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计时仪器通史》 近现代卷中，关于“行业协会的建立和发展”类目，着墨最多的恐怕就是“1987年成立的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了。我国最早组建的地方钟表行业协会不是出在北上广，何以会出现在“南海边的那个圈”？1984年国庆大阅兵时，天安门广场上驶过的深圳蛇口工业区彩车上打出的标语或许已经给出了答案——“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如果说时间是深圳的城市品格，那么之于深圳的钟表人，“时间”就恐怕是一种宿命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天霸石英式手表的推出拉开了深圳钟表品牌发展的序幕；90年代中期飞亚达、天王、依波、罗西尼“四大天王”相继崛起奠定了深圳国产品牌领头羊的地位；今天在这里，140多家企业拥有自己的品牌，其中五六十家在国内有相当高知名度和市场份额，37%的企业拥有一项以上的专利或自主知识产权以及600多项专利产品。20年前，深圳钟表业只能在低端为他人OEM，作嫁衣；而今天，一件件融合中国传统珐琅、牙雕工艺和陀飞轮、计时码表、镂空、裸摆、减震等行业顶尖技术的产品已然呈现在世人面前。短短20年，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深圳钟表业，从承接香港钟表产业转移到自主研发自创品牌，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钟表生产基地，“深圳速度”再次得到印证，而形容这样的发展速度恐怕没有比“聚变”二字来的贴切，而作为策源的深圳钟表行业协会置身其中，功莫大焉。
“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是一家为中国钟表业提供服务和交流平台的行业协会。协会成立25年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钟表行业的发展，并在全球钟表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以‘聚·变·为企业创造价值’为使命，坚持‘民间化、制度化、国际化、品牌化’的理念，通过开展‘中国——钟表文化周’、‘中国（深圳）国际钟表展’、‘中国钟表高峰论坛’、 深圳市钟表质量检验中心等12个公共展业服务平台，为政府、行业和中外企业提供服务。为了与国外钟表厂商建立并增进联系，促进钟表领域的信息和经验交流，自2008年起，协会组织‘中国（深圳）展团’参加巴塞尔钟表珠宝展，并在2011年，成为‘中国展团’授权代理。现如今，协会正在积极推动‘深圳市钟表集聚基地’的建设，引导重点企业和品牌企业进驻，推动钟表产业迈上新的发展台阶。” 节录一段9月16日，“2012 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揭晓当晚的奖词，我们庶几可以窥见深圳钟表协会发展的脉络与成就。也就在当晚，2012 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之传播篇颁发给了“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领奖人正是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朱舜华先生。
讲述一个协会的发展史总是离不开置身其中个人的历史。朱舜华的命运恰恰并轨于深圳钟表协会的兴与勃上：1988年，时任深圳钟表协会会长的刘景范预备给刚刚成立不久的深圳钟表协会招聘专职工作人员，他开出的条件是“大学生，男性，会粤语会英语”。刚刚走出华南理工大学的朱舜华全部具备，一举而中，成为协会首位专职工作人员。彼时的朱舜华月薪不过两百多块，在罗湖口岸的路边摊，他给自己买了一块从香港走私的石英表“，我当时的愿望是买一块天霸表，当时工资才两百多块，一块表就要三四百块，买不起的”。提及往事，朱舜华扬手一笑。此次来参加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他特意选戴了飞亚达为“神七”升空特意打造的宇航表“天行者”。在当晚的获奖感言中，他深情回顾道，“协会创立之初就走的是和国内惯见的模式不同的道路。深圳市政府觉得不能再设立那么多的厅局，电子局、轻工局啊诸如此类。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深圳钟表行业要学习海外管理的方式，建立行业商会、协会来进行自律并推动行业发展”。
Q = 《北京青年》周刊A = 朱舜华
“协会一直施行差额选举”
Q：深圳这个城市建市到现在也不到四十年的光景，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个时期钟表业会集中辐辏于这个城市？
A：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手表成了稀缺产品，传统的北京、上海、海鸥这三大国表同质化现象严重，大而全，都是机械机芯，款式雷同。当时世界上石英表是个大趋势，我手头有份瑞士钟表业七八十年代的行业介绍，那时这些大牌基本都在做石英表。当时在深圳出现了国内第一款石英表，1982年创立的天霸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贡献了国内的国计民生，更是对国际钟表业发展的极大促进。沿海地区的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深圳最早的钟表行业大都是港资台资的，他们把自己的工厂从港台转移过来，而港资的背景比较复杂，很多都有欧洲等外资的注入。
Q：那么这个发展到了1987年这个节点，深圳钟表协会如何应运而生呢？
A：1987年深圳钟表协会成立，我们也研判当时国际国内的钟表制造环境，中国之前走的是大而全的道路，日本也是，但是瑞士的钟表业社会分工非常明确，走了小而精的方式。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协会第一任会长刘景范，他也是飞亚达的创始人，当年就定下了我们协会要坚持民间化的发展。今年广东省党代会上汪洋书记提到了社会组织，他调研的时候据说在整个广东省就来到了我们协会，我觉得他就是看中我们三点，首先是协会一直施行差额选举，其次是对行业企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国际化方面做了很多事情，最后就是看中我们建立了全面的服务体系。
Q：就后两者，您能否再展开讲讲？
A：我们今天不是代理一两家企业去海外参展、洽谈合作，而是一个团队、一批企业。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效仿香港的制造业。有个“微笑曲线”的理论，讲的就是当产业升级换代的时候，传统加工制造企业的利润会越来越小，而研发和品牌运营方面由于更需要人的创意，附加值会越来越高，中国当下在“微笑曲线”中利润越来越下沉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协会从一开始就注重转型升级，你可以看到国表很多品牌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可以存活并发展下来的，不客气地说深圳的品牌占了半壁江山。
Q：如何解读 “全面的服务” 呢？我知道你对协会有个讲法，叫做 “既有为又有位” 。
A：是彻底的市场化、民间化和良好的运作机制让行业协会“既有为又有位”。协会从成立初始就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在人才、技术、创新、商业推广等方面全方位为企业服务的机构。为了履行这份承诺，我们先后搭建起了十个服务平台。首先，举办深圳钟表展扩大深圳品牌的影响力；然后搭建中国钟表信息平台、深圳市钟表质量检验中心、深圳市钟表协会培训中心、深圳市钟表技能鉴定所、深圳市知识产权资讯中心、深圳市钟表研究开发服务中心以及国内首家数字化钟表行业图书馆等一系列行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与此同时，协会还开创了“行业协会+高校”的办学模式为深圳钟表业培养高级人才，包括我们也有自己的刊物 《时刻》 来介绍行业动态，不一而足。
Q：您个人认为协会成立至今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A：我们协会从1987年成立以来最大的特色就是一直坚持民间化运作。什么叫民间化运作？我们现在协会的会长包括理事会一直施行差额选举，没有请过任何级别的行政官员在协会担任任何职务，包括像顾问、名誉会长、主席这类的虚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语境中几乎是罕见的。
Q：协会这25年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挫折呢？
A：太多了，最艰难的还是前十年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1998年就提出了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新千年以来，2003年的SARS疫情是一个槛儿，当时我们被列为“疫区”，到了瑞士才知道所有华人企业被“拒展”。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创立了“中国钟表高峰论坛”，探讨未来的市场走向。所谓挫折也就是危机，它本身也就是一个机会，如果你克服了你就开辟了一片蓝海。
“大家不再抗拒国际化合作”
Q：去年在巴塞尔聊过百年灵的会展营销，谈谈今年你对于日内瓦、巴塞尔表展的观感？
A：其实每年的亮点都很多，今年我比较关注巴塞尔独立制表人，他们很小众化，但是在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还能做出些很出彩的东西，值得感佩。再比如，今年各大厂牌不约而同地对自己旗下传统产品与设计的回顾，比如爱彼(AP)对于“皇家橡树”80周年的回顾，包括在日内瓦表展上，万国表（IWC）推出的安托万·圣艾修佰里纪念版大型飞行员万年历腕表，当然它用到了那部著名的电影《TOP GUN》，但同样是结合电影来讲自己的品牌故事，推出一个新的系列，人家做得就是注意细节，从前台的接待到整个场景的布置，方方面面让你觉得无可挑剔。还有就是RICHARD MILLE用到3D影像来展示自己的新产品，让我们看到最现代的视觉科技与传统钟表文化以及市场开拓的结合。再回到巴塞尔，印象最深的是宇舶表 (Hublot)，它为了纪念一段特别的历史做出一款专门的产品，为此可能耗资不菲，但是却标榜并不走市场化，只做了四块样表，一块捐给相关博物馆，一块自己企业留存自用，一块通过拍卖捐赠，一块用于纪念活动，反正就是不作为商业用途，这种营销手段传递的我要做的就是复活一件古代的时计技术。宇舶不是在展区最中间的位置，但是在展台中用到了很多方式招徕眼球，的确令人耳目一新。
Q：那我们把目光拢回国内的参展商，2010年飞亚达进驻1号馆以来，深圳几大表商今年在巴塞尔的表现吧？
A：我觉得对于我们深圳来讲，看到的是大家不抗拒国际化合作、不断进步的大趋势。以前的习惯总是觉得在封闭市场里就能获得自己足够的利润空间，我觉得中国企业国际化有三种成绩或者说结果。首先就是像飞亚达这样的企业通过自己过硬的产品，逐渐跻身国际行列；第二个是不少企业通过国际合作，包括收购海外的企业壮大自己；第三种，我们看到了中国不少独立制表商在国际上越来越有自信展示自己的作品，像廊桥表把中国历史故事在方寸之间做展现。
Q：虽然国表逐渐崛起，同时比如德国制表业也开始向瑞士表的桂冠地位发起冲击，但瑞表的王者地位短期内无人能撼动。通过这么多年去瑞士参加表展的经历，您能不能谈谈瑞士文化对钟表行业的影响？
A：除了技术的精湛以及传承，我现在觉得这个更涉及到宗教信仰了。回到马克思·韦伯那本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新教的教义是在瑞士写出来的，当时受天主教迫害，大批异教徒从法国迁到瑞士。通过比较新教伦理，我们不难发现原来教众是通过教主跟神沟通的，而新教强调的是自己可以跟神去沟通的，我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对宗教最好的笃诚与礼敬。新教伦理对欧洲后来工业化、产业化的发展影响非常大，进而成为欧洲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对于需要踏实下来，精工细作的钟表业而言，是一个环境气候的养成。
“设计中国钟表产业的未来”
Q：我记得曾几何时，天霸表会出现在央视 《新闻联播》前的整点报时前，但似乎之后就没落了，据说现在又东山再起，您能不能就此谈谈观感？
A：80年代末90年代初，天霸表的老板觉得自己赚到了钱，想去做更大的生意。他把钱投到了石油、百货业，但最终都难以为继，反过来影响了手表的本业。天霸表后来利用政策优惠，搬家到珠海，现在的老板是整体把天霸表“买回”深圳了。目前还在恢复期。
Q：能不能谈谈您个人收藏的深圳厂牌的腕表？
A：比如“蓝宝石”，这个牌子现在已经没有了，以及飞亚达、天王、罗西尼等早期的表。非常多。
Q：您对于深圳钟表业的 “四大天王” 如何评价？这个话题您可以分门别类，展开谈谈。
A：“四大天王”这个称号是我们在1998年深圳钟表展的时候提出的。我觉得他们都在依托中国市场，很努力的学习。首先是“飞亚达”，现在是主打航天表，让自己的手表日益向高端发展。“依波”应用法国达索公司的软件设计系统，达索这套系统瑞士很多表厂也在用，依波在国内来讲是第一家，这套系统讲求产品协同组合的概念整合，他们在用科技的方式改变自己的运营概念。“罗西尼”最早是做表壳的，它有良好的制造基础，原先隶属格力集团，现在的老板用2.6亿买回来，走典雅、超薄这些国内看重的款型。“天王”的老板不同于香港传统制表业的治理模式，它在市场终端做得很细，产品原来的面貌是珠光宝气，现在收敛了一些锋芒，给人的感觉更低调、持重。
Q：我注意到今年你们举办的 “中国钟表高峰论坛” 的主题是 “设计产业未来”，怎么理解？
A：设计和产业是两个关键词。首先说设计，这不是个狭义的概念，不是单单产品设计的概念，现代品牌研发早已不是单纯的产品设计，今天考量国表乃至中国的制造业的未来，我认为包括三个维度：工业、商业，媒体。媒体包括互联网。这三者都在产生价值，工业要讲求精工细作，商业是讲一个沟通实现消费，媒体是个宣传推广的平台。
Q：结合这三者，您怎么评价目前国内的钟表行业业态？
A：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钟表制造企业包括配件业，拥有全球最大的钟表消费群体，根据瑞士钟表协会在巴塞尔发表的数据，大概55%的瑞士表都卖给了中国人，这其中包括30%多直接进口到内地和香港，另外那部分是国人在海外购买的。最后，中国关于钟表业的媒体数量是全球最庞大的，这你们就身在其中。设计中国钟表产业的未来，这三者必须纳入在一起考量。
“推动企业成功”
Q：既然谈到了媒体，您个人怎么评价 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
A：定位很好，没有完全商业地来操作这个事，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之前往往只是根据市场消费以及钟表品牌推广来判定，但钟表有自己的内涵，作为推动整个钟表行业发展来讲，必然关涉到文化。
Q：您个人怎么看待瑞士高端腕表在国内的消费涨势？
A：首先我们得承认瑞表的价值是全球都认可的，中国人现在只不过在追这个趋势，至于是不是说追得太猛，这个见仁见智，日本六七十年代经济复兴的时候也这样。虚荣心是有价值的，当他的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他必然通过稀缺物品来彰显自己的身份。
Q：作为深圳市政协委员，您曾就城市定位提出，要 “制定深圳都会时尚产业战略”，这一议题是否也可视为您对于深圳钟表业发展的一种期许？
A：这是我的一个思考，一提到中国制造，我们总是会和廉价联系在一起，什么原因呢？跳出钟表行业看，全球国际化的都会大都依托于一些产业来发展，像巴黎、米兰、伦敦都是依托都市时尚产业，反过来说，时尚产品、奢侈品、艺术品也大都集中在大的都市中，不会出现在偏远的农村，深圳作为年轻的城市在这些方面没有包袱，完全可以有所作为。
Q：但这十余年来，国家对于深圳特殊的政策逐渐减少，所谓 “特区不特”了，这会不会对深圳钟表业有负面影响？
A：深圳相较于中国其他城市优势恰恰在创业环境，很多人不论资历、学历、出身，依靠自己的努力一样可以成功。深圳钟表业包括珠宝业和时装业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累，可以合力形成都市市场产业的联动。目前深圳钟表业参与合作、收购瑞士钟表企业的超过十个项目，不断地在走出去利用外面的资源做融合。
Q：最后，想请您再具体阐释下协会 “聚·变，为企业创造价值” 的行业使命。
A：最近我在协会内部提出，希望改一下这个口号，把“为企业创造价值”改为“推动企业成功”，这个成功包括赢利、品牌提升，员工的自我满足感，多方面来衡量的。我希望我们做的事真正推动了这些成功，包括一些瑞士企业，如果想进入中国，我们一样愿意提供服务。我现在和一些瑞士钟表学校谈合作，我告诉他们不是来偷师的，瑞士很多品牌卖到中国，将来售后服务一块将是个大问题，维修、保养不可能每一次都寄回瑞士原厂，拿出去修出关还好，入境的时候很容易被海关当作走私物品，产生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天霸石英式手表的推出拉开了深圳钟表品牌发展的序幕；90年代中期飞亚达、天王、依波、罗西尼“四大天王”相继崛起奠定了深圳国产品牌领头羊的地位；今天在这里，140多家企业拥有自己的品牌，其中五六十家在国内有相当高知名度和市场份额，37%的企业拥有一项以上的专利或自主知识产权以及600多项专利产品。20年前，深圳钟表业只能在低端为他人OEM，作嫁衣；而今天，一件件融合中国传统珐琅、牙雕工艺和陀飞轮、计时码表、镂空、裸摆、减震等行业顶尖技术的产品已然呈现在世人面前。短短20年，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深圳钟表业，从承接香港钟表产业转移到自主研发自创品牌，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钟表生产基地，“深圳速度”再次得到印证，而形容这样的发展速度恐怕没有比“聚变”二字来的贴切，而作为策源的深圳钟表行业协会置身其中，功莫大焉。
“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是一家为中国钟表业提供服务和交流平台的行业协会。协会成立25年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钟表行业的发展，并在全球钟表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以‘聚·变·为企业创造价值’为使命，坚持‘民间化、制度化、国际化、品牌化’的理念，通过开展‘中国——钟表文化周’、‘中国（深圳）国际钟表展’、‘中国钟表高峰论坛’、 深圳市钟表质量检验中心等12个公共展业服务平台，为政府、行业和中外企业提供服务。为了与国外钟表厂商建立并增进联系，促进钟表领域的信息和经验交流，自2008年起，协会组织‘中国（深圳）展团’参加巴塞尔钟表珠宝展，并在2011年，成为‘中国展团’授权代理。现如今，协会正在积极推动‘深圳市钟表集聚基地’的建设，引导重点企业和品牌企业进驻，推动钟表产业迈上新的发展台阶。” 节录一段9月16日，“2012 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揭晓当晚的奖词，我们庶几可以窥见深圳钟表协会发展的脉络与成就。也就在当晚，2012 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之传播篇颁发给了“深圳市钟表行业协会”，领奖人正是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朱舜华先生。
讲述一个协会的发展史总是离不开置身其中个人的历史。朱舜华的命运恰恰并轨于深圳钟表协会的兴与勃上：1988年，时任深圳钟表协会会长的刘景范预备给刚刚成立不久的深圳钟表协会招聘专职工作人员，他开出的条件是“大学生，男性，会粤语会英语”。刚刚走出华南理工大学的朱舜华全部具备，一举而中，成为协会首位专职工作人员。彼时的朱舜华月薪不过两百多块，在罗湖口岸的路边摊，他给自己买了一块从香港走私的石英表“，我当时的愿望是买一块天霸表，当时工资才两百多块，一块表就要三四百块，买不起的”。提及往事，朱舜华扬手一笑。此次来参加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他特意选戴了飞亚达为“神七”升空特意打造的宇航表“天行者”。在当晚的获奖感言中，他深情回顾道，“协会创立之初就走的是和国内惯见的模式不同的道路。深圳市政府觉得不能再设立那么多的厅局，电子局、轻工局啊诸如此类。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深圳钟表行业要学习海外管理的方式，建立行业商会、协会来进行自律并推动行业发展”。
Q = 《北京青年》周刊A = 朱舜华
“协会一直施行差额选举”
Q：深圳这个城市建市到现在也不到四十年的光景，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个时期钟表业会集中辐辏于这个城市？
A：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手表成了稀缺产品，传统的北京、上海、海鸥这三大国表同质化现象严重，大而全，都是机械机芯，款式雷同。当时世界上石英表是个大趋势，我手头有份瑞士钟表业七八十年代的行业介绍，那时这些大牌基本都在做石英表。当时在深圳出现了国内第一款石英表，1982年创立的天霸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贡献了国内的国计民生，更是对国际钟表业发展的极大促进。沿海地区的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深圳最早的钟表行业大都是港资台资的，他们把自己的工厂从港台转移过来，而港资的背景比较复杂，很多都有欧洲等外资的注入。
Q：那么这个发展到了1987年这个节点，深圳钟表协会如何应运而生呢？
A：1987年深圳钟表协会成立，我们也研判当时国际国内的钟表制造环境，中国之前走的是大而全的道路，日本也是，但是瑞士的钟表业社会分工非常明确，走了小而精的方式。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协会第一任会长刘景范，他也是飞亚达的创始人，当年就定下了我们协会要坚持民间化的发展。今年广东省党代会上汪洋书记提到了社会组织，他调研的时候据说在整个广东省就来到了我们协会，我觉得他就是看中我们三点，首先是协会一直施行差额选举，其次是对行业企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国际化方面做了很多事情，最后就是看中我们建立了全面的服务体系。
Q：就后两者，您能否再展开讲讲？
A：我们今天不是代理一两家企业去海外参展、洽谈合作，而是一个团队、一批企业。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效仿香港的制造业。有个“微笑曲线”的理论，讲的就是当产业升级换代的时候，传统加工制造企业的利润会越来越小，而研发和品牌运营方面由于更需要人的创意，附加值会越来越高，中国当下在“微笑曲线”中利润越来越下沉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协会从一开始就注重转型升级，你可以看到国表很多品牌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可以存活并发展下来的，不客气地说深圳的品牌占了半壁江山。
Q：如何解读 “全面的服务” 呢？我知道你对协会有个讲法，叫做 “既有为又有位” 。
A：是彻底的市场化、民间化和良好的运作机制让行业协会“既有为又有位”。协会从成立初始就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在人才、技术、创新、商业推广等方面全方位为企业服务的机构。为了履行这份承诺，我们先后搭建起了十个服务平台。首先，举办深圳钟表展扩大深圳品牌的影响力；然后搭建中国钟表信息平台、深圳市钟表质量检验中心、深圳市钟表协会培训中心、深圳市钟表技能鉴定所、深圳市知识产权资讯中心、深圳市钟表研究开发服务中心以及国内首家数字化钟表行业图书馆等一系列行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与此同时，协会还开创了“行业协会+高校”的办学模式为深圳钟表业培养高级人才，包括我们也有自己的刊物 《时刻》 来介绍行业动态，不一而足。
Q：您个人认为协会成立至今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A：我们协会从1987年成立以来最大的特色就是一直坚持民间化运作。什么叫民间化运作？我们现在协会的会长包括理事会一直施行差额选举，没有请过任何级别的行政官员在协会担任任何职务，包括像顾问、名誉会长、主席这类的虚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语境中几乎是罕见的。
Q：协会这25年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挫折呢？
A：太多了，最艰难的还是前十年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1998年就提出了应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新千年以来，2003年的SARS疫情是一个槛儿，当时我们被列为“疫区”，到了瑞士才知道所有华人企业被“拒展”。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创立了“中国钟表高峰论坛”，探讨未来的市场走向。所谓挫折也就是危机，它本身也就是一个机会，如果你克服了你就开辟了一片蓝海。
“大家不再抗拒国际化合作”
Q：去年在巴塞尔聊过百年灵的会展营销，谈谈今年你对于日内瓦、巴塞尔表展的观感？
A：其实每年的亮点都很多，今年我比较关注巴塞尔独立制表人，他们很小众化，但是在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还能做出些很出彩的东西，值得感佩。再比如，今年各大厂牌不约而同地对自己旗下传统产品与设计的回顾，比如爱彼(AP)对于“皇家橡树”80周年的回顾，包括在日内瓦表展上，万国表（IWC）推出的安托万·圣艾修佰里纪念版大型飞行员万年历腕表，当然它用到了那部著名的电影《TOP GUN》，但同样是结合电影来讲自己的品牌故事，推出一个新的系列，人家做得就是注意细节，从前台的接待到整个场景的布置，方方面面让你觉得无可挑剔。还有就是RICHARD MILLE用到3D影像来展示自己的新产品，让我们看到最现代的视觉科技与传统钟表文化以及市场开拓的结合。再回到巴塞尔，印象最深的是宇舶表 (Hublot)，它为了纪念一段特别的历史做出一款专门的产品，为此可能耗资不菲，但是却标榜并不走市场化，只做了四块样表，一块捐给相关博物馆，一块自己企业留存自用，一块通过拍卖捐赠，一块用于纪念活动，反正就是不作为商业用途，这种营销手段传递的我要做的就是复活一件古代的时计技术。宇舶不是在展区最中间的位置，但是在展台中用到了很多方式招徕眼球，的确令人耳目一新。
Q：那我们把目光拢回国内的参展商，2010年飞亚达进驻1号馆以来，深圳几大表商今年在巴塞尔的表现吧？
A：我觉得对于我们深圳来讲，看到的是大家不抗拒国际化合作、不断进步的大趋势。以前的习惯总是觉得在封闭市场里就能获得自己足够的利润空间，我觉得中国企业国际化有三种成绩或者说结果。首先就是像飞亚达这样的企业通过自己过硬的产品，逐渐跻身国际行列；第二个是不少企业通过国际合作，包括收购海外的企业壮大自己；第三种，我们看到了中国不少独立制表商在国际上越来越有自信展示自己的作品，像廊桥表把中国历史故事在方寸之间做展现。
Q：虽然国表逐渐崛起，同时比如德国制表业也开始向瑞士表的桂冠地位发起冲击，但瑞表的王者地位短期内无人能撼动。通过这么多年去瑞士参加表展的经历，您能不能谈谈瑞士文化对钟表行业的影响？
A：除了技术的精湛以及传承，我现在觉得这个更涉及到宗教信仰了。回到马克思·韦伯那本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新教的教义是在瑞士写出来的，当时受天主教迫害，大批异教徒从法国迁到瑞士。通过比较新教伦理，我们不难发现原来教众是通过教主跟神沟通的，而新教强调的是自己可以跟神去沟通的，我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对宗教最好的笃诚与礼敬。新教伦理对欧洲后来工业化、产业化的发展影响非常大，进而成为欧洲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对于需要踏实下来，精工细作的钟表业而言，是一个环境气候的养成。
“设计中国钟表产业的未来”
Q：我记得曾几何时，天霸表会出现在央视 《新闻联播》前的整点报时前，但似乎之后就没落了，据说现在又东山再起，您能不能就此谈谈观感？
A：80年代末90年代初，天霸表的老板觉得自己赚到了钱，想去做更大的生意。他把钱投到了石油、百货业，但最终都难以为继，反过来影响了手表的本业。天霸表后来利用政策优惠，搬家到珠海，现在的老板是整体把天霸表“买回”深圳了。目前还在恢复期。
Q：能不能谈谈您个人收藏的深圳厂牌的腕表？
A：比如“蓝宝石”，这个牌子现在已经没有了，以及飞亚达、天王、罗西尼等早期的表。非常多。
Q：您对于深圳钟表业的 “四大天王” 如何评价？这个话题您可以分门别类，展开谈谈。
A：“四大天王”这个称号是我们在1998年深圳钟表展的时候提出的。我觉得他们都在依托中国市场，很努力的学习。首先是“飞亚达”，现在是主打航天表，让自己的手表日益向高端发展。“依波”应用法国达索公司的软件设计系统，达索这套系统瑞士很多表厂也在用，依波在国内来讲是第一家，这套系统讲求产品协同组合的概念整合，他们在用科技的方式改变自己的运营概念。“罗西尼”最早是做表壳的，它有良好的制造基础，原先隶属格力集团，现在的老板用2.6亿买回来，走典雅、超薄这些国内看重的款型。“天王”的老板不同于香港传统制表业的治理模式，它在市场终端做得很细，产品原来的面貌是珠光宝气，现在收敛了一些锋芒，给人的感觉更低调、持重。
Q：我注意到今年你们举办的 “中国钟表高峰论坛” 的主题是 “设计产业未来”，怎么理解？
A：设计和产业是两个关键词。首先说设计，这不是个狭义的概念，不是单单产品设计的概念，现代品牌研发早已不是单纯的产品设计，今天考量国表乃至中国的制造业的未来，我认为包括三个维度：工业、商业，媒体。媒体包括互联网。这三者都在产生价值，工业要讲求精工细作，商业是讲一个沟通实现消费，媒体是个宣传推广的平台。
Q：结合这三者，您怎么评价目前国内的钟表行业业态？
A：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钟表制造企业包括配件业，拥有全球最大的钟表消费群体，根据瑞士钟表协会在巴塞尔发表的数据，大概55%的瑞士表都卖给了中国人，这其中包括30%多直接进口到内地和香港，另外那部分是国人在海外购买的。最后，中国关于钟表业的媒体数量是全球最庞大的，这你们就身在其中。设计中国钟表产业的未来，这三者必须纳入在一起考量。
“推动企业成功”
Q：既然谈到了媒体，您个人怎么评价 BQ钟表文化贡献大奖？
A：定位很好，没有完全商业地来操作这个事，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之前往往只是根据市场消费以及钟表品牌推广来判定，但钟表有自己的内涵，作为推动整个钟表行业发展来讲，必然关涉到文化。
Q：您个人怎么看待瑞士高端腕表在国内的消费涨势？
A：首先我们得承认瑞表的价值是全球都认可的，中国人现在只不过在追这个趋势，至于是不是说追得太猛，这个见仁见智，日本六七十年代经济复兴的时候也这样。虚荣心是有价值的，当他的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他必然通过稀缺物品来彰显自己的身份。
Q：作为深圳市政协委员，您曾就城市定位提出，要 “制定深圳都会时尚产业战略”，这一议题是否也可视为您对于深圳钟表业发展的一种期许？
A：这是我的一个思考，一提到中国制造，我们总是会和廉价联系在一起，什么原因呢？跳出钟表行业看，全球国际化的都会大都依托于一些产业来发展，像巴黎、米兰、伦敦都是依托都市时尚产业，反过来说，时尚产品、奢侈品、艺术品也大都集中在大的都市中，不会出现在偏远的农村，深圳作为年轻的城市在这些方面没有包袱，完全可以有所作为。
Q：但这十余年来，国家对于深圳特殊的政策逐渐减少，所谓 “特区不特”了，这会不会对深圳钟表业有负面影响？
A：深圳相较于中国其他城市优势恰恰在创业环境，很多人不论资历、学历、出身，依靠自己的努力一样可以成功。深圳钟表业包括珠宝业和时装业都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累，可以合力形成都市市场产业的联动。目前深圳钟表业参与合作、收购瑞士钟表企业的超过十个项目，不断地在走出去利用外面的资源做融合。
Q：最后，想请您再具体阐释下协会 “聚·变，为企业创造价值” 的行业使命。
A：最近我在协会内部提出，希望改一下这个口号，把“为企业创造价值”改为“推动企业成功”，这个成功包括赢利、品牌提升，员工的自我满足感，多方面来衡量的。我希望我们做的事真正推动了这些成功，包括一些瑞士企业，如果想进入中国，我们一样愿意提供服务。我现在和一些瑞士钟表学校谈合作，我告诉他们不是来偷师的，瑞士很多品牌卖到中国，将来售后服务一块将是个大问题，维修、保养不可能每一次都寄回瑞士原厂，拿出去修出关还好，入境的时候很容易被海关当作走私物品，产生很多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