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市场经济制度已基本建立，政府要变成一个正数，向正的方向增加。
　　
　　中国30年改革可谓成功，其重要原因是我们引入了市场经济，即运用了现代经济学和其他国家，包括我们自己国家制度上的一些优点，一是宏观经济稳定，二是市场的自由，三是市场化以及对外开放。
　　这三点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有一系列制度性问题需要同时解决，但恰恰不可能同时解决。计划经济时期所有的信息都是从上而下，而市场经济时期信息都是横向流动的，从由上向下到一个横向的信息交易传递过程需要一个制度，如税收制度和过去的国有企业利润上交不同，会计制度也不同；又如我们过去缺乏《民法》，连《合同法》都没有，这一切都需要制度配套，需要时间。
　　中国30年改革在于建立了一个市场经济，而在此过程中改变了原来的信息交换方式，也相应带动了其他一系列改变，这是至关重要的。另外，30年改革使所有人生活都得以改善，包括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这就是改革的动力。
　　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中国在传统的“国有制”之外，也迅速发展了私有经济，包括外资的进入。国有制也与过去不同，变成了上市公司等，其动力机制也跟过去不同。另外，我们实行了地方分权，带来了动力和激励，并降低了市场经济信息交易成本。
　　我们还能继续走下去吗?能持续吗?这是大问题。尽管30年改革建立了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但不能解释，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持接近10％，或是10％左右的一个30年增长。下一步该怎么办?或许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解释这个问题。
　　从维度要素，即生产要素或从需求这个角度来讲，大家都说今后中国经济的需求要从依赖外需为主转向依赖内需。但我认为，中国经济从来就是依赖内需为主的。我同意增加消费，但有一点我要强调，投资的比例应该比较高，消费我们不会非常高。
　　目前中国人口结构还年轻，但很快会老龄化。在人口相对年轻时，应该去投资、去积累财富。如果现在主张很多消费，那再过十年，人口老龄化会非常快。独生子女政策让养儿防老的说法已不适用，所以要靠积累财富来防老。另外，动员消费确实有潜力，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土地制度，要适应更快的城市化；社会保障制度，要适应劳动力流动和更好地刺激消费。这两点在去年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都已强调，这是非常重要的制度。
　　还有一些制度，也需要改变。比如地方分权模式，对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不利。这一点应该改。另外，就是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还有，如何开放资本账户也是一个大问题。下一步的改革会有一种风险，但如果我们搞好了，会非常成功。
　　过去改革虽然难，但并非最难，基本属于在计划经济之下如何解除政府束缚的问题。原来政府功能是个负号，即逐渐减少这个“负号”和解决“负方向”的问题。现在市场经济制度已基本建立，政府要变成一个正数，向正的方向增加。这实际上也是另外一个维度的问题。改革中会有风险，即建立一个基本的、和和谐的市场经济方向一致的基本制度，但最大的威胁，是短期权衡代替长期机制的问题。
　　这个危险可以展开讲。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确定，城市化应该怎么走，资本账户如何开放等等。另外，财政和地方分权要有一个重新集权过程，既要建设现代国家，又要不影响市场经济，这里面都有一些短期考虑和长治久安之间的权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