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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非子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其以法制国的思想对我国法律文化的构成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先秦时期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既是中国传统法制思想的源头，又是中国传统法制思想的核心。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现今，通过对韩非子法制思想的梳理，并充分挖掘其中有益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合理性资源，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义法制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韩非子思想是一个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学说体系，涉及到哲学、政治、法制、经济、军事等诸多领域。本文围绕韩非法思想这一主题，以其思想的理论来源为重点，对韩非法制思想的产生背景、理论来源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法思想；产生背景；理论来源；儒道墨；先秦法家
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韩国人，出身于贵族世家，为韩国公子。不善言谈，与李斯同师事荀子。著有《孤愤》、《五蠹》、《说林》、《说难》等书。
一、韩非法制思想的产生背景
每个思想理论的产生都不可避免地会受思想者所处时代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因素的影响。韩非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也对其法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
在经济上，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国纷纷实行变革。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有了极大地提高，使得奴隶们不仅能够耕种井田，还有余力开垦荒地，这导致了大量私田的出现，从而产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地主阶级为保护自己各方面的利益，主张实行变法，以“法”来建立和维护秩序，代替以“礼”构建宗法秩序。
在政治上，西周时期君主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挑战。诸侯国之间出现了频繁的利益之争，周天子的君权逐渐被削弱，各诸侯为扩大自己的领土，夺取财富以实现霸权统治，而展开了一场混乱的兼并战争。弑君、杀父、犯上等不符礼法的现象愈演愈烈，出现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君主已经不能依靠“礼”来治理天下，于是法制思想开始流行，各诸侯国逐渐开始推行法制，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思想上，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使得“注重人事”、“私学”等思想大行其道。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纵横家等学派也相继出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同时韩非子不满当时韩国混乱的政治局面，批判君王“不务修明其法制”，使得“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他不断向韩王上书，希望其推行“法制”，并在这过程中逐渐地丰富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二、韩非法思想的理论来源
（一）对儒家、道家、墨家思想的借鉴与吸收
韩非子批判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思想，墨家的“尚同”思想，黄老学派的“法”“术”“势”思想，最终确立了其思想内容。
1、韩非子吸取了荀子的“性恶论”
韩非子批判并继承了其师荀子的性恶论。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认为道德是通过后天学习而得来的，是通过对人思虑的积累以及官能的反复应用而后形成的行为准则。他认为，礼义来源于对人本性与情欲的限制，来源于人们的强盛的欲求与社会有限的财富之间的矛盾。在治“礼”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顾及人的欲望，而需要让“物”与“欲”相平衡，制衡物质与欲望的增长。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学说，认为人性都是自私自利的，忠、孝、仁、义等德性在本性中是不存在的，人之社会关系莫不是利害关系。韩非子不认为可以通过后天的教化使人性向善，他认为即使夫妻、父母、子女、君臣之间也都是利益关系，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利益使然。人之自私自利的本性不仅不能，而且无须“化性起伪”，“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韩非子认为人性的自私是君主治国安邦的一个有利条件，可以稳定君主统治。因此，韩非子主张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统治人民要依靠赏罚，对人民必须以威力强制，趋利避害之本性才使君主所操持之赏罚二柄，生杀大权发生作用。荀子的“性恶论”是韩非子思想理论体系的根源。
2、韩非子吸取了黄老的“法”“术”“势”思想
道家思想在战国时期的发展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条以庄子为代表，关注于老子的形上之道；另一条则是以稷下黄老为代表，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形下之道，以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着重于现实的生活与政治。黄老学派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矛盾性，他们既主张以德服人，又鼓励使用刑法；既崇尚清静无为，又崇尚依法制国。
黄老学说的中心思想为“道法”，其以道之无形无状，道之周遍万物，至道为万物之则，为一国之法，所以主张治国必求法。黄老学说将形上之道下引申为形下之法，以法为治国之方，安家之策。法与道的这种结合使法不再是无源之则，而是君、臣、民上体天道，顺应天道的方法。
韩非子继承了黄老学派的这一思想，将道作为其依法制国思想的本源。在韩非子看来，法的制定必须以符合道、理为判断标准，不仅法源于道，“术”和“势”也皆本于道。在韩非子法思想体系中，君主为体察天道、效法天道的榜样，以身为则而使天下臣民效法，而不是不受道的制约。韩非子主张法高于一切，君主是对法的体现，故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论证了其君主至上的主张。韩非子将自然之道引入了政治中的君臣之道，这里的“道”亦称为“术”，就是利用法律来驾驭群臣百官。
韩非子主张“道无常操”，即使是“稽万物之理”的“道”，亦“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韩非子·解老》），认为事物变化无常，无法固定，这一理论为其变法思想做出了论证。“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因此君主治理国家无须按照以往的规律，也没有常理可遵守。他认为历史的变化趋势表现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故他所倡导的法制，自然是要将“争于气力”的蛮强世界纳入法规内。 另一方面，韩非子虽继承了道家“无为无不为”的治国理念，却提出了另类的执政观点，即表面上实行“无为”的政策，事实上却是抱法处势，静观群臣言行，通过赏罚二柄来控制群臣的行为，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达到表面上无为而治，实际上却让群臣必须尽心尽力，以君无为，使臣有为，而收无不为的效果。
3、韩非子汲取了墨家“尚同”的思想
“尚贤”、“尚同”、“兼爱”、“非攻”、“非乐”、“非命”等是墨子的基本思想，其中的“兼爱”“非攻”“尚贤”思想，表现了墨子爱无差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观念。韩非子在仔细的研究了墨家的思想之后，一方面对广为传播的“兼爱”“非攻”“尚贤”加以批判，认为“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韩非子·显学》）。另一方面又对“尚同”思想颇为赞赏，他接受了墨子“赏罚不足以劝善，刑罚不足以止暴”的观点，认为在对国家的管理中，有人受到嘉奖却招致非议，而有人受到惩罚却获得赞誉，是由于上下标准不同所带来的后果，所以“明主之道，赏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赏誉同轨，非诛俱行”（《韩非子·八经》）。
韩非子批判继承了墨家的思想，极力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提出王权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君王要统一评判是非荣辱的标准，使社会的价值取向明确化。韩非子还吸收了墨家的“强力论”思想，认为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君王要掌握权势来控制大臣以维护中央集权，巩固统治。
此外，韩非子还吸收了墨子的“功利”思想。不过，墨子的“功利”思想是通过尊天地、敬鬼神的方式使老百姓能够与上而同，而韩非子则弃用“鬼神”之说，转而通过“君王”来实现，提出臣民应效忠君主，则能“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情尽者名立”。并且韩非子否定了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仁爱思想，主张用功用来检验一切，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循名责实”的用人主张。
（二）对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继承
春秋战国时期，为维护自身利益各诸侯国大行变法，先秦法家学派也应势而生。春秋时期法家学派开始萌芽，其代表人物为子产、管仲等；战国中期是法家快速壮大的时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对于法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战国后期则是法家思想体系的完善时期，在这一阶段中韩非子为建构法家思想体系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综合运用了前期的法家思想理论，使法家思想体系化、完整化。
韩非子虽继承发展了先秦各家的思想，但其直接思想来源是早期的法家思想家，尤其是商鞅的“抱法”、申不害的“行术”和慎到的“处势”的内容。
1、吸收商鞅的“以法强国”思想
商鞅主张抱法，认为君主要“秉权而立，垂法而治”（《商君书·壹言》），才能国富兵强。商鞅思想的核心是实行以法制国，认为国家推行法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理”，也是现实社会“必为之时势”。商鞅的法制思想是韩非子法制思想的最大骨干，也是韩非思想中“法”的最主要思想渊源。
商鞅认为社会发展应该不法古、不循今，“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商君书·更法》）。他主张礼法应该符合时代的要求，反对循礼守旧，“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商君书·更法》）。韩非深受商鞅“不法古”主张的影响，在商鞅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主张。
另外，商鞅认为法是君臣共同遵守的，君臣都不该“释法而任私”，不应“以私害法”，否则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在商鞅看来，君主行事也需要以法为准绳，需要与民众一同遵法守法。韩非继承并发展了商鞅关于法制的思想，将法置于社会唯一的行为规范与标准的位置上，认为臣民必须共同遵守。他还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主张，以与儒家（以文乱法）、墨家（以武犯禁）相对抗。
商鞅还以“重刑”著称于世，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商君书·赏刑》），并针对儒家的“以德去刑”，提出“以刑去刑”的主张。”他认为重刑能够维持社会安定，减少犯罪。商鞅还重视刑罚对犯罪的预防作用，提出“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商君书·开塞》）。韩非子也赞同商鞅的这一学说，认为要用重刑来治理百姓，这样才能预防百姓犯罪，才是对百姓真正的爱护，而若用轻刑来管理百姓则只会诱使他们违法犯罪。只有让百姓对刑罚心怀畏惧，使其不敢违法犯罪，才能不必动用刑律社会已然安定，即“以刑去刑”，这才是对百姓有力的爱护。“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刑治的目的在于使社会稳定，百姓安宁，最终能够巩固君王统治。
2、吸收申不害“术治”思想
战国时期，各国逐渐实现了法制，它一方面有利于君王统治百姓，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君王的权力。“法制”一旦形成，那么所有人包括统治者都必须遵循。执法是官员的职责，负责执法的官员权力一旦过大，就会对君权造成危害。
为了维护当时法家所主张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申不害认为应该重“术”。申不害有言：“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申子·大体篇》），此谓人君统治之术。“术”是君王所应掌握的权术，是其统御臣下的一大重要手段。
申不害将“术”分为“阳术”和“阴术”。君主要求臣下做到忠君事主，尽职尽责，而且要考察其能力，监督其言行。这样百官才不会松懈，国家才不会衰落，申不害将这种方式称为“阳术”。但同时他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依靠“阳术”，君主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左右的大臣，因此君王需要严密地监督官员，防止其图谋不轨，甚至篡权夺位。所以君王需培养一些耳目，以便实时掌握官员平常的言行举止，这也就是所谓的“阴术”。
韩非子几乎全面吸收了申不害的“术治”思想，认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术”是君王驾驭群臣百官的手段。术的具体内容为“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其作用在督查君臣之是非用过，审核形名，使其形名相符，杜绝失职擅权的行为。依韩非子的看法，人各自利，君臣利益必然是相互冲突的，君王要懂得利用官员的个人利益来控制他们，是他们不得不为国尽力。君王若不能掌握权术之道，必然会导致奸臣弄权，君权旁落，法亦难以真正运作。 3、吸收慎到“势治”思想
先秦法家中的慎到提出了著名的“势治”思想，这里的“势”指的是政权、权位，他主张君主集权，认为权势是君主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手段。重“势”与尚“法”之间具有关联性，若想尚“法”则必须要重“势”。君主只有掌握了能够使法制得以推行的“势”，“法制”才能实现。
慎到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认为君主要想实现以法制国，就必须掌握能够确保法令推行的权势。而一旦有了权、法，即使是无才能的君主也能够“抱法处势”，依靠权法来治理天下。有了权势，即使桀纣，也能令则行，禁则止，否则，即使是尧舜，也无济于事。其实重“势”只是为了推行“法制”而施得手段，必须有势，“法”才能够自上而下地贯彻执行。推行法令必须靠“势”而非靠“德”。故而慎到并不赞同儒家的“德治”，认为如果实行“德治”，那么法就无法得到彻底的推行。
韩非子吸收了慎到的“势治”思想，并提出“抱法处势”的理论。君王若想做到令行禁止，就必须牢牢掌握手中的权势。他指出“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韩非子·难势》），意为即便是尧那样的人物，若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则百姓也不会听命于他。这说明法与势要相互联合，法的实现，有赖于君主的强制力量。他主张君主要集权与一身，将势位与权力握在手中，否则就是“势乱”，提出“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
韩非子在借鉴慎到思想的基础上，对其“势治”做出了更为深刻的论述，提出了“人设之势”，使慎到的“自然之势”和法相结合。韩非子还认为“势治”思想需要依靠“法”来调和，若君主有势无法，高居法上，则难免会滥用权力，导致天下大乱。
三、借鉴与意义
韩非“法制”思想的价值就在于能顺应历史的潮流，批判吸收各家的思想，并建构了完善的“法制”体系。这种思想受到了秦始皇的推崇，不仅推动了秦国一统天下，更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可以说，从汉至清的中国社会，其政治体系实质上都是“外儒内法”的。历朝历代的君王都用儒家学说来润色朝政，但真正用来治理国家的仍然是韩非子的“法制”学说。
韩非身处的战国时期和韩非所生活的韩国的处境对其法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韩非法思想也并非完全出于韩非本人的创造，一方面，韩非法思想集法家之大成，先前已有不少法家代表人物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思想，韩非予以综合，再加上自已的见解，遂成为法家学说的完整体系。另一方面，其他诸子的思想对韩非法思想的形成也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所以对于韩非子的“法制”思想，我们不能想当然的得出结论。而一定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把握其思想与其他先秦诸子思想之间的承接关系，将他的思想学说放置于当时的社会关系中去评价。同时我们也应该正视韩非子法思想的局限性，用发展的眼光对其思想进行批判吸收。深入的思考其学说的利与弊，才能真正理解韩非子法制思想的价值，从而为当今的法制建设提供理论借鉴。
【参考文献】
[1]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陈秉才.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秦榆.韩非子学院[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
[6]苏南.法家文化面面观[M].济南：齐鲁出版社，2005.
[7]刘慧.韩非法思想研究[D].南开大学，2012.
[8]李波.韩非“法制”思想新探[D].辽宁师范大学，2008.
【关键词】法思想；产生背景；理论来源；儒道墨；先秦法家
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韩国人，出身于贵族世家，为韩国公子。不善言谈，与李斯同师事荀子。著有《孤愤》、《五蠹》、《说林》、《说难》等书。
一、韩非法制思想的产生背景
每个思想理论的产生都不可避免地会受思想者所处时代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因素的影响。韩非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也对其法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
在经济上，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国纷纷实行变革。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有了极大地提高，使得奴隶们不仅能够耕种井田，还有余力开垦荒地，这导致了大量私田的出现，从而产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地主阶级为保护自己各方面的利益，主张实行变法，以“法”来建立和维护秩序，代替以“礼”构建宗法秩序。
在政治上，西周时期君主的统治地位受到了挑战。诸侯国之间出现了频繁的利益之争，周天子的君权逐渐被削弱，各诸侯为扩大自己的领土，夺取财富以实现霸权统治，而展开了一场混乱的兼并战争。弑君、杀父、犯上等不符礼法的现象愈演愈烈，出现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君主已经不能依靠“礼”来治理天下，于是法制思想开始流行，各诸侯国逐渐开始推行法制，并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思想上，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领域，使得“注重人事”、“私学”等思想大行其道。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纵横家等学派也相继出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同时韩非子不满当时韩国混乱的政治局面，批判君王“不务修明其法制”，使得“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他不断向韩王上书，希望其推行“法制”，并在这过程中逐渐地丰富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二、韩非法思想的理论来源
（一）对儒家、道家、墨家思想的借鉴与吸收
韩非子批判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思想，墨家的“尚同”思想，黄老学派的“法”“术”“势”思想，最终确立了其思想内容。
1、韩非子吸取了荀子的“性恶论”
韩非子批判并继承了其师荀子的性恶论。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认为道德是通过后天学习而得来的，是通过对人思虑的积累以及官能的反复应用而后形成的行为准则。他认为，礼义来源于对人本性与情欲的限制，来源于人们的强盛的欲求与社会有限的财富之间的矛盾。在治“礼”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顾及人的欲望，而需要让“物”与“欲”相平衡，制衡物质与欲望的增长。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学说，认为人性都是自私自利的，忠、孝、仁、义等德性在本性中是不存在的，人之社会关系莫不是利害关系。韩非子不认为可以通过后天的教化使人性向善，他认为即使夫妻、父母、子女、君臣之间也都是利益关系，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利益使然。人之自私自利的本性不仅不能，而且无须“化性起伪”，“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韩非子认为人性的自私是君主治国安邦的一个有利条件，可以稳定君主统治。因此，韩非子主张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统治人民要依靠赏罚，对人民必须以威力强制，趋利避害之本性才使君主所操持之赏罚二柄，生杀大权发生作用。荀子的“性恶论”是韩非子思想理论体系的根源。
2、韩非子吸取了黄老的“法”“术”“势”思想
道家思想在战国时期的发展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条以庄子为代表，关注于老子的形上之道；另一条则是以稷下黄老为代表，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形下之道，以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着重于现实的生活与政治。黄老学派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矛盾性，他们既主张以德服人，又鼓励使用刑法；既崇尚清静无为，又崇尚依法制国。
黄老学说的中心思想为“道法”，其以道之无形无状，道之周遍万物，至道为万物之则，为一国之法，所以主张治国必求法。黄老学说将形上之道下引申为形下之法，以法为治国之方，安家之策。法与道的这种结合使法不再是无源之则，而是君、臣、民上体天道，顺应天道的方法。
韩非子继承了黄老学派的这一思想，将道作为其依法制国思想的本源。在韩非子看来，法的制定必须以符合道、理为判断标准，不仅法源于道，“术”和“势”也皆本于道。在韩非子法思想体系中，君主为体察天道、效法天道的榜样，以身为则而使天下臣民效法，而不是不受道的制约。韩非子主张法高于一切，君主是对法的体现，故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论证了其君主至上的主张。韩非子将自然之道引入了政治中的君臣之道，这里的“道”亦称为“术”，就是利用法律来驾驭群臣百官。
韩非子主张“道无常操”，即使是“稽万物之理”的“道”，亦“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韩非子·解老》），认为事物变化无常，无法固定，这一理论为其变法思想做出了论证。“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因此君主治理国家无须按照以往的规律，也没有常理可遵守。他认为历史的变化趋势表现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故他所倡导的法制，自然是要将“争于气力”的蛮强世界纳入法规内。 另一方面，韩非子虽继承了道家“无为无不为”的治国理念，却提出了另类的执政观点，即表面上实行“无为”的政策，事实上却是抱法处势，静观群臣言行，通过赏罚二柄来控制群臣的行为，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达到表面上无为而治，实际上却让群臣必须尽心尽力，以君无为，使臣有为，而收无不为的效果。
3、韩非子汲取了墨家“尚同”的思想
“尚贤”、“尚同”、“兼爱”、“非攻”、“非乐”、“非命”等是墨子的基本思想，其中的“兼爱”“非攻”“尚贤”思想，表现了墨子爱无差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观念。韩非子在仔细的研究了墨家的思想之后，一方面对广为传播的“兼爱”“非攻”“尚贤”加以批判，认为“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韩非子·显学》）。另一方面又对“尚同”思想颇为赞赏，他接受了墨子“赏罚不足以劝善，刑罚不足以止暴”的观点，认为在对国家的管理中，有人受到嘉奖却招致非议，而有人受到惩罚却获得赞誉，是由于上下标准不同所带来的后果，所以“明主之道，赏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赏誉同轨，非诛俱行”（《韩非子·八经》）。
韩非子批判继承了墨家的思想，极力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制，提出王权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君王要统一评判是非荣辱的标准，使社会的价值取向明确化。韩非子还吸收了墨家的“强力论”思想，认为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君王要掌握权势来控制大臣以维护中央集权，巩固统治。
此外，韩非子还吸收了墨子的“功利”思想。不过，墨子的“功利”思想是通过尊天地、敬鬼神的方式使老百姓能够与上而同，而韩非子则弃用“鬼神”之说，转而通过“君王”来实现，提出臣民应效忠君主，则能“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情尽者名立”。并且韩非子否定了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仁爱思想，主张用功用来检验一切，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循名责实”的用人主张。
（二）对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继承
春秋战国时期，为维护自身利益各诸侯国大行变法，先秦法家学派也应势而生。春秋时期法家学派开始萌芽，其代表人物为子产、管仲等；战国中期是法家快速壮大的时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对于法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战国后期则是法家思想体系的完善时期，在这一阶段中韩非子为建构法家思想体系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综合运用了前期的法家思想理论，使法家思想体系化、完整化。
韩非子虽继承发展了先秦各家的思想，但其直接思想来源是早期的法家思想家，尤其是商鞅的“抱法”、申不害的“行术”和慎到的“处势”的内容。
1、吸收商鞅的“以法强国”思想
商鞅主张抱法，认为君主要“秉权而立，垂法而治”（《商君书·壹言》），才能国富兵强。商鞅思想的核心是实行以法制国，认为国家推行法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理”，也是现实社会“必为之时势”。商鞅的法制思想是韩非子法制思想的最大骨干，也是韩非思想中“法”的最主要思想渊源。
商鞅认为社会发展应该不法古、不循今，“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商君书·更法》）。他主张礼法应该符合时代的要求，反对循礼守旧，“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商君书·更法》）。韩非深受商鞅“不法古”主张的影响，在商鞅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主张。
另外，商鞅认为法是君臣共同遵守的，君臣都不该“释法而任私”，不应“以私害法”，否则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在商鞅看来，君主行事也需要以法为准绳，需要与民众一同遵法守法。韩非继承并发展了商鞅关于法制的思想，将法置于社会唯一的行为规范与标准的位置上，认为臣民必须共同遵守。他还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主张，以与儒家（以文乱法）、墨家（以武犯禁）相对抗。
商鞅还以“重刑”著称于世，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商君书·赏刑》），并针对儒家的“以德去刑”，提出“以刑去刑”的主张。”他认为重刑能够维持社会安定，减少犯罪。商鞅还重视刑罚对犯罪的预防作用，提出“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商君书·开塞》）。韩非子也赞同商鞅的这一学说，认为要用重刑来治理百姓，这样才能预防百姓犯罪，才是对百姓真正的爱护，而若用轻刑来管理百姓则只会诱使他们违法犯罪。只有让百姓对刑罚心怀畏惧，使其不敢违法犯罪，才能不必动用刑律社会已然安定，即“以刑去刑”，这才是对百姓有力的爱护。“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刑治的目的在于使社会稳定，百姓安宁，最终能够巩固君王统治。
2、吸收申不害“术治”思想
战国时期，各国逐渐实现了法制，它一方面有利于君王统治百姓，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君王的权力。“法制”一旦形成，那么所有人包括统治者都必须遵循。执法是官员的职责，负责执法的官员权力一旦过大，就会对君权造成危害。
为了维护当时法家所主张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申不害认为应该重“术”。申不害有言：“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申子·大体篇》），此谓人君统治之术。“术”是君王所应掌握的权术，是其统御臣下的一大重要手段。
申不害将“术”分为“阳术”和“阴术”。君主要求臣下做到忠君事主，尽职尽责，而且要考察其能力，监督其言行。这样百官才不会松懈，国家才不会衰落，申不害将这种方式称为“阳术”。但同时他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依靠“阳术”，君主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左右的大臣，因此君王需要严密地监督官员，防止其图谋不轨，甚至篡权夺位。所以君王需培养一些耳目，以便实时掌握官员平常的言行举止，这也就是所谓的“阴术”。
韩非子几乎全面吸收了申不害的“术治”思想，认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术”是君王驾驭群臣百官的手段。术的具体内容为“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韩非子·定法》），其作用在督查君臣之是非用过，审核形名，使其形名相符，杜绝失职擅权的行为。依韩非子的看法，人各自利，君臣利益必然是相互冲突的，君王要懂得利用官员的个人利益来控制他们，是他们不得不为国尽力。君王若不能掌握权术之道，必然会导致奸臣弄权，君权旁落，法亦难以真正运作。 3、吸收慎到“势治”思想
先秦法家中的慎到提出了著名的“势治”思想，这里的“势”指的是政权、权位，他主张君主集权，认为权势是君主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手段。重“势”与尚“法”之间具有关联性，若想尚“法”则必须要重“势”。君主只有掌握了能够使法制得以推行的“势”，“法制”才能实现。
慎到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认为君主要想实现以法制国，就必须掌握能够确保法令推行的权势。而一旦有了权、法，即使是无才能的君主也能够“抱法处势”，依靠权法来治理天下。有了权势，即使桀纣，也能令则行，禁则止，否则，即使是尧舜，也无济于事。其实重“势”只是为了推行“法制”而施得手段，必须有势，“法”才能够自上而下地贯彻执行。推行法令必须靠“势”而非靠“德”。故而慎到并不赞同儒家的“德治”，认为如果实行“德治”，那么法就无法得到彻底的推行。
韩非子吸收了慎到的“势治”思想，并提出“抱法处势”的理论。君王若想做到令行禁止，就必须牢牢掌握手中的权势。他指出“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韩非子·难势》），意为即便是尧那样的人物，若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则百姓也不会听命于他。这说明法与势要相互联合，法的实现，有赖于君主的强制力量。他主张君主要集权与一身，将势位与权力握在手中，否则就是“势乱”，提出“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
韩非子在借鉴慎到思想的基础上，对其“势治”做出了更为深刻的论述，提出了“人设之势”，使慎到的“自然之势”和法相结合。韩非子还认为“势治”思想需要依靠“法”来调和，若君主有势无法，高居法上，则难免会滥用权力，导致天下大乱。
三、借鉴与意义
韩非“法制”思想的价值就在于能顺应历史的潮流，批判吸收各家的思想，并建构了完善的“法制”体系。这种思想受到了秦始皇的推崇，不仅推动了秦国一统天下，更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可以说，从汉至清的中国社会，其政治体系实质上都是“外儒内法”的。历朝历代的君王都用儒家学说来润色朝政，但真正用来治理国家的仍然是韩非子的“法制”学说。
韩非身处的战国时期和韩非所生活的韩国的处境对其法思想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韩非法思想也并非完全出于韩非本人的创造，一方面，韩非法思想集法家之大成，先前已有不少法家代表人物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思想，韩非予以综合，再加上自已的见解，遂成为法家学说的完整体系。另一方面，其他诸子的思想对韩非法思想的形成也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所以对于韩非子的“法制”思想，我们不能想当然的得出结论。而一定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把握其思想与其他先秦诸子思想之间的承接关系，将他的思想学说放置于当时的社会关系中去评价。同时我们也应该正视韩非子法思想的局限性，用发展的眼光对其思想进行批判吸收。深入的思考其学说的利与弊，才能真正理解韩非子法制思想的价值，从而为当今的法制建设提供理论借鉴。
【参考文献】
[1]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陈秉才.韩非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秦榆.韩非子学院[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
[6]苏南.法家文化面面观[M].济南：齐鲁出版社，2005.
[7]刘慧.韩非法思想研究[D].南开大学，2012.
[8]李波.韩非“法制”思想新探[D].辽宁师范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