论就是为了在社会上也维护一个永恒不变的、至高无上的婆罗门阶层。"梵"是印度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印度近现代的许多著名思想家的宗教理论中都有"梵"的概念。印度近现代的政府是不宣扬种姓制度的，但在农村，甚至城市的一般人中，种姓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在印度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各个宗教还是可以和平相处的。由于信仰不同而出现武力冲突，这在印度早期历史上是少见的。
姜景奎有些媒体老是把印度社会描写得很吓人，杀人、骚乱、很不稳定。其实，印度教文化是一种很平和的文化，印度教社会非常稳定。教众相信因果业报和灵魂轮回之说，比较认命，安于现状。我们不妨把中国儒家与印度教徒的人生追求做一个比较。儒家提倡人生四个境界，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印度教讲人生四个阶段："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和"遁世期"。"梵行期"和"修身"差不多，人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修身学习、掌握知识；"家居期"和"齐家"差不多，成家立业，娶妻生子，还世俗债务等。不过，"林栖期"、"遁世期"和我们的"治国"、"平天下"就不同了，处于"林栖期"的人应该居住在森林中修行，不能经常回家；而处于"遁世期"的人就应该完全忘却家人，云游四方，直至死去（在印度人看来是与神合一，达到了梵我如一的境界）。所以，印度教徒性情平和，重视"出世"，追求来世的幸福，平常安分守己，很少与人争执。这与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思想有很大不同，与伊斯兰教信仰更不一样。
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的分离
尚会鹏从历史上看，宗教矛盾在印度古已有之。印度社会具有很强的吸纳性，过去的各种外来宗教、文化都被同化到印度文化之中，但伊斯兰教进入印度之后，没有被同化。从教义上说，伊斯兰教具有一定的进攻性，到印度次大陆后，像在其他被征服地区一样，他们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剑，让被征服者在生与死之间进行选择。很多人被迫皈依伊斯兰教。从印度教方面来说，它有种姓制度，这个制度将人分割开来，等级森严。尤其是分出的"不可接触者"这个阶层，简直不被看作是人。这一部分人被排除在传统的印度教社会之外，而伊斯兰教宣扬"一切穆斯林皆兄弟"，否定种姓制度，这就对印度的低种性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新的宗教就在他们中间流行开来，并得以迅速传播。
姜景奎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末随着阿拉伯人的入侵进入印度，但当时并没有在此立足。11世纪以后，伊斯兰教正式在印度扎根。原本信仰印度教的不少教众被吸引过去，皈依了伊斯兰教。17世纪以后西方人侵入，印度教徒在心理上很矛盾，一方面反对殖民侵略，一方面在内心又把西方人当作抗衡伊斯兰教的势力，把英国人进入印度看作是"以毒攻毒"。由此，印度教徒群体就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接受西方影响，发展得就更快一些，印度教文化也就出现了某种长势。1885年国大党成立后，印度教势力发展更为迅速。
尚会鹏在近代以前，宗教上的矛盾冲突虽然有，但还是小规模的。在西方政治制度进入次大陆后，问题就越来越严重。西方政治制度以政党为基础，要竞选，要登记选票，要动员，在次大陆这一种姓制度和宗教盛行的地区，就出现了以种姓、教派为单位参加竞选的情况。西方政治制度的介入，使原来处于自发状态下的宗教冲突合法化。近代以来，在印度独立运动当中，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是两根相互缠绕的藤，同时生长。一方面，印度人要赶走英国人、争取独立，另一方面，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矛盾一点没有减弱，甚至还有一些穆斯林认为，宁愿处于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也不愿意处于印度教徒的统治之下。这两个藤最后都开花结果了。民族主义使次大陆获得了独立，教派主义使得印巴分治成为事实。
民族独立问题解决了，教派冲突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独立以后，印度境内仍有大量穆斯林居民，巴基斯坦也有印度教徒。独立时，印巴分治，出现了最大最严酷的一次教派冲突，死亡100万人以上，难民上千万。几十年来教派冲突不断。在印度教与穆斯林的冲突中，吃亏的多半是穆斯林。因为印度的穆斯林是少数，并且大多比较贫穷，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印巴分治的时候进行教派大清洗，有钱的穆斯林都去了巴基斯坦。
姜景奎南亚地区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争，我认为，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信仰之争。我赞同"两个民族"论。1947年以前，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由于种种原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逐渐成为两个明显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出现了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是"两个民族"的理论，1930年又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一个印度穆斯林自己的国家的主张，巴基斯坦"国父"真纳于1940年撰文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指导巴基斯坦运动的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理论。结果，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在英国分而治之的政策的促使下，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于1947年正式分离，分别归属印度和巴基斯坦（后者当时包括今天的孟加拉国）。自然，还有一些穆斯林没能迁徙到巴基斯坦而留在印度，也有少数印度教徒留在巴基斯坦。但宗教信仰和族群感情是定了型的，很难完全改变的。
为什么教派冲突愈演愈烈
印度人民党(BharatiyaJanataParty)：1980年4月成立。代表北部印度教教徒势力和城镇中小商人利益。1996年5月大选后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党的领导人瓦杰帕伊受命就任新总理，但组阁未能得到议会多数支持，在位13天即被迫辞职。1998年3月大选后，印度人民党联合其他小党在大选中获胜，瓦杰帕伊再次出任总理。1999年4月，由于联合政府未能通过信任投票而被迫下台，成为看守政府。10月，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22党全国民主联盟赢得第13届人民院选举，瓦杰帕伊第三次出任总理。
江亦丽为什么印度的教派冲突愈演愈烈？我想谈几个原因。
首先是历史的根源。除了前面各位所谈的各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英国对其采取分而治之政策留下的后遗症。在近代以前，两种宗教虽然有矛盾，但不像现在这样剧烈，信仰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王朝靠高压手段压制着教派间的矛盾。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后，利用宗教矛盾维持统治。当时穆斯林占上风，它就故意打压穆斯林，扶植印度教徒。
其次是国际大背景。70年代末全球性的伊斯兰革命客观上刺激了印度教徒教派情绪的发展。尤其是在冷战后，两大阵营的对立没有了，民族和宗教问题成了热点，如波黑、科索沃和车臣等，基本上都是民族和宗教加在一块儿，这个国际大环境对印度的教派冲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印度教徒在印度是个强势群体，占印度人口的83％，但在它的周围大部分是穆斯林国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中东国家等，而且穆斯林的教义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使印度教徒有一种危机感，客观上刺激了印度教派情绪的增长。
第三是经济方面的原因。目前在印度贫富差别非常严重，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就业、升迁和教育等方面的竞争也更加激烈，经济利益之争是一些冲突爆发的诱因，只不过最后以宗教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第四是政党与教派组织关系密切，政党有意识地利用宗教。这点从印度人民党（BJP）的崛起看特别明显。印度教教派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与印度人民党的关系密切如母子，BJP完全是从RSS中派生出来的，可以说BJP从一开始就带着教派主义的烙印。1992年的毁寺事件，BJP参与了，它和湿婆军、世界印度教大会(VHP)、国民志愿服务团联合组织了当时的毁寺行动，当时BJP还未上台，只是在北方邦执政，而阿约提亚就在北方邦。
实际上当时BJP是想利用罗摩庙事件扩大影响，捞取政治利益。政党为了拉选票往往不择手段，BJP把罗摩庙当成捞选票的一个重要主题。促使BJP崛起的另一个因素则是国民对长期执政的国大党失望，但又没有其他的党好选，所以就把选票投给了BJP。BJP纯粹就是靠打教派牌上台的，瓦杰帕伊总理以前就是RSS成员，当然他在印度人民党中属于温和派，也有较高的个人威望，因而有西方杂志称他为"狼群里的羊"。
BJP联合政府上台后为了改善形象和照顾其他盟党的利益，也想调整政策、淡化教派主义色彩，并试图与RSS和VHP拉开距离。但是在根子上，其初衷是没有变的。去年，瓦杰帕伊就称修建罗摩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结果引发了很多批评。
尚会鹏我也认为，政治因素，即政党对宗教的利用，是当前印度教派冲突最主要的原因。印度人民党提出一些口号，如"印度性"等，以此来争取群众，进行鼓动和宣传，这样自然就疏远了穆斯林。一直到现在，在印度进行一些重大的活动或仪式时，仍然采用印度教的仪式，这就必然引起穆斯林的反感。所以我也认为，现在所谓的教派冲突不完全是宗教意义上的，可能导火线是宗教因素，但真正的原因在政治方面。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现代媒体的发达，使教派之争更容易扩散。过去教派之争多是局部地区的，现在则是一有风吹草动，全国都知道了。
另外，印度国内的宗教冲突对印巴关系也会产生影响，每一次的教派冲突都不仅仅局限在国内，总会引起与巴基斯坦的矛盾。此次印度政府也指责古吉拉特冲突有巴基斯坦人插手，巴基斯坦人则表示抗议，并对穆斯林遭杀戮感到非常愤怒。
林承节经济发展不平衡，整个下层社会的贫困和教派主义观念的深刻影响，是产生教派冲突的基础。两教派群众在资源的掌握上和在经济活动中很难避免有利益冲突。这些都会被教派主义者利用。因而，虽有政府的世俗主义政策，但教派主义决不是短期就会消失的。这就要求各政党和全国人民，大家都来与教派主义作斗争，逐渐缩小其阵地，减弱其影响力。独立后，执政党和多数在野党这样做了，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教派主义减弱的速度还远不如人们期待的那样，这是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党对教派主义的利用。
呼唤新时代的"甘地"
姜景奎我认为，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现在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对峙状态，哪一方都无法取得绝对优势。由于双方信仰的矛盾，冲突难以解决，加上历史的沉重包袱，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从国际大环境看，如果印度没有一个圣雄甘地式的人物，这种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的信仰之争，暂时是看不到解决的前景的。甘地是非凡人物，他是主张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和平相处于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的概念之内的，他是绝对反对印度教和印度伊斯兰教之争的，也是不同意印巴分治的。但结果他不得不向现实屈服，最后还死在宗教极端分子的枪口之下。所以，我们呼吁一个比甘地更甘地的伟人出现。否则，印度目前的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之争就不可能得以顺利解决。
江亦丽 教派冲突是威胁印度统一和发展的大敌，我觉得印度就像一个背负重物的大象，步履沉重。印度面临的问题很多，有教派冲突，还有种姓压迫和冲突、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人口包袱等。即使在今天，种姓差别仍无处不在，虽然政府有保留法，给低种姓和部落民在大学和政府部门保留一定的名额，但实际上在学校和政府机关里，低种姓的人很少。而且他们即使经过奋斗有了较高的地位，如大学教授，但还是受婆罗门的歧视。
尚会鹏9.11事件后，印度在对待穆斯林的问题上越来越强硬，印度也想搭乘"反恐"的美国便车来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最近印度下院提出了一个法案，对恐怖主义者重新下了一个定义。即凡是在人民中引起惊恐、威胁印度团结、统一的人都是恐怖主义者。他们竭力想向美国表示，印度早就深受恐怖主义之苦，并且称在克什米尔问题以及国内的一些宗教冲突上，对穆斯林恐怖分子进行打击是名正言顺的。这样一来，也就使得印巴关系更为紧张，而且使国内的教派冲突与克什米尔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社会在前进，观念也在前进
我告诉你们一个法宝。当你们感到迷惘的时候，或者你觉得摆脱不了自我的时候，你可以试试如下的办法：回想一下你所见过的最穷、最弱者的面孔，然后扪心自问，你所要采取的行动对他会有什么好处?你能从中得到什么?是否能使他因此掌握自己的命运?换句话说，你要采取的行动能否给食不果腹、精神空虚的亿万人创造一个祖国。这时，你就会发现你的迷惘和自我统统消失了。
——圣雄甘地
王红生我认为无论从其信奉的宗教教义,还是从印度的民族性格看，印度教徒都是反对暴力的。印度民族是个很平和的民族，古代是这样，现代也依旧是这样。在印度生活工作过的人都有一个感觉：在公众场合，很少看见过印度人打架和吵架。另外，我也认为世界各个宗教之间，就其所主张的教义的本质而言，共性远远多于差异性。我认为，在考察印度的教派冲突问题时，应该更多地关注印度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
第一，独立50年来，印度的整体国力是在增强；但另一方面，印度的人均产值在世界的排名始终是很落后的。这是一对矛盾，这种矛盾对印度的教派主义产生了某种影响。国力的增强使一些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急剧膨胀，而人均产值的低下又使一些印度人想通过加强民族内聚力来加强印度的力量。印度教派主义就应运而生。
第二，虽然独立50余年来，印度人民的绝对贫困化已有所缓解；但相对贫困化的程度却在加剧，贫富差距拉大。这就使得一部分人或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社会产生不满。印度社会中的支配阶层则利用教派主义来转移矛盾。
第三，社会中人们宗教价值观念越来越淡漠，而教派主义的情绪却在不断张扬。教派冲突看似因为人们有不同的信仰，但实际上那些参与冲突、骚乱的激进分子很多人恰恰是没有多少传统价值观念的。他们参与动乱主要是宗教情绪的一种宣泄。
第四，在目前印度实行的民主制度下，个人主义与小集团主义权欲膨胀，而政府综合治理国家、控制危机的能力却相对软弱。印度因而被称为"软国家"的典型。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教派主义的势力不能得到及时和有效的遏制。
此外，我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要考虑教派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归纳起来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广泛性。印度教派冲突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有海外印侨提供非常雄厚的资金，有一大批学者为这个教派主义摇旗呐喊，有城市中大批无业青年和农村进城游民的参与，他们在教派主义旗帜下，聚合在一起。
二是组织性。印度教派主义组织从开始到现在，它的组织性都比过去长期执政的国大党强，很有号召力，而且组织得很严密。
三是具有很高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不仅使得印度政府不能彻底地取缔它们，而且使广大的印度老百姓认可他们。我刚到印度的时候，每天清晨四五点钟，都有非常大的声音传到我的住处。我很好奇，便去查找声音的来源，原来是一个操场上有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在操练，操练完后围坐在一起吟诵印度教经典。在大多数人还在熟睡的时候，有人每天举行这么"扰民"的活动，在公开场所很张扬地进行宣传，而且没有人干预，这说明它的确在群众中具有一定的合法性。
广泛性、组织性、合法性必然造成它能量之巨大。我们不应低估它的能量，在考察问题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这些潮流、这些运动会将印度带向何方呢？我想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角度来讲这个问题。显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近代以来，政教对立、教派冲突始终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是世界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矛盾冲突实际上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力量与传统的神权力量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和较量，但总的来说，冲突的最后都是走向相互退让、相互妥协、相互调和。因此，我认为教派冲突的最后解决需要相互妥协、相互宽容。什么力量能使双方相互妥协呢？在印度历史上，圣雄甘地扮演了这一重要角色，他阻止了印度各教派走向极端的势头。甘地没有了，印度在呼唤新的甘地，或者说印度现在需要一个能充当甘地角色的人物或力量出现。实际上，印度与中国一样，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一个文化重建问题，即在如今的印度，如何建立一个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能为所有国民认可的文化，用这种文化来整合国家、民族，以避免流血、冲突?我认为，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迟早能够得到解决。对此，我还是很乐观的。
林承节最后，我还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在分析教派冲突时，一定要把宗教和教派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当然，有宗教才有教派主义，但这绝不是说，在印度，因为有不同宗教存在、宗教信仰的差异就必然爆发宗教冲突，必然导致印巴分治，必然发生宗教屠杀。不同宗教在信仰上有差异是必然的，宗教内部的社会结构和整个文化背景也有很大不同。但只要真正实行宗教平等政策或世俗主义，就不排斥两者的和平共存。印度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独立后的现实也能证明这一点。
宗教差异转化为教派冲突的原因，就是教派主义在作祟。宗教差异只是宗教冲突的一个潜在基础，如果没有教派主义者的"加工"，是不会自动转化为教派冲突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不同宗教，绝大多数不是共处得很好吗？
大规模宗教冲突的出现，都能从其背后找到挑拨者、指使者。这股势力有的公开露面，有的深藏暗处，他们都是代表某些上层的利益。参加骚乱的普通群众绝大多数是受骗的，是被利用的。这次发生骚乱的古吉拉特，是宗教冲突的多发地区。在那里，特别是在大城市，一般的穆斯林是贫穷的，但也有一些穆斯林富商，他们的富裕使一些印度教教派主义者产生强烈的忌妒心理。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有人挑动，教派间的矛盾就容易爆发为冲突。可以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的差距（特别是发生在不同教派之间），往往是教派主义者用来蛊惑群众的一个切入点。
第二，是关于民族问题。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是不是形成了两个民族，对这个问题人们有不同看法。我个人的观点是，印度既不是只有一个民族，也不是按宗教划分为两个民族，而是存在着多民族，由于历史的联系和现实的国家整合，这多民族又正在形成为一个更大的民族共同体。
第三，对印度宗教冲突问题的前景，人们应该乐观还是悲观？我想，从独立后总的发展趋势看，印度还是在前进的。独立后，宗教冲突固然仍时有发生，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和独立前比。最重要的是，世俗主义已由印度宪法规定为立国原则之一，这一原则受到大多数人拥护和大多数政党的支持。印度教内的种姓歧视，也呈现了日趋淡化之势。我在印度考察时住在大酒店里，发现有些服务员就是婆罗门（高级种姓）。大街上，拉车的有婆罗门，坐车的有首陀罗（低级种姓），许多人的种姓身份和实际经济地位已经脱节。在宪法的支持和保护下，一大批低种姓的人担任了公职，甚至成了国家领导人。总的来看，社会在前进，人的观念也在前进，只要继续坚持世俗主义原则，情况会一天比一天更好。▲
王红生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
嘉 宾：姚卫群教授 北京大学哲学系
姜景奎副教授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
尚会鹏教授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南亚研究室
江亦丽副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中心
愿她走过的路上点缀些清绿的荷塘
愿大树的浓荫掩遮着火热的炎阳
愿路上的尘土为荷花的花粉所调剂
愿微风轻轻地吹着愿她一路吉祥
--摘自古印度诗剧《沙恭达罗》（季羡林译）
祝愿印度在克服教派冲突的路上"一路吉祥"。
印度现代化的障碍
林承节教派冲突是印度现代化道路上一大障碍，可以说是一个主要障碍。早在印度独立前，印度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教派主义的肆虐就造成多次激烈的教派流血冲突，并最终导致印巴分治、边界两侧的宗教大屠杀和双方居民的大迁移、大流亡，造成近百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独立后，印度虽奉行世俗主义政策，但教派主义并未消除，直到现在仍是印度的一大祸害。当然，独立后，教派主义的活动也有所变化。其一，独立前，是伊斯兰教教派主义者把伊斯兰教说成是单独的民族；独立后，则是印度教的教派主义者把印度教说成是个单独的民族，宣称印度应以印度教文明作为立国之本，伊斯兰教则必须要么接受印度教文明，要么只能做二等公民。其二，独立前，伊斯兰教教派主义采取攻势，他们得到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怂恿、支持；独立后，印度教教派主义采取攻势，成为主要危险。今天，伊斯兰教的教派主义在印度依然存在，不乏狂热的教派主义者。但一般来说，印度伊斯兰教的教派主义势力，如果只凭自己的力量，能量非常有限，基本上处于守势。
教派主义的泛滥是非常危险的。这在1992年阿约提亚寺庙之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那次冲突死亡3000多人。这次古吉拉特邦发生的宗教仇杀再次说明了这一点，繁华平静的城市一夜间就变成了火海、屠场。对这种危险性，独立后的印度历届政府是有认识的，宪法规定的世俗主义立国原则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但是，当我们回顾这一政策的执行情况时，不能不遗憾地说，它的贯彻遇到很大阻力，存在着很多问题。
尚会鹏有两个概念要区分一下："教派"和"宗教派别"。"教派"（Communal）不是"宗教派别"（Sectofreligion）的简称。宗教派别在各个宗教都有，而"教派"这个词只是在近代才出现。20世纪上半期，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压力下，被迫在印度进行政治改革，引进西方的选举制，印度当时缺乏西方式的政党基础，人们分属不同的宗教信仰集团，于是印度现代化的障碍
姜景奎印度是一个宗教色彩很浓的国家，根据2001年的《印度年鉴》，其99.57％的人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基督教、佛教、耆那教等，另外0.43％的人不是没有宗教信仰，而是其信仰比较模糊。总体看来，印度的宗教分为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两部分。印度教是最大的宗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等的产生与印度教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佛教和耆那教是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教的第二个阶段即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吸收了婆罗门教的很多内容。锡克教产生于16世纪，是在印度教虔诚派信仰的基础上吸收伊斯兰教苏非派的某些内容形成的。现在，印度教徒占印度总人口的83％，在印度国内处于绝对优势。穆斯林只占其总人口的不到12％。
印度教：原是一种平和平的文化
姚卫群印度教：原是一种平和的文化
印度的宗教，在我看来，在历史上总的来说是比较平和的。在古代印度，各宗教之间虽然也有冲突，但这种冲突主要是思想上的，是不同教派教义上的冲突。在印度古代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教义后来有不少变化，逐渐演变为印度教。
古代印度社会是个种姓社会，它的宗教和种姓有很大的关系，以种姓划分阶层，将人们主要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这四个大的种姓。婆罗门教主张婆罗门至上，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原则。婆罗门是祭司阶层，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地位最高，而且其后代在社会中地位仍然最高。婆罗门教的基本理论与婆罗门种姓的经济利益紧密相连。它在政治上讲"婆罗门至上"，在理论上强调"梵"是最高的实体，而且这种至高无上是永恒不变的。这种理论就是为了在社会上也维护一个永恒不变的、至高无上的婆罗门阶层。"梵"是印度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印度近现代的许多著名思想家的宗教理论中都有"梵"的概念。印度近现代的政府是不宣扬种姓制度的，但在农村，甚至城市的一般人中，种姓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在印度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各个宗教还是可以和平相处的。由于信仰不同而出现武力冲突，这在印度早期历史上是少见的。
姜景奎有些媒体老是把印度社会描写得很吓人，杀人、骚乱、很不稳定。其实，印度教文化是一种很平和的文化，印度教社会非常稳定。教众相信因果业报和灵魂轮回之说，比较认命，安于现状。我们不妨把中国儒家与印度教徒的人生追求做一个比较。儒家提倡人生四个境界，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印度教讲人生四个阶段："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和"遁世期"。"梵行期"和"修身"差不多，人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修身学习、掌握知识；"家居期"和"齐家"差不多，成家立业，娶妻生子，还世俗债务等。不过，"林栖期"、"遁世期"和我们的"治国"、"平天下"就不同了，处于"林栖期"的人应该居住在森林中修行，不能经常回家；而处于"遁世期"的人就应该完全忘却家人，云游四方，直至死去（在印度人看来是与神合一，达到了梵我如一的境界）。所以，印度教徒性情平和，重视"出世"，追求来世的幸福，平常安分守己，很少与人争执。这与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思想有很大不同，与伊斯兰教信仰更不一样。
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的分离
尚会鹏从历史上看，宗教矛盾在印度古已有之。印度社会具有很强的吸纳性，过去的各种外来宗教、文化都被同化到印度文化之中，但伊斯兰教进入印度之后，没有被同化。从教义上说，伊斯兰教具有一定的进攻性，到印度次大陆后，像在其他被征服地区一样，他们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拿剑，让被征服者在生与死之间进行选择。很多人被迫皈依伊斯兰教。从印度教方面来说，它有种姓制度，这个制度将人分割开来，等级森严。尤其是分出的"不可接触者"这个阶层，简直不被看作是人。这一部分人被排除在传统的印度教社会之外，而伊斯兰教宣扬"一切穆斯林皆兄弟"，否定种姓制度，这就对印度的低种性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新的宗教就在他们中间流行开来，并得以迅速传播。
姜景奎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末随着阿拉伯人的入侵进入印度，但当时并没有在此立足。11世纪以后，伊斯兰教正式在印度扎根。原本信仰印度教的不少教众被吸引过去，皈依了伊斯兰教。17世纪以后西方人侵入，印度教徒在心理上很矛盾，一方面反对殖民侵略，一方面在内心又把西方人当作抗衡伊斯兰教的势力，把英国人进入印度看作是"以毒攻毒"。由此，印度教徒群体就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接受西方影响，发展得就更快一些，印度教文化也就出现了某种长势。1885年国大党成立后，印度教势力发展更为迅速。
尚会鹏在近代以前，宗教上的矛盾冲突虽然有，但还是小规模的。在西方政治制度进入次大陆后，问题就越来越严重。西方政治制度以政党为基础，要竞选，要登记选票，要动员，在次大陆这一种姓制度和宗教盛行的地区，就出现了以种姓、教派为单位参加竞选的情况。西方政治制度的介入，使原来处于自发状态下的宗教冲突合法化。近代以来，在印度独立运动当中，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是两根相互缠绕的藤，同时生长。一方面，印度人要赶走英国人、争取独立，另一方面，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矛盾一点没有减弱，甚至还有一些穆斯林认为，宁愿处于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也不愿意处于印度教徒的统治之下。这两个藤最后都开花结果了。民族主义使次大陆获得了独立，教派主义使得印巴分治成为事实。
民族独立问题解决了，教派冲突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独立以后，印度境内仍有大量穆斯林居民，巴基斯坦也有印度教徒。独立时，印巴分治，出现了最大最严酷的一次教派冲突，死亡100万人以上，难民上千万。几十年来教派冲突不断。在印度教与穆斯林的冲突中，吃亏的多半是穆斯林。因为印度的穆斯林是少数，并且大多比较贫穷，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印巴分治的时候进行教派大清洗，有钱的穆斯林都去了巴基斯坦。
姜景奎南亚地区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争，我认为，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信仰之争。我赞同"两个民族"论。1947年以前，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由于种种原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逐渐成为两个明显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出现了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是"两个民族"的理论，1930年又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一个印度穆斯林自己的国家的主张，巴基斯坦"国父"真纳于1940年撰文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指导巴基斯坦运动的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理论。结果，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在英国分而治之的政策的促使下，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于1947年正式分离，分别归属印度和巴基斯坦（后者当时包括今天的孟加拉国）。自然，还有一些穆斯林没能迁徙到巴基斯坦而留在印度，也有少数印度教徒留在巴基斯坦。但宗教信仰和族群感情是定了型的，很难完全改变的。
为什么教派冲突愈演愈烈
印度人民党(BharatiyaJanataParty)：1980年4月成立。代表北部印度教教徒势力和城镇中小商人利益。1996年5月大选后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党的领导人瓦杰帕伊受命就任新总理，但组阁未能得到议会多数支持，在位13天即被迫辞职。1998年3月大选后，印度人民党联合其他小党在大选中获胜，瓦杰帕伊再次出任总理。1999年4月，由于联合政府未能通过信任投票而被迫下台，成为看守政府。10月，以印度人民党为首的22党全国民主联盟赢得第13届人民院选举，瓦杰帕伊第三次出任总理。
江亦丽为什么印度的教派冲突愈演愈烈？我想谈几个原因。
首先是历史的根源。除了前面各位所谈的各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英国对其采取分而治之政策留下的后遗症。在近代以前，两种宗教虽然有矛盾，但不像现在这样剧烈，信仰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王朝靠高压手段压制着教派间的矛盾。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后，利用宗教矛盾维持统治。当时穆斯林占上风，它就故意打压穆斯林，扶植印度教徒。
其次是国际大背景。70年代末全球性的伊斯兰革命客观上刺激了印度教徒教派情绪的发展。尤其是在冷战后，两大阵营的对立没有了，民族和宗教问题成了热点，如波黑、科索沃和车臣等，基本上都是民族和宗教加在一块儿，这个国际大环境对印度的教派冲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印度教徒在印度是个强势群体，占印度人口的83％，但在它的周围大部分是穆斯林国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中东国家等，而且穆斯林的教义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使印度教徒有一种危机感，客观上刺激了印度教派情绪的增长。
第三是经济方面的原因。目前在印度贫富差别非常严重，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在就业、升迁和教育等方面的竞争也更加激烈，经济利益之争是一些冲突爆发的诱因，只不过最后以宗教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第四是政党与教派组织关系密切，政党有意识地利用宗教。这点从印度人民党（BJP）的崛起看特别明显。印度教教派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与印度人民党的关系密切如母子，BJP完全是从RSS中派生出来的，可以说BJP从一开始就带着教派主义的烙印。1992年的毁寺事件，BJP参与了，它和湿婆军、世界印度教大会(VHP)、国民志愿服务团联合组织了当时的毁寺行动，当时BJP还未上台，只是在北方邦执政，而阿约提亚就在北方邦。
实际上当时BJP是想利用罗摩庙事件扩大影响，捞取政治利益。政党为了拉选票往往不择手段，BJP把罗摩庙当成捞选票的一个重要主题。促使BJP崛起的另一个因素则是国民对长期执政的国大党失望，但又没有其他的党好选，所以就把选票投给了BJP。BJP纯粹就是靠打教派牌上台的，瓦杰帕伊总理以前就是RSS成员，当然他在印度人民党中属于温和派，也有较高的个人威望，因而有西方杂志称他为"狼群里的羊"。
BJP联合政府上台后为了改善形象和照顾其他盟党的利益，也想调整政策、淡化教派主义色彩，并试图与RSS和VHP拉开距离。但是在根子上，其初衷是没有变的。去年，瓦杰帕伊就称修建罗摩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结果引发了很多批评。
尚会鹏我也认为，政治因素，即政党对宗教的利用，是当前印度教派冲突最主要的原因。印度人民党提出一些口号，如"印度性"等，以此来争取群众，进行鼓动和宣传，这样自然就疏远了穆斯林。一直到现在，在印度进行一些重大的活动或仪式时，仍然采用印度教的仪式，这就必然引起穆斯林的反感。所以我也认为，现在所谓的教派冲突不完全是宗教意义上的，可能导火线是宗教因素，但真正的原因在政治方面。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现代媒体的发达，使教派之争更容易扩散。过去教派之争多是局部地区的，现在则是一有风吹草动，全国都知道了。
另外，印度国内的宗教冲突对印巴关系也会产生影响，每一次的教派冲突都不仅仅局限在国内，总会引起与巴基斯坦的矛盾。此次印度政府也指责古吉拉特冲突有巴基斯坦人插手，巴基斯坦人则表示抗议，并对穆斯林遭杀戮感到非常愤怒。
林承节经济发展不平衡，整个下层社会的贫困和教派主义观念的深刻影响，是产生教派冲突的基础。两教派群众在资源的掌握上和在经济活动中很难避免有利益冲突。这些都会被教派主义者利用。因而，虽有政府的世俗主义政策，但教派主义决不是短期就会消失的。这就要求各政党和全国人民，大家都来与教派主义作斗争，逐渐缩小其阵地，减弱其影响力。独立后，执政党和多数在野党这样做了，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教派主义减弱的速度还远不如人们期待的那样，这是为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党对教派主义的利用。
呼唤新时代的"甘地"
姜景奎我认为，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现在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对峙状态，哪一方都无法取得绝对优势。由于双方信仰的矛盾，冲突难以解决，加上历史的沉重包袱，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从国际大环境看，如果印度没有一个圣雄甘地式的人物，这种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的信仰之争，暂时是看不到解决的前景的。甘地是非凡人物，他是主张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和平相处于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的概念之内的，他是绝对反对印度教和印度伊斯兰教之争的，也是不同意印巴分治的。但结果他不得不向现实屈服，最后还死在宗教极端分子的枪口之下。所以，我们呼吁一个比甘地更甘地的伟人出现。否则，印度目前的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之争就不可能得以顺利解决。
江亦丽 教派冲突是威胁印度统一和发展的大敌，我觉得印度就像一个背负重物的大象，步履沉重。印度面临的问题很多，有教派冲突，还有种姓压迫和冲突、民族分离主义问题、人口包袱等。即使在今天，种姓差别仍无处不在，虽然政府有保留法，给低种姓和部落民在大学和政府部门保留一定的名额，但实际上在学校和政府机关里，低种姓的人很少。而且他们即使经过奋斗有了较高的地位，如大学教授，但还是受婆罗门的歧视。
尚会鹏9.11事件后，印度在对待穆斯林的问题上越来越强硬，印度也想搭乘"反恐"的美国便车来解决克什米尔问题。最近印度下院提出了一个法案，对恐怖主义者重新下了一个定义。即凡是在人民中引起惊恐、威胁印度团结、统一的人都是恐怖主义者。他们竭力想向美国表示，印度早就深受恐怖主义之苦，并且称在克什米尔问题以及国内的一些宗教冲突上，对穆斯林恐怖分子进行打击是名正言顺的。这样一来，也就使得印巴关系更为紧张，而且使国内的教派冲突与克什米尔问题联系在了一起。
社会在前进，观念也在前进
我告诉你们一个法宝。当你们感到迷惘的时候，或者你觉得摆脱不了自我的时候，你可以试试如下的办法：回想一下你所见过的最穷、最弱者的面孔，然后扪心自问，你所要采取的行动对他会有什么好处?你能从中得到什么?是否能使他因此掌握自己的命运?换句话说，你要采取的行动能否给食不果腹、精神空虚的亿万人创造一个祖国。这时，你就会发现你的迷惘和自我统统消失了。
——圣雄甘地
王红生我认为无论从其信奉的宗教教义,还是从印度的民族性格看，印度教徒都是反对暴力的。印度民族是个很平和的民族，古代是这样，现代也依旧是这样。在印度生活工作过的人都有一个感觉：在公众场合，很少看见过印度人打架和吵架。另外，我也认为世界各个宗教之间，就其所主张的教义的本质而言，共性远远多于差异性。我认为，在考察印度的教派冲突问题时，应该更多地关注印度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
第一，独立50年来，印度的整体国力是在增强；但另一方面，印度的人均产值在世界的排名始终是很落后的。这是一对矛盾，这种矛盾对印度的教派主义产生了某种影响。国力的增强使一些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急剧膨胀，而人均产值的低下又使一些印度人想通过加强民族内聚力来加强印度的力量。印度教派主义就应运而生。
第二，虽然独立50余年来，印度人民的绝对贫困化已有所缓解；但相对贫困化的程度却在加剧，贫富差距拉大。这就使得一部分人或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社会产生不满。印度社会中的支配阶层则利用教派主义来转移矛盾。
第三，社会中人们宗教价值观念越来越淡漠，而教派主义的情绪却在不断张扬。教派冲突看似因为人们有不同的信仰，但实际上那些参与冲突、骚乱的激进分子很多人恰恰是没有多少传统价值观念的。他们参与动乱主要是宗教情绪的一种宣泄。
第四，在目前印度实行的民主制度下，个人主义与小集团主义权欲膨胀，而政府综合治理国家、控制危机的能力却相对软弱。印度因而被称为"软国家"的典型。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教派主义的势力不能得到及时和有效的遏制。
此外，我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要考虑教派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归纳起来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广泛性。印度教派冲突有很广泛的群众基础，有海外印侨提供非常雄厚的资金，有一大批学者为这个教派主义摇旗呐喊，有城市中大批无业青年和农村进城游民的参与，他们在教派主义旗帜下，聚合在一起。
二是组织性。印度教派主义组织从开始到现在，它的组织性都比过去长期执政的国大党强，很有号召力，而且组织得很严密。
三是具有很高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不仅使得印度政府不能彻底地取缔它们，而且使广大的印度老百姓认可他们。我刚到印度的时候，每天清晨四五点钟，都有非常大的声音传到我的住处。我很好奇，便去查找声音的来源，原来是一个操场上有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在操练，操练完后围坐在一起吟诵印度教经典。在大多数人还在熟睡的时候，有人每天举行这么"扰民"的活动，在公开场所很张扬地进行宣传，而且没有人干预，这说明它的确在群众中具有一定的合法性。
广泛性、组织性、合法性必然造成它能量之巨大。我们不应低估它的能量，在考察问题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这些潮流、这些运动会将印度带向何方呢？我想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角度来讲这个问题。显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近代以来，政教对立、教派冲突始终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是世界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矛盾冲突实际上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力量与传统的神权力量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和较量，但总的来说，冲突的最后都是走向相互退让、相互妥协、相互调和。因此，我认为教派冲突的最后解决需要相互妥协、相互宽容。什么力量能使双方相互妥协呢？在印度历史上，圣雄甘地扮演了这一重要角色，他阻止了印度各教派走向极端的势头。甘地没有了，印度在呼唤新的甘地，或者说印度现在需要一个能充当甘地角色的人物或力量出现。实际上，印度与中国一样，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一个文化重建问题，即在如今的印度，如何建立一个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能为所有国民认可的文化，用这种文化来整合国家、民族，以避免流血、冲突?我认为，印度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迟早能够得到解决。对此，我还是很乐观的。
林承节最后，我还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在分析教派冲突时，一定要把宗教和教派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当然，有宗教才有教派主义，但这绝不是说，在印度，因为有不同宗教存在、宗教信仰的差异就必然爆发宗教冲突，必然导致印巴分治，必然发生宗教屠杀。不同宗教在信仰上有差异是必然的，宗教内部的社会结构和整个文化背景也有很大不同。但只要真正实行宗教平等政策或世俗主义，就不排斥两者的和平共存。印度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独立后的现实也能证明这一点。
宗教差异转化为教派冲突的原因，就是教派主义在作祟。宗教差异只是宗教冲突的一个潜在基础，如果没有教派主义者的"加工"，是不会自动转化为教派冲突的。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不同宗教，绝大多数不是共处得很好吗？
大规模宗教冲突的出现，都能从其背后找到挑拨者、指使者。这股势力有的公开露面，有的深藏暗处，他们都是代表某些上层的利益。参加骚乱的普通群众绝大多数是受骗的，是被利用的。这次发生骚乱的古吉拉特，是宗教冲突的多发地区。在那里，特别是在大城市，一般的穆斯林是贫穷的，但也有一些穆斯林富商，他们的富裕使一些印度教教派主义者产生强烈的忌妒心理。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有人挑动，教派间的矛盾就容易爆发为冲突。可以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的差距（特别是发生在不同教派之间），往往是教派主义者用来蛊惑群众的一个切入点。
第二，是关于民族问题。印度教徒和印度穆斯林是不是形成了两个民族，对这个问题人们有不同看法。我个人的观点是，印度既不是只有一个民族，也不是按宗教划分为两个民族，而是存在着多民族，由于历史的联系和现实的国家整合，这多民族又正在形成为一个更大的民族共同体。
第三，对印度宗教冲突问题的前景，人们应该乐观还是悲观？我想，从独立后总的发展趋势看，印度还是在前进的。独立后，宗教冲突固然仍时有发生，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和独立前比。最重要的是，世俗主义已由印度宪法规定为立国原则之一，这一原则受到大多数人拥护和大多数政党的支持。印度教内的种姓歧视，也呈现了日趋淡化之势。我在印度考察时住在大酒店里，发现有些服务员就是婆罗门（高级种姓）。大街上，拉车的有婆罗门，坐车的有首陀罗（低级种姓），许多人的种姓身份和实际经济地位已经脱节。在宪法的支持和保护下，一大批低种姓的人担任了公职，甚至成了国家领导人。总的来看，社会在前进，人的观念也在前进，只要继续坚持世俗主义原则，情况会一天比一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