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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元（1931—2014），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学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學社的杰出领导人，曾在东北学习、教学与担任行政工作40年，1992年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位来自民主党派的副检察长。在最高检工作的六年间，他勇于创新，在监所检察的“人性化管理”、检察官考试制度等方面颇有建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92年早春，改革的春风吹拂着大江南北，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同步推进。包括王文元在内的一批学有专长的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专家型人士，被充实到国家公检法机关工作。此前，王文元在辽宁大学从事会计与经济学教学与研究30多年，又当了四年多副省长。这年2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签署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王文元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的报告。报告云：“王文元同志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文革’初期被划为‘修正主义的苗子’和‘白专典型’，下放工厂劳动……在逆境中，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始终不变……知识面广，学术造诣深……工作勤奋，作风民主，处理问题周到细致，掌握政策较稳。联系群众，为政清廉，对自己要求严格……”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对王文元的任命，王文元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位来自民主党派的副检察长。
王文元早就知道刘复之这位政法战线的老前辈，战时曾任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秘书及一二九师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的秘书;后历任司法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还是第一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王文元到最高检报到当天，刘复之同他进行了坦诚的谈话。作为一位作风民主的忠厚长者，刘复之还就分工问题征求王文元的意见，拟让其分管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今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干部教育局、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今国家检察官学院）、中央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中国高级检察官教育基金会、检察出版社等方面的工作。刘复之希望王文元充分发挥自身经济学家的优势，开拓创新，最高检党组将给予他全力支持！王文元当即表示，自己将本着“对上不越权，对下不包办，检督要到位”的工作原则，勤奋工作，忠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王文元进入检察机关后打开工作局面的座右铭。上任一个月，他在对自己分管的领域从文档上有了初步了解后，便率最高检检察官一行深入到四川、湖北两省的基层检察机关和监所视察了33天。他亲临11个分州市检察院19个县（区、市）派出检察院，对6个看守所、14个劳改农场和3个劳教场所进行了视察，行程达4000多公里。在四川调研时，他发现彭县检察院监所检察科有3人的编制，却只有科长一人到任;乐山市峨边县检察院驻沙培劳教所检察室因办公室潮湿，5名检察干部不同程度地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或支气管哮喘。王文元在工作日记上作了三点小结：第一，干部难到位。第二，问题难解决。诸如：交通工具、技术装备缺乏;办公用房、住房条件差;同工不同酬，补助费无保障;家属子女就业难，派驻检察人员的待遇低于劳改劳教干警的水平等。第三，体制难理顺。湖北地区的三个派出检察院，均为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的派出机构，业务上分别由荆州市检察院和襄樊市检察院代管，行使基层检察院职权。但人员编制则是劳改干警编制，其干部的行政管理、调配晋级由劳改单位决定，法律职务也由劳改单位提请检察机关向省人大常委会报批，经费由劳改单位负担。即所谓“吃劳改饭办检察事”，劳改机关“花钱买监督”。如此一来，让派驻检察机构开展执法监督难免有后顾之忧，在查办劳改干警犯罪案件遇到干扰时，必然难以行使检察权。王文元将自己的调研心得同高检院与各地检察机关交流后，大家共商排忧解难对策。
对监狱和看守所行使检察权，主要指全国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对减刑、假释、暂时监外执行等变更执行和对监狱、看守所等刑罚执行和监管的活动是否合法以及对羁押期限监督工作的指导;负责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改造过程中发生的虐待被监管人案、私放在押人员案、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案、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的侦查工作和其他自侦案件立案前调查工作的指导等。这是王文元任最高检副检察长期间分管的领域。
1992年7月15日，王文元以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身份，首次视察了颇具神秘色彩的秦城监狱——中国最著名的监狱之一，曾关押过众多高级别囚犯，有“中国第一监狱”之称。秦城监狱的前身是北平第二模范监狱（亦称功德林监狱），1960年在苏联专家援助下修建，因新址位于秦城村，故名秦城监狱，1962年后改由公安部预审局管辖。按照关押对象的不同，秦城监狱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关押的主要对象是伪满要员、日本战俘和国民党战犯，还有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与高级右派。第二阶段即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关押的主要对象是所谓的“反革命头目”。第三阶段关押的主要对象是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的成员。第四阶段关押的主要对象是省部级腐败官员。
王文元在听取了秦城监狱管理人员的汇报后，重点巡视了203与207监区两个劳改大队。他通过与囚犯当面接触，深知自己的职责所在，认为打击罪犯只是社会主义刑罚的手段之一，把罪犯改造成有益于社会的新人，避免重新犯罪的恶性循环才是根本目的。所以，他与罪犯座谈时指出：“你们首先是人，具有普通人的人格与人权;其次是犯罪的人，因曾经危害过社会而受到管制;再次即是服刑的落脚点——将你们改造成为新人、好人，也是给你们重新做人的出路。” 同时，王文元敏锐地发现了监狱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从法律层面上讲，未决犯人超期羁押时间太长，被告人意见大，不利于教育管理;就监区条件而言，房屋年久失修，不适应现代化管理要求;监管干警的家庭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因监狱远离市区，交通不便，城内没有家属生活基地，家属上班与子女就学很不方便……于是，他以学者的严谨态度和一个民主党派检察官的责任，本着“配合不越位，检督要到位”的理念，就自己的一些思考同监所干部进行平等对话。同时，他回来后又亲笔写成了《关于秦城监狱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报告，就监狱设施和监管工作提出了意见看法。他写道：对未决犯人，要抓紧工作，依法早日结案，不能久押不决;对干警要求政治素质好、文化素养高、有实践经验，努力提高文明执法水平。尤其是对犯人的管理，他提出了“人性化管理”的新理念：“依法对这些犯人判处徒刑，给予必要的惩罚，和对他们给予人道主义待遇，努力把他们改造成新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配合的，是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
王文元的报告交到刘复之检察长手里，二人一拍即合，当即责成相关部门实施。同时，还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监所的一些问题很快迎刃而解。
过去，人们将中国的西北边远地区简称为“新（新疆）西（西藏）兰（兰州）”，往往是关押重刑犯人与劳教人员的地方。尤其是新疆幅员辽阔，与八个国家接壤。这里监所管理情况如何，事关边疆的稳定与国家的長治久安，王文元与党组交换意见后，于1993年7月会同最高检察院监所厅的检察官一道，前往新疆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调研。首先，他们一行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考察新疆第一监狱、女犯监狱、少年管教所等不同类型监所，通过认真倾听基层情况介绍与建议，现场察看监所管理情况与监所管理干部生活工作情况，认真做好调研笔记。
新疆各地市、州之间相距几百公里或上千公里，王文元不顾旅途疲劳，相继前往吐鲁番、石河子、奎屯、巴音郭楞（简称巴州）等市、州，与自治区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院及基层检察院同志交流了情况、交换了意见，并代表高检院领导看望了战斗在第一线的检察干警，到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农八师的劳改单位调研，行程2000公里，调研笔记做了一大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时任党组书记、蒙古族检察官李杰介绍，王文元一行考察期间，不仅与该州检察院干部座谈，而且冒着高温与风沙，专程前往位于焉耆回族自治县四十里城子镇监狱考察监所的管理情况。在关心监所干警的工作与生活的同时，还就对犯人进行人性化管理，同基层检察官与干警交换意见。返程时，王文元看到了雨后彩虹，他会心地笑着对当地检察官说：“这道彩虹就是我们新时期监所管理与时俱进的一道亮光！”
在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之后，王文元于1993年9月18日在第二次全国监所检察业务研讨班上，首先阐发了“人性化管理”的积极意义。他说：“对犯人的管理也应该体现人性化关怀，这有助于他们家庭关系的正常维系，否则，家庭破裂对子女和社会都不利。”同年10月17日至23日，他又到上海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听取上海市检察院及虹口、徐汇、闵行、青浦等区（县）检察院的汇报，重点考察了提篮桥监狱、徐汇区看守所、市劳改七支队等监所，初步了解了这个中国经济中心城市的检察工作状况。
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勤于思考的王文元发现，过去为了方便监管，往往习惯于把犯人尤其是重罪犯人弄到偏远的地方去服刑，可是，这样一来，造成这些地区关押的罪犯数量大，重新犯罪率提高。而且犯人家属探视也多有不便。他开始思考：罪犯的服刑地可否就在原籍与发案地？为此，他不仅把所了解到的问题提了出来，还与当地监狱管理人员一起商讨，如何对罪犯实施人性化管理。随后，他会同相关单位向高检正式提交了新的管理办法草案。方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集体研究后，决定先在新疆试行。试行后，新疆监狱的犯人不仅可以和前来探视的家属一块儿吃饭、交流，夫妻还可以在招待所同居。
王文元十分注重信息反馈。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他发现这些人性化的措施实施后，不仅得到了犯人及其家属的欢迎，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随后，这些人性化管理措施在全国监狱推广。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强调对罪犯管理的人性化并不妨碍公正执法。战场上的敌人，放下武器后也不能伤害呀！应该让这些犯罪人员的正当权益得到保护。这有利于推动他们改恶从善。”
同时，王文元要求检察官和监所干警要认真辨析法律界限，弄清罪犯与劳教人员的区别，依法办事。指出：“劳教人员不是罪犯，是犯了轻微罪行的或特别严重错误没构成犯罪，不够判刑的公民。限制了劳教人员哪些权利，剥夺了劳教人员哪些权利，他们还有哪些权利？要搞清楚。未被剥夺和限制的合法权益，必须保护、尊重，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于执法干警容易在哪些环节违法，违法的原因是什么？根据国家法律，又怎么纠正？都要清楚。”
王文元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监狱与看守所不是一潭清水，也需要检察监督。1992年9月9日，在全国监所检察工作会议上，他结合在基层调研监所检察工作的实际，强调对监管改造场所发生的贪污、贿赂案件，监狱里罪犯再犯罪以及牢头狱霸要予以严惩，对判决、裁定执行和监管改造机关的执法活动是否公正合法要严格监督，常抓不懈。
这年12月，王文元会同检所检察厅人员马不停蹄地前往广东、福建和海南省调研，沿途听取了各地检察院的汇报和一些地方党政负责人对经济建设情况的介绍，视察了10个看守所、拘留所、收容所，2个劳改场和2个劳教场，初步掌握了这些沿海地区的第一手情况。1993年5月24日至31日，他先后深入到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第二监狱、清河劳改农场，天津市第一看守所、第一监狱、青泊洼劳教所、建新劳教所等监管改造场所进行实地查看，对超期羁押、监管改造场所“乱收费”和监所检察派出机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调研，就加强与改善监所管理机制进行理性思考，提出对超期羁押的问题要全面清理，依法从速处理。同时，他会同监所检察厅一起研究，明确规范监所检察的办案范围，让在基层的实际工作者有章可循。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直接受理侦察监狱、看守所、劳动教养所中发生的贪污、贿赂、侵权渎职的犯罪案件;对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案件和劳教人员在劳教期间的犯罪案件进行批捕、起诉;对罪犯、劳教人员及其家属向检察机关提出的申诉案件进行复查;对人民法院的错误减刑、假释裁定提出抗诉;上级检察机关和领导交办的案件，以及其他需要监所检察查办的案件。 因为有了具体法规，基层检察工作有章可循，效率不断提高。云南省镇康县检察院正是在这些法规的指导下，在复核期间及时处理了一起死刑犯人的申诉，经复查，将原来的死刑改判有期徒刑十年，防止了一起错杀案的发生。王文元看到上述案件的汇报材料后，欣慰地笑道：“監所检察人员认真对待犯人提出的申诉，这是防止冤案错案发生的一个重要环节！”
1993年6月10日，辽宁省抚顺市看守所406监室发生了多名重罪犯人预谋集体越狱，勒死四名轻罪犯人事件，造成很坏的影响。可是，负有渎职罪责的副所长与管教员却迟迟未得到法律制裁。王文元在调研过程中了解这一情况后，拍案而起：“这样严重的事件为何迟迟难以立案，查不下去？！”于是，他当即签发意见，责成辽宁省检察院尽快严肃查处，抚顺市检察院因此对渎职人员迅速立案查办。
这年11月28日，王文元收到了广东省检察院转来的一封群众来信。这是广东省中山市一名邮政职工写给检察长的信，信中反映其弟所在的劳改场所西安监狱三中队严重违反劳改监规，强迫犯人超强度劳动。王文元认真阅读了这封来信后，觉得此事如果属实，事态严重，犯人的合法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于是，他对这封犯人家属的来信不是简单转往陕西省检察院处理，而是作了法理交融的批示。他这样写道：“劳动是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但不得进行超强度劳动与超时劳动。对犯人同样要注重生命安全和劳动保护。要根据年龄大小、体力强弱合理分工。信访中反映西安监狱的情况如果属实，问题是严重的。请监所通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查报结果。”
王文元没有批示后就此了事，而是继续跟踪处理进展。后经检察机关查明，信访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原来，西安监狱三中队每年都有产值任务指标。因此，他们在监狱搞劳动竞赛时没有充分考虑犯人的承受能力。结果，那名犯人的体重半年内由60公斤减至不到45公斤。在王文元的持续关注下，陕西检察机关对上述事件相关责任人依法进行了处罚。同时，王文元又及时回复信访者，受到多方称赞。事后，他在调研中或在相关会议中，常常以此案例进行现身说法。他深情地说：“对群众来信，涉及的举报、申诉等要认真对待，搞清事实，依法处理，并给予答复，不能拖而不办，不了了之。信访工作搞好了，有利于化解矛盾，树立国家机关的良好形象。每个国家公务员都有义务为此作出努力！”
为了鼓励群众监督、检举腐败现象的积极性，王文元对所有写给他的群众来信，都是亲自拆阅，批给有关部门办理。六年间，他亲自批阅的群众来信已记不清有多少。
“派驻检察要做到名副其实，不能派而不驻！”经过王文元等人的不懈努力，派驻检察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从1992年5月开始整顿，到1995年底调查统计，全国监狱、看守所、劳教场所全部实现派驻检察，大型劳改、劳教场所设置了派出检察院，派驻率达99.7%。其他地方基本上设置派驻检察室。
与此同时，派驻检察干警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有力地打击了大墙内的违法犯罪行为。仅王文元任内的1993—1995年间，各地派驻检察纠正看守所、监狱与劳教场所违法收押、无证关押、体罚虐待以及违反规定为罪犯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各种违法案件136267件，查办监管场所干警职务犯罪2429件，其中贪污、受贿案752件，私放罪犯案131件。
完善检察官培训工作相关制度和规范，促进检察人员整体素质提升，是王文元在最高检推进的又一项重要工作。几年间，他围绕着中心工作一年一个专题，一环套一环，常抓不懈——
1992年12月4日，在全国监所检察业务研讨班上，他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就为什么要办这个研讨班、如何完善检察官培训工作相关制度和规范等问题，一一进行了阐述。
1993年7月上旬，他应邀前往独联体的三个国家考察其检察机构，大开眼界，他深有感慨地说：“这次我赴独联体三国考察，看到他们的检察系统的官员大都是大学法律本科毕业，我们对干部培训要有紧迫感。”重点加强中央和省级培训网络的思路在王文元心里开始形成。8月3日，他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干部教育局、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领导明确指出：“检察干部培训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切实加强。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发展很快，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要跟上，检察干部的素质有待提高。独联体的检察干部都是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这一点值得借鉴。我们要把提高干部素质排上重要日程。首先，要把好进人关，把考试与考核很好地结合起来。其次，要加强在职干部的培训。重点是检察业务、法律知识，相关政治、经济文化知识，还有职业道德教育。当前要把建设好中央和省级院两级培训网络放在突出的地位……加强干部培训，一定要注重实效，千万不能只重视发证书、发文凭，实际没有水平。要鼓励干部自学，制定出办法来，为有志于学习深造的人创造条件。”
经王文元努力，最高人民检察院增加对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的拨款，学院的师资队伍不断得到加强，而且争取到了专业证书的办学权。自1994年起，学院招收大专学历教育培训班两批110人。到1995年底，全国检察人员具有大专学历者占总人数的56%，比1990年增加了23个百分点。
到了1996年7月26日，在全国检察系统教育工作会议上，王文元以一个教育家的情怀，按照检察官法的要求，就全国检察教育培训工作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原则，开始实施全国统一检察官考试制度进行了部署。当年就有5551人在全国72个考点、236个考场参加了检察官首次全国统一考试，有3596人达到最低分数线，进入任职考核范围。这是我国实行检察官考试制度后第一次全国性的考试。
不仅如此，经王文元及其团队的努力，中国高级检察官教育基金会于1993年在京正式成立，为推动全国检察官教育培训提供资金支持。至此，一个按照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分级管理、分级培训的原则，由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省级院培训中心、分州市院培训中心构成的检察官培训体系初步形成。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颁布后，王文元分管最高人民检察院扶贫点——云南省西畴县的扶贫工作。
治穷重在治愚，居民贫困的根源之一在于文化素质低，抓教育是第一要务。王文元与王正义一行抵达西畴后深入到三所小学与一所中学调查，对这里的教育现状进行了麻雀解剖，认为中小学老师素质亟待提高。当王文元走进一所山村小学时，目睹了16名学生被集体下跪体罚的场景，而学校的校长竟然熟视无睹。王文元非常气愤，当面质问校长师德何在？教书育人的责任何在？把校长问得哑口无言。几天后，在同文山州西畴县委、县政府相关同志座谈时，他又郑重地将此事作为问题提出来，希望引起当地相关部门的重视。他到一所中学调研时接近午餐时间，他就径直走进学校食堂，发现卫生条件很差，污水横流，苍蝇飞舞。王文元主动提出与学生共进午餐。尽管校长不让他们吃食堂，但在他们的坚持下，仍然在食堂就餐。那一餐，食堂的主食是老玉米，菜是没有油水的青菜。王文元边啃玉米边喝水边与师生交谈，直到吃完午餐。席间，他指着食堂污浊的环境与飞舞的苍蝇，希望校长尽快改善食堂的卫生条件，确保学生的饮食卫生。
接着，王文元一行考察了10户有代表性的农户。其中，有一户富裕的农民家里有电灯、用沼气，还做边贸服装。经打听，这个农民具有初中毕业文凭，文化程度比其他村民高，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贫穷的根源在于教育落后。
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王文元在同王正义再三探讨后，亲笔起草了一份对症下药的扶贫攻坚调查报告。扶贫点的调查报告一式三份，分别交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与西畴县。报告的第一条明确指出，教育是百年大计，建议最高检在西畴县尽快兴建一所希望小学，建议文山州逐年不断增加教育经费。他的报告迅速得到了高检院党组和全体干部职工的支持，高检上下齐行动一下子筹集了20万元人民币。
1995年春夏之交，西疇县法斗乡开始筹建西畴县第一所希望小学——西畴县希望小学，王文元专程前往参加奠基仪式，并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于这年4月亲笔题校名的条幅转交给学校。同年秋，他们再往西畴县法斗乡，参加西畴县希望小学的揭牌仪式与开学典礼。是时，三乡四邻的村民纷纷前往观看，就像过节一样热闹。王文元在仪式上作了即席演讲，希望这所希望小学能给西畴的教育振兴带来希望。
时隔21年后，《王文元传》采访组一行重走西畴路，来到法斗乡这所希望小学探访。找到了当年修建希望小学竖立的石碑，它镶嵌在该校国旗旗杆的底座上。碑文这样写道：“为贯彻落实《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千零一十五名干警及部分所属单位捐资二十万元，在西畴县建立了第一所希望小学，张思卿检察长为该校题写了‘西畴县希望小学’的校名。这所学校的建成，体现了人民检察官对贫困山区孩子的一片爱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贫困地区人民，特别是对下一代儿童的关心和希望。该校于一九九五年五月六日奠基，同年十月二十八日落成。”
碑文上还铭刻着捐资的单位与个人名单，高检院领导带头捐资，检察长张思卿捐资了1000元人民币，原检察长刘复之与副检察长王文元等捐资400元人民币……
当年参加法斗乡希望小学揭牌仪式的校长鲜光辉等人回忆起那段往事，激动的心情写在脸上。
王文元一行为西畴扶贫点办的第二件实事，就是解决居民饮用水问题。当地居民中素有苗族住山顶、汉族住山沟的习俗，居住分散，饮用水困难。在高检党组的大力支持下，共为扶贫点筹资了百万元人民币，为扶贫点一家打一口水井，一村建一个沼气池（三五户），从根本上解决了居民的吃水难和清洁能源的问题。
一位村民说：“现在吃水方便了，省下许多挑水的时间。大旱之际，我们一家五口人，每天要到水库挑五担水，来回得花两个小时，去晚了还得排队，着急呀！现在能腾出时间抓生产了，农闲还可以到县城附近干点泥水匠的活儿，贴补一下家用，一年找个三四千元钱没问题。”
蹲点期间，王文元经过对五家西畴县办企业的调查，指出其存在的耗能与污染等问题，如水泥厂、铁器厂粉尘污染等。王文元建议当地推广种植亚麻、树木，愿意帮助联系销售渠道。
此外，王文元还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九三学社一起，帮助协调了信贷资金1000多万元，为西畴县建了一座水电站——戛机电站，缓解了当地居民的用电与水利问题。
1998年3月，王文元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4月10日，王文元不再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委员会委员职务。至此，他结束了为期六年的检察官生涯。（编辑 黄艳）
作者：裴高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王凤霞，中国民盟盟员
新官上任跑基层
1992年早春，改革的春风吹拂着大江南北，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同步推进。包括王文元在内的一批学有专长的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专家型人士，被充实到国家公检法机关工作。此前，王文元在辽宁大学从事会计与经济学教学与研究30多年，又当了四年多副省长。这年2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签署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王文元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的报告。报告云：“王文元同志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文革’初期被划为‘修正主义的苗子’和‘白专典型’，下放工厂劳动……在逆境中，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始终不变……知识面广，学术造诣深……工作勤奋，作风民主，处理问题周到细致，掌握政策较稳。联系群众，为政清廉，对自己要求严格……”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对王文元的任命，王文元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位来自民主党派的副检察长。
王文元早就知道刘复之这位政法战线的老前辈，战时曾任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秘书及一二九师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的秘书;后历任司法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还是第一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王文元到最高检报到当天，刘复之同他进行了坦诚的谈话。作为一位作风民主的忠厚长者，刘复之还就分工问题征求王文元的意见，拟让其分管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今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干部教育局、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今国家检察官学院）、中央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中国高级检察官教育基金会、检察出版社等方面的工作。刘复之希望王文元充分发挥自身经济学家的优势，开拓创新，最高检党组将给予他全力支持！王文元当即表示，自己将本着“对上不越权，对下不包办，检督要到位”的工作原则，勤奋工作，忠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王文元进入检察机关后打开工作局面的座右铭。上任一个月，他在对自己分管的领域从文档上有了初步了解后，便率最高检检察官一行深入到四川、湖北两省的基层检察机关和监所视察了33天。他亲临11个分州市检察院19个县（区、市）派出检察院，对6个看守所、14个劳改农场和3个劳教场所进行了视察，行程达4000多公里。在四川调研时，他发现彭县检察院监所检察科有3人的编制，却只有科长一人到任;乐山市峨边县检察院驻沙培劳教所检察室因办公室潮湿，5名检察干部不同程度地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或支气管哮喘。王文元在工作日记上作了三点小结：第一，干部难到位。第二，问题难解决。诸如：交通工具、技术装备缺乏;办公用房、住房条件差;同工不同酬，补助费无保障;家属子女就业难，派驻检察人员的待遇低于劳改劳教干警的水平等。第三，体制难理顺。湖北地区的三个派出检察院，均为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的派出机构，业务上分别由荆州市检察院和襄樊市检察院代管，行使基层检察院职权。但人员编制则是劳改干警编制，其干部的行政管理、调配晋级由劳改单位决定，法律职务也由劳改单位提请检察机关向省人大常委会报批，经费由劳改单位负担。即所谓“吃劳改饭办检察事”，劳改机关“花钱买监督”。如此一来，让派驻检察机构开展执法监督难免有后顾之忧，在查办劳改干警犯罪案件遇到干扰时，必然难以行使检察权。王文元将自己的调研心得同高检院与各地检察机关交流后，大家共商排忧解难对策。
推动实施“人性化管理”
对监狱和看守所行使检察权，主要指全国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对减刑、假释、暂时监外执行等变更执行和对监狱、看守所等刑罚执行和监管的活动是否合法以及对羁押期限监督工作的指导;负责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改造过程中发生的虐待被监管人案、私放在押人员案、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案、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的侦查工作和其他自侦案件立案前调查工作的指导等。这是王文元任最高检副检察长期间分管的领域。
1992年7月15日，王文元以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身份，首次视察了颇具神秘色彩的秦城监狱——中国最著名的监狱之一，曾关押过众多高级别囚犯，有“中国第一监狱”之称。秦城监狱的前身是北平第二模范监狱（亦称功德林监狱），1960年在苏联专家援助下修建，因新址位于秦城村，故名秦城监狱，1962年后改由公安部预审局管辖。按照关押对象的不同，秦城监狱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关押的主要对象是伪满要员、日本战俘和国民党战犯，还有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与高级右派。第二阶段即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关押的主要对象是所谓的“反革命头目”。第三阶段关押的主要对象是林彪和“四人帮”两个集团的成员。第四阶段关押的主要对象是省部级腐败官员。
王文元在听取了秦城监狱管理人员的汇报后，重点巡视了203与207监区两个劳改大队。他通过与囚犯当面接触，深知自己的职责所在，认为打击罪犯只是社会主义刑罚的手段之一，把罪犯改造成有益于社会的新人，避免重新犯罪的恶性循环才是根本目的。所以，他与罪犯座谈时指出：“你们首先是人，具有普通人的人格与人权;其次是犯罪的人，因曾经危害过社会而受到管制;再次即是服刑的落脚点——将你们改造成为新人、好人，也是给你们重新做人的出路。” 同时，王文元敏锐地发现了监狱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从法律层面上讲，未决犯人超期羁押时间太长，被告人意见大，不利于教育管理;就监区条件而言，房屋年久失修，不适应现代化管理要求;监管干警的家庭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因监狱远离市区，交通不便，城内没有家属生活基地，家属上班与子女就学很不方便……于是，他以学者的严谨态度和一个民主党派检察官的责任，本着“配合不越位，检督要到位”的理念，就自己的一些思考同监所干部进行平等对话。同时，他回来后又亲笔写成了《关于秦城监狱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报告，就监狱设施和监管工作提出了意见看法。他写道：对未决犯人，要抓紧工作，依法早日结案，不能久押不决;对干警要求政治素质好、文化素养高、有实践经验，努力提高文明执法水平。尤其是对犯人的管理，他提出了“人性化管理”的新理念：“依法对这些犯人判处徒刑，给予必要的惩罚，和对他们给予人道主义待遇，努力把他们改造成新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配合的，是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
王文元的报告交到刘复之检察长手里，二人一拍即合，当即责成相关部门实施。同时，还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监所的一些问题很快迎刃而解。
过去，人们将中国的西北边远地区简称为“新（新疆）西（西藏）兰（兰州）”，往往是关押重刑犯人与劳教人员的地方。尤其是新疆幅员辽阔，与八个国家接壤。这里监所管理情况如何，事关边疆的稳定与国家的長治久安，王文元与党组交换意见后，于1993年7月会同最高检察院监所厅的检察官一道，前往新疆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调研。首先，他们一行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考察新疆第一监狱、女犯监狱、少年管教所等不同类型监所，通过认真倾听基层情况介绍与建议，现场察看监所管理情况与监所管理干部生活工作情况，认真做好调研笔记。
新疆各地市、州之间相距几百公里或上千公里，王文元不顾旅途疲劳，相继前往吐鲁番、石河子、奎屯、巴音郭楞（简称巴州）等市、州，与自治区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院及基层检察院同志交流了情况、交换了意见，并代表高检院领导看望了战斗在第一线的检察干警，到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农八师的劳改单位调研，行程2000公里，调研笔记做了一大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时任党组书记、蒙古族检察官李杰介绍，王文元一行考察期间，不仅与该州检察院干部座谈，而且冒着高温与风沙，专程前往位于焉耆回族自治县四十里城子镇监狱考察监所的管理情况。在关心监所干警的工作与生活的同时，还就对犯人进行人性化管理，同基层检察官与干警交换意见。返程时，王文元看到了雨后彩虹，他会心地笑着对当地检察官说：“这道彩虹就是我们新时期监所管理与时俱进的一道亮光！”
在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之后，王文元于1993年9月18日在第二次全国监所检察业务研讨班上，首先阐发了“人性化管理”的积极意义。他说：“对犯人的管理也应该体现人性化关怀，这有助于他们家庭关系的正常维系，否则，家庭破裂对子女和社会都不利。”同年10月17日至23日，他又到上海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听取上海市检察院及虹口、徐汇、闵行、青浦等区（县）检察院的汇报，重点考察了提篮桥监狱、徐汇区看守所、市劳改七支队等监所，初步了解了这个中国经济中心城市的检察工作状况。
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勤于思考的王文元发现，过去为了方便监管，往往习惯于把犯人尤其是重罪犯人弄到偏远的地方去服刑，可是，这样一来，造成这些地区关押的罪犯数量大，重新犯罪率提高。而且犯人家属探视也多有不便。他开始思考：罪犯的服刑地可否就在原籍与发案地？为此，他不仅把所了解到的问题提了出来，还与当地监狱管理人员一起商讨，如何对罪犯实施人性化管理。随后，他会同相关单位向高检正式提交了新的管理办法草案。方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集体研究后，决定先在新疆试行。试行后，新疆监狱的犯人不仅可以和前来探视的家属一块儿吃饭、交流，夫妻还可以在招待所同居。
王文元十分注重信息反馈。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行，他发现这些人性化的措施实施后，不仅得到了犯人及其家属的欢迎，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随后，这些人性化管理措施在全国监狱推广。事后，他深有感触地说：“强调对罪犯管理的人性化并不妨碍公正执法。战场上的敌人，放下武器后也不能伤害呀！应该让这些犯罪人员的正当权益得到保护。这有利于推动他们改恶从善。”
同时，王文元要求检察官和监所干警要认真辨析法律界限，弄清罪犯与劳教人员的区别，依法办事。指出：“劳教人员不是罪犯，是犯了轻微罪行的或特别严重错误没构成犯罪，不够判刑的公民。限制了劳教人员哪些权利，剥夺了劳教人员哪些权利，他们还有哪些权利？要搞清楚。未被剥夺和限制的合法权益，必须保护、尊重，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于执法干警容易在哪些环节违法，违法的原因是什么？根据国家法律，又怎么纠正？都要清楚。”
加强监督监所执法者
王文元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监狱与看守所不是一潭清水，也需要检察监督。1992年9月9日，在全国监所检察工作会议上，他结合在基层调研监所检察工作的实际，强调对监管改造场所发生的贪污、贿赂案件，监狱里罪犯再犯罪以及牢头狱霸要予以严惩，对判决、裁定执行和监管改造机关的执法活动是否公正合法要严格监督，常抓不懈。
这年12月，王文元会同检所检察厅人员马不停蹄地前往广东、福建和海南省调研，沿途听取了各地检察院的汇报和一些地方党政负责人对经济建设情况的介绍，视察了10个看守所、拘留所、收容所，2个劳改场和2个劳教场，初步掌握了这些沿海地区的第一手情况。1993年5月24日至31日，他先后深入到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第二监狱、清河劳改农场，天津市第一看守所、第一监狱、青泊洼劳教所、建新劳教所等监管改造场所进行实地查看，对超期羁押、监管改造场所“乱收费”和监所检察派出机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调研，就加强与改善监所管理机制进行理性思考，提出对超期羁押的问题要全面清理，依法从速处理。同时，他会同监所检察厅一起研究，明确规范监所检察的办案范围，让在基层的实际工作者有章可循。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直接受理侦察监狱、看守所、劳动教养所中发生的贪污、贿赂、侵权渎职的犯罪案件;对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案件和劳教人员在劳教期间的犯罪案件进行批捕、起诉;对罪犯、劳教人员及其家属向检察机关提出的申诉案件进行复查;对人民法院的错误减刑、假释裁定提出抗诉;上级检察机关和领导交办的案件，以及其他需要监所检察查办的案件。 因为有了具体法规，基层检察工作有章可循，效率不断提高。云南省镇康县检察院正是在这些法规的指导下，在复核期间及时处理了一起死刑犯人的申诉，经复查，将原来的死刑改判有期徒刑十年，防止了一起错杀案的发生。王文元看到上述案件的汇报材料后，欣慰地笑道：“監所检察人员认真对待犯人提出的申诉，这是防止冤案错案发生的一个重要环节！”
1993年6月10日，辽宁省抚顺市看守所406监室发生了多名重罪犯人预谋集体越狱，勒死四名轻罪犯人事件，造成很坏的影响。可是，负有渎职罪责的副所长与管教员却迟迟未得到法律制裁。王文元在调研过程中了解这一情况后，拍案而起：“这样严重的事件为何迟迟难以立案，查不下去？！”于是，他当即签发意见，责成辽宁省检察院尽快严肃查处，抚顺市检察院因此对渎职人员迅速立案查办。
这年11月28日，王文元收到了广东省检察院转来的一封群众来信。这是广东省中山市一名邮政职工写给检察长的信，信中反映其弟所在的劳改场所西安监狱三中队严重违反劳改监规，强迫犯人超强度劳动。王文元认真阅读了这封来信后，觉得此事如果属实，事态严重，犯人的合法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于是，他对这封犯人家属的来信不是简单转往陕西省检察院处理，而是作了法理交融的批示。他这样写道：“劳动是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但不得进行超强度劳动与超时劳动。对犯人同样要注重生命安全和劳动保护。要根据年龄大小、体力强弱合理分工。信访中反映西安监狱的情况如果属实，问题是严重的。请监所通知陕西省人民检察院查报结果。”
王文元没有批示后就此了事，而是继续跟踪处理进展。后经检察机关查明，信访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原来，西安监狱三中队每年都有产值任务指标。因此，他们在监狱搞劳动竞赛时没有充分考虑犯人的承受能力。结果，那名犯人的体重半年内由60公斤减至不到45公斤。在王文元的持续关注下，陕西检察机关对上述事件相关责任人依法进行了处罚。同时，王文元又及时回复信访者，受到多方称赞。事后，他在调研中或在相关会议中，常常以此案例进行现身说法。他深情地说：“对群众来信，涉及的举报、申诉等要认真对待，搞清事实，依法处理，并给予答复，不能拖而不办，不了了之。信访工作搞好了，有利于化解矛盾，树立国家机关的良好形象。每个国家公务员都有义务为此作出努力！”
为了鼓励群众监督、检举腐败现象的积极性，王文元对所有写给他的群众来信，都是亲自拆阅，批给有关部门办理。六年间，他亲自批阅的群众来信已记不清有多少。
“派驻检察要做到名副其实，不能派而不驻！”经过王文元等人的不懈努力，派驻检察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从1992年5月开始整顿，到1995年底调查统计，全国监狱、看守所、劳教场所全部实现派驻检察，大型劳改、劳教场所设置了派出检察院，派驻率达99.7%。其他地方基本上设置派驻检察室。
与此同时，派驻检察干警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有力地打击了大墙内的违法犯罪行为。仅王文元任内的1993—1995年间，各地派驻检察纠正看守所、监狱与劳教场所违法收押、无证关押、体罚虐待以及违反规定为罪犯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各种违法案件136267件，查办监管场所干警职务犯罪2429件，其中贪污、受贿案752件，私放罪犯案131件。
推进实施检察官考试制度
完善检察官培训工作相关制度和规范，促进检察人员整体素质提升，是王文元在最高检推进的又一项重要工作。几年间，他围绕着中心工作一年一个专题，一环套一环，常抓不懈——
1992年12月4日，在全国监所检察业务研讨班上，他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就为什么要办这个研讨班、如何完善检察官培训工作相关制度和规范等问题，一一进行了阐述。
1993年7月上旬，他应邀前往独联体的三个国家考察其检察机构，大开眼界，他深有感慨地说：“这次我赴独联体三国考察，看到他们的检察系统的官员大都是大学法律本科毕业，我们对干部培训要有紧迫感。”重点加强中央和省级培训网络的思路在王文元心里开始形成。8月3日，他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干部教育局、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领导明确指出：“检察干部培训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切实加强。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发展很快，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要跟上，检察干部的素质有待提高。独联体的检察干部都是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这一点值得借鉴。我们要把提高干部素质排上重要日程。首先，要把好进人关，把考试与考核很好地结合起来。其次，要加强在职干部的培训。重点是检察业务、法律知识，相关政治、经济文化知识，还有职业道德教育。当前要把建设好中央和省级院两级培训网络放在突出的地位……加强干部培训，一定要注重实效，千万不能只重视发证书、发文凭，实际没有水平。要鼓励干部自学，制定出办法来，为有志于学习深造的人创造条件。”
经王文元努力，最高人民检察院增加对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的拨款，学院的师资队伍不断得到加强，而且争取到了专业证书的办学权。自1994年起，学院招收大专学历教育培训班两批110人。到1995年底，全国检察人员具有大专学历者占总人数的56%，比1990年增加了23个百分点。
到了1996年7月26日，在全国检察系统教育工作会议上，王文元以一个教育家的情怀，按照检察官法的要求，就全国检察教育培训工作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原则，开始实施全国统一检察官考试制度进行了部署。当年就有5551人在全国72个考点、236个考场参加了检察官首次全国统一考试，有3596人达到最低分数线，进入任职考核范围。这是我国实行检察官考试制度后第一次全国性的考试。
不仅如此，经王文元及其团队的努力，中国高级检察官教育基金会于1993年在京正式成立，为推动全国检察官教育培训提供资金支持。至此，一个按照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分级管理、分级培训的原则，由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省级院培训中心、分州市院培训中心构成的检察官培训体系初步形成。
扶贫西畴县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颁布后，王文元分管最高人民检察院扶贫点——云南省西畴县的扶贫工作。
治穷重在治愚，居民贫困的根源之一在于文化素质低，抓教育是第一要务。王文元与王正义一行抵达西畴后深入到三所小学与一所中学调查，对这里的教育现状进行了麻雀解剖，认为中小学老师素质亟待提高。当王文元走进一所山村小学时，目睹了16名学生被集体下跪体罚的场景，而学校的校长竟然熟视无睹。王文元非常气愤，当面质问校长师德何在？教书育人的责任何在？把校长问得哑口无言。几天后，在同文山州西畴县委、县政府相关同志座谈时，他又郑重地将此事作为问题提出来，希望引起当地相关部门的重视。他到一所中学调研时接近午餐时间，他就径直走进学校食堂，发现卫生条件很差，污水横流，苍蝇飞舞。王文元主动提出与学生共进午餐。尽管校长不让他们吃食堂，但在他们的坚持下，仍然在食堂就餐。那一餐，食堂的主食是老玉米，菜是没有油水的青菜。王文元边啃玉米边喝水边与师生交谈，直到吃完午餐。席间，他指着食堂污浊的环境与飞舞的苍蝇，希望校长尽快改善食堂的卫生条件，确保学生的饮食卫生。
接着，王文元一行考察了10户有代表性的农户。其中，有一户富裕的农民家里有电灯、用沼气，还做边贸服装。经打听，这个农民具有初中毕业文凭，文化程度比其他村民高，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贫穷的根源在于教育落后。
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王文元在同王正义再三探讨后，亲笔起草了一份对症下药的扶贫攻坚调查报告。扶贫点的调查报告一式三份，分别交给最高人民检察院、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与西畴县。报告的第一条明确指出，教育是百年大计，建议最高检在西畴县尽快兴建一所希望小学，建议文山州逐年不断增加教育经费。他的报告迅速得到了高检院党组和全体干部职工的支持，高检上下齐行动一下子筹集了20万元人民币。
1995年春夏之交，西疇县法斗乡开始筹建西畴县第一所希望小学——西畴县希望小学，王文元专程前往参加奠基仪式，并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于这年4月亲笔题校名的条幅转交给学校。同年秋，他们再往西畴县法斗乡，参加西畴县希望小学的揭牌仪式与开学典礼。是时，三乡四邻的村民纷纷前往观看，就像过节一样热闹。王文元在仪式上作了即席演讲，希望这所希望小学能给西畴的教育振兴带来希望。
时隔21年后，《王文元传》采访组一行重走西畴路，来到法斗乡这所希望小学探访。找到了当年修建希望小学竖立的石碑，它镶嵌在该校国旗旗杆的底座上。碑文这样写道：“为贯彻落实《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千零一十五名干警及部分所属单位捐资二十万元，在西畴县建立了第一所希望小学，张思卿检察长为该校题写了‘西畴县希望小学’的校名。这所学校的建成，体现了人民检察官对贫困山区孩子的一片爱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贫困地区人民，特别是对下一代儿童的关心和希望。该校于一九九五年五月六日奠基，同年十月二十八日落成。”
碑文上还铭刻着捐资的单位与个人名单，高检院领导带头捐资，检察长张思卿捐资了1000元人民币，原检察长刘复之与副检察长王文元等捐资400元人民币……
当年参加法斗乡希望小学揭牌仪式的校长鲜光辉等人回忆起那段往事，激动的心情写在脸上。
王文元一行为西畴扶贫点办的第二件实事，就是解决居民饮用水问题。当地居民中素有苗族住山顶、汉族住山沟的习俗，居住分散，饮用水困难。在高检党组的大力支持下，共为扶贫点筹资了百万元人民币，为扶贫点一家打一口水井，一村建一个沼气池（三五户），从根本上解决了居民的吃水难和清洁能源的问题。
一位村民说：“现在吃水方便了，省下许多挑水的时间。大旱之际，我们一家五口人，每天要到水库挑五担水，来回得花两个小时，去晚了还得排队，着急呀！现在能腾出时间抓生产了，农闲还可以到县城附近干点泥水匠的活儿，贴补一下家用，一年找个三四千元钱没问题。”
蹲点期间，王文元经过对五家西畴县办企业的调查，指出其存在的耗能与污染等问题，如水泥厂、铁器厂粉尘污染等。王文元建议当地推广种植亚麻、树木，愿意帮助联系销售渠道。
此外，王文元还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九三学社一起，帮助协调了信贷资金1000多万元，为西畴县建了一座水电站——戛机电站，缓解了当地居民的用电与水利问题。
1998年3月，王文元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4月10日，王文元不再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委员会委员职务。至此，他结束了为期六年的检察官生涯。（编辑 黄艳）
作者：裴高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王凤霞，中国民盟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