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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和午
经济学博士,已在《英国金融时报》、《香港经济日报》、《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等国内外主要财经媒体发表各类文章100多篇,《投资客》特约专栏作家。
经济下行之下,投资仍然是稳增长的头号砝码。中央层面的4万亿2.0版尽管没有出炉,但自5月中央强调稳增长以来,发改委项目审批通过数目一直维持200个/月以上,较往常明显提速。与此同时,地方版的4万亿呈“大跃进”之势,长沙、贵州、广州等省市纷纷开启新一轮投资潮。
但仔细观察一下发现,地方政府大投资的背后却是十分尴尬的局面。长沙抛8000亿项目大单的背后是,上半年长沙重大项目仅完成56亿元;贵州或将出台3万亿元发展规划的背后是,2011年该省财政收入仅1330亿;广州再抛2000亿投资计划的背后是,上半年仅完成投资277亿。
地方财力与投资计划差距如此悬殊,实际投资与投资计划差距如此不对称,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不免要冒出来,地方这些投资很可能是开空头支票,根本不可能完成。但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其实心里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为何明知道完不成还一个个前仆后继的搞庞大投资计划呢?为何要大肆开这些“空头支票”呢?关键还在于地区竞争之下争话语权。
在现有GDP政绩考核之下,地区竞争非常激烈,可谓人类历史之空前,从各地招商引资什么十八般武艺都使出来的情况可见一斑。地方的激烈竞争,造就了各地追求GDP的白热化。正是如此,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时,不少经济学家将地区竞争总结为一大重大因素,虽然地区竞争也造成了许多问题,如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
尽管中国经济转型的号角早已吹响,但在各地一个个区域规划纷纷上升为国家级区域规划的态势下,积累了一系列问题的地区竞争并没有弱化,反而出现愈演愈烈的味道。地方政府从争一个个单项的投资,逐步转向争系统的规划,有了规划,政策、土地、资金等也就自然而来。在这些规划上升为国家级规划之后,地方政府在规划之下如何做文章,便需要各地在发展中费思量了。而此次借经济下行、稳增长提升之机,地方政府兴起新一轮投资潮,或即是在国家级区域经济规划密集出台背景下,地区竞争加剧的新表象罢了。湖南某开发区的一位官员如此坦言,当地政府从上到下,都在争取投资项目。
如果不从体制上下功夫,目前政府投资主导之局面仍不可能改变。实际上,地方这些投资计划根本不具有什么法律效力,推出来也不用负什么责任,地方领导想怎么解释都是可以的,一旦遭到社会各界质疑,或者说是投资项目储备库,或者说是若干年的分阶段投资,但具体要再详细公布的话就没有下文了,“保密”成了最好的理由。而这种投资计划的推出,对于地方的造势和招商引资来说当然是有一定好处的。
不妨回顾一下,在2009年资金泛滥之下,中央扩大内需检查组在稽查当年4万亿投资进展情况时,地方是距离中央提出的三个百分之百依然是尚有差距(前三批中央投资当年9月底以前100%动工,100%地方配套资金到位,100%有问题进行整改)。而目前的资金相对是偏紧的,地方是比较“差钱”的,如此形势,地方庞大投资计划岂能不成空呢?因此,地方新一轮投资计划竞赛恐怕会是虎头蛇尾了。
经济学博士,已在《英国金融时报》、《香港经济日报》、《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等国内外主要财经媒体发表各类文章100多篇,《投资客》特约专栏作家。
经济下行之下,投资仍然是稳增长的头号砝码。中央层面的4万亿2.0版尽管没有出炉,但自5月中央强调稳增长以来,发改委项目审批通过数目一直维持200个/月以上,较往常明显提速。与此同时,地方版的4万亿呈“大跃进”之势,长沙、贵州、广州等省市纷纷开启新一轮投资潮。
但仔细观察一下发现,地方政府大投资的背后却是十分尴尬的局面。长沙抛8000亿项目大单的背后是,上半年长沙重大项目仅完成56亿元;贵州或将出台3万亿元发展规划的背后是,2011年该省财政收入仅1330亿;广州再抛2000亿投资计划的背后是,上半年仅完成投资277亿。
地方财力与投资计划差距如此悬殊,实际投资与投资计划差距如此不对称,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不免要冒出来,地方这些投资很可能是开空头支票,根本不可能完成。但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其实心里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为何明知道完不成还一个个前仆后继的搞庞大投资计划呢?为何要大肆开这些“空头支票”呢?关键还在于地区竞争之下争话语权。
在现有GDP政绩考核之下,地区竞争非常激烈,可谓人类历史之空前,从各地招商引资什么十八般武艺都使出来的情况可见一斑。地方的激烈竞争,造就了各地追求GDP的白热化。正是如此,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时,不少经济学家将地区竞争总结为一大重大因素,虽然地区竞争也造成了许多问题,如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
尽管中国经济转型的号角早已吹响,但在各地一个个区域规划纷纷上升为国家级区域规划的态势下,积累了一系列问题的地区竞争并没有弱化,反而出现愈演愈烈的味道。地方政府从争一个个单项的投资,逐步转向争系统的规划,有了规划,政策、土地、资金等也就自然而来。在这些规划上升为国家级规划之后,地方政府在规划之下如何做文章,便需要各地在发展中费思量了。而此次借经济下行、稳增长提升之机,地方政府兴起新一轮投资潮,或即是在国家级区域经济规划密集出台背景下,地区竞争加剧的新表象罢了。湖南某开发区的一位官员如此坦言,当地政府从上到下,都在争取投资项目。
如果不从体制上下功夫,目前政府投资主导之局面仍不可能改变。实际上,地方这些投资计划根本不具有什么法律效力,推出来也不用负什么责任,地方领导想怎么解释都是可以的,一旦遭到社会各界质疑,或者说是投资项目储备库,或者说是若干年的分阶段投资,但具体要再详细公布的话就没有下文了,“保密”成了最好的理由。而这种投资计划的推出,对于地方的造势和招商引资来说当然是有一定好处的。
不妨回顾一下,在2009年资金泛滥之下,中央扩大内需检查组在稽查当年4万亿投资进展情况时,地方是距离中央提出的三个百分之百依然是尚有差距(前三批中央投资当年9月底以前100%动工,100%地方配套资金到位,100%有问题进行整改)。而目前的资金相对是偏紧的,地方是比较“差钱”的,如此形势,地方庞大投资计划岂能不成空呢?因此,地方新一轮投资计划竞赛恐怕会是虎头蛇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