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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4月至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率团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的热情接待。我当时作为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一员，除负责分工照顾伏罗希洛夫的儿子和儿媳的在华生活外，还在苏联代表团赴北京之外的地方参观时，为伏罗希洛夫做了一些翻译工作。
伏罗希洛夫率团访华受到高规格接待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特别是1956年10月波匈事件发生后，西方敌对势力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东欧形势不稳，意大利和英国的共产党员纷纷要求退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日子也很不好过。
在此期间，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中央向苏共中央建议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就当时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各种迫切问题交换意见，统一认识，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发展。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这些建议。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认为，通过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当前世界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取得共识，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十分必要，因而明确表示支持。此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就如何召开这次国际会议多次交换意见。
4月15日晚上，毛泽东请伏罗希洛夫共进晚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作陪。伏罗希洛夫坦率地提出，苏联从上到下都不理解中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理解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允许在报纸上发表大量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甚至反苏的言论。苏联人民怀疑“双百”方针正在为资产阶级思想提供讲坛，它必将导致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泛滥，必将削弱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毛泽东回答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是中国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一个口号，古为今用，我们利用了它。在学术问题上提倡“百家争鸣”，可以防止一些学阀压制观点不同的学派。“不能做温室里的花草，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伏罗希洛夫没等毛泽东把话说完，就反驳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这些反对共产党和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敌人会抓住一点缺点，大造舆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闹出乱子来的。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请苏联同志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国共产党也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他们放出来的东西我们登出来了，其中有“香花”，也有“毒草”，把“毒草”作为反面教材，也有好处。让他们放到一定时候，我们将反击。
但是，毛泽东的这个解释并没有完全说服苏联客人。在伏罗希洛夫从中国去印尼、越南访问期间，毛泽东请周恩来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介绍了中国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周恩来于5月21日和23日两次接见尤金大使，通报了有关情况。在伏罗希洛夫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又于5月24日和25日两次亲自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中国整风、大鸣大放的目的和进展情况。
伏罗希洛夫在华主要活动
1957年4月16日，伏罗希洛夫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陪同下，出席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热情洋溢地称赞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4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国宴，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席间，毛泽东热情称颂伏罗希洛夫，说“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同伏罗希洛夫干杯时，伏罗希洛夫说：“你这样颂扬我，是不是在搞个人崇拜啊？!”毛泽东幽默地回答说：“个人崇拜不能没有，也不可多有”。“有时不能不崇拜，如对马克思、列宁，就不能不崇拜”。伏罗希洛夫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说：“对，不能不崇拜”。
4月18日，首都10万群众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集会，欢迎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客人。毛泽东等从中南海陪同伏罗希洛夫前往先农坛体育场，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体育场门前迎接。在欢迎大会上，伏罗希洛夫看到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不时放下准备好的发言稿，即席讲了许多热情友好的话，引起了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4月18日，伏罗希洛夫一行离开北京到外地参观访问。前面提到，伏罗希洛夫到北京后，他和身边警卫人员、儿子、儿媳一直住在中南海勤政殿。空闲时间，伏罗希洛夫很喜欢在中南海沿着岸边散步。在他要离京到外地参观访问的当天，他走进了中央警卫团宿舍区，与战士们攀谈，问他们每天都吃些什么饭菜，每天几个小时操练，每人每天几个小时站岗，等等。随后他又走进家属居住区，一个妇女抱着两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引起了他的兴趣。当他得知这是一对孪生兄弟时，他把两个孩子抱过来亲了又亲。在他回国前，他还送给这对孪生兄弟一些纪念品。
伏罗希洛夫一行离京到外地参观访问的首站是东北。他在朱德、贺龙、罗瑞卿等陪同下，先后访问了沈阳、鞍山、大连等地。在鞍山参观了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炼铁炉。
4月22日，伏罗希洛夫一行在天津作短暂停留后抵达上海。前来迎接的有专程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以及宋庆龄和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等。第二天，上海市举行有25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伏罗希洛夫到上海访问。曹荻秋副市长为伏罗希洛夫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24日，伏罗希洛夫一行到宋庆龄寓所拜访了宋庆龄，双方回顾和畅谈了苏联对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援助和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
4月25日上午，伏罗希洛夫一行到达杭州。提前两天抵达杭州的周恩来和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到机场迎接。下午，周恩来陪同伏罗希洛夫游览了西湖，参观了都锦生丝织厂。
4月26日，伏罗希洛夫参观了杭州梅家坞十月茶叶生产合作社和屏风山工人疗养院。这里湖光山色，风景秀丽。伏罗希洛夫坚持要到农民家里走一走，看看他们的生活情况。不论在农民家里，还是在田间地头，伏罗希洛夫都像老朋友一样同农民交谈，询问他们的收入、饮食和生产劳动情况，等等。晚上，在周恩来和浙江省、杭州市领导的陪同下，伏罗希洛夫观看了上海越剧团演出的神话剧《追鱼》。由于中苏两国文化的差异，任凭翻译怎样介绍剧情，苏联客人仍然不能理解，在演出当中不少人总打瞌睡。第二天，又请苏联客人观看了著名京剧演员盖叫天主演的京剧《恶虎村》。剧中武打场面较多，客人们十分欣赏盖叫天的表演艺术。
4月28日，伏罗希洛夫一行到达广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和广东省省长陈郁到机场迎接。苏联客人在广州游览了名胜古迹，好客的主人还用“龙虎斗”等名菜来招待客人。76岁高龄的伏罗希洛夫因多吃了几口，拉了两天肚子。到北京后，他对毛泽东说，“龙”和“虎”在他肚子里斗了两天了。
4月30日，彭真陪同伏罗希洛夫一行在武汉作短暂访问后回到北京。
5月1日，伏罗希洛夫及其主要随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一起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
5月4日，周恩来陪同伏罗希洛夫到中山公园参加青年联欢晚会，受到青年们夹道欢迎，热烈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周恩来知道伏罗希洛夫年岁大，怕吵，一吵就头晕，为此他举出双手向下摆动，大声说：“同志们，同学们，伏老怕吵，不要高声喊！” 大家顿时停止了欢呼，用双手轻轻地鼓掌，表达对伏罗希洛夫发自内心的欢迎。伏罗希洛夫见状赞叹说：“中国青年、中国人民的严明纪律举世无双！你们给予我这样的真诚欢迎，我非常激动、兴奋。你们的纪律、高度的秩序和热情，不仅是对我，而且是对苏联人民的友谊、对苏中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最好的证明。”
5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高教部部长杨秀峰陪同伏罗希洛夫和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叶留金参观了北京大学。
5月6日晨4时，伏罗希洛夫及其随行人员前往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访问。动身前，毛泽东到勤政殿为伏罗希洛夫送行。两人一见面，双手就紧紧握在了一起。伏罗希洛夫劝毛泽东少吸烟，少熬夜，多在白天工作。他说：“希望你这样生活：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毛泽东笑着说：“是的，是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又说：“不过，我已经习惯夜间工作了……”
在谈到斯大林时，伏罗希洛夫说，“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是个好人。”毛泽东说，“是呀，是个好人，我们的看法也是这样。”伏罗希洛夫说，“斯大林原则性非常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相信谁，就百分之百相信。可是这也好也不好，容易被人利用。贝利亚就利用了这一点。在斯大林的晚年，贝利亚经常跑到他面前吹风，一会儿说这里好像有一股敌人，一会儿又说那里有一股敌人，把斯大林弄得糊里糊涂，使他感到好像处在敌人包围之中。结果就错误地处罚了一些无辜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是个好人，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说，“我们也这样认为，虽然斯大林有些缺点，但本质上是个好人。”伏罗希洛夫说，“你们的看法我知道。你们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太好了，我真感谢你们，我的好朋友，这是咱们自己人在一起讲。”
在伏罗希洛夫乘车前往机场时，毛泽东对伏罗希洛夫说：我不同你告别，我只暂时对你说再见，祝你一路平安!
毛泽东向伏罗希洛夫介绍
中国整风运动
1957年5月24日，伏罗希洛夫从越南、印度尼西亚结束访问后，又回到北京，并作了短暂停留。他自4月15日来华的20多天时间里，不止一次地向中国领导人谈到苏联方面对中国报刊公开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不安和忧虑。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在伏罗希洛夫从印度尼西亚结束访问回到北京后的当天，毛泽东又在中南海会见了他，朱德和尤金大使参加了会见。
在伏罗希洛夫访问越南、印度尼西亚期间，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发生了变化。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指出，在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的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示》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傅鹰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大有利益。《指示》强调：“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指示》要求暂时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暴露其反动面目，而各级党组织要“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正因为如此，在5月24日的会见一开始，在伏罗希洛夫向毛泽东、朱德简单介绍了他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印象后，毛泽东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了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他请周恩来向尤金大使通报了一些问题（周恩来会见尤金大使的时间是5月21日和23日）。他说，现在全国广泛开展了整风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运动。在运动中，中共号召党外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和民主党派的代表对自己展开广泛批评。他请伏罗希洛夫把这一情况转告苏共中央。毛泽东说，看起来这一情况也应该告诉苏联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
毛泽东继续说，不出所料，在开始阶段右派分子对中共和政府进行了尖锐的攻击。他说，在大学生中大约百分之八十出身于资产阶级，他们中间不少人怀有敌对情绪。毛泽东说，在大学里目前学生可以写大字报或者小字报批评共产党员和党组织。比如说，在北京大学，在这些大字报当中就发现不少有反共和敌对的内容。毛泽东说，整个来说，在这所大学里，超过百分之一的学生对现行的制度是敌视的。在不久以前结束的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代表有右倾情绪。他说，代表大会结束后这部分代表还可以大鸣大放。
在运动开展过程中，民主党派领导人当中的右派分子也有所表现。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如章乃器，在报纸上发表对中共的敌对攻击。毛泽东指出，他们的所有言论都全文在报纸上公布。
毛泽东指出，遗憾的是在目前的运动当中发现，有些地方的共产党员在执行这个政策过程中太粗暴、太笨拙了，完全代替了党外的部长们，遭到了严厉的指责。
伏罗希洛夫问毛泽东：目前反对共产党的那些人有什么口号或纲领？毛泽东回答说，这些人并不是有组织的力量，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推翻现有制度的纲领和口号。
毛泽东接着说，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开展这样一个运动，是为了争取广泛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绝大部分是文盲的大国。全国只有500万掌握着各种知识的脑力劳动者。没有他们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为这里有科学家，有教员，有工程师，有文化工作者等等。现在中国工农知识分子完全不够，要培养工农知识分子至少需要十年以上。毛泽东说，所以我们用这么多力量和精力来改造和争取现有的知识分子。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请伏罗希洛夫和随行人员于5月25日到他家共进晚餐。毛泽东说，吃饭的时候还可以继续谈话，伏罗希洛夫表示同意。
5月25日晚，毛泽东邀请伏罗希洛夫以及拉希多夫、叶留金、费德林和尤金到他家里共进晚餐。中国方面参加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和彭真。
在晚饭开始前，伏罗希洛夫、费德林和其他苏联代表详细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介绍了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情况。毛泽东说，他也接到访问印度尼西亚的邀请，但是中共中央没有决定是不是去访问，因为有些中央同志有不同的意见。毛泽东问伏罗希洛夫访问印尼是否适宜？伏罗希洛夫说，他认为访问印尼是有益的。
接着伏罗希洛夫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正式邀请毛泽东及其陪同人员在方便的时候访问苏联。伏罗希洛夫表示，希望毛泽东最好能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的时候访问苏联。对于伏罗希洛夫的建议毛泽东表示赞同。5月26日晨，在伏罗希洛夫结束访华离开中国前，毛泽东说，他很高兴地接受伏罗希洛夫的邀请；至于具体的时间，希望晚些时候再商定。
晚餐是在亲切的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的，其间在谈话中除了一般的话题外，还涉及了某些对外政策问题。
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谈到最近一段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外政策取得的显著成绩。他几次强调了如下看法：如果帝国主义者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这场战争将以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崩溃而告终，虽然“对此要付出不小的牺牲”。
毛泽东接着谈到中国对外政策的某些问题。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大国，首先感兴趣的是亚洲事务。毛泽东提到1949年他同斯大林的一次谈话，当时取得了一定共识，那就是中国主要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亚洲问题上。
在谈到中国和英国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实际上目前在中英之间是“半正式”的关系。毛泽东强调说，英国在联合国对中国采取了不老实的政策。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美国的侵略政策。他表示确信“美国不可能永远统治资本主义世界，形势将从根本上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变化”。他强调说，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中国人民来讲是有利的。他指出，如果美国今后十年也不承认我们，我们也完全能够等待。他继续说，实际上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中国来讲是不利的 ，我们担心它“承认”，当然对这种变化也做好了准备。他接着指出，美国现在采取一切手段来破坏中苏友谊，而“中苏友谊是整个国际政治发展的基石”。
接着毛泽东谈到了台湾问题。他就1957年5月24日台湾发生的捣毁美国大使馆的事件说，现在美国已经在考虑怎么搞掉蒋介石，不惜采取阴谋恐怖手段来对付他。在谈到美国最近向台湾运送导弹的事情，毛泽东指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美国在台湾的控制能力。周恩来补充说，这几天我们同法国前总理富尔谈话的时候提到这件事也是这样讲的。他想了解中国对美在台湾组建导弹部队有什么看法。我们对富尔说，这个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使蒋介石政权更加服从美国的控制。周恩来笑着说，这次谈话还没过一两天，实践就证实了我们的判断。
毛泽东继续说，我们对台湾的立场是清楚的。“我们将促进蒋介石和美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毛泽东指出，事实表明他们之间的矛盾要比蒋介石和中共之间的矛盾还要尖锐。
晚饭结束后，双方又谈了一会儿话。在谈话中，毛泽东又谈到在中国广泛开展的整风运动的实质和意义。他说，这次运动的目的首先在于对广大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家干部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的目的是克服党和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毛泽东接着说，大家都知道，主观主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教条主义，一是修正主义。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在我们党内教条主义倾向常常是主要的。教条主义者片面地分析事物，他们通常犯“左”倾错误。毛泽东说，在我们党内“左”倾倾向还根深蒂固。许多党员缺乏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做知识分子工作的经验，常常导致宗派主义的错误，脱离知识分子，脱离群众。正是因为这些错误，党组织和一些共产党员现在受到尖锐的批评。
由此可见，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就在于克服党内的不正确的和不健康的现象。这一工作大约需要进行两三个月。然后，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当中也要开展类似的运动，“当然如果他们同意这样做的话”。“这样，我们先把自己家里打扫干净，然后我们再帮助他们整顿秩序”。毛泽东指出，同现在这个阶段不同，那时候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将处于被动，而我们却将处于主动”。
除了上面讲到的目的外，毛泽东继续说，这次运动的任务是积极地争取中国知识界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分化知识界的力量，孤立他们中间的极右派和怀有敌对情绪的人。他指出，中国的知识界有500万人，在政治方面并不是单一的。它分为“右派”、“左派”和“中间派”。在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比较单一的，因为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中他们和中共站在一起，但是在革命的社会主义阶段发生了分化。
毛泽东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前以及开展整风运动之前，我们的印象是，知识界的状况用不着担心，以为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都掌握了马列主义思想，站在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平安无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派代表和同情他们的人装出一副忠实于社会主义的模样，但实际上还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幻想复辟资本主义。还应该考虑下面的这种情况，如果说帝国主义分子、封建主义分子和买办资产阶级在人民的眼里已经彻底破产了，那么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的代表现在在群众面前还没有足够地名誉扫地，还没有暴露自己的思想本质。
毛泽东说，目前中共中央号召所有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对改进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工作积极地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并且帮助中共的各级组织更加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知识界、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响应党的号召，现在开展了批评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广泛的运动，而且在初期右派分子表现得最积极和怀有敌意。中共不限制也不禁止他们发表类似的言论，相反这些言论都在中国的报刊上予以公布并且在电台广播。
毛泽东再次重复说，中共中央制定了实施这些措施的明确计划。他说，对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和右派知识分子批评共产党“不予答复”，可能将继续两三个星期。此后将开始“总结”阶段，共产党员将“不再沉默”，并将对目前大鸣大放中暴露出来的不健康的和敌对的言论展开广泛的批评和揭发运动。在这个阶段将认真集中精力来克服大鸣大放过程中揭露出的我们的错误和缺点，以澄清和揭发对我们所说的一切造谣诬蔑和敌对言论。这里将遵循“团结、批评、团结”、依靠左派和中间派的方针。
伏罗希洛夫在谈话中问到在这场运动中共产党员的情绪怎么样？毛泽东回答说，大部分党员现在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十分气愤。他强调说，这些党员没有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由于不了解中共中央的策略，有些地方不让“百花齐放”，他们认为如果在党外人士和民主人士当中过分地开展这场运动，可能会引起混乱和其他不健康的现象。毛泽东指出，现在的问题在于，在北京现在已经全面展开了批评运动，而且中共中央已经准备开始反击，而在地方上有些领导人还采取观望的态度，并且实际上在压制批评的应有的开展。有一部分党员坚持要立即反击，要坚决打击，这都是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很有策略地进行工作。毛泽东说，当然，如果有什么力量起来公开反对我们，那么我们会迅速采取坚决的行动。
毛泽东说，由于党内存在这些情绪，我们决定这几天召集省市委书记会议，同他们就这些问题详细地交换意见，把中共中央的策略计划告诉他们，让各地能够更大胆地开展这个运动，使得地方的干部解除顾虑，放手让党外人士和民主人士对自己开展广泛的批评。“我们会向地方的同志解释，在没有弄清楚反对我们的人的真实面貌的情况下，不得采取镇压和禁止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应该利用这个运动，完全弄清楚知识界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中间各种力量的分布情况，这样可以知道对我们的攻击可能来自何方。毛泽东说，很显然，现在开展的运动是一个改造广大知识分子的长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个改造过程至少需要十年。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我们已决定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从5月推迟到6月20日，这样“大会可以避开这场运动的最激烈的阶段”。他继续说，在大会开始以前将向我们的敌人“发起猛烈的炮击”。毛泽东说，现在他们向我们进攻，我们沉默，而很快我们将开始反击，那时有些人应该沉默了。
毛泽东指出，这场运动现在已经具有尖锐的阶级性质。这也是一场战争，不过它是一场思想战争。它和我们同蒋介石和美国人的战争不同，因为这里的敌人常常是看不见的，而我们的任务是暴露他们。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干部将得到锻炼，我们的人民将更加团结。
伏罗希洛夫指出，这样，由于采取了现在这些措施，预期可以达到以下的目的：（1）通过在运动中对干部进行思想锻炼，进一步凝聚自己的队伍；（2）孤立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3）支持和团结中间派。伏罗希洛夫说，这些任务的每一项本身都是重大的和复杂的。毛泽东表示同意伏罗希洛夫的看法，并说这些任务会同时解决，因为这些任务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继续说，过去中共党员“欺负了知识界中的中间派和右派”。现在要纠正这个错误，我们要给他们充分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经过认真的分析，所有正确意见都将被采纳，我们也就能克服自己的错误。在这场运动的过程中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到纠正。
毛泽东对这些措施从总体上作出评价说，这些措施对党和全体人民的进一步团结，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将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也将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
毛泽东和在座的中国领导人是怀着充分的信心来评价当时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的，认为中共在那场运动中一定会取得成功。伏罗希洛夫问，中国朋友对目前在国内广泛开展的针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运动有没有任何的担心和怀疑？毛泽东听后同在座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商量以后，坚定地说没有任何担心和怀疑。毛泽东说，在中国完全没有可能重演“匈牙利事件”。我们这里不会出纳吉。当然中央考虑到在党内是有机会主义分子的，而且没有忘记要提高应有的警惕和审慎态度。
毛泽东请伏罗希洛夫转告苏共中央，在中国开展的思想运动是有可靠的基础的，并且完全有保证顺利地实现这场运动。他补充说，胜利的保证就是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坚如磐石的团结和中央同人民的密切联系。
毛泽东说，应该指出，今天所谈的中国的经验对于所有的兄弟党并不是一个普遍真理，采取类似的措施必须和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他举例说，在与越南和匈牙利的朋友们谈话当中，中共中央没有建议他们实行“双百”方针。“我们认为在越南的条件下只应该开一朵胡志明的花”。
伏罗希洛夫对中共中央采取的措施表示赞赏，说这些措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中国的特殊条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预祝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重大的事业上取得进一步的成绩。
伏罗希洛夫还向在座的中国领导人讲述了俄国革命发展的特殊情况，讲述了苏共在革命头几年采取的措施。在交谈中毛泽东指出，在革命胜利后俄国和中国情况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保存了民族资产阶级。他说，这一点对中国现在进行的运动和采取的措施都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谈话结束时，伏罗希洛夫对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亲切热情的款待和有意思的谈话表示感谢。
毛泽东请伏罗希洛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所有的成员转达中国共产党兄弟般的敬意，并祝他们健康。
根据李越然的回忆，在5月25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和伏罗希洛夫的谈话中，伏罗希洛夫对中国的干部下放劳动政策也提出疑问。毛泽东解释说：“老是浮在上面不好，我们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应该放到下面去熟悉工农兵，了解社会，了解群众。”伏罗希洛夫问道：“干部和知识分子放下去做体力劳动，是不是必要？”毛泽东说：“不是去搞什么单纯的体力劳动，而是到群众中去接受锻炼。”毛泽东在同伏罗希洛夫的交谈中还曾表示：“当主席，太复杂。我是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伏罗希洛夫焦急地问道：“那怎么行，谁能代替你呢？”毛泽东说：“在我们党内很有人才，他们已经成熟，无论资历、声望和能力，都不比我差。他们是可以胜任的。”伏罗希洛夫听后没有再谈这个问题。
5月26日，伏罗希洛夫离开北京回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各界代表和数千名群众到机场送行。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毛泽东致欢送词。他说：“伏罗希洛夫同志在中国的访问给中苏友好关系的光荣历史写下了新的、灿烂的一页。”“我们虽然暂时分别了，但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心将永远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5月27日，伏罗希洛夫率团回到莫斯科后，莫斯科举行了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伏罗希洛夫发表讲话说：他在中国看到人民政权取得的实际成果。中国共产党结合本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各阶层中获得了崇高的威望。
7月，就在伏罗希洛夫率团访华后的不久，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8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杨尚昆要我们中办翻译组把毛泽东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和7月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两篇文章翻译成俄文。后来，杨尚昆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把这两篇文章的中文稿和俄文译文一起交给他，并请他转交苏共中央。
（责任编辑刘荣刚）
伏罗希洛夫率团访华受到高规格接待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特别是1956年10月波匈事件发生后，西方敌对势力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东欧形势不稳，意大利和英国的共产党员纷纷要求退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日子也很不好过。
在此期间，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中央向苏共中央建议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就当时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各种迫切问题交换意见，统一认识，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发展。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这些建议。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认为，通过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当前世界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取得共识，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十分必要，因而明确表示支持。此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就如何召开这次国际会议多次交换意见。
4月15日晚上，毛泽东请伏罗希洛夫共进晚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作陪。伏罗希洛夫坦率地提出，苏联从上到下都不理解中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理解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允许在报纸上发表大量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甚至反苏的言论。苏联人民怀疑“双百”方针正在为资产阶级思想提供讲坛，它必将导致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泛滥，必将削弱社会主义思想的阵地。毛泽东回答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是中国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一个口号，古为今用，我们利用了它。在学术问题上提倡“百家争鸣”，可以防止一些学阀压制观点不同的学派。“不能做温室里的花草，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伏罗希洛夫没等毛泽东把话说完，就反驳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这些反对共产党和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敌人会抓住一点缺点，大造舆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闹出乱子来的。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请苏联同志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国共产党也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他们放出来的东西我们登出来了，其中有“香花”，也有“毒草”，把“毒草”作为反面教材，也有好处。让他们放到一定时候，我们将反击。
但是，毛泽东的这个解释并没有完全说服苏联客人。在伏罗希洛夫从中国去印尼、越南访问期间，毛泽东请周恩来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介绍了中国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周恩来于5月21日和23日两次接见尤金大使，通报了有关情况。在伏罗希洛夫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又于5月24日和25日两次亲自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中国整风、大鸣大放的目的和进展情况。
伏罗希洛夫在华主要活动
1957年4月16日，伏罗希洛夫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陪同下，出席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热情洋溢地称赞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4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国宴，欢迎伏罗希洛夫一行。席间，毛泽东热情称颂伏罗希洛夫，说“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同伏罗希洛夫干杯时，伏罗希洛夫说：“你这样颂扬我，是不是在搞个人崇拜啊？!”毛泽东幽默地回答说：“个人崇拜不能没有，也不可多有”。“有时不能不崇拜，如对马克思、列宁，就不能不崇拜”。伏罗希洛夫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说：“对，不能不崇拜”。
4月18日，首都10万群众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集会，欢迎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客人。毛泽东等从中南海陪同伏罗希洛夫前往先农坛体育场，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体育场门前迎接。在欢迎大会上，伏罗希洛夫看到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不时放下准备好的发言稿，即席讲了许多热情友好的话，引起了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4月18日，伏罗希洛夫一行离开北京到外地参观访问。前面提到，伏罗希洛夫到北京后，他和身边警卫人员、儿子、儿媳一直住在中南海勤政殿。空闲时间，伏罗希洛夫很喜欢在中南海沿着岸边散步。在他要离京到外地参观访问的当天，他走进了中央警卫团宿舍区，与战士们攀谈，问他们每天都吃些什么饭菜，每天几个小时操练，每人每天几个小时站岗，等等。随后他又走进家属居住区，一个妇女抱着两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引起了他的兴趣。当他得知这是一对孪生兄弟时，他把两个孩子抱过来亲了又亲。在他回国前，他还送给这对孪生兄弟一些纪念品。
伏罗希洛夫一行离京到外地参观访问的首站是东北。他在朱德、贺龙、罗瑞卿等陪同下，先后访问了沈阳、鞍山、大连等地。在鞍山参观了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炼铁炉。
4月22日，伏罗希洛夫一行在天津作短暂停留后抵达上海。前来迎接的有专程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以及宋庆龄和上海市副市长曹荻秋等。第二天，上海市举行有25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伏罗希洛夫到上海访问。曹荻秋副市长为伏罗希洛夫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24日，伏罗希洛夫一行到宋庆龄寓所拜访了宋庆龄，双方回顾和畅谈了苏联对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援助和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
4月25日上午，伏罗希洛夫一行到达杭州。提前两天抵达杭州的周恩来和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到机场迎接。下午，周恩来陪同伏罗希洛夫游览了西湖，参观了都锦生丝织厂。
4月26日，伏罗希洛夫参观了杭州梅家坞十月茶叶生产合作社和屏风山工人疗养院。这里湖光山色，风景秀丽。伏罗希洛夫坚持要到农民家里走一走，看看他们的生活情况。不论在农民家里，还是在田间地头，伏罗希洛夫都像老朋友一样同农民交谈，询问他们的收入、饮食和生产劳动情况，等等。晚上，在周恩来和浙江省、杭州市领导的陪同下，伏罗希洛夫观看了上海越剧团演出的神话剧《追鱼》。由于中苏两国文化的差异，任凭翻译怎样介绍剧情，苏联客人仍然不能理解，在演出当中不少人总打瞌睡。第二天，又请苏联客人观看了著名京剧演员盖叫天主演的京剧《恶虎村》。剧中武打场面较多，客人们十分欣赏盖叫天的表演艺术。
4月28日，伏罗希洛夫一行到达广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和广东省省长陈郁到机场迎接。苏联客人在广州游览了名胜古迹，好客的主人还用“龙虎斗”等名菜来招待客人。76岁高龄的伏罗希洛夫因多吃了几口，拉了两天肚子。到北京后，他对毛泽东说，“龙”和“虎”在他肚子里斗了两天了。
4月30日，彭真陪同伏罗希洛夫一行在武汉作短暂访问后回到北京。
5月1日，伏罗希洛夫及其主要随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一起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
5月4日，周恩来陪同伏罗希洛夫到中山公园参加青年联欢晚会，受到青年们夹道欢迎，热烈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周恩来知道伏罗希洛夫年岁大，怕吵，一吵就头晕，为此他举出双手向下摆动，大声说：“同志们，同学们，伏老怕吵，不要高声喊！” 大家顿时停止了欢呼，用双手轻轻地鼓掌，表达对伏罗希洛夫发自内心的欢迎。伏罗希洛夫见状赞叹说：“中国青年、中国人民的严明纪律举世无双！你们给予我这样的真诚欢迎，我非常激动、兴奋。你们的纪律、高度的秩序和热情，不仅是对我，而且是对苏联人民的友谊、对苏中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最好的证明。”
5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高教部部长杨秀峰陪同伏罗希洛夫和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叶留金参观了北京大学。
5月6日晨4时，伏罗希洛夫及其随行人员前往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访问。动身前，毛泽东到勤政殿为伏罗希洛夫送行。两人一见面，双手就紧紧握在了一起。伏罗希洛夫劝毛泽东少吸烟，少熬夜，多在白天工作。他说：“希望你这样生活：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毛泽东笑着说：“是的，是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又说：“不过，我已经习惯夜间工作了……”
在谈到斯大林时，伏罗希洛夫说，“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是个好人。”毛泽东说，“是呀，是个好人，我们的看法也是这样。”伏罗希洛夫说，“斯大林原则性非常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相信谁，就百分之百相信。可是这也好也不好，容易被人利用。贝利亚就利用了这一点。在斯大林的晚年，贝利亚经常跑到他面前吹风，一会儿说这里好像有一股敌人，一会儿又说那里有一股敌人，把斯大林弄得糊里糊涂，使他感到好像处在敌人包围之中。结果就错误地处罚了一些无辜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是个好人，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说，“我们也这样认为，虽然斯大林有些缺点，但本质上是个好人。”伏罗希洛夫说，“你们的看法我知道。你们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太好了，我真感谢你们，我的好朋友，这是咱们自己人在一起讲。”
在伏罗希洛夫乘车前往机场时，毛泽东对伏罗希洛夫说：我不同你告别，我只暂时对你说再见，祝你一路平安!
毛泽东向伏罗希洛夫介绍
中国整风运动
1957年5月24日，伏罗希洛夫从越南、印度尼西亚结束访问后，又回到北京，并作了短暂停留。他自4月15日来华的20多天时间里，不止一次地向中国领导人谈到苏联方面对中国报刊公开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不安和忧虑。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在伏罗希洛夫从印度尼西亚结束访问回到北京后的当天，毛泽东又在中南海会见了他，朱德和尤金大使参加了会见。
在伏罗希洛夫访问越南、印度尼西亚期间，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发生了变化。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指出，在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的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示》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傅鹰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大有利益。《指示》强调：“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指示》要求暂时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暴露其反动面目，而各级党组织要“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正因为如此，在5月24日的会见一开始，在伏罗希洛夫向毛泽东、朱德简单介绍了他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印象后，毛泽东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了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他请周恩来向尤金大使通报了一些问题（周恩来会见尤金大使的时间是5月21日和23日）。他说，现在全国广泛开展了整风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运动。在运动中，中共号召党外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和民主党派的代表对自己展开广泛批评。他请伏罗希洛夫把这一情况转告苏共中央。毛泽东说，看起来这一情况也应该告诉苏联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
毛泽东继续说，不出所料，在开始阶段右派分子对中共和政府进行了尖锐的攻击。他说，在大学生中大约百分之八十出身于资产阶级，他们中间不少人怀有敌对情绪。毛泽东说，在大学里目前学生可以写大字报或者小字报批评共产党员和党组织。比如说，在北京大学，在这些大字报当中就发现不少有反共和敌对的内容。毛泽东说，整个来说，在这所大学里，超过百分之一的学生对现行的制度是敌视的。在不久以前结束的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大约有百分之二十的代表有右倾情绪。他说，代表大会结束后这部分代表还可以大鸣大放。
在运动开展过程中，民主党派领导人当中的右派分子也有所表现。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如章乃器，在报纸上发表对中共的敌对攻击。毛泽东指出，他们的所有言论都全文在报纸上公布。
毛泽东指出，遗憾的是在目前的运动当中发现，有些地方的共产党员在执行这个政策过程中太粗暴、太笨拙了，完全代替了党外的部长们，遭到了严厉的指责。
伏罗希洛夫问毛泽东：目前反对共产党的那些人有什么口号或纲领？毛泽东回答说，这些人并不是有组织的力量，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推翻现有制度的纲领和口号。
毛泽东接着说，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开展这样一个运动，是为了争取广泛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他指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绝大部分是文盲的大国。全国只有500万掌握着各种知识的脑力劳动者。没有他们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为这里有科学家，有教员，有工程师，有文化工作者等等。现在中国工农知识分子完全不够，要培养工农知识分子至少需要十年以上。毛泽东说，所以我们用这么多力量和精力来改造和争取现有的知识分子。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请伏罗希洛夫和随行人员于5月25日到他家共进晚餐。毛泽东说，吃饭的时候还可以继续谈话，伏罗希洛夫表示同意。
5月25日晚，毛泽东邀请伏罗希洛夫以及拉希多夫、叶留金、费德林和尤金到他家里共进晚餐。中国方面参加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和彭真。
在晚饭开始前，伏罗希洛夫、费德林和其他苏联代表详细向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介绍了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情况。毛泽东说，他也接到访问印度尼西亚的邀请，但是中共中央没有决定是不是去访问，因为有些中央同志有不同的意见。毛泽东问伏罗希洛夫访问印尼是否适宜？伏罗希洛夫说，他认为访问印尼是有益的。
接着伏罗希洛夫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正式邀请毛泽东及其陪同人员在方便的时候访问苏联。伏罗希洛夫表示，希望毛泽东最好能在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的时候访问苏联。对于伏罗希洛夫的建议毛泽东表示赞同。5月26日晨，在伏罗希洛夫结束访华离开中国前，毛泽东说，他很高兴地接受伏罗希洛夫的邀请；至于具体的时间，希望晚些时候再商定。
晚餐是在亲切的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的，其间在谈话中除了一般的话题外，还涉及了某些对外政策问题。
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谈到最近一段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外政策取得的显著成绩。他几次强调了如下看法：如果帝国主义者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这场战争将以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崩溃而告终，虽然“对此要付出不小的牺牲”。
毛泽东接着谈到中国对外政策的某些问题。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大国，首先感兴趣的是亚洲事务。毛泽东提到1949年他同斯大林的一次谈话，当时取得了一定共识，那就是中国主要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亚洲问题上。
在谈到中国和英国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实际上目前在中英之间是“半正式”的关系。毛泽东强调说，英国在联合国对中国采取了不老实的政策。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美国的侵略政策。他表示确信“美国不可能永远统治资本主义世界，形势将从根本上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变化”。他强调说，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中国人民来讲是有利的。他指出，如果美国今后十年也不承认我们，我们也完全能够等待。他继续说，实际上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中国来讲是不利的 ，我们担心它“承认”，当然对这种变化也做好了准备。他接着指出，美国现在采取一切手段来破坏中苏友谊，而“中苏友谊是整个国际政治发展的基石”。
接着毛泽东谈到了台湾问题。他就1957年5月24日台湾发生的捣毁美国大使馆的事件说，现在美国已经在考虑怎么搞掉蒋介石，不惜采取阴谋恐怖手段来对付他。在谈到美国最近向台湾运送导弹的事情，毛泽东指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美国在台湾的控制能力。周恩来补充说，这几天我们同法国前总理富尔谈话的时候提到这件事也是这样讲的。他想了解中国对美在台湾组建导弹部队有什么看法。我们对富尔说，这个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使蒋介石政权更加服从美国的控制。周恩来笑着说，这次谈话还没过一两天，实践就证实了我们的判断。
毛泽东继续说，我们对台湾的立场是清楚的。“我们将促进蒋介石和美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毛泽东指出，事实表明他们之间的矛盾要比蒋介石和中共之间的矛盾还要尖锐。
晚饭结束后，双方又谈了一会儿话。在谈话中，毛泽东又谈到在中国广泛开展的整风运动的实质和意义。他说，这次运动的目的首先在于对广大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家干部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的目的是克服党和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毛泽东接着说，大家都知道，主观主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教条主义，一是修正主义。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在我们党内教条主义倾向常常是主要的。教条主义者片面地分析事物，他们通常犯“左”倾错误。毛泽东说，在我们党内“左”倾倾向还根深蒂固。许多党员缺乏做群众工作特别是做知识分子工作的经验，常常导致宗派主义的错误，脱离知识分子，脱离群众。正是因为这些错误，党组织和一些共产党员现在受到尖锐的批评。
由此可见，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就在于克服党内的不正确的和不健康的现象。这一工作大约需要进行两三个月。然后，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当中也要开展类似的运动，“当然如果他们同意这样做的话”。“这样，我们先把自己家里打扫干净，然后我们再帮助他们整顿秩序”。毛泽东指出，同现在这个阶段不同，那时候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将处于被动，而我们却将处于主动”。
除了上面讲到的目的外，毛泽东继续说，这次运动的任务是积极地争取中国知识界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分化知识界的力量，孤立他们中间的极右派和怀有敌对情绪的人。他指出，中国的知识界有500万人，在政治方面并不是单一的。它分为“右派”、“左派”和“中间派”。在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比较单一的，因为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中他们和中共站在一起，但是在革命的社会主义阶段发生了分化。
毛泽东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前以及开展整风运动之前，我们的印象是，知识界的状况用不着担心，以为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都掌握了马列主义思想，站在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平安无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派代表和同情他们的人装出一副忠实于社会主义的模样，但实际上还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幻想复辟资本主义。还应该考虑下面的这种情况，如果说帝国主义分子、封建主义分子和买办资产阶级在人民的眼里已经彻底破产了，那么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的代表现在在群众面前还没有足够地名誉扫地，还没有暴露自己的思想本质。
毛泽东说，目前中共中央号召所有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对改进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工作积极地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并且帮助中共的各级组织更加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知识界、民主党派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响应党的号召，现在开展了批评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广泛的运动，而且在初期右派分子表现得最积极和怀有敌意。中共不限制也不禁止他们发表类似的言论，相反这些言论都在中国的报刊上予以公布并且在电台广播。
毛泽东再次重复说，中共中央制定了实施这些措施的明确计划。他说，对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和右派知识分子批评共产党“不予答复”，可能将继续两三个星期。此后将开始“总结”阶段，共产党员将“不再沉默”，并将对目前大鸣大放中暴露出来的不健康的和敌对的言论展开广泛的批评和揭发运动。在这个阶段将认真集中精力来克服大鸣大放过程中揭露出的我们的错误和缺点，以澄清和揭发对我们所说的一切造谣诬蔑和敌对言论。这里将遵循“团结、批评、团结”、依靠左派和中间派的方针。
伏罗希洛夫在谈话中问到在这场运动中共产党员的情绪怎么样？毛泽东回答说，大部分党员现在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十分气愤。他强调说，这些党员没有理解这场运动的意义。由于不了解中共中央的策略，有些地方不让“百花齐放”，他们认为如果在党外人士和民主人士当中过分地开展这场运动，可能会引起混乱和其他不健康的现象。毛泽东指出，现在的问题在于，在北京现在已经全面展开了批评运动，而且中共中央已经准备开始反击，而在地方上有些领导人还采取观望的态度，并且实际上在压制批评的应有的开展。有一部分党员坚持要立即反击，要坚决打击，这都是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很有策略地进行工作。毛泽东说，当然，如果有什么力量起来公开反对我们，那么我们会迅速采取坚决的行动。
毛泽东说，由于党内存在这些情绪，我们决定这几天召集省市委书记会议，同他们就这些问题详细地交换意见，把中共中央的策略计划告诉他们，让各地能够更大胆地开展这个运动，使得地方的干部解除顾虑，放手让党外人士和民主人士对自己开展广泛的批评。“我们会向地方的同志解释，在没有弄清楚反对我们的人的真实面貌的情况下，不得采取镇压和禁止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应该利用这个运动，完全弄清楚知识界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中间各种力量的分布情况，这样可以知道对我们的攻击可能来自何方。毛泽东说，很显然，现在开展的运动是一个改造广大知识分子的长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个改造过程至少需要十年。
毛泽东接着说，现在我们已决定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从5月推迟到6月20日，这样“大会可以避开这场运动的最激烈的阶段”。他继续说，在大会开始以前将向我们的敌人“发起猛烈的炮击”。毛泽东说，现在他们向我们进攻，我们沉默，而很快我们将开始反击，那时有些人应该沉默了。
毛泽东指出，这场运动现在已经具有尖锐的阶级性质。这也是一场战争，不过它是一场思想战争。它和我们同蒋介石和美国人的战争不同，因为这里的敌人常常是看不见的，而我们的任务是暴露他们。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干部将得到锻炼，我们的人民将更加团结。
伏罗希洛夫指出，这样，由于采取了现在这些措施，预期可以达到以下的目的：（1）通过在运动中对干部进行思想锻炼，进一步凝聚自己的队伍；（2）孤立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3）支持和团结中间派。伏罗希洛夫说，这些任务的每一项本身都是重大的和复杂的。毛泽东表示同意伏罗希洛夫的看法，并说这些任务会同时解决，因为这些任务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毛泽东继续说，过去中共党员“欺负了知识界中的中间派和右派”。现在要纠正这个错误，我们要给他们充分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不满。经过认真的分析，所有正确意见都将被采纳，我们也就能克服自己的错误。在这场运动的过程中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到纠正。
毛泽东对这些措施从总体上作出评价说，这些措施对党和全体人民的进一步团结，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将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也将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
毛泽东和在座的中国领导人是怀着充分的信心来评价当时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的，认为中共在那场运动中一定会取得成功。伏罗希洛夫问，中国朋友对目前在国内广泛开展的针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运动有没有任何的担心和怀疑？毛泽东听后同在座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商量以后，坚定地说没有任何担心和怀疑。毛泽东说，在中国完全没有可能重演“匈牙利事件”。我们这里不会出纳吉。当然中央考虑到在党内是有机会主义分子的，而且没有忘记要提高应有的警惕和审慎态度。
毛泽东请伏罗希洛夫转告苏共中央，在中国开展的思想运动是有可靠的基础的，并且完全有保证顺利地实现这场运动。他补充说，胜利的保证就是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坚如磐石的团结和中央同人民的密切联系。
毛泽东说，应该指出，今天所谈的中国的经验对于所有的兄弟党并不是一个普遍真理，采取类似的措施必须和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他举例说，在与越南和匈牙利的朋友们谈话当中，中共中央没有建议他们实行“双百”方针。“我们认为在越南的条件下只应该开一朵胡志明的花”。
伏罗希洛夫对中共中央采取的措施表示赞赏，说这些措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中国的特殊条件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预祝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重大的事业上取得进一步的成绩。
伏罗希洛夫还向在座的中国领导人讲述了俄国革命发展的特殊情况，讲述了苏共在革命头几年采取的措施。在交谈中毛泽东指出，在革命胜利后俄国和中国情况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保存了民族资产阶级。他说，这一点对中国现在进行的运动和采取的措施都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谈话结束时，伏罗希洛夫对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亲切热情的款待和有意思的谈话表示感谢。
毛泽东请伏罗希洛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所有的成员转达中国共产党兄弟般的敬意，并祝他们健康。
根据李越然的回忆，在5月25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和伏罗希洛夫的谈话中，伏罗希洛夫对中国的干部下放劳动政策也提出疑问。毛泽东解释说：“老是浮在上面不好，我们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应该放到下面去熟悉工农兵，了解社会，了解群众。”伏罗希洛夫问道：“干部和知识分子放下去做体力劳动，是不是必要？”毛泽东说：“不是去搞什么单纯的体力劳动，而是到群众中去接受锻炼。”毛泽东在同伏罗希洛夫的交谈中还曾表示：“当主席，太复杂。我是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伏罗希洛夫焦急地问道：“那怎么行，谁能代替你呢？”毛泽东说：“在我们党内很有人才，他们已经成熟，无论资历、声望和能力，都不比我差。他们是可以胜任的。”伏罗希洛夫听后没有再谈这个问题。
5月26日，伏罗希洛夫离开北京回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各界代表和数千名群众到机场送行。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毛泽东致欢送词。他说：“伏罗希洛夫同志在中国的访问给中苏友好关系的光荣历史写下了新的、灿烂的一页。”“我们虽然暂时分别了，但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心将永远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5月27日，伏罗希洛夫率团回到莫斯科后，莫斯科举行了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伏罗希洛夫发表讲话说：他在中国看到人民政权取得的实际成果。中国共产党结合本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各阶层中获得了崇高的威望。
7月，就在伏罗希洛夫率团访华后的不久，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8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杨尚昆要我们中办翻译组把毛泽东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和7月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两篇文章翻译成俄文。后来，杨尚昆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把这两篇文章的中文稿和俄文译文一起交给他，并请他转交苏共中央。
（责任编辑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