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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半丁：拜习缶翁 博采众长
1894年，19岁的陈半丁在表叔吴隐（字石潜）的带领下，前往上海虹口著名实业家严信厚（字筱舫）家的小长庐馆谋生。当时严信厚在小长庐馆主持拓印《七家印谱》而缺少人手，于是陈半丁就在上海严家做了拓印的伙计，这可以说是陈半丁人生的转折点。当时客居严家的除了陈半丁的表叔吴隐之外，还有书画大家吴昌硕等人。至此陈半丁始与吴昌硕相识，吴昌硕对陈半丁印象很好，后正式收他为徒。
吴昌硕除了自己指点陈半丁书法、篆刻和大写意花卉之外，还将他介绍给好友任伯年、蒲作英。于是，陈半丁又得以跟任伯年学翎毛、人物；跟蒲作英学山水。海派三位艺术巨匠同时教授一介游子，陈半丁可谓幸莫大焉。就这样，陈半丁得以伴随吴昌硕左右，“旦夕得同室深研，有十年之久，获益匪浅”。1903年，严信厚去世，小长庐馆所聘画家尽皆散去。于是陈半丁又应吴昌硕之邀，在其苏州新居雍睦堂居住了一年有余。其间，陈半丁为吴昌硕仙逝的父母图绘神像，吴昌硕则手把手地教授其篆刻技法，篆写印面，嘱授刀法。
吴昌硕的篆刻当年是从“浙派”入手的，后专攻汉印，广受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人的影响，进而成为一代宗师。陈半丁在吴昌硕身边的十几年间，除了亲学亲观缶翁治印，得其“秘诀”外，还从吴昌硕而上溯，取吴熙载吴带当风、飘逸婀娜之韵，学赵之谦苍劲有力、意境清新之法，“师之师，徒亦师”，多方汲取营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面目。陈半丁曾在学仿吴熙载的白文印“渐近”边款中说：“刻画自如，仿佛有鬼神助者”，此“自如”即是仿得吴熙载印章之精神，“有鬼神助者”则是一种与先贤灵魂的沟通。
来楚生：刻苦钻研 融会贯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年仅9岁的来楚生随在武昌做县官的父亲回到了浙江老家萧山，就读于私塾沧桥小学。数年之后，来楚生的父亲因病而去世，家庭的重担落在了身为长子的16岁的来楚生身上，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通过他的精打细算、合理安排，日子过得竟比父亲在世时还略好一些”，这也许是铸成他倔强性格的一个开端。
在乡间读小学时，来楚生的艺术天赋开始萌动。他的家乡出产一种不脆不腻的石头，少年的来楚生喜欢用小刀在这些石头上面刻刻画画，正是这些不经意地刻画游戏，奠定了他日后篆刻艺术的基础。
1918年，16岁的来楚生入杭州宗文中学学习，美术老师樊羲臣极为欣赏其艺术才能，竭力培养，指导其书画篆刻。1922年，20岁的来楚生高中毕业，打算去报考北京大学，后因故未果，暂居北京著名画家金城家中学画。次年他听说上海美专招生，于是毫不犹豫地赶回上海考取了美专。美专的年轻教授潘天寿与来楚生同为浙人，年龄相差不多，性格也都相仿，都是寡言少语、耽于思考的人。他们常常彻夜长谈，特别投缘。潘天寿的艺术见解对来楚生日后的创作产生过极大影响。
四年的美专生活，不仅打下来楚生一生牢固的艺术根基，也奠定了其终生事业。他深入秦汉古印，又吸取近现代印坛名家赵之谦、吴让之、吴昌硕的印风，广参汉简、镜铭、画像石以及石刻造像的特点，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古雅、厚重、隽拔的艺术风格，“贵能深造求其通”，来楚生正是以他对秦汉玺印的理解及独特的表现方法来处理篆刻作品的章法、字法，成为近代印坛不可多得的大家。
陈半丁：开宗立派 名誉京师
1906年，陈半丁再次受邀来到上海，为严氏作画，同时为上海宁波会馆修复日久受损的任伯年画作。在宁波会馆，陈半丁偶遇从北京到上海的国画大家金城，二人一见倾心，叹为知己，金城遂与严子均再三商量，力邀陈半丁同往北京，子均欣然应允。就这样，陈半丁跟随金城来京城谋生，时年31岁。
初到北京，陈半丁在金城的推荐下知遇肃亲王善耆，肃亲王除了请他作画，还一度力邀他加入新成立的民政部（善耆为尚书）为官，然而陈半丁无意于仕途，最终辞出，仍以书画为生，正式开始了其在京的鬻画生涯。
其时，陈半丁因初入京城画圈，既无人脉，更无关系，故购画者寥寥，颇不如意。1910年，67岁的吴昌硕为此专门从上海赶往北京，为爱徒“把场”，介绍关系，推介书画，并亲自在琉璃厂纸店内为其书写了润格：“四尺四两，五尺六两，六尺八两，八尺拾贰两。条幅：视整张减半。册页、纨折扇：每件一两。性嗜古，能作画，写花卉、人物直追宋元，近写罗汉变幻百出，在佛法上可称无上妙谛，求者履盈户外，为定润目如右。庚戌长夏，吴俊卿。刻印：每字壹两。砚铭：另议。”
在京期间，吴昌硕还为陈半丁治印十数方。如“山阴道上人”、“半丁”、“静山无恙”、“我无为、“陈”、“有鱼”等，以示对陈半丁 之器重。其中，有相当部分为吴昌硕篆陈半丁刻的合作佳品。在缶翁的大力推介下，陈半丁声名鹊起，书画篆刻渐为京城人氏所接纳。
1917年，42岁的陈半丁在远亲蔡元培的介绍下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1918年又受聘出任国立北京艺专国画教授。当时齐白石也在此任教，二人惺惺相惜，彼此盛赞有加，常常研讨书画篆刻之法，而齐白石的“衰年变法”而学吴昌硕，也有陈半丁对他的影响在里面。而陈半丁对于齐白石的治印之法也深有感触，他曾将吴昌硕和齐白石的治印风格做过比较：“吴缶老善用拙，齐白石学缶老能巧不能拙”，而我们从陈半丁的大部分印作来看，都是拙中带巧的，并非真正的“拙”，很多印在挪让、篆法上还能见出“巧”。最终，以陈半丁和齐白石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北京画派。
来楚生：跻身西泠 名扬海上
1933年，来楚生携妻带子，随岳母全家迁居杭州，正式开始了鬻字卖画、给人刻印的全新生活。由于杭州的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文人雅士也集聚颇多，因此书画有一定的市场。来楚生1935年10月15日在《东南日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则润笔广告：“绘画整张三尺二十圆，每增一尺递加银四圆。立轴视整张例八折，屏条视整张例六折，卷册每尺方八圆。扇面六圆。篆刻石章每字一圆，牙二圆，铜四圆，晶玉八圆。收件处：杭州王星记扇庄。王一亭、诸闻韵、潘天寿、樊羲臣代订。”这与当时在杭州比较知名的艺术家王展如、韩登安等的润格相比，基本上差不多，可间接说明他的艺术水准在当时已被认可。 在杭州，在潘天寿的介绍下，来楚生加入了画家云集的“莼社”和西泠印社。在这里，他又和唐云结识。来楚生个性内向、耿介，甚至有些孤僻；唐云则是名士风度，交友、喝酒无所不能，两人一冷一热，互为映衬，相得益彰。抗战爆发后，来楚生携妻儿迁居上海，而先期抵沪的唐云为老友打点好了一切。
那时，唐云“杭州唐伯虎”的雅号在上海绘画圈已众人皆知。在唐云的提议下，他们二人共同举办画展，他来画画，来楚生来写字或刻印，借此来提升来楚生的知名度。来楚生1946年在上海“中国画苑”举办个展，唐云更是全力以赴。
同陈半丁一样，来楚生承续的也是吴昌硕书、画、印兼修的传统。他在三方面的修养甚为齐平，难分轩轾，是师法吴昌硕诸人中取得较大突破的一位。其书法拙中寓巧，尤其草书和隶书最为人称道，糅合六朝碑版、造像、汉木简等多种因素于行草、隶体之中，楷体又受其师潘天寿影响，既不失朴拙浑厚之风，更有圆润流畅之致，洵为一代大家。
“生于鄂诸，长于浙水，游于沪渎”是来楚生晚年所刻的一方闲章，作者将漂泊多舛的人生历程镌刻在这方寸之间，引发无限遐思。来楚生在上海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他曾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及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师。1956年，来楚生又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进入上海中国画院，来楚生才总算过上一段安宁的岁月。
陈半丁：久被埋没 正待其时
上世纪30年代，陈半丁已经成为了北京画坛的中坚人物，在他的身边围绕聚集了一大批画家，一直到解放初，陈半丁和齐白石都是并驾齐驱的。可是，40年之后齐白石仍然享有大名，市场上的作品价格也不断攀升；而知道陈半丁的人却不多，陈半丁的市场价位更是平平。就目前的现状而言，陈半丁印作与齐白石的市场价格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文革”期间陈半丁因直言敢谏、刚正不阿而遭受了不公正的批斗与打压，最终含冤病逝。这一原因是其改革开放以来艺坛地位受到影响的主要因素，也正因为此，在改革开放之后关于陈半丁艺术的研究一直没有形成规模，社会对他的接受与认识也还有待深入，他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价值与地位还需要重新评估。
由于对陈半丁篆刻艺术研究的缺乏和不够深入，目前就陈半丁印章的拍卖情况来看，其价格还相对偏低。不仅不能与齐白石、吴昌硕等人相提并论，就连和他同时代的陈巨来、王福厂等人相比也差距甚远。其实早在1996年中国嘉德的秋季拍卖会上，陈半丁的一对狮钮酱油青田印章就曾以1.1万元的高价成交，但此后一直到2000年，陈半丁的印章在市场很少露面，偶有出现，也都以流拍而告终。2001年，在天津文物拍卖公司的秋季文物展销会上，一件陈半丁刻鸡血石章以4.07万元成交，此后10年间，其印章的价格一直徘徊在这个价位左右。在2010年12月的西泠秋拍中，陈半丁、唐醉石、方介堪、吴岳四名家刻的共5方玉和青田石章，一共拍出了53.2万元，平均每一方印章价位约在10万元左右。而同年在中国嘉德的春拍中，陈半丁1936年所刻白芙蓉双狮钮“琴韵书声”章也仅以5.04万元成交。陈半丁治印的最高价出现在2012年的北京保利春拍上，一方寿山石平钮章拍出了63万元的高价，远远超出其估价。此章高4.6厘米，刻于民国时期，通体呈金黄色半透明状，石质均匀，印文为“泮澄”二字，当为陈半丁的私章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63万元的高价目前来说是陈半丁印章历年拍卖中所仅有的一次“天价”。综合来看，陈半丁所治印章的市场成交价长期以来徘徊在一个较低的价位，有较高的升值空间。
来楚生：起步平稳 空间极大
来楚生诗、书、画、印堪称四绝。其画作清新朴茂、笔墨简练、格调隽逸，在现代花鸟画坛上独树一帜。其书法拙中寓巧，草书和隶篆最为人称道。而他的篆刻远师秦汉，近宗吴熙载、赵之谦、吴俊卿、齐璜等大家，而能不落前人窠臼，自出新意，开创了一代印风。其肖形印融汉画像、古肖形印为一炉，在印坛上冠绝古今，无出其右。西泠印社副社长、篆刻大家钱君陶先生曾云：“来氏刻印70岁前后所作突变，朴质老辣，雄劲苍古，得未曾有。虽二吴（吴熙载、吴俊卿）亦当避舍，齐白石自谓变法，然斧凿之痕，造作之态犹难免诮，20世纪70年代能独立称雄于印坛者，惟楚生一人而已。”
来楚生的印章出现在拍台上较晚，但价位比较平稳，一直在缓慢上升。在2002年9月中国嘉德的第72期周末拍卖会上，两方傅抱石、来楚生款印章拍出了1650元的价钱，据统计，这是来楚生的印章作品第一次出现在拍卖会上。接着，在2002年10月上海崇源拍卖公司的首次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来楚生的一组18枚18罗汉肖形印一共拍出了9.46万元的高价，但平均下来大约一方印章的价位也不过5000元左右而已。从2007年开始，来楚生单方印章的价格开始突破1万元大关，但遗憾的是，一直到2010年，来楚生单方印章的价格也没有超过10万元，而其间来楚生单方印章最高价为西泠印社2007年秋季大拍上的来楚生刻象牙狮钮章，成交价为4.4万元。在2010年西泠印社秋拍中，一方由其家属提供的来楚生刻青田石“胜似春光”应野平自用印拍出了7.28万元的高价。从2011年起，来楚生刻制的印章价位才开始突破10万元大关。在2011年中国嘉德秋拍上，来楚生刻“农家乐”印章以成交价28.75万元刷新了其印章拍卖价的记录。此方印章除印面外，四边皆有来楚生刻以民歌为题材的图画印，时代气息浓厚，艺术性较强。
正如其好友唐云所评述的那样，来楚生的篆刻作品“熟中求生，刚健婀娜、清新横逸、饶有奇致”，远师秦汉，近宗吴（熙载）、赵（之谦），有着极强的个人风格和时代特色，如此精彩的印章作品，在当代的拍卖市场上成交价仅仅一二十万元，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当然，这也同时说明，来楚生所刻印章还有较大的升值空间。
1894年，19岁的陈半丁在表叔吴隐（字石潜）的带领下，前往上海虹口著名实业家严信厚（字筱舫）家的小长庐馆谋生。当时严信厚在小长庐馆主持拓印《七家印谱》而缺少人手，于是陈半丁就在上海严家做了拓印的伙计，这可以说是陈半丁人生的转折点。当时客居严家的除了陈半丁的表叔吴隐之外，还有书画大家吴昌硕等人。至此陈半丁始与吴昌硕相识，吴昌硕对陈半丁印象很好，后正式收他为徒。
吴昌硕除了自己指点陈半丁书法、篆刻和大写意花卉之外，还将他介绍给好友任伯年、蒲作英。于是，陈半丁又得以跟任伯年学翎毛、人物；跟蒲作英学山水。海派三位艺术巨匠同时教授一介游子，陈半丁可谓幸莫大焉。就这样，陈半丁得以伴随吴昌硕左右，“旦夕得同室深研，有十年之久，获益匪浅”。1903年，严信厚去世，小长庐馆所聘画家尽皆散去。于是陈半丁又应吴昌硕之邀，在其苏州新居雍睦堂居住了一年有余。其间，陈半丁为吴昌硕仙逝的父母图绘神像，吴昌硕则手把手地教授其篆刻技法，篆写印面，嘱授刀法。
吴昌硕的篆刻当年是从“浙派”入手的，后专攻汉印，广受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人的影响，进而成为一代宗师。陈半丁在吴昌硕身边的十几年间，除了亲学亲观缶翁治印，得其“秘诀”外，还从吴昌硕而上溯，取吴熙载吴带当风、飘逸婀娜之韵，学赵之谦苍劲有力、意境清新之法，“师之师，徒亦师”，多方汲取营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面目。陈半丁曾在学仿吴熙载的白文印“渐近”边款中说：“刻画自如，仿佛有鬼神助者”，此“自如”即是仿得吴熙载印章之精神，“有鬼神助者”则是一种与先贤灵魂的沟通。
来楚生：刻苦钻研 融会贯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年仅9岁的来楚生随在武昌做县官的父亲回到了浙江老家萧山，就读于私塾沧桥小学。数年之后，来楚生的父亲因病而去世，家庭的重担落在了身为长子的16岁的来楚生身上，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通过他的精打细算、合理安排，日子过得竟比父亲在世时还略好一些”，这也许是铸成他倔强性格的一个开端。
在乡间读小学时，来楚生的艺术天赋开始萌动。他的家乡出产一种不脆不腻的石头，少年的来楚生喜欢用小刀在这些石头上面刻刻画画，正是这些不经意地刻画游戏，奠定了他日后篆刻艺术的基础。
1918年，16岁的来楚生入杭州宗文中学学习，美术老师樊羲臣极为欣赏其艺术才能，竭力培养，指导其书画篆刻。1922年，20岁的来楚生高中毕业，打算去报考北京大学，后因故未果，暂居北京著名画家金城家中学画。次年他听说上海美专招生，于是毫不犹豫地赶回上海考取了美专。美专的年轻教授潘天寿与来楚生同为浙人，年龄相差不多，性格也都相仿，都是寡言少语、耽于思考的人。他们常常彻夜长谈，特别投缘。潘天寿的艺术见解对来楚生日后的创作产生过极大影响。
四年的美专生活，不仅打下来楚生一生牢固的艺术根基，也奠定了其终生事业。他深入秦汉古印，又吸取近现代印坛名家赵之谦、吴让之、吴昌硕的印风，广参汉简、镜铭、画像石以及石刻造像的特点，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古雅、厚重、隽拔的艺术风格，“贵能深造求其通”，来楚生正是以他对秦汉玺印的理解及独特的表现方法来处理篆刻作品的章法、字法，成为近代印坛不可多得的大家。
陈半丁：开宗立派 名誉京师
1906年，陈半丁再次受邀来到上海，为严氏作画，同时为上海宁波会馆修复日久受损的任伯年画作。在宁波会馆，陈半丁偶遇从北京到上海的国画大家金城，二人一见倾心，叹为知己，金城遂与严子均再三商量，力邀陈半丁同往北京，子均欣然应允。就这样，陈半丁跟随金城来京城谋生，时年31岁。
初到北京，陈半丁在金城的推荐下知遇肃亲王善耆，肃亲王除了请他作画，还一度力邀他加入新成立的民政部（善耆为尚书）为官，然而陈半丁无意于仕途，最终辞出，仍以书画为生，正式开始了其在京的鬻画生涯。
其时，陈半丁因初入京城画圈，既无人脉，更无关系，故购画者寥寥，颇不如意。1910年，67岁的吴昌硕为此专门从上海赶往北京，为爱徒“把场”，介绍关系，推介书画，并亲自在琉璃厂纸店内为其书写了润格：“四尺四两，五尺六两，六尺八两，八尺拾贰两。条幅：视整张减半。册页、纨折扇：每件一两。性嗜古，能作画，写花卉、人物直追宋元，近写罗汉变幻百出，在佛法上可称无上妙谛，求者履盈户外，为定润目如右。庚戌长夏，吴俊卿。刻印：每字壹两。砚铭：另议。”
在京期间，吴昌硕还为陈半丁治印十数方。如“山阴道上人”、“半丁”、“静山无恙”、“我无为、“陈”、“有鱼”等，以示对陈半丁 之器重。其中，有相当部分为吴昌硕篆陈半丁刻的合作佳品。在缶翁的大力推介下，陈半丁声名鹊起，书画篆刻渐为京城人氏所接纳。
1917年，42岁的陈半丁在远亲蔡元培的介绍下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1918年又受聘出任国立北京艺专国画教授。当时齐白石也在此任教，二人惺惺相惜，彼此盛赞有加，常常研讨书画篆刻之法，而齐白石的“衰年变法”而学吴昌硕，也有陈半丁对他的影响在里面。而陈半丁对于齐白石的治印之法也深有感触，他曾将吴昌硕和齐白石的治印风格做过比较：“吴缶老善用拙，齐白石学缶老能巧不能拙”，而我们从陈半丁的大部分印作来看，都是拙中带巧的，并非真正的“拙”，很多印在挪让、篆法上还能见出“巧”。最终，以陈半丁和齐白石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北京画派。
来楚生：跻身西泠 名扬海上
1933年，来楚生携妻带子，随岳母全家迁居杭州，正式开始了鬻字卖画、给人刻印的全新生活。由于杭州的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文人雅士也集聚颇多，因此书画有一定的市场。来楚生1935年10月15日在《东南日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则润笔广告：“绘画整张三尺二十圆，每增一尺递加银四圆。立轴视整张例八折，屏条视整张例六折，卷册每尺方八圆。扇面六圆。篆刻石章每字一圆，牙二圆，铜四圆，晶玉八圆。收件处：杭州王星记扇庄。王一亭、诸闻韵、潘天寿、樊羲臣代订。”这与当时在杭州比较知名的艺术家王展如、韩登安等的润格相比，基本上差不多，可间接说明他的艺术水准在当时已被认可。 在杭州，在潘天寿的介绍下，来楚生加入了画家云集的“莼社”和西泠印社。在这里，他又和唐云结识。来楚生个性内向、耿介，甚至有些孤僻；唐云则是名士风度，交友、喝酒无所不能，两人一冷一热，互为映衬，相得益彰。抗战爆发后，来楚生携妻儿迁居上海，而先期抵沪的唐云为老友打点好了一切。
那时，唐云“杭州唐伯虎”的雅号在上海绘画圈已众人皆知。在唐云的提议下，他们二人共同举办画展，他来画画，来楚生来写字或刻印，借此来提升来楚生的知名度。来楚生1946年在上海“中国画苑”举办个展，唐云更是全力以赴。
同陈半丁一样，来楚生承续的也是吴昌硕书、画、印兼修的传统。他在三方面的修养甚为齐平，难分轩轾，是师法吴昌硕诸人中取得较大突破的一位。其书法拙中寓巧，尤其草书和隶书最为人称道，糅合六朝碑版、造像、汉木简等多种因素于行草、隶体之中，楷体又受其师潘天寿影响，既不失朴拙浑厚之风，更有圆润流畅之致，洵为一代大家。
“生于鄂诸，长于浙水，游于沪渎”是来楚生晚年所刻的一方闲章，作者将漂泊多舛的人生历程镌刻在这方寸之间，引发无限遐思。来楚生在上海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他曾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及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师。1956年，来楚生又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进入上海中国画院，来楚生才总算过上一段安宁的岁月。
陈半丁：久被埋没 正待其时
上世纪30年代，陈半丁已经成为了北京画坛的中坚人物，在他的身边围绕聚集了一大批画家，一直到解放初，陈半丁和齐白石都是并驾齐驱的。可是，40年之后齐白石仍然享有大名，市场上的作品价格也不断攀升；而知道陈半丁的人却不多，陈半丁的市场价位更是平平。就目前的现状而言，陈半丁印作与齐白石的市场价格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文革”期间陈半丁因直言敢谏、刚正不阿而遭受了不公正的批斗与打压，最终含冤病逝。这一原因是其改革开放以来艺坛地位受到影响的主要因素，也正因为此，在改革开放之后关于陈半丁艺术的研究一直没有形成规模，社会对他的接受与认识也还有待深入，他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价值与地位还需要重新评估。
由于对陈半丁篆刻艺术研究的缺乏和不够深入，目前就陈半丁印章的拍卖情况来看，其价格还相对偏低。不仅不能与齐白石、吴昌硕等人相提并论，就连和他同时代的陈巨来、王福厂等人相比也差距甚远。其实早在1996年中国嘉德的秋季拍卖会上，陈半丁的一对狮钮酱油青田印章就曾以1.1万元的高价成交，但此后一直到2000年，陈半丁的印章在市场很少露面，偶有出现，也都以流拍而告终。2001年，在天津文物拍卖公司的秋季文物展销会上，一件陈半丁刻鸡血石章以4.07万元成交，此后10年间，其印章的价格一直徘徊在这个价位左右。在2010年12月的西泠秋拍中，陈半丁、唐醉石、方介堪、吴岳四名家刻的共5方玉和青田石章，一共拍出了53.2万元，平均每一方印章价位约在10万元左右。而同年在中国嘉德的春拍中，陈半丁1936年所刻白芙蓉双狮钮“琴韵书声”章也仅以5.04万元成交。陈半丁治印的最高价出现在2012年的北京保利春拍上，一方寿山石平钮章拍出了63万元的高价，远远超出其估价。此章高4.6厘米，刻于民国时期，通体呈金黄色半透明状，石质均匀，印文为“泮澄”二字，当为陈半丁的私章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63万元的高价目前来说是陈半丁印章历年拍卖中所仅有的一次“天价”。综合来看，陈半丁所治印章的市场成交价长期以来徘徊在一个较低的价位，有较高的升值空间。
来楚生：起步平稳 空间极大
来楚生诗、书、画、印堪称四绝。其画作清新朴茂、笔墨简练、格调隽逸，在现代花鸟画坛上独树一帜。其书法拙中寓巧，草书和隶篆最为人称道。而他的篆刻远师秦汉，近宗吴熙载、赵之谦、吴俊卿、齐璜等大家，而能不落前人窠臼，自出新意，开创了一代印风。其肖形印融汉画像、古肖形印为一炉，在印坛上冠绝古今，无出其右。西泠印社副社长、篆刻大家钱君陶先生曾云：“来氏刻印70岁前后所作突变，朴质老辣，雄劲苍古，得未曾有。虽二吴（吴熙载、吴俊卿）亦当避舍，齐白石自谓变法，然斧凿之痕，造作之态犹难免诮，20世纪70年代能独立称雄于印坛者，惟楚生一人而已。”
来楚生的印章出现在拍台上较晚，但价位比较平稳，一直在缓慢上升。在2002年9月中国嘉德的第72期周末拍卖会上，两方傅抱石、来楚生款印章拍出了1650元的价钱，据统计，这是来楚生的印章作品第一次出现在拍卖会上。接着，在2002年10月上海崇源拍卖公司的首次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来楚生的一组18枚18罗汉肖形印一共拍出了9.46万元的高价，但平均下来大约一方印章的价位也不过5000元左右而已。从2007年开始，来楚生单方印章的价格开始突破1万元大关，但遗憾的是，一直到2010年，来楚生单方印章的价格也没有超过10万元，而其间来楚生单方印章最高价为西泠印社2007年秋季大拍上的来楚生刻象牙狮钮章，成交价为4.4万元。在2010年西泠印社秋拍中，一方由其家属提供的来楚生刻青田石“胜似春光”应野平自用印拍出了7.28万元的高价。从2011年起，来楚生刻制的印章价位才开始突破10万元大关。在2011年中国嘉德秋拍上，来楚生刻“农家乐”印章以成交价28.75万元刷新了其印章拍卖价的记录。此方印章除印面外，四边皆有来楚生刻以民歌为题材的图画印，时代气息浓厚，艺术性较强。
正如其好友唐云所评述的那样，来楚生的篆刻作品“熟中求生，刚健婀娜、清新横逸、饶有奇致”，远师秦汉，近宗吴（熙载）、赵（之谦），有着极强的个人风格和时代特色，如此精彩的印章作品，在当代的拍卖市场上成交价仅仅一二十万元，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当然，这也同时说明，来楚生所刻印章还有较大的升值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