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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光 编译
1971年，中国通过开展“乒乓外交”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使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和人民消除敌对，走向和解。30多年前，我作为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中国情况的主要记者，有幸亲身经历并首先报道了中美开展“乒乓外交”这一重大外交事件。
惊鸿一瞥，重大新闻
事情还得从1971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l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说起。自从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决定在日本举行第3l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后，为了接待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第一个参加世界比赛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日本的各大媒体也不肯放弃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纷纷组成巨大的采访报道队伍，不仅体育部，而且社会部、外信部也都参加了报道队伍，开赴名古屋。我当时是日本共同通讯社的记者，并在一年前派驻香港，是该社报道中国情况的主要记者，自然也来到了名古屋。
1971年3月28日比赛开始，4月7日是最后一天。这天上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所住的藤久观光宾馆举行宴会，招待亚、非、拉美的乒乓球选手和游人。我也来到了会场，看见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秘书长宋中，就趋前打了个招呼。正在此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秘书江培柱嘴里一边说着“重要电话，重要电话”，一边挤到宋中身旁，把一张纸条递到宋中手里。宋中接过纸条一边看，一边向外面走，稍后就来到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住处，向哈里逊副团长转达了中方的邀请。电光火石之间，我瞥见了用毛笔写着的“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几个字。几年后再次见到宋中，我问起纸条之事，才知道那就是中国外交部奉毛泽东的指示，给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发来的关于接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电话记录。当时，江培柱每天与国内外交部的专门人员使用暗语定时通话，沟通信息。刚开始的时候是每天三次，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增加到每天五次。我当时认为：那张纸条可能与庄则栋和美国运动员柯兰·科恩接触并交换纪念品的事情有关。因为就在几天前的4月4日，庄则栋与登上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所乘坐的大巴士的科恩寒暄了几句，并互相交换了小小的纪念品。此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很多记者都认为，由于庄则栋的行为超越了通常的礼仪范畴，所以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可能会受到批评。虽然我从看到的那句话里，解读出庄则栋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受到国内批评的相关信息。但我再也没有更深入和更广泛的联想与猜测。在当时，恐怕谁也没有意识到，那张小小的纸条竟然就是用小球拨动大球的“杠杆”，不仅震动了世界，也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格局，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毕竟，当时谁也不会设想中美关系会有戏剧性的变化。甚至日本外务省在1970年9月召开驻亚太地区各国大使会议后，也认为“美中不可能接近”。尽管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冈田晃注意到了尼克松上台后中美之间关系缓和的种种迹象，并在1970年10月认为“美中接近几乎已经到了决定性的阶段”。但外务省对此不以为然。因此，不仅日本，也许整个世界都没有注意或认为中美关系将会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
当天中午时分，我来到作为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主会场的爱知县体育馆，因为已经与被称为中日之间“民间大使”的西园寺公一先生和他的秘书南村志郎约好在那里会面，然后一起吃中饭。12点半左右，西园寺公一先生走向后藤钾二会长准备寒暄几句就和我一起去吃午饭。这时，忽然听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哈里逊副团长一边大声喊着：“song zhong，song zhong”，一边走向正坐在那里小憩的后藤钾二会长。后藤钾二会长的英文翻译渡边武达一时没有听清楚哈里逊说的是什么，我赶紧告诉他：“说的是宋中的名字啊!”于是渡边武达把哈里逊的话翻译给后藤钾二会长：“宋中告诉我，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而后藤钾二会长听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将要访问中国的消息后，也感到非常吃惊，他伸出两手，作出被手铐铐住的样子说：“如果去中国，回到美国就要这样吧。”渡边武达把这句话翻译成：“回国就要进监狱了吧?”当时，西园寺公一也在场，但是他也不相信哈里逊的话。因为就在前一天，他曾经就美方希望访问中国一事探询过中方的意思，得到的回答是“北京方面接受的可能性不大”。在场的各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和日本各媒体的记者也都对这个信息的真实性将信将疑。这也许是许多日本人听说此事之后的第一反应吧。实际上，由于尼克松总统已经宣布解除美国公民赴中国旅行的限制，所以如果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至少在法律上已经不成问题了。
确认消息，首先报道
但是由于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上午曾经瞥见了的写有“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几个字的纸条，所以立刻想到：中方恐怕会邀请美国代表团。新闻记者的敏感使我急于进一步弄清有关情况，以便在晚刊发稿之前，把这一重大新闻报道抢先发出去。不过，本来是我约西园寺公一先生吃饭，如果我为了新闻报道而毁约，唯恐西园寺公一先生会生气。但恰好对方说：“如果我是你，就尽快向中方核实一下。”于是，我放弃了与西园寺公一先生一起吃午饭的计划，乘坐出租车奔向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所住的藤久观光宾馆。当时我自己也认为，这个消息也可能是美国出于“对中工作”而放出的烟幕，只是想先找到中方人员，尤其是想亲耳得到宋中的证实。为了防止右派团体的捣乱，日本警察在宾馆周围戒备森严。我只能从出租车上下来，走进宾馆。当时正是午饭时间，餐厅里挤满了其他通讯社的记者。谁也没有注意到我。我悄悄地拨通了宋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翻译周斌，同意让我进去。我就从安全通道走上了二层，采访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助理金恕秘书和翻译周斌。我顾不上寒暄客气，立刻就哈里逊的话请求确认。他们并不否定中国将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这一消息。当我问道：“鉴于美国政府已派军队侵入老挝，中国采取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理由呢?”他们回答：“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想访问中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递了信息，经过研究，决定接受访问。”然后我请他们说明中国的对美政策。他们说：“中国虽然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但与美国人民友好是一贯方针。只要美帝国主义不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我们就要跟它斗争下去，特别是绝对不能接受‘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策。”
这时，晚刊截稿时间就要到了，我没有时间继续提问，于是向他们两位匆匆道别，急急忙忙从安全通道走出宾馆。因为当时在宾馆里打电话不是十分方便，所以我坐出租车迅速回到位于《日中新闻》总部的共同社名古屋分社，赶写新闻稿，作为在共同社的发稿记录上标记着“特”字的特稿发出。当晚的《日中新闻》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报道。另外一些报刊也刊发了短短的纪事。虽然在日本国内，因为各报截稿时间的关系，对这一消息报道 得不多，但在全世界，这条消息所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新闻竟然被日本媒体抢先报道了，令美国媒体懊丧不已，只好发了疯似的在后面狂追报道。在我驱车前往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驻地的时候，共同社的采访小组也在向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或日本的有关人士确认这一消息，特别是体育部的记者从美国的体育记者那里，也了解到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即将访华的确切消息，但从共同社的发稿记录看，还是我的报道最早。当时，经常在后藤钾二会长周围的其他通讯社的记者也不会不知道这一爆炸性的消息，但他们似乎没有及时反应，恐怕是当做异想天开的新闻了吧。另外，很多中国问题研究者，大概也都认为中美直接交流的时期还没有到来。由于我亲眼目睹了那张记录电话内容的字条，尽管并不清楚美国体育界与政府的关系如何，但还是凭直觉感到美国政府很可能利用体育来进行友好工作，所以灵机一动采访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结果成了第一个发出新闻报道的幸运儿。另外，我还有一点小小的担心，就是从我作为驻北京特派记者的经验来看，在“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异常高涨，“左派”会不会因为我们共同社首先发出有关中美关系将要破冰的新闻稿而对我们驻北京支局以后的采访活动横加干涉、节外生枝呢?但是事实证明是我杞人忧天了。
伟人决断，神来之笔
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毛泽东自从决定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世乒赛以后，就一直在中南海关注世乒赛的动向。当他听说庄则栋与美国运动员科恩接触时，颇为赞赏地说道：他不仅乒乓球打得好，也能搞外交。4月3日，国家体委起草并上报了“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报告”，周恩来总理于4日批示：同意。毛泽东也没有反对意见。6日下午4时半，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也接到了“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还有机会”的指示。但毛泽东始终在考虑此事，就在服用安眠药、准备就寝之前，最终作出了改变前面的批示、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决定。最高决策固然是毛泽东作出的，但周总理提供了大量有关日本国内欢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世乒赛气氛热烈、各国运动员友好交往的背景资料，对毛泽东的最终决策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直到4月7日世乒赛最后闭幕之前，毛泽东才最终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决定，但实际上中美之间早已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开始进行秘密接触。1970年12月，中国政府已经同意美国派遣特使访华。1971年1月，中国政府已经向美国政府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所以“乒乓外交”应该说是水到渠成。作为公开的外交行动，“乒乓外交”可以有效地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信任关系，保证美国特使得以在友好的气氛中访华，其作用超过通过任何其他外交渠道的联络。后来，我从哈里逊那里得知，当中方发出正式邀请以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如按照既有程序提出正式申请并经美国政府批准，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毛泽东、周恩来允许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成员以个人身份提出申请，简化手续，成功地上演了精彩纷呈的“乒乓外交”。在政府的层次，当尼克松会见《时代》周刊记者没有触及访华问题时，中国方面正式承诺：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这种不由己方提出邀请，而是接受对方请求，给对方机会的做法，是中国人的巧妙战术。
尽管“乒乓外交”震惊了世界，但是除了少数中美两国领导人之外，几乎没有人相信中美两国会迅速接近、缓和关系。这首先是中美双方保密工作做得好。另外，从中美关系来看，“文化大革命”期间支持越南抗美的中国与侵略越南的“美帝国主义”尼克松政权的关系缓和，几乎是不可想像的。而且，中国方面在解释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原因时，也强调是“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当时我所接触到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干部们，都真诚地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鲁挺副团长就曾对我引用毛泽东关于“两个区别”的话，即区别美国政府和人民、区别美国政府中的决策者和一般工作人员，以说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我当时也认为，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关系缓和，恐怕要等到越南战争结束以后。即使到了1971年4月，毛泽东1970年与斯诺的谈话公开发表之后，日本政府仍然坚持中美不会迅速接近的看法。这才会造成当基辛格访华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翌年访华的消息后，对日本政府构成的“尼克松冲击”。
(责任编辑 谢文雄)
1971年，中国通过开展“乒乓外交”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使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和人民消除敌对，走向和解。30多年前，我作为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中国情况的主要记者，有幸亲身经历并首先报道了中美开展“乒乓外交”这一重大外交事件。
惊鸿一瞥，重大新闻
事情还得从1971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l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说起。自从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决定在日本举行第3l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后，为了接待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第一个参加世界比赛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日本的各大媒体也不肯放弃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纷纷组成巨大的采访报道队伍，不仅体育部，而且社会部、外信部也都参加了报道队伍，开赴名古屋。我当时是日本共同通讯社的记者，并在一年前派驻香港，是该社报道中国情况的主要记者，自然也来到了名古屋。
1971年3月28日比赛开始，4月7日是最后一天。这天上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所住的藤久观光宾馆举行宴会，招待亚、非、拉美的乒乓球选手和游人。我也来到了会场，看见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秘书长宋中，就趋前打了个招呼。正在此时，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秘书江培柱嘴里一边说着“重要电话，重要电话”，一边挤到宋中身旁，把一张纸条递到宋中手里。宋中接过纸条一边看，一边向外面走，稍后就来到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住处，向哈里逊副团长转达了中方的邀请。电光火石之间，我瞥见了用毛笔写着的“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几个字。几年后再次见到宋中，我问起纸条之事，才知道那就是中国外交部奉毛泽东的指示，给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发来的关于接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电话记录。当时，江培柱每天与国内外交部的专门人员使用暗语定时通话，沟通信息。刚开始的时候是每天三次，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增加到每天五次。我当时认为：那张纸条可能与庄则栋和美国运动员柯兰·科恩接触并交换纪念品的事情有关。因为就在几天前的4月4日，庄则栋与登上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所乘坐的大巴士的科恩寒暄了几句，并互相交换了小小的纪念品。此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很多记者都认为，由于庄则栋的行为超越了通常的礼仪范畴，所以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可能会受到批评。虽然我从看到的那句话里，解读出庄则栋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受到国内批评的相关信息。但我再也没有更深入和更广泛的联想与猜测。在当时，恐怕谁也没有意识到，那张小小的纸条竟然就是用小球拨动大球的“杠杆”，不仅震动了世界，也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格局，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毕竟，当时谁也不会设想中美关系会有戏剧性的变化。甚至日本外务省在1970年9月召开驻亚太地区各国大使会议后，也认为“美中不可能接近”。尽管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冈田晃注意到了尼克松上台后中美之间关系缓和的种种迹象，并在1970年10月认为“美中接近几乎已经到了决定性的阶段”。但外务省对此不以为然。因此，不仅日本，也许整个世界都没有注意或认为中美关系将会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
当天中午时分，我来到作为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主会场的爱知县体育馆，因为已经与被称为中日之间“民间大使”的西园寺公一先生和他的秘书南村志郎约好在那里会面，然后一起吃中饭。12点半左右，西园寺公一先生走向后藤钾二会长准备寒暄几句就和我一起去吃午饭。这时，忽然听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哈里逊副团长一边大声喊着：“song zhong，song zhong”，一边走向正坐在那里小憩的后藤钾二会长。后藤钾二会长的英文翻译渡边武达一时没有听清楚哈里逊说的是什么，我赶紧告诉他：“说的是宋中的名字啊!”于是渡边武达把哈里逊的话翻译给后藤钾二会长：“宋中告诉我，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而后藤钾二会长听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将要访问中国的消息后，也感到非常吃惊，他伸出两手，作出被手铐铐住的样子说：“如果去中国，回到美国就要这样吧。”渡边武达把这句话翻译成：“回国就要进监狱了吧?”当时，西园寺公一也在场，但是他也不相信哈里逊的话。因为就在前一天，他曾经就美方希望访问中国一事探询过中方的意思，得到的回答是“北京方面接受的可能性不大”。在场的各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和日本各媒体的记者也都对这个信息的真实性将信将疑。这也许是许多日本人听说此事之后的第一反应吧。实际上，由于尼克松总统已经宣布解除美国公民赴中国旅行的限制，所以如果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至少在法律上已经不成问题了。
确认消息，首先报道
但是由于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上午曾经瞥见了的写有“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几个字的纸条，所以立刻想到：中方恐怕会邀请美国代表团。新闻记者的敏感使我急于进一步弄清有关情况，以便在晚刊发稿之前，把这一重大新闻报道抢先发出去。不过，本来是我约西园寺公一先生吃饭，如果我为了新闻报道而毁约，唯恐西园寺公一先生会生气。但恰好对方说：“如果我是你，就尽快向中方核实一下。”于是，我放弃了与西园寺公一先生一起吃午饭的计划，乘坐出租车奔向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所住的藤久观光宾馆。当时我自己也认为，这个消息也可能是美国出于“对中工作”而放出的烟幕，只是想先找到中方人员，尤其是想亲耳得到宋中的证实。为了防止右派团体的捣乱，日本警察在宾馆周围戒备森严。我只能从出租车上下来，走进宾馆。当时正是午饭时间，餐厅里挤满了其他通讯社的记者。谁也没有注意到我。我悄悄地拨通了宋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翻译周斌，同意让我进去。我就从安全通道走上了二层，采访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秘书长助理金恕秘书和翻译周斌。我顾不上寒暄客气，立刻就哈里逊的话请求确认。他们并不否定中国将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这一消息。当我问道：“鉴于美国政府已派军队侵入老挝，中国采取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理由呢?”他们回答：“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想访问中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递了信息，经过研究，决定接受访问。”然后我请他们说明中国的对美政策。他们说：“中国虽然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但与美国人民友好是一贯方针。只要美帝国主义不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我们就要跟它斗争下去，特别是绝对不能接受‘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政策。”
这时，晚刊截稿时间就要到了，我没有时间继续提问，于是向他们两位匆匆道别，急急忙忙从安全通道走出宾馆。因为当时在宾馆里打电话不是十分方便，所以我坐出租车迅速回到位于《日中新闻》总部的共同社名古屋分社，赶写新闻稿，作为在共同社的发稿记录上标记着“特”字的特稿发出。当晚的《日中新闻》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报道。另外一些报刊也刊发了短短的纪事。虽然在日本国内，因为各报截稿时间的关系，对这一消息报道 得不多，但在全世界，这条消息所引起的轰动是可想而知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新闻竟然被日本媒体抢先报道了，令美国媒体懊丧不已，只好发了疯似的在后面狂追报道。在我驱车前往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驻地的时候，共同社的采访小组也在向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或日本的有关人士确认这一消息，特别是体育部的记者从美国的体育记者那里，也了解到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即将访华的确切消息，但从共同社的发稿记录看，还是我的报道最早。当时，经常在后藤钾二会长周围的其他通讯社的记者也不会不知道这一爆炸性的消息，但他们似乎没有及时反应，恐怕是当做异想天开的新闻了吧。另外，很多中国问题研究者，大概也都认为中美直接交流的时期还没有到来。由于我亲眼目睹了那张记录电话内容的字条，尽管并不清楚美国体育界与政府的关系如何，但还是凭直觉感到美国政府很可能利用体育来进行友好工作，所以灵机一动采访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结果成了第一个发出新闻报道的幸运儿。另外，我还有一点小小的担心，就是从我作为驻北京特派记者的经验来看，在“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战争期间，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异常高涨，“左派”会不会因为我们共同社首先发出有关中美关系将要破冰的新闻稿而对我们驻北京支局以后的采访活动横加干涉、节外生枝呢?但是事实证明是我杞人忧天了。
伟人决断，神来之笔
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毛泽东自从决定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加世乒赛以后，就一直在中南海关注世乒赛的动向。当他听说庄则栋与美国运动员科恩接触时，颇为赞赏地说道：他不仅乒乓球打得好，也能搞外交。4月3日，国家体委起草并上报了“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报告”，周恩来总理于4日批示：同意。毛泽东也没有反对意见。6日下午4时半，在日本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也接到了“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还有机会”的指示。但毛泽东始终在考虑此事，就在服用安眠药、准备就寝之前，最终作出了改变前面的批示、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决定。最高决策固然是毛泽东作出的，但周总理提供了大量有关日本国内欢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世乒赛气氛热烈、各国运动员友好交往的背景资料，对毛泽东的最终决策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直到4月7日世乒赛最后闭幕之前，毛泽东才最终作出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决定，但实际上中美之间早已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开始进行秘密接触。1970年12月，中国政府已经同意美国派遣特使访华。1971年1月，中国政府已经向美国政府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所以“乒乓外交”应该说是水到渠成。作为公开的外交行动，“乒乓外交”可以有效地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信任关系，保证美国特使得以在友好的气氛中访华，其作用超过通过任何其他外交渠道的联络。后来，我从哈里逊那里得知，当中方发出正式邀请以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如按照既有程序提出正式申请并经美国政府批准，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毛泽东、周恩来允许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成员以个人身份提出申请，简化手续，成功地上演了精彩纷呈的“乒乓外交”。在政府的层次，当尼克松会见《时代》周刊记者没有触及访华问题时，中国方面正式承诺：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这种不由己方提出邀请，而是接受对方请求，给对方机会的做法，是中国人的巧妙战术。
尽管“乒乓外交”震惊了世界，但是除了少数中美两国领导人之外，几乎没有人相信中美两国会迅速接近、缓和关系。这首先是中美双方保密工作做得好。另外，从中美关系来看，“文化大革命”期间支持越南抗美的中国与侵略越南的“美帝国主义”尼克松政权的关系缓和，几乎是不可想像的。而且，中国方面在解释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原因时，也强调是“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当时我所接触到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干部们，都真诚地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鲁挺副团长就曾对我引用毛泽东关于“两个区别”的话，即区别美国政府和人民、区别美国政府中的决策者和一般工作人员，以说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我当时也认为，中美两国政府间的关系缓和，恐怕要等到越南战争结束以后。即使到了1971年4月，毛泽东1970年与斯诺的谈话公开发表之后，日本政府仍然坚持中美不会迅速接近的看法。这才会造成当基辛格访华并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翌年访华的消息后，对日本政府构成的“尼克松冲击”。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