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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服务行业的感应力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在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服务各行业就业和产值结构对中国农业和服务业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正引致弹性系数。虽然从总体上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表现出了比较显著的正引致弹性系数，但引致弹性系数都相当小，说明了中国服务业结构变迁还不具有合理性。因此，政府产业管理部门应把服务行业是否促进了其他产业以及服务业自身的全要素生率提高作为评判服务业结构是否合理的主要标准。
关键词：服务业；结构变迁；产业关联
Ar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in Services Sector Rational?
-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Linkages
ZENG Shihong, XIANG Guocheng
(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reaction coefficient and influence coefficient of China’s services sector have shown an overall declining trend. The employment and output structure of services sector does not demonstrate the expected positive induced elasticity to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of agriculture and services sector itself. A positive induced elasticity to the TFP of manufacturing is significant yet low. This indicates structural changes in services sector are still irrational. Therefore, the authorities should regard whether services sector has helped improve the TFP of other industries and itself as the main criterion for judging the rationality of the structure of services sector.
Key words：services sector; structural change; industrial linkage
一、引言
研究服务业结构变迁必然涉及的一个问题便是对服务业结构变迁做评价。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各层次产业之间比例的高低,而是由产业的发展方式粗放和发展质量低下引发的相关问题［1］。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系统的耦合质量和各产业间的协调［2］。中国服务业结构不尽合理主要表现为过分依赖生活型服务业的低质结构［3］，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上升是服务业结构合理性的主要表现［4］，因此必须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使中国服务业结构向着合理化方向发展［5］。
本文主要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对中国服务业结构变迁的合理性作实证研究。首先，在借鉴传统产业经济学关于产业波及效应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历年的投入—产出表对服务业的产业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进行具体的测算；然后，运用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地区面板数据分析服务行业的就业份额与产值份额对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产业关联影响。
二、服务业结构变迁合理性的产业关联波及效应分析服务业的产值变化可以分解成作为中间投入需求的服务业产值变化和作为最终消费需求的服务业产值变化。而作为中间投入需求的服务业产值变化可以反映服务业结构变迁的产业关联波及效应。如果某服务行业作为中间投入需求的产值越大，则该服务行业与其他行业的产业关联波及效应就相对越大。
传统产业经济学衡量产业关联波及效应的两个指标通常是指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力系数。产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力系数的测算通常是借助投入产出表来完成的。中国主要年份服务行业的影响力和感应力系数由表1给出。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服务行业的影响力系数从1995年以后总体上是下降的，并且数值小于1，这说明中国服务行业在近年对其他行业的产业关联波及影响逐渐减弱，其影响力在全部产业中居于平均水平之下。除了交通运输邮政通讯仓储业的感应力系数以外，其他服务行业的感应力系数在总体上也是处于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服务行业在近年的发展受其他行业的产业联波及影响也在逐渐减弱。
由于产业关联波及效应只能从总体上判断服务行业自身与其他行业的影响力与感应力，而不能分析对具体行业的影响力和感应力，为了克服这种分析的不足，我们进一步采用地区面板数据回归的方法检验中国服务行业产值和就业份额的变化对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来判断服务业结构变迁的合理性。
三、中国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演变的地区差异:1998-2008目前经济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主要有参数估计法和非参数估计法。我们使用的是非参数估计法，即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Malmquist指数计算了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中国三大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演变趋势由图1-3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从图1-3可以看出，三大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迁轨迹总体上来看是呈连续的倒“V”型变化趋势。就产业发展而言，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幅度最大，其中尤其以西南地区和华北地区更为明显；其次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幅度较大，其中以华南地区和华东地区更为明显，并且制造业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周期基本保持同步，特别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1998—2002年、2003—2004年、2006—2007年之间经历了三次大的周期性下滑。
农业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地区差异跟各自的地理环境和面临的总体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紧密相连，西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大部分省市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其发展农业的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服务不如中南地区和东北地区，技术服务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相对能力较弱，所以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最大。而华南地区和华东地区作为中国两大制造业基地，其外向型的出口加工模式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总体不利条件的影响，这种没有自主研发、产品设计和品牌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的低端价值链加工模式显然很容易受到出口条件的影响，进而很难抵御国际不利因素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逆向冲击。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虽然也表现出了与世界整体宏观经济形势波动相对一致的趋势，但变化的幅度明显小于制造业和农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服务业发展基本是依赖内需，服务出口很少，对服务进口管制也比较严厉，并且中国的服务部门国有成分的比重较大，这些因素都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国际不利外部环境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逆向冲击。这种情况从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地区差异也可以反映出来，如服务业发展比较迅速的华北地区、华南地区和华东地区，其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也就相对较大，而服务业较不发达的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其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也就相对较小。
四、服务业结构变迁与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演化关系的实证检验（一）服务业结构变迁合理性与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演化的逻辑假设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同服务业结构变迁合理性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为服务业作为它们的中间性投入，将有助于实现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自身生产的智能化水平，从而提高三大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按照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结构的发展演变趋势，合理的服务业结构主要是指传统的生活消费类服务比重逐渐下降，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逐渐上升，非行政性的社会公共性服务比重逐渐上升，行政性的公共服务业比重逐渐下降。这种服务业的结构变化趋势对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能是：传统生活消费类服务业与行政性公共服务业的就业和产值份额增加会降低三大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生产性服务业与非行政性社会公共服务业的就业和产出比重增加会提高三大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因此，合理的服务行业产值与就业比重对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演化的影响也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的引致弹性影响可通过表2加以总结。
（二）经济计量模型的设定
根据前面对服务业结构变迁合理性与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演化的逻辑假设分析，我们设定如下的经济计量检验方程：
logtfpk,i,t=c+αlogempk,j,t+βloggdpsk,j,t
（1）
在（1）式中，i=m,a,s，分别代表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t为时期（1998-2008年），k为地区，j为表2中的9大细分服务行业，gdp为各服务行业的地区生产总值，emp为各服务行业的地区就业人数，εi,t为扰动项向量，假设服从独立同分布，c,α,β分别为常数向量与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对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引致弹性系数向量。
值得说明的是，在中国统计年鉴里，服务行业的地区生产总值，只有表2中所列的前5个行业的数据，后面4个服务行业的地区生产总值是根据该行业的年末就业人数乘以该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进行估计得到的。
通过检验解释变量EMPS与GDPS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0.25，可以判断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共线性，所以对方程（1）中的两个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
为了对比各服务行业对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差异化影响，上述经济计量检验方程采用分组的变截距模型，而变截距模型有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之分。我们以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经济计量方程为例，说明经济计量模型的设定过程。首先进行截面的固定效应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3。
截面固定效应检验的原假设为固定效应是多余的，从表3的检验结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该模型中引入的固定效应是合适的。在对模型进行检验之前还应确认时期是否具有随机效应，随机效应检验的原假设是认为随机效应与解释变量无关，豪斯曼检验(Hausman)是对这个假设进行检验的一种普遍方法， 检验结果由表4和表5给出。
从表4中可知，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原假设不正确，从而不能拒绝原假设，表5进一步显示了随机效应检验时的细节，分别给出了固定效应和随即效应的估计系数，它们差分后的方差以及零假设H0的伴随概率，表明在1%的置信水平下没有足够的证据拒绝原假设。
通过上述对模型截面固定效应和时期随机效应的检验结果分析，最终确定的回归方法是截面具有固定效应，时期具有随机效应的变截距模型，采用截面作为权重。其他两个经济计量方程的选定过程与此类似，具体结果不再列表。
（三）回归结果及其解释
服务各行业就业人数和生产总值对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引致弹性系数回归结果由下表6-8给出。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统计值，★★★为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5%置信水平下显著，★为10%置信水平下显著。
从表6可以看出，服务各行业就业人数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引致弹性系数除居民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业以外，其余的都为负数，且批发零售业的引致弹性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目前服务各行业的就业格局还没有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服务行业就业人数，特别是与农业生产关联度较大的一些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就业人数还比较低。从服务各行业的生产总值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引致弹性系数来看，国有比重较高的金融保险、教育、行政管理与国防安全服务等服务行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引致弹性都为负，而其他服务行业表现了正的引致弹性系数，这说明了这些有相对较高报酬的国有服务行业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的就业和产值比重相对其他服务行业存在明显的不足。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统计值，★★★为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5%置信水平下显著，★为10%置信水平下显著。
从表7可以看出，服务各行业的就业人数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都表现了正的引致弹性系数，其中住宿餐饮服务、教育、居民服务与其它社会服务，科学研究与专业技术服务还表现得比较显著，特别是除行政管理与国防安全以外，其他服务行业的生产总值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都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不容乐观的是，行政管理与国防安全等公共行政性服务不论从就业人数还是从生产总值来说，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都没有表现出显著性的促进作用，而且服务各行业的引致弹性系数都相当小，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服务行业目前发展的低效率性和结构变迁的不合理性。一方面表现为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就业和产值比重相对较低，说明其作为其他产业的中间投入量较小，因而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较低；另一方面表现为大部分服务行业的国有单位就业比重都偏高，这主要是因为服务行业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相对高报酬造成了服务行业发展国有性质与非国有性质就业人数的严重非对称性，这种服务行业的二元就业体制阻碍了中国服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从表8可以看出，服务各行业的就业人数对服务业自身的全要素生产提高除了房地产、租赁与商务服务，居民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科学研究与专业技术服务表现出了正的引致弹性系数以外，其余的都为负；而在服务各行业的生产总值中，行政管理与国防安全等公共性行政性服务对服务业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表现出了负的引致弹性系数，而其他各服务行业，引致弹性系数虽然为正，但系数相对很小，且没有通过任何显著性检验。
总体来说，中国目前的服务业就业和产值比重对服务业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说明中国的服务业结构变迁目前还没有经历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的“自增强”阶段，中国服务业发展不仅在外部产业关联程度上不高，而且在内部产业关联程度上也不高，特别是公共行政性服务，对三大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都没有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存在严重的公共行政服务效率低下。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服务行业分组模型的稳健性，从整体上说明中国服务行业结构变迁对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我们进一步采用服务业就业和产值的面板数据，用服务行业的国有单位就业比重与常数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经济计量检验方程（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表9。
从表9可以看出,服务行业就业人数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相对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服务行业的就业并没有促进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服务行业的生产总值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也是负面性的，也并没有明显地促进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的回归结果从整体上并没有改变上面采用分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的结论，所以该模型的稳健性得到了检验。
五、主要的结论与政策性涵义
中国目前的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还不具有合理性。一方面是因为服务业的外部产业关联程度不高，服务业对农业和制造业等其他产业的产业影响力和感应力还比较弱，服务业作为其他产业的中间投入需求份额还较小；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服务业内部的产值和就业结构对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还没有表现出整体上的显著促进作用，服务行业的国有比重较高是造成服务业内部结构失调的重要因素。
政府产业管理部门判断服务行业与其他行业是否协调发展以及服务业内部结构是否合理的主要依据不是单纯去判断服务业、制造业与农业等其他产业之间以及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简单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要看服务业发展的质量、服务业结构升级与竞争优势增强。而服务业发展质量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一个定量的判断依据就是要看服务行业的产值和就业结构是否促进了其他产业以及服务业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参考文献：
［1］金碚,吕铁,李晓华.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几个问题的探讨［J］.经济学动态,2010（8）：56-59.
［2］李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优化与对策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129-134.
［3］夏杰长,霍景东.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突破口［J］.浙江经济，2006(7):21-23.
［4］顾乃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趋势及其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研究［D］.中山大学，2006:54-59.
［5］郭世英,王庆,李素兰.中国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问题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45-49.
责任编辑：廖承红
关键词：服务业；结构变迁；产业关联
Ar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in Services Sector Rational?
- An Empirical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Linkages
ZENG Shihong, XIANG Guocheng
(School of Busines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reaction coefficient and influence coefficient of China’s services sector have shown an overall declining trend. The employment and output structure of services sector does not demonstrate the expected positive induced elasticity to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of agriculture and services sector itself. A positive induced elasticity to the TFP of manufacturing is significant yet low. This indicates structural changes in services sector are still irrational. Therefore, the authorities should regard whether services sector has helped improve the TFP of other industries and itself as the main criterion for judging the rationality of the structure of services sector.
Key words：services sector; structural change; industrial linkage
一、引言
研究服务业结构变迁必然涉及的一个问题便是对服务业结构变迁做评价。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各层次产业之间比例的高低,而是由产业的发展方式粗放和发展质量低下引发的相关问题［1］。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系统的耦合质量和各产业间的协调［2］。中国服务业结构不尽合理主要表现为过分依赖生活型服务业的低质结构［3］，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上升是服务业结构合理性的主要表现［4］，因此必须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使中国服务业结构向着合理化方向发展［5］。
本文主要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对中国服务业结构变迁的合理性作实证研究。首先，在借鉴传统产业经济学关于产业波及效应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历年的投入—产出表对服务业的产业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进行具体的测算；然后，运用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地区面板数据分析服务行业的就业份额与产值份额对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产业关联影响。
二、服务业结构变迁合理性的产业关联波及效应分析服务业的产值变化可以分解成作为中间投入需求的服务业产值变化和作为最终消费需求的服务业产值变化。而作为中间投入需求的服务业产值变化可以反映服务业结构变迁的产业关联波及效应。如果某服务行业作为中间投入需求的产值越大，则该服务行业与其他行业的产业关联波及效应就相对越大。
传统产业经济学衡量产业关联波及效应的两个指标通常是指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力系数。产业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力系数的测算通常是借助投入产出表来完成的。中国主要年份服务行业的影响力和感应力系数由表1给出。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服务行业的影响力系数从1995年以后总体上是下降的，并且数值小于1，这说明中国服务行业在近年对其他行业的产业关联波及影响逐渐减弱，其影响力在全部产业中居于平均水平之下。除了交通运输邮政通讯仓储业的感应力系数以外，其他服务行业的感应力系数在总体上也是处于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服务行业在近年的发展受其他行业的产业联波及影响也在逐渐减弱。
由于产业关联波及效应只能从总体上判断服务行业自身与其他行业的影响力与感应力，而不能分析对具体行业的影响力和感应力，为了克服这种分析的不足，我们进一步采用地区面板数据回归的方法检验中国服务行业产值和就业份额的变化对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来判断服务业结构变迁的合理性。
三、中国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演变的地区差异:1998-2008目前经济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主要有参数估计法和非参数估计法。我们使用的是非参数估计法，即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Malmquist指数计算了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中国三大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演变趋势由图1-3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从图1-3可以看出，三大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迁轨迹总体上来看是呈连续的倒“V”型变化趋势。就产业发展而言，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幅度最大，其中尤其以西南地区和华北地区更为明显；其次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幅度较大，其中以华南地区和华东地区更为明显，并且制造业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周期基本保持同步，特别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1998—2002年、2003—2004年、2006—2007年之间经历了三次大的周期性下滑。
农业和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地区差异跟各自的地理环境和面临的总体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紧密相连，西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大部分省市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其发展农业的地理条件和基础设施服务不如中南地区和东北地区，技术服务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相对能力较弱，所以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最大。而华南地区和华东地区作为中国两大制造业基地，其外向型的出口加工模式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总体不利条件的影响，这种没有自主研发、产品设计和品牌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作为中间投入的低端价值链加工模式显然很容易受到出口条件的影响，进而很难抵御国际不利因素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逆向冲击。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虽然也表现出了与世界整体宏观经济形势波动相对一致的趋势，但变化的幅度明显小于制造业和农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服务业发展基本是依赖内需，服务出口很少，对服务进口管制也比较严厉，并且中国的服务部门国有成分的比重较大，这些因素都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国际不利外部环境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逆向冲击。这种情况从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地区差异也可以反映出来，如服务业发展比较迅速的华北地区、华南地区和华东地区，其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也就相对较大，而服务业较不发达的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其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也就相对较小。
四、服务业结构变迁与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演化关系的实证检验（一）服务业结构变迁合理性与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演化的逻辑假设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同服务业结构变迁合理性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为服务业作为它们的中间性投入，将有助于实现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自身生产的智能化水平，从而提高三大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按照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结构的发展演变趋势，合理的服务业结构主要是指传统的生活消费类服务比重逐渐下降，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逐渐上升，非行政性的社会公共性服务比重逐渐上升，行政性的公共服务业比重逐渐下降。这种服务业的结构变化趋势对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能是：传统生活消费类服务业与行政性公共服务业的就业和产值份额增加会降低三大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生产性服务业与非行政性社会公共服务业的就业和产出比重增加会提高三大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因此，合理的服务行业产值与就业比重对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演化的影响也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的引致弹性影响可通过表2加以总结。
（二）经济计量模型的设定
根据前面对服务业结构变迁合理性与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演化的逻辑假设分析，我们设定如下的经济计量检验方程：
logtfpk,i,t=c+αlogempk,j,t+βloggdpsk,j,t
（1）
在（1）式中，i=m,a,s，分别代表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t为时期（1998-2008年），k为地区，j为表2中的9大细分服务行业，gdp为各服务行业的地区生产总值，emp为各服务行业的地区就业人数，εi,t为扰动项向量，假设服从独立同分布，c,α,β分别为常数向量与产值份额和就业份额对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引致弹性系数向量。
值得说明的是，在中国统计年鉴里，服务行业的地区生产总值，只有表2中所列的前5个行业的数据，后面4个服务行业的地区生产总值是根据该行业的年末就业人数乘以该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进行估计得到的。
通过检验解释变量EMPS与GDPS之间的相关性，发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0.25，可以判断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共线性，所以对方程（1）中的两个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
为了对比各服务行业对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差异化影响，上述经济计量检验方程采用分组的变截距模型，而变截距模型有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之分。我们以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经济计量方程为例，说明经济计量模型的设定过程。首先进行截面的固定效应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3。
截面固定效应检验的原假设为固定效应是多余的，从表3的检验结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该模型中引入的固定效应是合适的。在对模型进行检验之前还应确认时期是否具有随机效应，随机效应检验的原假设是认为随机效应与解释变量无关，豪斯曼检验(Hausman)是对这个假设进行检验的一种普遍方法， 检验结果由表4和表5给出。
从表4中可知，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原假设不正确，从而不能拒绝原假设，表5进一步显示了随机效应检验时的细节，分别给出了固定效应和随即效应的估计系数，它们差分后的方差以及零假设H0的伴随概率，表明在1%的置信水平下没有足够的证据拒绝原假设。
通过上述对模型截面固定效应和时期随机效应的检验结果分析，最终确定的回归方法是截面具有固定效应，时期具有随机效应的变截距模型，采用截面作为权重。其他两个经济计量方程的选定过程与此类似，具体结果不再列表。
（三）回归结果及其解释
服务各行业就业人数和生产总值对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引致弹性系数回归结果由下表6-8给出。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统计值，★★★为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5%置信水平下显著，★为10%置信水平下显著。
从表6可以看出，服务各行业就业人数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引致弹性系数除居民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业以外，其余的都为负数，且批发零售业的引致弹性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目前服务各行业的就业格局还没有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服务行业就业人数，特别是与农业生产关联度较大的一些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就业人数还比较低。从服务各行业的生产总值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引致弹性系数来看，国有比重较高的金融保险、教育、行政管理与国防安全服务等服务行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引致弹性都为负，而其他服务行业表现了正的引致弹性系数，这说明了这些有相对较高报酬的国有服务行业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的就业和产值比重相对其他服务行业存在明显的不足。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t统计值，★★★为1%置信水平下显著，★★为5%置信水平下显著，★为10%置信水平下显著。
从表7可以看出，服务各行业的就业人数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都表现了正的引致弹性系数，其中住宿餐饮服务、教育、居民服务与其它社会服务，科学研究与专业技术服务还表现得比较显著，特别是除行政管理与国防安全以外，其他服务行业的生产总值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都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不容乐观的是，行政管理与国防安全等公共行政性服务不论从就业人数还是从生产总值来说，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都没有表现出显著性的促进作用，而且服务各行业的引致弹性系数都相当小，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服务行业目前发展的低效率性和结构变迁的不合理性。一方面表现为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就业和产值比重相对较低，说明其作为其他产业的中间投入量较小，因而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较低；另一方面表现为大部分服务行业的国有单位就业比重都偏高，这主要是因为服务行业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相对高报酬造成了服务行业发展国有性质与非国有性质就业人数的严重非对称性，这种服务行业的二元就业体制阻碍了中国服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从表8可以看出，服务各行业的就业人数对服务业自身的全要素生产提高除了房地产、租赁与商务服务，居民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科学研究与专业技术服务表现出了正的引致弹性系数以外，其余的都为负；而在服务各行业的生产总值中，行政管理与国防安全等公共性行政性服务对服务业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表现出了负的引致弹性系数，而其他各服务行业，引致弹性系数虽然为正，但系数相对很小，且没有通过任何显著性检验。
总体来说，中国目前的服务业就业和产值比重对服务业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说明中国的服务业结构变迁目前还没有经历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发展的“自增强”阶段，中国服务业发展不仅在外部产业关联程度上不高，而且在内部产业关联程度上也不高，特别是公共行政性服务，对三大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都没有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存在严重的公共行政服务效率低下。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服务行业分组模型的稳健性，从整体上说明中国服务行业结构变迁对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我们进一步采用服务业就业和产值的面板数据，用服务行业的国有单位就业比重与常数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经济计量检验方程（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表9。
从表9可以看出,服务行业就业人数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相对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服务行业的就业并没有促进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服务行业的生产总值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也是负面性的，也并没有明显地促进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的回归结果从整体上并没有改变上面采用分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的结论，所以该模型的稳健性得到了检验。
五、主要的结论与政策性涵义
中国目前的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还不具有合理性。一方面是因为服务业的外部产业关联程度不高，服务业对农业和制造业等其他产业的产业影响力和感应力还比较弱，服务业作为其他产业的中间投入需求份额还较小；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服务业内部的产值和就业结构对三大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还没有表现出整体上的显著促进作用，服务行业的国有比重较高是造成服务业内部结构失调的重要因素。
政府产业管理部门判断服务行业与其他行业是否协调发展以及服务业内部结构是否合理的主要依据不是单纯去判断服务业、制造业与农业等其他产业之间以及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简单比例关系，更重要的是要看服务业发展的质量、服务业结构升级与竞争优势增强。而服务业发展质量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一个定量的判断依据就是要看服务行业的产值和就业结构是否促进了其他产业以及服务业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参考文献：
［1］金碚,吕铁,李晓华.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几个问题的探讨［J］.经济学动态,2010（8）：56-59.
［2］李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优化与对策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129-134.
［3］夏杰长,霍景东.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突破口［J］.浙江经济，2006(7):21-23.
［4］顾乃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趋势及其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研究［D］.中山大学，2006:54-59.
［5］郭世英,王庆,李素兰.中国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问题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45-49.
责任编辑：廖承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