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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次的自由联想：追寻美英文学大师的脚步》，张玲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3月，38.00元
学友张玲寄来她的散文集《旅次的自由联想：追寻美英文学大师的脚步》，读罢，感悟良多，较之以前读她的译著《双城记》、《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卡斯特桥市长》、《哈代中短篇小说选》、《孤寂深渊》和学术论著《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哈代评传》等，另有一番感受和获益。
张玲是我在1950年代负笈燕园时的同系学友和诗友，我们虽不同级同班，却是常一同组织、参加北大诗社和其他校园文学活动，在一起交谈，切磋诗艺。那时，我不曾想到，这位学中国文学和新闻学的北大学子，后来竟是以研究和翻译西方文学为业，并且获得了国际声誉。我只知她的父亲张谷若先生是北大西语系的资深教授和著名的英国文学翻译家，却不知她会有着如此深厚的家学渊源。
“半路出家”的英国文学学者、翻译家张玲，自新时期伊始从事外国文学工作至今，30年间的译著和创作成果堪称丰硕。她以托马斯·哈代学会终身荣誉会员、美国托马斯·哈代协会副主席等学术身份，活跃于英美文学研究的国际舞台上，足迹踏遍了英格兰、爱尔兰、法兰西、瑞士、澳大利亚及北美……她情有独钟地追寻英美文学大师们的脚步，造访那些创造了世界文学经典的大师的出生地、活动地、长眠地以及展示他们对人类文明辉煌贡献的纪念地。这并非是时下那种热得发烫的一般意义上的境外旅游，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西方文学的寻根与深研，是她专业工作和事业的必要延续。她写下的那些“旅次的自由联想”，也就有别于那种文化内涵空泛、读来如嚼干瘪瓜果般滞涩的“游记”文字。
我没少见过当代中国人(包括某些著名学人、文化人)作境外旅游时写的游记，多是浮光掠影地写景、写人、写情的文字，虽然读者也可从中得到一些不知或知之不详的信息，但难以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因为人们一眼就可看出，这些文字像是依据从旅游景点买的导游小册子或是临时翻阅了相关资料写出的，远不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朱自清的《欧游杂记》、《伦敦杂记》和李健吾的《意大利游简》那类文字更为耐读，让人感觉出，这些游记的作者没有像朱自清、李健吾那些文人对西方文化有着深湛的理解和素养。
读张玲的《旅次的自南联想》则有全然不同的感受，总觉有一股强劲的西方文化之风扑面吹来。静心读下去，便会渐渐沉迷于数个世纪以来由诸多文化大师营造的那种人文精神和美妙的情境之中。而且，这不是刻意為之，而是从心底从笔下极其自然地涧涧流淌出来，又恰是于不经意中对大师们经典作品的神韵和人文精神做了随意而又精确的妙解。
读着这些闲文短章，我不由回忆起50多年前在北大课堂上听李赋宁先生讲授“西洋文学”时的惬意情景。李赋宁是西语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的青年教授，那一年他首次给外系开讲这门课，原称“外国文学”，因当时还有“俄罗斯苏联文学”、“东方文学”等课，故而改称“西洋文学”。他是给中文系和俄语系二年级以上本科生和研究生开的，大教室里听课的有200多人。李先生晚年回忆说：“我这门课很受同学们欢迎，因为他们是初次接触西方文学，充满了好奇与激情。我讲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但丁的《神曲》、薄迦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巴尔扎克、狄更斯……的名著，学生们听得入神。”(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情况的确如此。
此后几十年中，我读了大量西方文学名著，然而，我仍是不满足，似乎总还觉得缺少一些能够渗入灵魂深处的更为具象的东西，但究竟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清。而读了张玲这部追寻美英文学大师脚步的《旅次的自由联想》，恰恰就填补了我头脑中的一些蛮荒的空隙，把认识上的一些杂乱碎片连缀起来，弥缝成完整的精神链条，即西方文学的神韵和人文精神。而这些，便是从这些闲文短章中感悟出来的。
张玲两次来到英格兰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这里是莎士比亚的出生地、晚年居住地和长眠地。她在一家小餐馆吃炸鲱鱼，联想起莎士比亚由于吃多了鲱鱼而诱发死亡的传说。她写道：“可见莎士比亚爱吃鱼，怪不得他那么聪明!”
从莎翁诞生地并非原样但却保留了粗重油亮的橡木壁板、地板、栏杆和粗砺拙朴的砂陶容器、铜铁茶具、炊具，“整个烘托出一个从婴儿、幼童成长为少年、青年的莎士比亚的形象”，她看到了“当时难得的平民作家”莎士比亚的真实形象。在后花园她还看到，这里栽种的花草树木“都是莎士比亚作品描述过的”。看，她对莎翁的作品多么熟悉!
她在莎士比亚研究中心看到的是，满脸堆笑的守门人“长长的脸型，突出的前额，灵秀的眼睛，笔直的鼻子，真有些像那幅著名的朱绍特莎士比亚像”!在莎士比亚晚年退居并辞世的寓所旁的莎士比亚博物馆，那个年轻的女解说员，她说她“就像莎士比亚的那些女主角一样漂亮”。而在圣三一教堂里，她看到了“身披中世纪长袍，侧靠椅背，上身略向前倾，右手执笔，左手握纸”的莎士比亚全身坐像。“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的头部：前额宽阔秃裸，目光炯炯有神，双唇紧紧闭合，整个面部充满智慧、思考和力量。这是一位不戴王冠的君主，一位未受权杖的教皇”。而且，她写道：对于游人“一介平民莎士比亚的魅力远远胜于与这些名胜古迹相关联的君王贵族”。
让读者颇感兴趣的还有：“在雕像四周有花草环护，四尊一人大小的人物立雕分捌一角：哈尔亲王、马可自斯夫人、福斯塔夫、哈姆雷特，正是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悲剧、喜剧和哲理人物的代表。”
张玲用这样睿智的文字结束了这次造访和文章：“莎士比亚，他高高在上，君临下界，俯视这他称之为舞台的人生。人生的庞大舞台上，演喜剧，也演悲剧，连绵不绝。它充满思考和追求，述说不尽。”(《人杰地灵说不尽》)
我虽然读过不少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只有读了张玲这篇写莎翁的散文，莎士比亚才真正在我的心中活了起来。
对于哈代，张玲自然有更多的话可说，她是把可以写成一本或几本书的话浓缩在闲文短章中表达的。在日常生活中，张玲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她总是直抒胸臆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不会藏藏掖掖。但在为文时，她却又善于以十分得体的含蓄笔法来抒发深邃的情愫。
在托马斯·哈代生活过的地方，她总是把眼前的景同哈代作品中的人物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亦是她的游记散文不同凡响之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人能够这样做。
在韦默斯海滨，她遇到了骤然而至的急雨。在寻找避雨之处时，她“一路走，一路抱怨天气，同时也慢慢悟出哈代小说中写了那么多决定命运的雨景的道理：西西丽亚为避雨才见到那个险些毁掉她一生的门斯吞(《计出无奈》)；温特愤把住所让给他 单恋不渝的葛瑞斯，自己搬进破草棚里，连绵淫雨使他染病身亡(《林居人》)；游苔莎与韦狄准备逃离爱敦荒原，在大雨滂沱中双双丧命(《还乡》)；皮尔斯乔从波特兰返回伦敦，因避雨而摧毁了他那段青梅竹马的姻缘(《意中人》)；裘德冒雨前去与淑诀别，归来病入膏肓，一命呜呼(《无名的裘德》)……往日读哈代，敬佩其结构技巧之余，总不免嫌其失之做作，看来结论过于武断。起码，这些‘雨景’都不是哈代故作枝节，而是英国天气确实多雨……”(《天涯海角皆乡情》)
在《阿瑟安普顿之夜》里，她写了参加第八届哈代年会时在多塞特郡一座古老贵族府邸举办乡间舞会之事。听着那“节奏鲜明、旋律轻快、具有一股带魔法的煽惑力的乐曲”，她想起了曾被她选译编入哈代中短篇小说集《罗曼斯和幻想故事》的那篇《双人舞的伴奏者》。她知道，哈代和他祖父、父亲年轻时都是乡间舞会上的出色伴奏者。现在演奏的正是哈代祖孙三代当年演奏过的乐曲。于是，她走向樓上的乐池，找到了只有小提琴手、手风琴手、吉他手的精悍的三人乐队。这是当地著名的民间乐队，是以狄格·文恩命名的。狄格·文恩，“这就是《还乡》中那个忠勇钟情、克己为人，最后终于获得了幸福的红土贩子!”
置身于这座神秘、飘渺、扑朔迷离的古老府邸，她写道：“哈代就是以它为背景，导演了中篇小说《婚宴空设》那出阴错阳差、悲欢离合的人生戏剧。”
《超时空伯伯》一文是比她的游记文字更为切近哈代精神的超时空的忆念文字。短短的篇章，讲述了她自童稚时只知哈代伯伯到多年后在哈代精神的诱惑下发奋学习哈代使用的语言文字，进而在35岁以后无犹豫地跨进了半工半读的自修生活，终至中年改行从事西方文学工作的漫长历程。就是这位“哈代伯伯”，改变了她的人生之旅。她成了哈代大家族中荣耀的一员，一个广为人知的成功的人。而她，是把自己的母语(她的语言曾被西方朋友赞誉为“像清晨林中小鸟的啁啾”般的美妙动听)巧妙地同哈代以及诸多西方文学大师的语言融合起来，把东西方文化和谐汇通起来，成为共同的世界先进文明。在这里，她不言自明地尽情展示了托马斯·哈代的人文精神和博大胸怀。
在号称“举世最大公墓”的巴黎拉雪兹神父墓园，她找到了奥斯卡·王尔德墓。在她倾慕的这位艺术精灵的墓寝中间，她看到了许多普通人用各种文字所写的纸片。从那些草草写成的发自肺腑的悲情留言中，她感受到了诗人留给人们的珍贵精神遗产：“顽强的生存意志和纯真、美好、正直的理念。”(《心潮在这里澎湃》)
在瑞士的锡雍古堡，她默忆着拜伦的《锡雍的囚徒》：“自由!你是无拘无束智者不死的精神／你是地牢中的万丈光焰……”她想起了拜伦写这首长诗时的心境。她说他“是轻而易举地营造了一种符合文明未开时代的氛围，揭示了它那像监牢一样的阴暗丑陋，使人看到人类的传统与文明，都曾拥有怎样的沉重”。看，她就是在这个不甚为人注意之处，一语切中了诗人拜伦那种人文关怀的核心。(《锡雍，你载了多少沉重!》)
在爱丁堡的北海之滨，她看到了童年时代就已熟知的航海人鲁宾森(即通行的《鲁宾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鲁宾孙)，那是在下拉钩村一所石砌住宅中矗立的一尊雕像：“真人大小，兽皮衣帽，边缘处参差不齐。脸上胡须凌乱，胸前斜挎背带，腰间斜插斧头，左手执长枪，右手搭凉棚，仿佛在凝神远眺。这是鲁宾森，和小说中所描述的，图画影视中表现的分毫不爽!”
这就是亚历山大·塞尔柯克·鲁宾森·克鲁叟的原型。他独自在胡安·费尔南德斯岛生活四年零四个月。他以英国韦默斯船队上尉之身逝于1720年，享年47岁。
张玲在文中介绍说：“这位勇敢机智的苏格兰人，原先是一艘私掠船上的领航员，在他那个年代，这类船大多是半商半盗性质，在船上，领航员身份特殊，有相当的独立性。就是这位亚历山大，塞尔柯克因与船上船长有所龃龉，只身离船漂泊荒岛，独自生存四年多之后获救回国。他的事迹，先南当时著名散文家兼报刊人斯梯尔报道，丹尼尔·笛福随后又经艺术创造，写成小说《鲁宾森·克鲁叟的生平与奇异历险》的第一部。”她这样给万千读者讲述了这部世界名著的来龙去脉，又进一步分析道：
笛福所表现的性格心理，是300年前的人在特殊环境下的健康性格心理：充分发挥自身心智的潜能，踏实务实，不妄自哀叹，不无病呻吟。……
眼前这个鲁宾森……他并非战天斗地征服自然的大英雄，他只是孑然一身。近距离地贴近自然，适应与利用自然，力求与自然和谐共处。(《当初那个鲁宾森》)
对于家喻户晓、人人如数家珍的《鲁宾孙漂流记》，又有谁做过如张玲这般独到又深刻的妙解呢?
学友张玲寄来她的散文集《旅次的自由联想：追寻美英文学大师的脚步》，读罢，感悟良多，较之以前读她的译著《双城记》、《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卡斯特桥市长》、《哈代中短篇小说选》、《孤寂深渊》和学术论著《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哈代评传》等，另有一番感受和获益。
张玲是我在1950年代负笈燕园时的同系学友和诗友，我们虽不同级同班，却是常一同组织、参加北大诗社和其他校园文学活动，在一起交谈，切磋诗艺。那时，我不曾想到，这位学中国文学和新闻学的北大学子，后来竟是以研究和翻译西方文学为业，并且获得了国际声誉。我只知她的父亲张谷若先生是北大西语系的资深教授和著名的英国文学翻译家，却不知她会有着如此深厚的家学渊源。
“半路出家”的英国文学学者、翻译家张玲，自新时期伊始从事外国文学工作至今，30年间的译著和创作成果堪称丰硕。她以托马斯·哈代学会终身荣誉会员、美国托马斯·哈代协会副主席等学术身份，活跃于英美文学研究的国际舞台上，足迹踏遍了英格兰、爱尔兰、法兰西、瑞士、澳大利亚及北美……她情有独钟地追寻英美文学大师们的脚步，造访那些创造了世界文学经典的大师的出生地、活动地、长眠地以及展示他们对人类文明辉煌贡献的纪念地。这并非是时下那种热得发烫的一般意义上的境外旅游，而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西方文学的寻根与深研，是她专业工作和事业的必要延续。她写下的那些“旅次的自由联想”，也就有别于那种文化内涵空泛、读来如嚼干瘪瓜果般滞涩的“游记”文字。
我没少见过当代中国人(包括某些著名学人、文化人)作境外旅游时写的游记，多是浮光掠影地写景、写人、写情的文字，虽然读者也可从中得到一些不知或知之不详的信息，但难以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因为人们一眼就可看出，这些文字像是依据从旅游景点买的导游小册子或是临时翻阅了相关资料写出的，远不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朱自清的《欧游杂记》、《伦敦杂记》和李健吾的《意大利游简》那类文字更为耐读，让人感觉出，这些游记的作者没有像朱自清、李健吾那些文人对西方文化有着深湛的理解和素养。
读张玲的《旅次的自南联想》则有全然不同的感受，总觉有一股强劲的西方文化之风扑面吹来。静心读下去，便会渐渐沉迷于数个世纪以来由诸多文化大师营造的那种人文精神和美妙的情境之中。而且，这不是刻意為之，而是从心底从笔下极其自然地涧涧流淌出来，又恰是于不经意中对大师们经典作品的神韵和人文精神做了随意而又精确的妙解。
读着这些闲文短章，我不由回忆起50多年前在北大课堂上听李赋宁先生讲授“西洋文学”时的惬意情景。李赋宁是西语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的青年教授，那一年他首次给外系开讲这门课，原称“外国文学”，因当时还有“俄罗斯苏联文学”、“东方文学”等课，故而改称“西洋文学”。他是给中文系和俄语系二年级以上本科生和研究生开的，大教室里听课的有200多人。李先生晚年回忆说：“我这门课很受同学们欢迎，因为他们是初次接触西方文学，充满了好奇与激情。我讲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但丁的《神曲》、薄迦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汉姆雷特》、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巴尔扎克、狄更斯……的名著，学生们听得入神。”(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情况的确如此。
此后几十年中，我读了大量西方文学名著，然而，我仍是不满足，似乎总还觉得缺少一些能够渗入灵魂深处的更为具象的东西，但究竟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清。而读了张玲这部追寻美英文学大师脚步的《旅次的自由联想》，恰恰就填补了我头脑中的一些蛮荒的空隙，把认识上的一些杂乱碎片连缀起来，弥缝成完整的精神链条，即西方文学的神韵和人文精神。而这些，便是从这些闲文短章中感悟出来的。
张玲两次来到英格兰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这里是莎士比亚的出生地、晚年居住地和长眠地。她在一家小餐馆吃炸鲱鱼，联想起莎士比亚由于吃多了鲱鱼而诱发死亡的传说。她写道：“可见莎士比亚爱吃鱼，怪不得他那么聪明!”
从莎翁诞生地并非原样但却保留了粗重油亮的橡木壁板、地板、栏杆和粗砺拙朴的砂陶容器、铜铁茶具、炊具，“整个烘托出一个从婴儿、幼童成长为少年、青年的莎士比亚的形象”，她看到了“当时难得的平民作家”莎士比亚的真实形象。在后花园她还看到，这里栽种的花草树木“都是莎士比亚作品描述过的”。看，她对莎翁的作品多么熟悉!
她在莎士比亚研究中心看到的是，满脸堆笑的守门人“长长的脸型，突出的前额，灵秀的眼睛，笔直的鼻子，真有些像那幅著名的朱绍特莎士比亚像”!在莎士比亚晚年退居并辞世的寓所旁的莎士比亚博物馆，那个年轻的女解说员，她说她“就像莎士比亚的那些女主角一样漂亮”。而在圣三一教堂里，她看到了“身披中世纪长袍，侧靠椅背，上身略向前倾，右手执笔，左手握纸”的莎士比亚全身坐像。“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的头部：前额宽阔秃裸，目光炯炯有神，双唇紧紧闭合，整个面部充满智慧、思考和力量。这是一位不戴王冠的君主，一位未受权杖的教皇”。而且，她写道：对于游人“一介平民莎士比亚的魅力远远胜于与这些名胜古迹相关联的君王贵族”。
让读者颇感兴趣的还有：“在雕像四周有花草环护，四尊一人大小的人物立雕分捌一角：哈尔亲王、马可自斯夫人、福斯塔夫、哈姆雷特，正是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悲剧、喜剧和哲理人物的代表。”
张玲用这样睿智的文字结束了这次造访和文章：“莎士比亚，他高高在上，君临下界，俯视这他称之为舞台的人生。人生的庞大舞台上，演喜剧，也演悲剧，连绵不绝。它充满思考和追求，述说不尽。”(《人杰地灵说不尽》)
我虽然读过不少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只有读了张玲这篇写莎翁的散文，莎士比亚才真正在我的心中活了起来。
对于哈代，张玲自然有更多的话可说，她是把可以写成一本或几本书的话浓缩在闲文短章中表达的。在日常生活中，张玲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她总是直抒胸臆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不会藏藏掖掖。但在为文时，她却又善于以十分得体的含蓄笔法来抒发深邃的情愫。
在托马斯·哈代生活过的地方，她总是把眼前的景同哈代作品中的人物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亦是她的游记散文不同凡响之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人能够这样做。
在韦默斯海滨，她遇到了骤然而至的急雨。在寻找避雨之处时，她“一路走，一路抱怨天气，同时也慢慢悟出哈代小说中写了那么多决定命运的雨景的道理：西西丽亚为避雨才见到那个险些毁掉她一生的门斯吞(《计出无奈》)；温特愤把住所让给他 单恋不渝的葛瑞斯，自己搬进破草棚里，连绵淫雨使他染病身亡(《林居人》)；游苔莎与韦狄准备逃离爱敦荒原，在大雨滂沱中双双丧命(《还乡》)；皮尔斯乔从波特兰返回伦敦，因避雨而摧毁了他那段青梅竹马的姻缘(《意中人》)；裘德冒雨前去与淑诀别，归来病入膏肓，一命呜呼(《无名的裘德》)……往日读哈代，敬佩其结构技巧之余，总不免嫌其失之做作，看来结论过于武断。起码，这些‘雨景’都不是哈代故作枝节，而是英国天气确实多雨……”(《天涯海角皆乡情》)
在《阿瑟安普顿之夜》里，她写了参加第八届哈代年会时在多塞特郡一座古老贵族府邸举办乡间舞会之事。听着那“节奏鲜明、旋律轻快、具有一股带魔法的煽惑力的乐曲”，她想起了曾被她选译编入哈代中短篇小说集《罗曼斯和幻想故事》的那篇《双人舞的伴奏者》。她知道，哈代和他祖父、父亲年轻时都是乡间舞会上的出色伴奏者。现在演奏的正是哈代祖孙三代当年演奏过的乐曲。于是，她走向樓上的乐池，找到了只有小提琴手、手风琴手、吉他手的精悍的三人乐队。这是当地著名的民间乐队，是以狄格·文恩命名的。狄格·文恩，“这就是《还乡》中那个忠勇钟情、克己为人，最后终于获得了幸福的红土贩子!”
置身于这座神秘、飘渺、扑朔迷离的古老府邸，她写道：“哈代就是以它为背景，导演了中篇小说《婚宴空设》那出阴错阳差、悲欢离合的人生戏剧。”
《超时空伯伯》一文是比她的游记文字更为切近哈代精神的超时空的忆念文字。短短的篇章，讲述了她自童稚时只知哈代伯伯到多年后在哈代精神的诱惑下发奋学习哈代使用的语言文字，进而在35岁以后无犹豫地跨进了半工半读的自修生活，终至中年改行从事西方文学工作的漫长历程。就是这位“哈代伯伯”，改变了她的人生之旅。她成了哈代大家族中荣耀的一员，一个广为人知的成功的人。而她，是把自己的母语(她的语言曾被西方朋友赞誉为“像清晨林中小鸟的啁啾”般的美妙动听)巧妙地同哈代以及诸多西方文学大师的语言融合起来，把东西方文化和谐汇通起来，成为共同的世界先进文明。在这里，她不言自明地尽情展示了托马斯·哈代的人文精神和博大胸怀。
在号称“举世最大公墓”的巴黎拉雪兹神父墓园，她找到了奥斯卡·王尔德墓。在她倾慕的这位艺术精灵的墓寝中间，她看到了许多普通人用各种文字所写的纸片。从那些草草写成的发自肺腑的悲情留言中，她感受到了诗人留给人们的珍贵精神遗产：“顽强的生存意志和纯真、美好、正直的理念。”(《心潮在这里澎湃》)
在瑞士的锡雍古堡，她默忆着拜伦的《锡雍的囚徒》：“自由!你是无拘无束智者不死的精神／你是地牢中的万丈光焰……”她想起了拜伦写这首长诗时的心境。她说他“是轻而易举地营造了一种符合文明未开时代的氛围，揭示了它那像监牢一样的阴暗丑陋，使人看到人类的传统与文明，都曾拥有怎样的沉重”。看，她就是在这个不甚为人注意之处，一语切中了诗人拜伦那种人文关怀的核心。(《锡雍，你载了多少沉重!》)
在爱丁堡的北海之滨，她看到了童年时代就已熟知的航海人鲁宾森(即通行的《鲁宾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鲁宾孙)，那是在下拉钩村一所石砌住宅中矗立的一尊雕像：“真人大小，兽皮衣帽，边缘处参差不齐。脸上胡须凌乱，胸前斜挎背带，腰间斜插斧头，左手执长枪，右手搭凉棚，仿佛在凝神远眺。这是鲁宾森，和小说中所描述的，图画影视中表现的分毫不爽!”
这就是亚历山大·塞尔柯克·鲁宾森·克鲁叟的原型。他独自在胡安·费尔南德斯岛生活四年零四个月。他以英国韦默斯船队上尉之身逝于1720年，享年47岁。
张玲在文中介绍说：“这位勇敢机智的苏格兰人，原先是一艘私掠船上的领航员，在他那个年代，这类船大多是半商半盗性质，在船上，领航员身份特殊，有相当的独立性。就是这位亚历山大，塞尔柯克因与船上船长有所龃龉，只身离船漂泊荒岛，独自生存四年多之后获救回国。他的事迹，先南当时著名散文家兼报刊人斯梯尔报道，丹尼尔·笛福随后又经艺术创造，写成小说《鲁宾森·克鲁叟的生平与奇异历险》的第一部。”她这样给万千读者讲述了这部世界名著的来龙去脉，又进一步分析道：
笛福所表现的性格心理，是300年前的人在特殊环境下的健康性格心理：充分发挥自身心智的潜能，踏实务实，不妄自哀叹，不无病呻吟。……
眼前这个鲁宾森……他并非战天斗地征服自然的大英雄，他只是孑然一身。近距离地贴近自然，适应与利用自然，力求与自然和谐共处。(《当初那个鲁宾森》)
对于家喻户晓、人人如数家珍的《鲁宾孙漂流记》，又有谁做过如张玲这般独到又深刻的妙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