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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在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活耕耘的这片土地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政权更迭和王朝变更。但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古老中国才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人们赋予这个新诞生的国家一个响亮的名称“新中国”。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被称为“新中国”，绝不只是因为在历史延续关系上，她是刚刚诞生的。她的“新”，首先表现在她是彻底摆脱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一个世纪以来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压榨而崛起的新国家。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薪火相传5000年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受到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一波波越来越严重的侵蚀。一次次规模越来越大的侵华战争，使数十万、数百万的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被直接杀害，特别是1931年到1945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更是使3500万中国人受难；除去战争期间对中国人民财富的疯狂抢掠，强盗们还通过战争和战争威胁，强迫那时的中国政府在100年间签订了1100个不平等条约，勒索巨额赔款。据统计，仅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的8次主要赔款及赔款应付利息，列强就从中国勒索去19.53亿银元，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6倍。伴随着这些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而来的是大片国土被侵占和割让，近30个国中之国——“租界”的设立和外国在华势力范围的划定，中国的领土支离破碎。列强一步步地在中国取得和控制了领事裁判权、驻军权、内河航运权、海关权、筑路权、开矿权、金融权、进出口贸易权、投资权等等，中国的主权丧失殆尽。列强一方面通过不平等的商品倾销和非法的鸦片、军火贸易，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扼杀和摧残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及传统手工业；另一方面，他们直接在各通商口岸建立加工厂，就近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榨取财富。与此相关，他们在把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培植为其走狗的同时，又扶植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其代言人和依附工具，形成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官、封”三座大山。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香港、澳门和日本侵华时期的日占区成为完全的殖民地）的黑暗社会，中国人民遭受着空前的奴役与压迫，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从满清封建统治者到北洋军阀政府，再到南京国民党政权，对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也进行过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抵抗，但是为了维护他们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己私利，为了维护他们对人民大众的统治，奉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之后建立的。和旧中国历次政权更迭时当政新贵无一例外地宣布要“外崇国信”，即承认和继承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和列强侵华权益，以换取他们承认与支持的做法截然相反，新中国的领袖们在开国前夕就确定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一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拒绝承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继武装解放祖国大陆和彻底驱逐帝国主义在华驻军之后，针对帝国主义冻结中国在外资产和对华的经济封锁，人民政府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资产，接收其创办的教会、学校等文化机构，斩断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侵略触角。60年来，新中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广泛开展和平友好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顶住封锁、禁运、边境战争和核威胁的压力，在自力更生为主建设自己国家的同时，现在已经同世界上196个国家中的171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收回了香港、澳门的主权，维护了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以威武不屈的崭新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
新中国的“新”还表现在她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第一个真正由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全国性政权。
进入文明社会后，中国与世界各国一样，都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社会。在经历了4000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旧中国，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地租率一般在50%以上。广大农民劳动终年而不得温饱，遇到灾年歉收，只能是鬻儿卖女。在城市，现代工业极不发达。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很低。1949年的国民收入中，工业只占12.6%（农业占68.4%，商业占15.4%，交通运输占3.3%，建筑业占0.3%），而且主要由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掌控(1946年的统计,中国工业的32.8%被帝国主义掌握,其余的三分之二基本被官僚资本掌握)。在半封建和半殖民地条件下，中国的500万产业工人遭受着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工人更为沉重的奴役和剥削；先天不足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帝、官、封的挤压下纷纷破产，生存维艰；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青年学生，普遍地处于失学、失业状态，生活没有着落。在旧中国，占人口90%以上的劳动大众，不仅在经济上遭受沉重的剥削，朝不保夕，而且在政治上也毫无权利可言。他们当中有80%以上是文盲，根本没有就学的条件，实际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法律虽然规定人人都有集会、结社、游行等自由，但在实际上却完全没有可能。涉足各级政治权力机关或参与政治管理，更是天方夜谭。由于军警、特务横行和保甲制度的禁锢，他们动则被殴打、监禁和屠杀，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时时受到侵害和威胁。
新中国成立后，彻底砸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首先在政治上扬眉吐气。毛泽东坚信:“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不仅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君主制根本相反，而且和各资产阶级政权口头标榜的所谓“主权在民”大相径庭，新中国规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并完全有别于资产阶级国家的那种三权分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这一国体和政体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被写入了《共同纲领》和后来制定的宪法。同时，还决定在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通过民主协商召开各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落实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基础上，又通过全国的普选于1954年9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进一步完善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全国亿万劳动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此后，到1956年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破天荒地确立起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这是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主人的根本保证。尽管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在以后的岁月中曾遭受过严重的破坏和扭曲，但是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始终没有变，社会主义的基本经 济制度始终没有变，劳动人民在新中国的主人翁地位始终没有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倡导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人民民主从四个方面得到巩固和发展：其一，继明确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之后，又明确在改革开放中涌现的亿万农民工，尽管他们的户籍还是农民，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与传统的工人毫无二样,他们当然也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工人阶级队伍空前壮大，他们不仅仍然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而且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密切相联，呈现知识化和年轻化的特点。特别是亿万农民工的加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密切了工农联盟，从而夯实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其二，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把民主与法制建设结合起来，以加强法制来发展人民民主,着重从健全民主制度角度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其三，在积极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基层民主建设，如规定在县以下实行直接选举，实行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居民自治等等。并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并列，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其四，努力消除和缩小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比如在农村免除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给农民发放种粮补贴，免除所有农村中小学生的学费，在农村实行新型合作医疗，以及在城乡广泛推行最低生活保障等等。通过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保证广大群众都能够依法行使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权力的必备条件。总之，永远保证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地位，是使新中国生命之树常青的根本与源泉。
三
新中国之所以“新”，其本质在于共产党的领导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鸦片战争前50年的时候还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但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已经不堪一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更是每况愈下。天朝大国的迷梦被资本—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彻底击碎。于是，备受屈辱和压榨的中华民族逐渐萌发了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为实现这一梦想，一百多年间，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无论是地主阶级中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还是洋务派；也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即使是驰骋18省、纵横14年，把中国旧式农民战争推到最高峰的太平天国运动及其以后的捻军和义和团运动，几经奋斗，但是都未能改变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命运。与此同时，各种思想学说也一一在中国的舞台上亮相。从中国传统士大夫为求变通而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西方传入中国的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无一能开出拯救中国的济世药方，无一不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强大统治面前碰壁、铩羽。不能说这些思想学说一无是处，也不能怀疑这些政治力量的救国愿望真诚与否。比如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矢志不移地投身中国民主革命。他多次从挫折中奋起，终于领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他本以为民国建立后可以专心建设国家，但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很快就击破他要修建10万英里铁路的美梦。孙中山再次奋起，先后发动二次革命、旨在具有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的第一次护法战争和第二次护法战争，可惜却一一归于失败。屡遭挫折的他从失败中认识到，只有“以俄为师”，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才能打出一片新天地。如同孙中山一样，一心想向西方寻求救国之路的中国人民，正是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痛苦之中，在为什么先生总是要打学生的疑惑之中，终于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是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作为最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彻底性、最先进、最富有组织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是包括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内的各阶级、各阶层，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所决定，都无从解决甚至是根本无法正确面对的。如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第一步民主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对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中国革命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从而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斗最终赢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实现一个世纪以来千百万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愿望，根本就在于沿着十月革命昭示的方向——社会主义方向，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这是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
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中国向哪里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认为，由共产党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所决定，夺取全国政权后所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必然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事实上，在创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就已经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做了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法制建设和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准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并奠定了相当的物质经济条件。更重要的是，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的胜利进军，旧的上层建筑土崩瓦解，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日益萎缩，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欺压人民的旧制度、旧风俗逐渐被彻底打碎和清除。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并没有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方面继续致力于全面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并逐步把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推向全国。同时，继续为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准备条件。这主要表现在：其一，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清理帝国主义在华资产，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 使国有经济在工交行业中居于主体地位。其二，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到1952年全国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36年22.3%，农业总产值比战前最高年份1936年增长了18.5%。其三，彻底废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几亿农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其四，在党的利用和限制政策下，调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初步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管理下的、国营经济领导的、工人群众监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了。这样，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再加上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对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发挥了强大推动力和基本的政治保证作用。以及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和全国上下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憧憬等因素的促进作用，到1953年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渐渐趋于成熟。于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适时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把实现中国工业化的目标和推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并制定出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对每一个步骤都进行周密的安排，并努力减少对社会的震动和对生产的影响，使这场涉及几亿人口的社会大变革，得以顺利完成。并且在变革中不仅没有使社会生产力下降，相反还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一经确立，亿万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就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热情，社会主义制度立刻展现出巨大的优越性。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创纪录的1388亿元，其中工业784亿，农业为604亿元，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破天荒的事情。综上所述可知，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必然的客观要求，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四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当时只有苏联的经验可以学习借鉴。历来主张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伊始就率先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和初步实践了许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深远影响的设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建设成就。如依靠自力更生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和工业体系，取得“两弹一星”的科技突破，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但是，那个时期的探索，从总体上讲，并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同时对马列主义经典存在教条化理解的问题。甚至为纠正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还是带领全党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让人把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摘要编辑成册，发给各级干部对照学习，以纠正现实工作中把共产主义理想庸俗化、简单化的问题。那个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片面地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单一形式和高级形式；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过于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机械地执行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错误地估计和严重夸大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性，从而使经济建设这一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一再被偏离。这些都严重地制约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展现勃勃生机。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经验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此后，经过全党全国人民和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进一步实践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指导中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简单概括，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即向什么方向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按照这一思想体系，十二大重新明确以经济建设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其前提是首先明确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十三大系统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表明对当代中国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和对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及其所面临任务的艰巨性的认识。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十五大全面阐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在邓小平关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个体、私营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确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并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和如何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实现民族复兴增添新力量等思想。十七大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了全面精辟的概括，强调其关键之处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过程中，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发扬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力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传统，着眼于实际，着眼于未来，着眼于世界，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打破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僵化理解及其相应的思想禁锢，摆脱了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在坚持和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前提下，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国外一切有益的经验、技术，鼓励和支持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充分地调动了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等各项事业持续稳定地快速发展。经过全国各族人民30年的不懈奋斗，中国的综合国力空前地得到增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经历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社会主义制度也愈加巩固，并经受住1989年政治风波、苏东剧变、亚洲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危机和汶川大地震等严峻考验。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认识，充分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更加坚定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经过六十年的发展，经济总量在世界中所居的位置，已上升到第三位。我国包括钢铁、煤炭、电脑、电视机、手机、棉布等在内的200多种主要工业品总产量和包括谷物、肉类、籽棉、花生、水果在内的主要农产品总产量，已经多年居世界首位。人均GDP由1949年的约35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约3266美元，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不足100元人民币增加到15781元，农民年人均收入从不足50元增加到4761元，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73岁。60年间，尽管中国的发展曾出现过波折，但经济发展速度年均8.1%，远高于世界年均3.3%的增速。与此同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也都有巨大的进步，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根本的变化。正如江泽民所指出：“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做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
新中国六十年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雄辩地证明：只有共产党的领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新中国的前途一片光明。
（责任编辑汪文庆）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被称为“新中国”，绝不只是因为在历史延续关系上，她是刚刚诞生的。她的“新”，首先表现在她是彻底摆脱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一个世纪以来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压榨而崛起的新国家。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薪火相传5000年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受到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一波波越来越严重的侵蚀。一次次规模越来越大的侵华战争，使数十万、数百万的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被直接杀害，特别是1931年到1945年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更是使3500万中国人受难；除去战争期间对中国人民财富的疯狂抢掠，强盗们还通过战争和战争威胁，强迫那时的中国政府在100年间签订了1100个不平等条约，勒索巨额赔款。据统计，仅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的8次主要赔款及赔款应付利息，列强就从中国勒索去19.53亿银元，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6倍。伴随着这些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而来的是大片国土被侵占和割让，近30个国中之国——“租界”的设立和外国在华势力范围的划定，中国的领土支离破碎。列强一步步地在中国取得和控制了领事裁判权、驻军权、内河航运权、海关权、筑路权、开矿权、金融权、进出口贸易权、投资权等等，中国的主权丧失殆尽。列强一方面通过不平等的商品倾销和非法的鸦片、军火贸易，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扼杀和摧残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及传统手工业；另一方面，他们直接在各通商口岸建立加工厂，就近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榨取财富。与此相关，他们在把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培植为其走狗的同时，又扶植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其代言人和依附工具，形成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官、封”三座大山。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香港、澳门和日本侵华时期的日占区成为完全的殖民地）的黑暗社会，中国人民遭受着空前的奴役与压迫，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从满清封建统治者到北洋军阀政府，再到南京国民党政权，对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也进行过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抵抗，但是为了维护他们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己私利，为了维护他们对人民大众的统治，奉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之后建立的。和旧中国历次政权更迭时当政新贵无一例外地宣布要“外崇国信”，即承认和继承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和列强侵华权益，以换取他们承认与支持的做法截然相反，新中国的领袖们在开国前夕就确定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一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拒绝承认所有的不平等条约。继武装解放祖国大陆和彻底驱逐帝国主义在华驻军之后，针对帝国主义冻结中国在外资产和对华的经济封锁，人民政府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资产，接收其创办的教会、学校等文化机构，斩断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侵略触角。60年来，新中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广泛开展和平友好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顶住封锁、禁运、边境战争和核威胁的压力，在自力更生为主建设自己国家的同时，现在已经同世界上196个国家中的171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收回了香港、澳门的主权，维护了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以威武不屈的崭新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
新中国的“新”还表现在她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第一个真正由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全国性政权。
进入文明社会后，中国与世界各国一样，都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社会。在经历了4000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旧中国，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地租率一般在50%以上。广大农民劳动终年而不得温饱，遇到灾年歉收，只能是鬻儿卖女。在城市，现代工业极不发达。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很低。1949年的国民收入中，工业只占12.6%（农业占68.4%，商业占15.4%，交通运输占3.3%，建筑业占0.3%），而且主要由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掌控(1946年的统计,中国工业的32.8%被帝国主义掌握,其余的三分之二基本被官僚资本掌握)。在半封建和半殖民地条件下，中国的500万产业工人遭受着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工人更为沉重的奴役和剥削；先天不足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帝、官、封的挤压下纷纷破产，生存维艰；城市小资产阶级特别是青年学生，普遍地处于失学、失业状态，生活没有着落。在旧中国，占人口90%以上的劳动大众，不仅在经济上遭受沉重的剥削，朝不保夕，而且在政治上也毫无权利可言。他们当中有80%以上是文盲，根本没有就学的条件，实际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法律虽然规定人人都有集会、结社、游行等自由，但在实际上却完全没有可能。涉足各级政治权力机关或参与政治管理，更是天方夜谭。由于军警、特务横行和保甲制度的禁锢，他们动则被殴打、监禁和屠杀，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时时受到侵害和威胁。
新中国成立后，彻底砸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首先在政治上扬眉吐气。毛泽东坚信:“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不仅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君主制根本相反，而且和各资产阶级政权口头标榜的所谓“主权在民”大相径庭，新中国规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并完全有别于资产阶级国家的那种三权分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这一国体和政体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被写入了《共同纲领》和后来制定的宪法。同时，还决定在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通过民主协商召开各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落实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基础上，又通过全国的普选于1954年9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进一步完善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全国亿万劳动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此后，到1956年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破天荒地确立起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这是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主人的根本保证。尽管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在以后的岁月中曾遭受过严重的破坏和扭曲，但是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始终没有变，社会主义的基本经 济制度始终没有变，劳动人民在新中国的主人翁地位始终没有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倡导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人民民主从四个方面得到巩固和发展：其一，继明确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之后，又明确在改革开放中涌现的亿万农民工，尽管他们的户籍还是农民，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与传统的工人毫无二样,他们当然也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工人阶级队伍空前壮大，他们不仅仍然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而且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密切相联，呈现知识化和年轻化的特点。特别是亿万农民工的加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密切了工农联盟，从而夯实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其二，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把民主与法制建设结合起来，以加强法制来发展人民民主,着重从健全民主制度角度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其三，在积极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同时,还特别注重基层民主建设，如规定在县以下实行直接选举，实行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居民自治等等。并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并列，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其四，努力消除和缩小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比如在农村免除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给农民发放种粮补贴，免除所有农村中小学生的学费，在农村实行新型合作医疗，以及在城乡广泛推行最低生活保障等等。通过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实行社会保障制度，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保证广大群众都能够依法行使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权力的必备条件。总之，永远保证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地位，是使新中国生命之树常青的根本与源泉。
三
新中国之所以“新”，其本质在于共产党的领导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鸦片战争前50年的时候还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但是，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已经不堪一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更是每况愈下。天朝大国的迷梦被资本—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彻底击碎。于是，备受屈辱和压榨的中华民族逐渐萌发了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为实现这一梦想，一百多年间，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无论是地主阶级中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还是洋务派；也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即使是驰骋18省、纵横14年，把中国旧式农民战争推到最高峰的太平天国运动及其以后的捻军和义和团运动，几经奋斗，但是都未能改变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命运。与此同时，各种思想学说也一一在中国的舞台上亮相。从中国传统士大夫为求变通而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西方传入中国的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和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等等，无一能开出拯救中国的济世药方，无一不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强大统治面前碰壁、铩羽。不能说这些思想学说一无是处，也不能怀疑这些政治力量的救国愿望真诚与否。比如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矢志不移地投身中国民主革命。他多次从挫折中奋起，终于领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他本以为民国建立后可以专心建设国家，但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很快就击破他要修建10万英里铁路的美梦。孙中山再次奋起，先后发动二次革命、旨在具有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的第一次护法战争和第二次护法战争，可惜却一一归于失败。屡遭挫折的他从失败中认识到，只有“以俄为师”，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才能打出一片新天地。如同孙中山一样，一心想向西方寻求救国之路的中国人民，正是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痛苦之中，在为什么先生总是要打学生的疑惑之中，终于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是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作为最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彻底性、最先进、最富有组织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是包括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内的各阶级、各阶层，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所决定，都无从解决甚至是根本无法正确面对的。如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第一步民主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对象——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中国革命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从而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斗最终赢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实现一个世纪以来千百万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愿望，根本就在于沿着十月革命昭示的方向——社会主义方向，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这是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
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中国向哪里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认为，由共产党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所决定，夺取全国政权后所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必然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事实上，在创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就已经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做了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法制建设和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准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并奠定了相当的物质经济条件。更重要的是，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的胜利进军，旧的上层建筑土崩瓦解，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日益萎缩，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欺压人民的旧制度、旧风俗逐渐被彻底打碎和清除。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并没有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方面继续致力于全面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并逐步把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推向全国。同时，继续为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准备条件。这主要表现在：其一，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清理帝国主义在华资产，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 使国有经济在工交行业中居于主体地位。其二，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到1952年全国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36年22.3%，农业总产值比战前最高年份1936年增长了18.5%。其三，彻底废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几亿农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其四，在党的利用和限制政策下，调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原来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初步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管理下的、国营经济领导的、工人群众监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了。这样，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再加上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对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发挥了强大推动力和基本的政治保证作用。以及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和全国上下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与憧憬等因素的促进作用，到1953年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渐渐趋于成熟。于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适时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把实现中国工业化的目标和推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并制定出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对每一个步骤都进行周密的安排，并努力减少对社会的震动和对生产的影响，使这场涉及几亿人口的社会大变革，得以顺利完成。并且在变革中不仅没有使社会生产力下降，相反还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一经确立，亿万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就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热情，社会主义制度立刻展现出巨大的优越性。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达到创纪录的1388亿元，其中工业784亿，农业为604亿元，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破天荒的事情。综上所述可知，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必然的客观要求，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四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当时只有苏联的经验可以学习借鉴。历来主张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伊始就率先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和初步实践了许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深远影响的设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建设成就。如依靠自力更生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和工业体系，取得“两弹一星”的科技突破，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但是，那个时期的探索，从总体上讲，并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同时对马列主义经典存在教条化理解的问题。甚至为纠正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还是带领全党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让人把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摘要编辑成册，发给各级干部对照学习，以纠正现实工作中把共产主义理想庸俗化、简单化的问题。那个时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片面地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单一形式和高级形式；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过于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机械地执行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错误地估计和严重夸大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性，从而使经济建设这一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一再被偏离。这些都严重地制约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展现勃勃生机。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经验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此后，经过全党全国人民和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进一步实践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指导中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简单概括，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即向什么方向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按照这一思想体系，十二大重新明确以经济建设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其前提是首先明确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十三大系统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表明对当代中国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和对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及其所面临任务的艰巨性的认识。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十五大全面阐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在邓小平关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个体、私营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确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并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和如何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实现民族复兴增添新力量等思想。十七大系统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了全面精辟的概括，强调其关键之处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过程中，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发扬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力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传统，着眼于实际，着眼于未来，着眼于世界，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打破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僵化理解及其相应的思想禁锢，摆脱了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在坚持和巩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前提下，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国外一切有益的经验、技术，鼓励和支持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充分地调动了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等各项事业持续稳定地快速发展。经过全国各族人民30年的不懈奋斗，中国的综合国力空前地得到增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经历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社会主义制度也愈加巩固，并经受住1989年政治风波、苏东剧变、亚洲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危机和汶川大地震等严峻考验。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认识，充分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更加坚定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经过六十年的发展，经济总量在世界中所居的位置，已上升到第三位。我国包括钢铁、煤炭、电脑、电视机、手机、棉布等在内的200多种主要工业品总产量和包括谷物、肉类、籽棉、花生、水果在内的主要农产品总产量，已经多年居世界首位。人均GDP由1949年的约35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约3266美元，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不足100元人民币增加到15781元，农民年人均收入从不足50元增加到4761元，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73岁。60年间，尽管中国的发展曾出现过波折，但经济发展速度年均8.1%，远高于世界年均3.3%的增速。与此同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也都有巨大的进步，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根本的变化。正如江泽民所指出：“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做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
新中国六十年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雄辩地证明：只有共产党的领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新中国的前途一片光明。
（责任编辑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