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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7月，14岁的小姑娘高美兰蹲在水缸里，水缸里的水半满，盖子半开，她和妹妹躲在水里，盖板罩在她们头顶。9岁的妹妹蹲下去，水就淹过了头，站起来，就会顶着盖板，她半趴着，昂着头，时间一长，就吃不消了，“扑通”一声就趴下去了。高美兰手忙脚乱把妹妹捞起来，动静一大，就听见爷爷在外屋狠狠地敲着水烟杆子。高美兰悄悄地安抚妹妹：等鬼子走了就好了。
　　鬼子这天没上她们家。她们在水缸里蹲了一下午，天擦黑时，大人小心翼翼地打开屋门，发现屋前头的一大片稻子全都被糟蹋了。这年早稻，全村人颗粒无收。鬼子要的不是稻，鬼子在“清乡”，要的是抗日积极分子，没搜到抗日积极分子，就糟蹋稻。
　　1937年11月，沙洲沦陷后，日军在这个鱼米之乡一路洗劫，制造了恬庄“千人坑”惨案、锦丰章家客栈惨案等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惨案。抗日的怒火熊熊燃烧，沙洲大地涌现出一支支游击武装队。1940年3月，新四军军部派谭震林到东路地区组织军政会，成立“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沙洲境內军民多次和日伪军展开血战。
　　小姑娘高美兰并不知道，有一群勇敢的人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同胞在浴血奋战。她的天空原本就很小，出了屋子，就是前面那一大片的稻田。她在屋子里纺布做饭带弟妹，在稻田里播种插秧割稻子，但现在，她的天空更小了，小到只有水缸里的一尺见方的容身之处。她不哭，也不怨，从水缸里爬出来，带着妹妹，摸黑来到了自家的稻田，蹲下来，在一片狼藉的水田里摸索着地上的稻穗。妹妹也不说话，在她不远处蹲下来，学着她在地里捡稻穗。7月的夜晚，地里没有风，热浪厚得像是凝固了一样，高美兰听见妹妹在拍胳膊上的蚊子，拔腿上的蚂蟥，她已顾不上了，只管手脚麻利地往前，渐渐地，她听到隔壁的田里也有了动静。
　　这是1941年的农忙，高美兰是我奶奶，那些浴血奋战和辛苦劳作的，是我的先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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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12月，12岁的小姑娘胡秀芬在江边上割芦苇。镰刀短短，芦苇细细，但操作起来却不那么容易。12月已经很冷了，芦苇地里冻起了薄薄的冰，她穿着单鞋，脚很快就被洇湿了，冻得像冰坨子。大姐告诉她，还是冷一点好，如果暖和了，脚上的冻疮痒起来更难受。她觉得大姐说得对，因为现在她手上的冻疮就很痒很难受。枯了的芦苇叶子像片薄刀子，时不时地剌她一下，破了皮的冻疮血糊糊的。她顾不上疼，只管挥镰刀，芦苇秆子很细，却有一股韧劲，一刀子下去，芦苇不断，只是软了，裂了，倒了下来——这根秆子就废了。
　　胡秀芬和姐姐、大妹是来做工分的，生产队要盖大棚，芦苇割回去，编成四四方方的格子，上面盖上席子，铺在大棚顶上，就是屋顶。姐妹三个一商议，就决定来割芦苇——家里实在没人了，父亲在地里干活，母亲刚生下二弟，家里有一堆嗷嗷待哺的弟妹，每个人都饿得面黄肌瘦的，14岁的大姐说，我们是大人了，要帮着分担家里的活了。胡秀芬没吭声，10岁的大妹自告奋勇，不去学堂了，跟着大姐二姐来割芦苇。
　　割完芦苇天已经擦黑了，她们天蒙蒙亮出门，割了一天，连热水都没喝上一口，就推着一板车芦苇往回赶。大姐在前面拉着，她和大妹在后面推着。她觉得脚底板很酥，头很晕，芦苇很高，像是随时要压下来，她觉得自己随时要倒下去了。
　　三十年之后，胡秀芬依然记得这一天。她说，那是她一辈子最冷的一天，最长的一天，最饿的一天。
　　那是1961年的农忙，地里并不忙，因为庄稼收成不好。胡秀芬是我妈妈，我问她，你怎么撑回家的？她说，我觉得撑过去就有好日子了，不会总是这么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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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初夏，我在读小学六年级。家住农场的表妹放农忙假一周，来我家玩。公社没有农忙假。表妹说，以前农忙的时候，小孩也要下地干活的，要和老天抢粮食！现在小孩不用下地干活了，放农忙假是为了让孩子回家给农忙的爸爸妈妈做饭。
　　我大吃一惊，我没经历过农忙。公社最忙的时候就是采棉花的季节，妈妈白天在服装厂上班，夜班回来在地里采棉花，田野很静，月光很亮，棉花很白，她不觉得辛苦，因为日子有奔头。我放学回来也会帮着采棉花，采一斤棉花得5分钱零花钱，我觉得农忙很好，光想着挣钱了，没觉得是在干活。
　　奶奶说，那是你们现在日子舒服了哦！是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沉睡多年的家乡，昔日荒凉的沙滩成为招商投资的热土。昔日的沙洲成了如今的张家港，农民不再需要脸朝黄土背朝天地从土里刨食讨生活，这座城市和她的人民砥砺奋进、开拓进取，实现了“从苏南边角料到明星城市的飞跃”。1995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一篇标题为《伟大理论的成功实践》的评论员文章让张家港精神叫响全国，并深深根植在这片土地上。
　　奶奶摸稻穗的那片土地，如今是张家港市现代农业示范园，集智能化生产、高科技展示、现代农业技术培训与推广、三产融合的高科技现代农业产业园。我们的下一代人，或许再也不会经历农忙了。
　　沈英芝：《莫愁》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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