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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由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包括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那么什么是文化呢?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文化即人化,凡后天人为而成的都属文化,包括人类从古至今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成果,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文化。艾君先生认为,对文化的理解,更应该看成是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与一个单位的内部管理相关联的文化,与“自觉”相关联的文化,应该是什么文化呢?人们有运用符号或概念的自由,一个概念实际上也存在各种用法。有人认为,文化自觉就是把单位的规章制度内化,做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讲的是制度文化的自觉。本文所说的文化限于精神文化,主要指称人的生命价值或意义观念,文化自觉就是人意识到自己生命的价值、意义,尤其是崇高的价值、意义。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如柏拉图要培养“哲学王”,培根要为整个人类在宇宙中争取权力,康德要引导人类实现人类天性所能够容纳的最高的善。
人是一种精神生命,人的精神是永远不灭的,只不过在“物质富裕”压倒一切的时代,精神处于蛰伏状态,或者个别自觉状态。
温饱之后,物质的魅力总会下降,精神必然与“尊荣”产生更紧密的关联。以精神追求“尊荣”这种精神满足似乎更加顺理成章。可以预测,精神在人生的动力机制中将会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以精神追求精神的生活,这是人类的至高生活,它使人类超拔于一般动物之上,超然于生命的渺小之外,给人的生存以神圣的光彩。西方的哲学圣人斯宾诺莎,为了自己的思想独立拒绝大学教授职位,也谢绝了崇拜者的财产相赠,靠磨镜片为生,但每月只花几天磨镜片,一旦挣的钱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就全身心投入自己的精神创造。另一位哲学圣人苏格拉底,衣衫褴褛,光着脚丫,逛了一圈市场,说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他没有利用祖传的雕刻手艺致富,而是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用于追寻永恒的善。他有多次机会避开死刑,但因不愿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而坦然喝下毒酒。
总之,人可以是一个精神生命体,精神可以成为追寻的目标和动力,这使文化自觉成为可能,使管理拥有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文化自觉也是必要的。在现代的组织机构中,组织文化非常发达,各种规章制度组成一个立体网络,密如蛛网,人就如这蛛网中被困的昆虫。韦伯认为,这种科层制文化的特征是:权限明确界定;严格照章办事;事本主义的人际关系;服从抽象权威。这虽然能够保证行动的精确性、可靠性、有效性,也使人成为秩序人,陷入“铁囚笼”中。科层制越发达,个性越贬损,人的情感与意志等个性因素越受压抑。另一位社会学家默顿也指出了其缺点:刻板僵化;墨守成规;训练性无能;工具价值变成最终价值;不利于相互沟通与协作。如果被管理者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这些弊端造成的危害并不明显;如果被管理者从事的是创造性、灵活性、不方便用硬指标衡量的工作,这些弊端造成的危害可能就是致命的。学校的老师从事的教育工作就是具有创造性、灵活性,不方便用硬指标衡量的。细密的规章制度和外在的监督检查势必把教师变成被动、僵化、齐一的机械人,使教育行为变成机械动作,失去生命。至今仍常被人提起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或大师级人才?其实,还有一个“钱学森之答”,只不过罕有人提起,钱学森给出的解答是:教育最终的机理在于思维过程的训练。我们的教育围绕知识灌输,思维训练严重不足,这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解决办法就是把思维训练作为教育(道德培养除外)的核心。“钱学森之答”后面还有一个“钱学森之困”。钱学森在《关于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一文中提到:“我也曾到一所重点高等院校去听课,听了两节内容相关联的教学课,我听了之后,感到教师讲授太繁琐,连习题也在课堂上讲,有的学生连笔记都不记!课后我找两位教师说,我说两节课改成一节课就行了,留下习题让学生自己思考去做,教学效果会好些,而上课时间减少了。我说,这不是很好吗?两位教师说,他们同意我的意见,但不能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法去办,因为那样办,有些学生不习惯,是灌惯了改不过来了,就会向教师提批评意见,‘条子’多了,就会影响教师评职称,提级别!这是落后阻碍了前进,不准前进!”(《高教战线》,1985年第一期)
要还教育以生命力,规章制度需疏一点,监督检查需缓一点,统一要求需少一点。会不会一放就乱?极有可能,毕竟“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是常见现象,要放而不乱,只能靠文化自觉,即有点精神追求,以精神获得精神满足的教师可以不待扬鞭自奋蹄,他们是积极主动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们也是快乐幸福的。笔者认识两位普通老师,山东的李向华和安徽的田金辉。李老师遇到一个小女生,她的衣服很脏,鞋子有大洞,书包看不出原色,袜子是两个袜筒,上课时小手不停地抓脚面,脚丫子血淋淋的,没有学生愿意与她接触,她还在与同学打架时,抓破过同学的手和脸。李老师给她洗了脚丫,抹了药,去商店给她买了一件小孩子们很喜欢的衣服、一个新书包、一双新鞋子和10双袜子。此后,一个小天使出现了,孩子幸福,李老师也幸福。在田老师生日那天,有个七年前的学生,从江苏特地赶回来。为了在田老师生日那天绣好十字绣,这位学生每天白天上班,晚上熬夜做十字绣,一连绣了半个月。为什么田老师这样受学生爱戴?因为田老师把关爱学生当成自己的生命意义。爱学生、爱教育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带来的精神幸福是一般的物质幸福不可比的。
除了个别的圣人,精神文化的自觉受制于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制度要达到基本公正,物质要达到不忧温饱。在《理想国》中,提到城邦的善有四种:勇敢、智慧、节制、正义(公正),其中正义(公正)能够使勇敢、节制、智慧在这个城邦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以后一直保护着它们。一个群体,如果没有基本的公正,势必一盘散沙,邪恶横行,文化自觉也是邪恶文化的自觉。对于温饱的意义,中国古人认识得很到位,衣食足而知礼节,这不是必然但是常态。在制度上、物质上善待教师,与教师的文化自觉是联动的。因此,学校里的文化自觉,应该是教师、管理人员、后勤人员共同的文化自觉,教师以文化自觉善待学生,管理人员、后勤人员以文化自觉善待教师。
做同样的工作,人们赋予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同的。爱因斯坦曾提到:做同样的工作,它的出发点可以是恐怖和强制,可以是追求威信和荣誉的好胜心,也可以是对于对象的诚挚的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愿望。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三个工人在工地砌墙,有人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没好气地说:砌墙,你没看到吗?第二个人笑笑:我们在盖一幢高楼。第三个人笑容满面:我们正在建一座新城市。10年后,第一个人仍在砌墙,第二个人成了工程师,而第三个人,是前两个人的老板。文化自觉作为生命价值、意义的自觉,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工作价值、意义的自觉,觉察到的正面价值、意义越大、越多、越崇高,越不需要外在的监督强迫,就越有创造力,越精力旺盛、心情愉悦,人生成就越大。
人是一种精神生命,人的精神是永远不灭的,只不过在“物质富裕”压倒一切的时代,精神处于蛰伏状态,或者个别自觉状态。
温饱之后,物质的魅力总会下降,精神必然与“尊荣”产生更紧密的关联。以精神追求“尊荣”这种精神满足似乎更加顺理成章。可以预测,精神在人生的动力机制中将会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以精神追求精神的生活,这是人类的至高生活,它使人类超拔于一般动物之上,超然于生命的渺小之外,给人的生存以神圣的光彩。西方的哲学圣人斯宾诺莎,为了自己的思想独立拒绝大学教授职位,也谢绝了崇拜者的财产相赠,靠磨镜片为生,但每月只花几天磨镜片,一旦挣的钱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就全身心投入自己的精神创造。另一位哲学圣人苏格拉底,衣衫褴褛,光着脚丫,逛了一圈市场,说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他没有利用祖传的雕刻手艺致富,而是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用于追寻永恒的善。他有多次机会避开死刑,但因不愿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而坦然喝下毒酒。
总之,人可以是一个精神生命体,精神可以成为追寻的目标和动力,这使文化自觉成为可能,使管理拥有了宝贵的精神资源。
文化自觉也是必要的。在现代的组织机构中,组织文化非常发达,各种规章制度组成一个立体网络,密如蛛网,人就如这蛛网中被困的昆虫。韦伯认为,这种科层制文化的特征是:权限明确界定;严格照章办事;事本主义的人际关系;服从抽象权威。这虽然能够保证行动的精确性、可靠性、有效性,也使人成为秩序人,陷入“铁囚笼”中。科层制越发达,个性越贬损,人的情感与意志等个性因素越受压抑。另一位社会学家默顿也指出了其缺点:刻板僵化;墨守成规;训练性无能;工具价值变成最终价值;不利于相互沟通与协作。如果被管理者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这些弊端造成的危害并不明显;如果被管理者从事的是创造性、灵活性、不方便用硬指标衡量的工作,这些弊端造成的危害可能就是致命的。学校的老师从事的教育工作就是具有创造性、灵活性,不方便用硬指标衡量的。细密的规章制度和外在的监督检查势必把教师变成被动、僵化、齐一的机械人,使教育行为变成机械动作,失去生命。至今仍常被人提起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或大师级人才?其实,还有一个“钱学森之答”,只不过罕有人提起,钱学森给出的解答是:教育最终的机理在于思维过程的训练。我们的教育围绕知识灌输,思维训练严重不足,这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解决办法就是把思维训练作为教育(道德培养除外)的核心。“钱学森之答”后面还有一个“钱学森之困”。钱学森在《关于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一文中提到:“我也曾到一所重点高等院校去听课,听了两节内容相关联的教学课,我听了之后,感到教师讲授太繁琐,连习题也在课堂上讲,有的学生连笔记都不记!课后我找两位教师说,我说两节课改成一节课就行了,留下习题让学生自己思考去做,教学效果会好些,而上课时间减少了。我说,这不是很好吗?两位教师说,他们同意我的意见,但不能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法去办,因为那样办,有些学生不习惯,是灌惯了改不过来了,就会向教师提批评意见,‘条子’多了,就会影响教师评职称,提级别!这是落后阻碍了前进,不准前进!”(《高教战线》,1985年第一期)
要还教育以生命力,规章制度需疏一点,监督检查需缓一点,统一要求需少一点。会不会一放就乱?极有可能,毕竟“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是常见现象,要放而不乱,只能靠文化自觉,即有点精神追求,以精神获得精神满足的教师可以不待扬鞭自奋蹄,他们是积极主动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们也是快乐幸福的。笔者认识两位普通老师,山东的李向华和安徽的田金辉。李老师遇到一个小女生,她的衣服很脏,鞋子有大洞,书包看不出原色,袜子是两个袜筒,上课时小手不停地抓脚面,脚丫子血淋淋的,没有学生愿意与她接触,她还在与同学打架时,抓破过同学的手和脸。李老师给她洗了脚丫,抹了药,去商店给她买了一件小孩子们很喜欢的衣服、一个新书包、一双新鞋子和10双袜子。此后,一个小天使出现了,孩子幸福,李老师也幸福。在田老师生日那天,有个七年前的学生,从江苏特地赶回来。为了在田老师生日那天绣好十字绣,这位学生每天白天上班,晚上熬夜做十字绣,一连绣了半个月。为什么田老师这样受学生爱戴?因为田老师把关爱学生当成自己的生命意义。爱学生、爱教育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带来的精神幸福是一般的物质幸福不可比的。
除了个别的圣人,精神文化的自觉受制于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制度要达到基本公正,物质要达到不忧温饱。在《理想国》中,提到城邦的善有四种:勇敢、智慧、节制、正义(公正),其中正义(公正)能够使勇敢、节制、智慧在这个城邦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以后一直保护着它们。一个群体,如果没有基本的公正,势必一盘散沙,邪恶横行,文化自觉也是邪恶文化的自觉。对于温饱的意义,中国古人认识得很到位,衣食足而知礼节,这不是必然但是常态。在制度上、物质上善待教师,与教师的文化自觉是联动的。因此,学校里的文化自觉,应该是教师、管理人员、后勤人员共同的文化自觉,教师以文化自觉善待学生,管理人员、后勤人员以文化自觉善待教师。
做同样的工作,人们赋予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同的。爱因斯坦曾提到:做同样的工作,它的出发点可以是恐怖和强制,可以是追求威信和荣誉的好胜心,也可以是对于对象的诚挚的兴趣和追求真理与理解的愿望。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三个工人在工地砌墙,有人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没好气地说:砌墙,你没看到吗?第二个人笑笑:我们在盖一幢高楼。第三个人笑容满面:我们正在建一座新城市。10年后,第一个人仍在砌墙,第二个人成了工程师,而第三个人,是前两个人的老板。文化自觉作为生命价值、意义的自觉,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工作价值、意义的自觉,觉察到的正面价值、意义越大、越多、越崇高,越不需要外在的监督强迫,就越有创造力,越精力旺盛、心情愉悦,人生成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