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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珂（东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著名诗评家）：梁老师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我在做关于诗歌的一个全球性的访谈调查，以便给后代和研究者留下一些音像资料。梁老师是老朋友，1980年代主编《城市文学》发过我的诗，尤其是发表了包括《城市天桥》在内的组诗，对我是重要的一首，显示了梁老师作为编辑的眼光。1991年我们在甘肃嘉峪关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年会上第一次见面，2014年和2017年又在重庆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主办的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相聚。这些年我们坚持了文人的艺术操守。下面请谈谈您的创作经历，以及哪些重要事件对您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梁志宏（太原市文联原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著名诗人）：王珂老师是著名诗评家、学者，学养深厚。我们认识三十多年了，您给过我很大帮助，1980年代起对我的城市诗、叙事长诗《爱魂》写过多篇评论；新世纪我出版五卷本《梁志宏文集》后，又写了长篇评论。我非常感谢！
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我的创作起步在20世纪60年代，考入山西大学后写诗投稿，《延河》1964年5月号发表了两首处女作，同年《人民日报》又发了一首，给我以激励。我真正走上诗坛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其标志是《检察长的眼睛》在《诗刊》1982年9月号头条发表，第二年获得《诗刊》优秀作品奖。这是时代的赐予，应该是改革开放历史转折对我诗歌创作产生的重大影响。而对我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的，是1985年10月从太原市委宣传部文艺处调到市文联任职，出任《城市文学》主编，连续举办了三届“中国城市诗展”，“身在江湖”促进我的诗歌观念发生嬗变，对创作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具体而言，举办城市诗展期间，我拜访了诗坛泰斗艾青、《诗刊》主编张志民及王燕生等，有幸当面聆听教诲，并应邀走访上海诗界，接受现代风吹拂；还得到诸多名家题词指教，比如公刘先生题词“现代意识是城市诗的灵魂”……这些都对我打开固有思维、接受现代理念多有帮助。我受到艾青先生诗学及《太阳》等诗作影响，连续创作出版了“太阳系列”三部抒情诗集，对“太阳意象”的蕴含打开了，拂去了那个年代蒙上的宗教愚昧色彩，而成为光明正义和追求崇高信仰的人的象征。叶延滨先生在为我的第三本诗集《魂系太阳》所作序中对此给予肯定，指出：“梁诗为从事中国当代诗歌研究的专家提供了一个课题：太阳意象的嬗变与中国新诗的人性复归。”
1990年代，我的创作重心从抒情诗向长诗转移。一是继《爱魂》后相继创作《山碑》《河颂》，完成了叙事长诗时代三部曲。二是从1991到1994年创构神话史诗《华夏创世神歌》，包括《爱神女娲》《龙神黄帝》《神羿射日》和《大禹治水》四卷，共一万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正式出版，并与太原市文联主办，邀请北京和省城专家召开了研讨会。著名作家孟伟哉出席并撰写评论，著名诗人牛汉写来长信热情肯定，著名评论家吴思敬在其学术专著和综述文章中将这部神话长诗列为华夏民族文化心理构建的重要作品进行评述，使我深感心血没有白费。
19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前十年，由于主客观原因，我对诗歌有所疏离，与友人策划与创作地域历史题材中长篇小说；先后“触电”，合作撰稿大型电视专题片《晋魂》《晋颂》，合作编剧的《矿山人家》和《红军东征》两部电视连续剧均在央视播出。2010年重又回归诗歌，缘于市委宣传部退下来的老部长约我一起出任太原诗词学会会长。这些年大家努力把一个老干部为主的旧体诗词组织，改造成为新诗与旧体诗双轨发展、且水平大幅提升的4A级社团；特别是与赵少琳、吴小虫策划举办了两届立足山西、面向全国的诗歌奖，以邀请韩作荣、吴思敬、商震、谢克强等高级别的评委，以获奖的公正性和高水准产生了全国性影响。
我十分认同吕进先生1990年代中期提出的诗歌精神、诗歌形式和传播方式三大重建，最近他又强调新诗在第二个百年主要任务是“立”，进一步提升自由诗，逐步构建成型的格律體新诗。这些论述对我具有指导意义。我提倡诗人要关注时代与民生，创作离时代比较近。我提倡“诗歌在融汇中前行”，这些年既写自由诗，也写十二行半格律新诗，出版了十二行诗集《雪映金银木》，多诗体精选集《行走的向日葵》和新近作品集《俯首人间》。王珂老师长期以来对新诗的诗体建设有深入研究，对我关注时代和创新诗体有过评论，我深受激励和启发。我的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和近期的尝试，大体就是这么一个脉络，请王老师批评指导。
王珂：梁老师年逾古稀思维清晰，您这一代人非常敬业，做了很多工作，对诗歌文学事业有贡献。我这次到太原采访，调查对象为诗人、理论家，还有编辑。编辑很重要，编辑倡导什么，如自由诗呀、口语诗呀，哪种形式就会受到创作界的重视。您有诗人和诗歌编辑双重身份，还是诗歌活动组织者，把太原诗词学会改造成为新诗和旧体诗兼融的有影响的诗歌团体。您谈到创作离时代比较近。当然诗歌也需要时代的赞歌，如上海诗人桂兴华写了不少政治抒情诗。请问您的创作，是大写还是小写？写个人抒情诗多不多？
梁志宏：前期创作写时代，大写多一些。认为诗人是时代的代言人，所以写“大我”多一些，面向时代，实际上是迎合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转机，由于接受新诗潮朦胧诗的影响，认识到诗歌要回归本真，回归个人。坚持文艺“两为”方向，但不再是直接为政治和政策服务。我的创作逐渐向写“大我”与“小我”结合，向个人情感表达过渡。尤其我到了《城市文学》编辑部后，身在诗坛，接触现代诗潮多了，无形中加快了这种转化。
进入新世纪，我既写时代的宏大题材，也写个人日常生活与情感，后者起码占到一半，包括写汾河风情，写个人情感体验，写亲情、友情等。一个是对向日葵意象的转变与升华，从仰面向阳到俯首土地，秋天的向日葵头颅俯向土地，显然成熟了。一个是对金银木意象的发现和表达。汾河岸边有几片金银木，细碎的花椒粒大小的果实秋天转红，冬天红果不落，下雪后雪映红果很美。金银木细小平凡，但穿越秋冬象征生命力的顽强。我写了十多首有关金银木的诗，还有大批量的写草木人间、草木之心等日常生活的诗。青年诗人吴小虫给我写过一篇题为《从向日葵到金银木》，指出我对时代旋律和日常生活个人情感的两极书写现象，他表示，写日常生活的诗是更“迷人”的部分；同时对我书写时代、抨击不正之风给予肯定，也给出某种警示。今后我仍要坚持这种两极或称双轨写作。有时代重大题材激发，我还是要写。 王珂：刚才您提到诗人的职业结构，体制外的、体制内的问题。重庆老诗人林彦，是《银河系》社长，杨山是主编。林彦是我姑父，新中国成立前做地下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文艺工作，曾任《西南文艺》编辑，长期担任重庆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他的诗歌观念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左”，他写过记录重庆地下党在监狱写诗的《黑牢诗话》。我想问，您也当过文艺处长，这个职业对您的写作产生过什么影响？您在1980年代当刊物主编，文联也是体制内的，意识形态上把控比较严，您当时大力举办城市诗大展，城市本身就是向时代、向现代化靠拢的。这些对您有什么影响？
梁志宏：我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文联也是半官方，受职业影响，所以对时代还是贴近的。我一度主张中距离观察与反映时代。刚才提到的叙事长诗时代三部曲，第一部是写表现矿山建设的《爱魂》，当时我在太原市委宣传部工作，带着任务几次深入古交矿区体验生活，下到西曲矿井下看巷道掘进、喷锚，抒写煤矿建设者的大爱，当然也有情爱。此后写山区筑路脱贫的《山碑》，是受当时的市交通局委托并签约，局里派人派车陪我到两个山村筑路的典型现场进行采访，然后虚构创作的。第三部长诗写讴歌“引黄入晋”工程的《河颂》，先是随省作协、市文联两次实地采风，还由引黄工程管理局安排独自深入采访了几天，掌握大量素材后完成了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相比之下我更看好《山碑》，艺术想象空间和情感容量皆大并且在主题上有深度挖掘，写到某些执政者对贫困山乡父老乡亲的淡忘冷漠与追悔莫及。我在写作中和多年后重读某些章节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在抒情短诗创作上，自担任《城市文学》主编后，自然有意识地写城市诗系列，最初出版的《黑瀑布》《热风景》，都是以城市诗为主的诗集。王老师为我写过两篇诗评，评述城市诗中蕴含的现代意识之魂。
王珂：诗人总是在接受中外诗学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离不开学习前辈和同时代诗人的经典著作，从中汲取一些养分。请讲一讲您接受的诗歌教育方面的情况。
梁志宏：我在学生时代，开始接触唐诗宋词和古典诗学，对新诗主要是受郭沫若的《女神》，郭小川、贺敬之以及公刘、李瑛、闻捷等诗人的影响。基本上接受的是传统和时代主流的东西，学习的是新诗发展阶段性的成果。在大学期间主要受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还有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但总体上接受外国诗歌的滋养欠缺一些。改革开放以来，80年代风起云涌的朦胧诗潮对我有着重要影响。我是属于综合型的，博采众长，统筹兼顾。在新时期，对新诗历史上重要的“七月诗派”，喜欢艾青、牛汉、绿原等前辈的诗；对“九叶诗派”郑敏等的诗也看过一些，报刊上零敲碎打读了一些。总体上我的传承，影响到诗歌创作，现实主义成分多一些，对现代主义的理念手法，也想尽量往上靠，实际上有限。新时期以来朦胧诗派崛起，舒婷、北岛、杨炼、江河等，我对他们的诗认同，属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交融，是向现代诗潮过渡的形态。后来出现的一些流派，如四川的“非非主义”，反传统、反崇高，我不认可。韩东、于坚这个流派，属于口语诗民间写作，口语表达是对公式化和艰涩化的反拨，口语中有寓意和诗意的东西，我赞同。总的来说，各种诗歌观念我都汲取一些，若归类，属于现实主义为主、汲取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我称之为新现实主义道路。
王珂：20世纪80年代是诗坛很重要的年代，您主编《城市文学》，又创办“中国城市诗大展”，这些会写进当代诗歌史的。这方面的情况请具体介绍一下。
梁志宏：《城市文学》前身为《太原文艺》，是1984年，在时任主编刘作舟的牵头下改刊的。我于1985年10月调去太原市文联任职并主编《城市文学》，传承了“为文学也为时代”的办刊宗旨。城市无疑是时代发展的显著标志。为适应这一形势，我上任之前在笔记本上做计划时，就列了举办“中国城市诗展”这一项，于第二年年初付诸实施，先后在本刊和《诗刊》《星星》发出征稿启事。5月初我去北京，由王燕生老师引荐，拜访和请教艾青、张志民前辈，二老分别题写了“首届中国城市诗展”展标。同年8月底，诗刊社青春诗会在太原举办，我到场进行交流。诗展面向全国征稿，主张传统与现代结合，来稿很多，当时已排出初校版样，全国各地写城市诗的诗人几乎都在阵中。高洪波、孙静轩，还有柯平等都写过评论，发在首届诗展专号上。孙静轩老诗人为之惊讶，表示从未听说诗歌举办大展，这是一个创造。1988年5月，中国作协和诗刊社举办当代诗歌研讨会，也即运河诗会，我应邀参加，并利用会议间隙在一天晚上，买了两箱可口可乐，主持召开了高规格的城市诗歌座谈会，十多位诗人、诗评家发言，对城市诗展给予肯定和期待，也提出不少指导性的意见。《诗刊》在会后发表的会议综述中，对城市诗歌座谈会及城市诗展也写了一笔。
王珂：1987年我正在西南师大新诗研究所，知道你们的城市诗展很有影響，尤其在高校。当时我想，城市诗展这样的活动居然能在内陆城市太原办，感到很惊讶。下面谈另一个问题，诗歌主要有启蒙功能、抒情功能、审美功能等，您的写作更倾向于哪个功能？
梁志宏：诗称之为抒情诗，抒情功能我认同。上边谈到，开始写“大我”多一些，后来“大我”“小我”都写，抒时代之情和个人情感。启蒙功能是“文革”之后新诗潮涌起的，对给人们解放思想（包括思想启蒙和艺术启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有一句诗观：“诗人与人民在一起，而灵魂走在前头，往往充当预言家的角色。”至于审美功能，我是到了编辑部，更多地接触新诗潮之后才有深刻认识的。诗归根结底，要靠艺术和审美才能留下来，才能传世。我比较统筹，三个功能都认同，创作都往这些功能上靠。逐渐往后，认为诗歌还是要能够发现，能够命名，能够点燃人们心头的理想，给予新的思想观念上的启迪。越来越体会到，诗歌归根结底要靠语言表达。我在机关待的时间长，要避免语言概念化，尽量追求鲜活的语言，用意象和美的语言表达情思。
王珂：您在诗歌观念上的改变，从启蒙功能到审美功能的转变，创作上从外到内，从社会功能到个体功能的兼顾，这都很正常。一个好奇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您做编辑时，当看到出乎您的想象的作品，即完全与您的诗歌观念对立的作品，您当时有什么感觉，有什么看法？
梁志宏：当年搞城市诗展，朦胧诗派几个诗人，像车前子、顾城等都来过稿子。顾城是印蓝纸复写的稿子，短诗多，他的诗好接受，采用了一些。车前子寄来过一首分节诗《六层楼》，他住一层，写楼上每一层住户在历史变革期的状态和心态，每一层都配了插图，感到很新奇也很喜欢。我原本计划把这首诗发在第二届诗展“江浙展区”的头条。可惜由于来稿太多，考虑插图占版面、制版麻烦而未发。车前子我见过几次，2015年他来太原举办画展，他的画比诗还出名，我们相聚聊天。他后期的诗我有些看不懂，太原有位诗友写的诗也艰涩，对这种探索我都表示尊重。
王珂：老诗人是诗坛的活字典，应该把宝贵资料保存下来。有些老作家写了回忆录，梁老师这方面也可以做些事。
梁志宏：我已经写了长篇自传。2003年“非典”时期禁足，我开始写，陆续写了几年，2008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太阳下的向日葵》，副题为：一个正统文人的全息档案。韩石山先生作序，周宗奇、杨占平等十多位作家撰写评论，王春林写的发在《文艺报》，郑学诗写的发在《中国文化报》，影响比较大我写得真实坦荡，写了一个传统文人心灵蜕变、创作嬗变的过程，呈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
行走文坛诗界这么多年，初到编辑部时稿件资料放在柜顶上，没注意保存，大都遗失了。所幸还是留下许多老师、友人给我的信件，给我写的评论，大约有百人之众。我已经整理汇集在一起，拟精选成册，作为《众评研究卷》，列入《梁志宏文集续编》一并出版，权当我古稀人生的收官之举吧。
（2019年3月15日访谈，根据录音整理，经采访双方修订）
责任编辑高璟
梁志宏（太原市文联原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著名诗人）：王珂老师是著名诗评家、学者，学养深厚。我们认识三十多年了，您给过我很大帮助，1980年代起对我的城市诗、叙事长诗《爱魂》写过多篇评论；新世纪我出版五卷本《梁志宏文集》后，又写了长篇评论。我非常感谢！
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我的创作起步在20世纪60年代，考入山西大学后写诗投稿，《延河》1964年5月号发表了两首处女作，同年《人民日报》又发了一首，给我以激励。我真正走上诗坛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其标志是《检察长的眼睛》在《诗刊》1982年9月号头条发表，第二年获得《诗刊》优秀作品奖。这是时代的赐予，应该是改革开放历史转折对我诗歌创作产生的重大影响。而对我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的，是1985年10月从太原市委宣传部文艺处调到市文联任职，出任《城市文学》主编，连续举办了三届“中国城市诗展”，“身在江湖”促进我的诗歌观念发生嬗变，对创作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具体而言，举办城市诗展期间，我拜访了诗坛泰斗艾青、《诗刊》主编张志民及王燕生等，有幸当面聆听教诲，并应邀走访上海诗界，接受现代风吹拂；还得到诸多名家题词指教，比如公刘先生题词“现代意识是城市诗的灵魂”……这些都对我打开固有思维、接受现代理念多有帮助。我受到艾青先生诗学及《太阳》等诗作影响，连续创作出版了“太阳系列”三部抒情诗集，对“太阳意象”的蕴含打开了，拂去了那个年代蒙上的宗教愚昧色彩，而成为光明正义和追求崇高信仰的人的象征。叶延滨先生在为我的第三本诗集《魂系太阳》所作序中对此给予肯定，指出：“梁诗为从事中国当代诗歌研究的专家提供了一个课题：太阳意象的嬗变与中国新诗的人性复归。”
1990年代，我的创作重心从抒情诗向长诗转移。一是继《爱魂》后相继创作《山碑》《河颂》，完成了叙事长诗时代三部曲。二是从1991到1994年创构神话史诗《华夏创世神歌》，包括《爱神女娲》《龙神黄帝》《神羿射日》和《大禹治水》四卷，共一万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正式出版，并与太原市文联主办，邀请北京和省城专家召开了研讨会。著名作家孟伟哉出席并撰写评论，著名诗人牛汉写来长信热情肯定，著名评论家吴思敬在其学术专著和综述文章中将这部神话长诗列为华夏民族文化心理构建的重要作品进行评述，使我深感心血没有白费。
19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前十年，由于主客观原因，我对诗歌有所疏离，与友人策划与创作地域历史题材中长篇小说；先后“触电”，合作撰稿大型电视专题片《晋魂》《晋颂》，合作编剧的《矿山人家》和《红军东征》两部电视连续剧均在央视播出。2010年重又回归诗歌，缘于市委宣传部退下来的老部长约我一起出任太原诗词学会会长。这些年大家努力把一个老干部为主的旧体诗词组织，改造成为新诗与旧体诗双轨发展、且水平大幅提升的4A级社团；特别是与赵少琳、吴小虫策划举办了两届立足山西、面向全国的诗歌奖，以邀请韩作荣、吴思敬、商震、谢克强等高级别的评委，以获奖的公正性和高水准产生了全国性影响。
我十分认同吕进先生1990年代中期提出的诗歌精神、诗歌形式和传播方式三大重建，最近他又强调新诗在第二个百年主要任务是“立”，进一步提升自由诗，逐步构建成型的格律體新诗。这些论述对我具有指导意义。我提倡诗人要关注时代与民生，创作离时代比较近。我提倡“诗歌在融汇中前行”，这些年既写自由诗，也写十二行半格律新诗，出版了十二行诗集《雪映金银木》，多诗体精选集《行走的向日葵》和新近作品集《俯首人间》。王珂老师长期以来对新诗的诗体建设有深入研究，对我关注时代和创新诗体有过评论，我深受激励和启发。我的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和近期的尝试，大体就是这么一个脉络，请王老师批评指导。
王珂：梁老师年逾古稀思维清晰，您这一代人非常敬业，做了很多工作，对诗歌文学事业有贡献。我这次到太原采访，调查对象为诗人、理论家，还有编辑。编辑很重要，编辑倡导什么，如自由诗呀、口语诗呀，哪种形式就会受到创作界的重视。您有诗人和诗歌编辑双重身份，还是诗歌活动组织者，把太原诗词学会改造成为新诗和旧体诗兼融的有影响的诗歌团体。您谈到创作离时代比较近。当然诗歌也需要时代的赞歌，如上海诗人桂兴华写了不少政治抒情诗。请问您的创作，是大写还是小写？写个人抒情诗多不多？
梁志宏：前期创作写时代，大写多一些。认为诗人是时代的代言人，所以写“大我”多一些，面向时代，实际上是迎合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转机，由于接受新诗潮朦胧诗的影响，认识到诗歌要回归本真，回归个人。坚持文艺“两为”方向，但不再是直接为政治和政策服务。我的创作逐渐向写“大我”与“小我”结合，向个人情感表达过渡。尤其我到了《城市文学》编辑部后，身在诗坛，接触现代诗潮多了，无形中加快了这种转化。
进入新世纪，我既写时代的宏大题材，也写个人日常生活与情感，后者起码占到一半，包括写汾河风情，写个人情感体验，写亲情、友情等。一个是对向日葵意象的转变与升华，从仰面向阳到俯首土地，秋天的向日葵头颅俯向土地，显然成熟了。一个是对金银木意象的发现和表达。汾河岸边有几片金银木，细碎的花椒粒大小的果实秋天转红，冬天红果不落，下雪后雪映红果很美。金银木细小平凡，但穿越秋冬象征生命力的顽强。我写了十多首有关金银木的诗，还有大批量的写草木人间、草木之心等日常生活的诗。青年诗人吴小虫给我写过一篇题为《从向日葵到金银木》，指出我对时代旋律和日常生活个人情感的两极书写现象，他表示，写日常生活的诗是更“迷人”的部分；同时对我书写时代、抨击不正之风给予肯定，也给出某种警示。今后我仍要坚持这种两极或称双轨写作。有时代重大题材激发，我还是要写。 王珂：刚才您提到诗人的职业结构，体制外的、体制内的问题。重庆老诗人林彦，是《银河系》社长，杨山是主编。林彦是我姑父，新中国成立前做地下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从事文艺工作，曾任《西南文艺》编辑，长期担任重庆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他的诗歌观念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左”，他写过记录重庆地下党在监狱写诗的《黑牢诗话》。我想问，您也当过文艺处长，这个职业对您的写作产生过什么影响？您在1980年代当刊物主编，文联也是体制内的，意识形态上把控比较严，您当时大力举办城市诗大展，城市本身就是向时代、向现代化靠拢的。这些对您有什么影响？
梁志宏：我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文联也是半官方，受职业影响，所以对时代还是贴近的。我一度主张中距离观察与反映时代。刚才提到的叙事长诗时代三部曲，第一部是写表现矿山建设的《爱魂》，当时我在太原市委宣传部工作，带着任务几次深入古交矿区体验生活，下到西曲矿井下看巷道掘进、喷锚，抒写煤矿建设者的大爱，当然也有情爱。此后写山区筑路脱贫的《山碑》，是受当时的市交通局委托并签约，局里派人派车陪我到两个山村筑路的典型现场进行采访，然后虚构创作的。第三部长诗写讴歌“引黄入晋”工程的《河颂》，先是随省作协、市文联两次实地采风，还由引黄工程管理局安排独自深入采访了几天，掌握大量素材后完成了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相比之下我更看好《山碑》，艺术想象空间和情感容量皆大并且在主题上有深度挖掘，写到某些执政者对贫困山乡父老乡亲的淡忘冷漠与追悔莫及。我在写作中和多年后重读某些章节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在抒情短诗创作上，自担任《城市文学》主编后，自然有意识地写城市诗系列，最初出版的《黑瀑布》《热风景》，都是以城市诗为主的诗集。王老师为我写过两篇诗评，评述城市诗中蕴含的现代意识之魂。
王珂：诗人总是在接受中外诗学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离不开学习前辈和同时代诗人的经典著作，从中汲取一些养分。请讲一讲您接受的诗歌教育方面的情况。
梁志宏：我在学生时代，开始接触唐诗宋词和古典诗学，对新诗主要是受郭沫若的《女神》，郭小川、贺敬之以及公刘、李瑛、闻捷等诗人的影响。基本上接受的是传统和时代主流的东西，学习的是新诗发展阶段性的成果。在大学期间主要受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还有拜伦、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但总体上接受外国诗歌的滋养欠缺一些。改革开放以来，80年代风起云涌的朦胧诗潮对我有着重要影响。我是属于综合型的，博采众长，统筹兼顾。在新时期，对新诗历史上重要的“七月诗派”，喜欢艾青、牛汉、绿原等前辈的诗；对“九叶诗派”郑敏等的诗也看过一些，报刊上零敲碎打读了一些。总体上我的传承，影响到诗歌创作，现实主义成分多一些，对现代主义的理念手法，也想尽量往上靠，实际上有限。新时期以来朦胧诗派崛起，舒婷、北岛、杨炼、江河等，我对他们的诗认同，属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交融，是向现代诗潮过渡的形态。后来出现的一些流派，如四川的“非非主义”，反传统、反崇高，我不认可。韩东、于坚这个流派，属于口语诗民间写作，口语表达是对公式化和艰涩化的反拨，口语中有寓意和诗意的东西，我赞同。总的来说，各种诗歌观念我都汲取一些，若归类，属于现实主义为主、汲取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我称之为新现实主义道路。
王珂：20世纪80年代是诗坛很重要的年代，您主编《城市文学》，又创办“中国城市诗大展”，这些会写进当代诗歌史的。这方面的情况请具体介绍一下。
梁志宏：《城市文学》前身为《太原文艺》，是1984年，在时任主编刘作舟的牵头下改刊的。我于1985年10月调去太原市文联任职并主编《城市文学》，传承了“为文学也为时代”的办刊宗旨。城市无疑是时代发展的显著标志。为适应这一形势，我上任之前在笔记本上做计划时，就列了举办“中国城市诗展”这一项，于第二年年初付诸实施，先后在本刊和《诗刊》《星星》发出征稿启事。5月初我去北京，由王燕生老师引荐，拜访和请教艾青、张志民前辈，二老分别题写了“首届中国城市诗展”展标。同年8月底，诗刊社青春诗会在太原举办，我到场进行交流。诗展面向全国征稿，主张传统与现代结合，来稿很多，当时已排出初校版样，全国各地写城市诗的诗人几乎都在阵中。高洪波、孙静轩，还有柯平等都写过评论，发在首届诗展专号上。孙静轩老诗人为之惊讶，表示从未听说诗歌举办大展，这是一个创造。1988年5月，中国作协和诗刊社举办当代诗歌研讨会，也即运河诗会，我应邀参加，并利用会议间隙在一天晚上，买了两箱可口可乐，主持召开了高规格的城市诗歌座谈会，十多位诗人、诗评家发言，对城市诗展给予肯定和期待，也提出不少指导性的意见。《诗刊》在会后发表的会议综述中，对城市诗歌座谈会及城市诗展也写了一笔。
王珂：1987年我正在西南师大新诗研究所，知道你们的城市诗展很有影響，尤其在高校。当时我想，城市诗展这样的活动居然能在内陆城市太原办，感到很惊讶。下面谈另一个问题，诗歌主要有启蒙功能、抒情功能、审美功能等，您的写作更倾向于哪个功能？
梁志宏：诗称之为抒情诗，抒情功能我认同。上边谈到，开始写“大我”多一些，后来“大我”“小我”都写，抒时代之情和个人情感。启蒙功能是“文革”之后新诗潮涌起的，对给人们解放思想（包括思想启蒙和艺术启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有一句诗观：“诗人与人民在一起，而灵魂走在前头，往往充当预言家的角色。”至于审美功能，我是到了编辑部，更多地接触新诗潮之后才有深刻认识的。诗归根结底，要靠艺术和审美才能留下来，才能传世。我比较统筹，三个功能都认同，创作都往这些功能上靠。逐渐往后，认为诗歌还是要能够发现，能够命名，能够点燃人们心头的理想，给予新的思想观念上的启迪。越来越体会到，诗歌归根结底要靠语言表达。我在机关待的时间长，要避免语言概念化，尽量追求鲜活的语言，用意象和美的语言表达情思。
王珂：您在诗歌观念上的改变，从启蒙功能到审美功能的转变，创作上从外到内，从社会功能到个体功能的兼顾，这都很正常。一个好奇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您做编辑时，当看到出乎您的想象的作品，即完全与您的诗歌观念对立的作品，您当时有什么感觉，有什么看法？
梁志宏：当年搞城市诗展，朦胧诗派几个诗人，像车前子、顾城等都来过稿子。顾城是印蓝纸复写的稿子，短诗多，他的诗好接受，采用了一些。车前子寄来过一首分节诗《六层楼》，他住一层，写楼上每一层住户在历史变革期的状态和心态，每一层都配了插图，感到很新奇也很喜欢。我原本计划把这首诗发在第二届诗展“江浙展区”的头条。可惜由于来稿太多，考虑插图占版面、制版麻烦而未发。车前子我见过几次，2015年他来太原举办画展，他的画比诗还出名，我们相聚聊天。他后期的诗我有些看不懂，太原有位诗友写的诗也艰涩，对这种探索我都表示尊重。
王珂：老诗人是诗坛的活字典，应该把宝贵资料保存下来。有些老作家写了回忆录，梁老师这方面也可以做些事。
梁志宏：我已经写了长篇自传。2003年“非典”时期禁足，我开始写，陆续写了几年，2008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太阳下的向日葵》，副题为：一个正统文人的全息档案。韩石山先生作序，周宗奇、杨占平等十多位作家撰写评论，王春林写的发在《文艺报》，郑学诗写的发在《中国文化报》，影响比较大我写得真实坦荡，写了一个传统文人心灵蜕变、创作嬗变的过程，呈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
行走文坛诗界这么多年，初到编辑部时稿件资料放在柜顶上，没注意保存，大都遗失了。所幸还是留下许多老师、友人给我的信件，给我写的评论，大约有百人之众。我已经整理汇集在一起，拟精选成册，作为《众评研究卷》，列入《梁志宏文集续编》一并出版，权当我古稀人生的收官之举吧。
（2019年3月15日访谈，根据录音整理，经采访双方修订）
责任编辑高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