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女性与民间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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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萧红的文学世界并不狭小,在其作品中对于女性、文化、政治等问题的思考独具慧眼,但常常被其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所遮蔽。基于此,本论文意在以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这部倾向模糊的作品入手,力图拨开重重迷雾,还原一个有着深刻思想力量的萧红。具体从封闭的农耕文明时空、金枝进城和归乡的时空以及抗日战争爆发引起的传统和现代的时空转换三个方面体会萧红对于家乡人民生存麻木的启蒙、女性和政治话语的关联、民间精神的思考,进一步彰显萧红思想的斑驳复杂性。
  关键词:萧红;时空体叙事;启蒙视角;性别话语;乡土文明
  萧红曾被鲁迅称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短短31年的人生时间里多是充斥着贫穷、奔波、疾病、背叛等带来的痛苦,一生可谓是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年少时被父亲家冷落,抱着追求自身幸福的憧憬逃出家庭,开始流转于不同的地区和国家,离开呼兰小镇后,先后到过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日本……,在不同的地域空间里遇到不同的人与事,在外漂泊中回望家乡,尽是蕴含着无尽的情思和思考。1934年发表的《生死场》多因开创抗日风气而被提及,但细读小说,发现萧红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此,其中斜逸出来的女性意识及民间精神更具深度和更保有持久的震撼力量。
  一 启蒙的现代性传统之下的“场”
  巴赫金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中关于时空体的相关阐述是:“在文学中的艺术空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被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生死场》前九章用不同的空间画面展示着生活的这片土地的闭塞、落后、无聊,以及各种生命的萎缩和荒芜。作者更多是站在启蒙立场的角度来审视家乡人们的精神困境。《生死场》前九章时间线索模糊,几乎没有涉及时间的显性描写,只能通过每节的标题来推测时间,除了季节的轮回这一隐含时间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作品中零零散散的写景叙述来推测时间跨度,第一章“麦场”里讲到“村前火车经过河桥,看不见火车,听见隆隆的声响。王婆注意着旋上天空的黑烟。”随后,地主地租加价,王婆被迫卖羊,李青山“镰刀会”暴力力抗租,以及第九章“传染病”外国医生像修理一架机器一样给村民打针治疗,接着日军入侵。将作品中事件发生的时间按顺序排列起来,可以构出一部东北的近代史,在有限的篇幅里留下了阐释的多种可能。
  时间的模糊,导致对空间理解的深化,能够更加聚焦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芸芸众生的悲喜,体会封闭的农耕社会下人们的精神状态。《生死场》中一再出现人和动物的相似性,以及人和动物各自的痛苦的相通性:
  金枝被男人朦胧着了!
  立刻,那和灾难一般,跟着快乐而痛苦追来了。金枝不能烧饭。村中的产婆来了!……王婆摇着她多经验的头颅:“危险,昨夜你们必定是不安着的。年轻什么也不晓得,肚子大了,是不许那样的。容易丧掉性命!”
   牛或是马在不知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夜间乘凉的时候,可以听见马或是牛棚做出异样的声音来……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将人和动物放在一起,道出《生死场》命名的由来,这里看不到人作为人具有的尊贵性和高级感,只有本能驱动下的行为,说明人已经不是人,是动物,是“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得死亡”
  在贫穷的重压下,人们的精神一片荒芜,为了物质的追求,可以对至亲的人施以麻木和残忍,像金枝的母亲那样,“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亦或是成业因为米价落了,买的米现在卖出去会亏损,卖了还债还不足,考虑到家庭无法承担一个新生命的粮食时,暴怒之下摔死自己刚满月的女儿小金枝。这都是在极度物质贫困的遭遇下引起的精神缺陷,正如作品中写到的“在乡村永远感受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
  《生死场》前九章不同的空间画面展示着人们按照本能去生存,过着如同动物般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蚊子似的生活着,时间在这里仿佛停滞,封闭空间之下发生的暴力、疾病、饥饿、瘟疫在世代轮回发生着,呼兰河的人们却以近乎麻木的姿态默默承受着,形成的这种文化性格又在呈现一种压迫之势,塑造着乡土人民对于生命价值的漠视和廉价的文化心理。不难看出作者借助空间为“场”,站在知识分子启蒙视角下批判国民性的同时也透露出在封闭空间里不断重复的生命悲剧而生出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叩问。
  二 国家话语潜隐下的女性意识
  在《生死场》中,作者有意通过对金枝这一女性的空间遭遇来探讨女性在革命、民族战争话语背景下的生存处境。在乡下时的金枝,是一个单纯、孝顺、追求自由恋爱的女子,青春的懵懂使得她嫁给被本能支使着一切动作的成业,“并且她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严凉的人类!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婚姻将女性禁锢起来,成为仿佛没有灵魂的躯壳,忍受来自男性的挨打谩骂,和作为女人不能摆脱的生殖悲哀,五姑姑的姐姐难产时也得遭受男人的折磨,心里害怕着会遇到王婆一般残暴的接生婆,“这庄上的谁家养小孩,一遇到孩子不能养下来,我就去拿着钩子,也许用那掘菜的刀子,把那孩子从娘的肚子里硬搅出来。”五姑姑的姐姐在难产同时担惊受怕着,最终“这边孩子落产了,孩子当时就死去!用人拖着产妇站起来,立刻孩子掉在炕上,像投一块什么东西在炕上响着。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生育的惨痛在这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描写,女性在人类种族延续中承受着巨大的悲哀,“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集中表现在女性生产的主题中。金枝在婚姻悲剧中窒息的处境还体现在丈夫盛怒之下摔死女儿时的无力反抗,是对女性作为一个母亲的践踏和摧残。可见,在乡下这个文化空间中女性生存的艰辛。
  日军铁骑践踏着东北乡村之时,金枝为了躲避灾难决定逃到都市里去谋生路,在都市干着最下等的缝穷婆工作,同时还受着同阶级男性的强暴,对道德底线的坚守支撑着她带着羞耻回到乡村,却又饱受乡村的歧视。在经历了如此的人间后,金枝发出绝望的感悟:   金枝鼻子作出哼声:“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最后她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
   乡村受到丈夫压迫,逃到都市,又遭遇男性强暴,后返回乡村,乡村却早已无法容纳她,在不同时空里的兜兜转转,似乎最终都指向一个命运归宿,那就是无尽的黑暗困境,女性的悲惨命运并不会在所谓的现代性时间里有本质转变,就像萧红在《女子装饰的心理》中尖锐地指出:“男子处处站在优越地位,社會上一切法律权利都握在男子手中,女子全居于被动地位。”金枝最后将仇恨的矛头指向中国男人,认为中国男人比日本鬼子更可怕。我想萧红是认为帝国主义的入侵,并没有消解中国内部的性别压迫,女性的处境并没有民族国家话语所允诺的那般美好,这里作者并不是对民族话语的抗拒,就像萧红曾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恰巧在抗战不久,我也到山西去,有人告诉我你在洪洞的前线……我心里可开心极了,因为我看到不少和你那样年轻的孩子们,他们快乐而活泼,他们跑着跑着,当工作的时候嘴里唱着歌。这一群快乐的小战士,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你们也拿枪,你们也担水,中国有你们,中国是不会亡的……”可见,萧红并不质疑民族国家话语。作者可能是敏锐地感觉到如果没有父权体系的瓦解,民族主义意识仍然是空中楼阁,民族国家话语的一致性不能根本解决社会的不平等。这是基于萧红的性别立场与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而呈现的多重思考,从早期离家出走到北京求学,后遇九一八事变的混乱,在22岁时已经遭遇了同居、失子的痛苦,萧军频繁的外遇令她无法忍受,东渡日本治疗情伤,无果,想要逃离萧军的影响,走女性的独立之路,却总以失败而告终,周围的人都无法理解她,即使在新派文人的圈子里,也处处感觉到性别的精神歧视。萧红的性别意识是跟实际的人生体验相缠绕的,由此过渡到对阶级、种族的思考就显得深厚可信。
  金枝最终想要寄居的尼姑庵也早已不复存在,历史再次将金枝这样的女性推入绝境。女性的解放只要打倒男权压迫就可以获得吗?可能没有这么简单。萧红以金枝经历的这种时空体转换,阐发了关于女性追求独立的背后与民族国家、性别话语之间的勾连,同时,萧红以本人错动杂乱的时空体感受完成了对金枝和自我生命的悲凉哀悼。
  三 黑土地上悲凉的民间底色
  小说从第十一章“年轮转动了”开始,描写日本军队入侵东北乡村,“汽车”、“飞机”、“革命”等现代时间打破历史时间,封闭循环的传统文化被挤入现代文明之中,东北乡村时空体的更迭,那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是如何应对这场灾难的?作者对此态的看法又是如何?
  外族入侵加重了人民的苦难,东北乡村的人民选择了反抗,像二里半曾经不愿意为了盟誓而牺牲掉自己的羊,在老婆孩子被日军杀害后,才加入抵抗,是出于一种复仇心理。“中国农民是很麻木的,不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不真把他们惹火的时候,他们绝对是羔羊。”小说中有明显的两处提及到农民并不明白战斗的意义,只是为了生存才选择抗争。像赵三在盟誓时的心理活动:
  赵三只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无论别人对他讲解了多少遍,他总不能明白他在中国人中是站在怎样的阶级。虽然这样,老赵三也是非常进步,他可以代表整个村人在进步着,那就是他从前不晓得什么叫国家,从前也许忘掉了自己是那国的国民!
  “爱国军”从三家子经过,张着黄色旗,旗上有红字“爱国军”。人们有的跟着去了!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爱国,爱国又有什么用处,只是他们没有饭吃啊!
  不难看出,促使他们反抗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出于国家大义的考虑,苦难和贫困使他们只能够顾及眼前的危机,而去本能地与危及生存的一切东西抗衡,很难说,这种斗争是出于追求真正的“主体”觉醒的成熟自觉的考量。但从全文大篇幅看,作者对此的态度又是同情和理解的,因为萧红对贫困和苦难有着切身的体会,她懂得这些愚昧的农人们在自己所能有的能力之内尽着最大的努力在拼命着活着,像作品中的王婆,在面对这个苍凉的世界,血缘亲人可能是抚慰心灵的一剂良药,可能是烛照她悲苦人生的一道光,但命运让她经历了丧女、丧子的悲痛,有过轻生的冲动,但来自心底更深层的反抗使她走出绝望的境地,向死而生之后以决绝叛逆的姿态来诠释对生存的肯定。民间这种化解苦难、顽强不屈的求生意志不正是支撑我们这个多灾多难民族走到今天的强大力量吗,萧红的人生及笔下的女性就是对“生的坚强,死的挣扎”最好的解释。
  结语
  萧红是一位天才型作家,以一生漂泊无根的经历和敏锐的女性生存视角,力透纸背地书写着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从小城出走历经繁华都市,生存的时空体形式错动杂乱,前期站在知识分子启蒙视角,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无情解剖,生活在左翼文人的圈子中,又敏锐捕捉到在心灵和身体上无法挣脱的重担,引发对种族立场和女性立场抵牾的思考,在后几章抗日情节叙述中,不自觉地突破启蒙话语,超越左翼立场,走向更宽广的人类情怀,对底层农民真实自在生存状态的理解,正如有学者指出:“区别于鲁迅那一代自觉启蒙的精英知识分子,她更认同民众的苦难,甚至崇拜他们坚韧的生命力。”这些思想历程的转变也正符合萧红整体创作生涯的变更,其雏形早已体现在《生死场》中。萧红在小说中的启蒙视角、女性意识的思考、家乡人民精神的折射等都通过时空体的转换而得到充实,塑造出的人物形象也更加立体生动。使得我们能够倾听她多音复义的声音,追忆她苦漂泊生命中对于自由和爱的不屈不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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