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适时提出俄罗斯“强国主义”、“大国主义”可以认为是恰逢其时，满足了俄罗斯民众的渴望与期待
　　
　　现今的俄罗斯不仅是“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中最能向美国叫板的国家，而且也由G8集团中的“小伙计”一跃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方势力。这些变化都是在普京总统8年任内出现的。
　　普京以高达70%以上的民众支持率，即将结束俄罗斯总统任期，与叶利钦下台时支持率几乎近于零，形成难以置信的对照。这一方面说明普京确实“治国有方”，另一方面也有诸多客观条件的襄助。
　　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给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广阔空间。
　　
　　俄罗斯转强概述
　　
　　普京上台8年，俄罗斯一路通顺。GDP由叶利钦时代的4000亿美元，以年递增率5—8%的速度，至2007年达到12000余亿美元，人均GDP由1千美元增至7000美元。职工名义工资增长5倍，实际净增2倍。随着GDP的增长，军费开支也由100亿美元递增至约300亿美元。可以说，国内形势一片大好。
　　国际上，俄罗斯的地位不断攀升，它强化了同美国、北约的对抗力度。从2007年开始，俄罗斯恢复了远程战略轰炸机的例行巡航，核潜艇恢复各大洋的巡航。同时，武器装备方面，俄罗斯在苏联原有的高科技军备基础上，也有了某些突破，尽管数量并不很多。
　　现今的俄罗斯综合国力名列世界十强之内，普京提出，在不久的将来，俄将跻身世界五强之列。
　　
　　普京上台时的俄罗斯“家底”
　　
　　1980年代末，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走进了无可救药的死胡同，叶利钦所引导的苏联政治制度解体和经济制度的“休克疗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苏联政治体制的“惩罚”。有人说，经济上“休克疗法”的首要目的并不在于放任经济自由化，而在于使政治改革无可逆转。此话不无道理。
　　但是，接踵而来的却是俄罗斯转型期的一系列灾难：中央政权威信大幅下降，地方势力坐大，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崩溃，物价飞涨，民心涣散，大众生活苦不堪言。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失利，说明俄罗斯联邦存在持续解体的危险；1998年俄罗斯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说明民众对中央政权几近绝望。
　　整个1990年代，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由原来的国际两大霸主之一，沦落为二三流国家。
　　这时的叶利钦当然明白，俄罗斯非常需要一位年富力强、拥有强力部门背景的“铁腕”人物出台收拾残局。于是，出身安全部门、历任俄联邦安全局长和安全会议秘书的普京被选中了，时年46岁。
　　
　　凌厉的强国“组合拳”
　　
　　俄罗斯的发展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强国富民，普京在8年执政期间，以“非常的手段”带领俄罗斯重新崛起，“回归世界强国之列”。普京宣称：俄罗斯惟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加强中央权威就成了普京改革的重点。
　　1999年，普京甫任俄联邦政府总理，首要任务是稳定俄罗斯领土主权，消除联邦版图继续分裂危险。只有真正平定车臣叛乱，才能为他进一步实行地方“削藩”、强化中央政权创造必要条件。普京顶住西方国家的压力，毅然发动了车臣之战。此战打了两年，双方均有重大伤亡，最后6千余名车臣残余分裂分子败退山区。车臣之战的胜利为他实施其他重大改革铺平了道路。
　　俄联邦时有89个“主体”（州、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后苏联时代”，即叶利钦时代，由于国力衰微，经济混乱，各地方长官仗持“民主选举”，任意扩张地方“自治权”，严重冲击中央权威。
　　普京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改组了联邦制结构。首先，改变地方领导人选举制度。别斯兰人质事件后，俄地方行政长官由总统直接任命，把权力从地方集中到中央，实现对地方的垂直领导，地方分离主义与分裂主义倾向得到有效遏制。其次，改变国家杜马议员的产生办法，全部由政党按比例产生。“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体制基本定型。这种体制在现阶段是适合俄国情的，并有利于俄罗斯的进一步发展。国家的主要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以保证俄国家统一、权力集中、政令畅通。
　　普京在经济界同样采取了中央集权措施。叶利钦的私有化政策主要内容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即所谓的“股份制改造”。普京则节制私有化进程，与金融、财政、石油寡头作斗争，力求把主要经济命脉掌控在国家手中。在他的“铁拳”下先后垮台的有传媒大亨古辛斯基、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和斯摩棱斯基、石油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他们有的身陷囹圄，有的出逃国外。现有的豪富们只许对中央政权“俯首帖耳”，不许从事反对政府活动。此外，普京对外国资本参与俄罗斯经济，特别是在能源业、金融业持股也制订有严格的限制。
　　在国内政治方面，普京已经拥有不可动摇的政治资源，普京因此在议会中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不可动摇，——即使总统职务卸任后，他的公权影响力仍会延续。
　　普京“强国富民”的施政理念以及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比较适合国情、符合民意。执政党的政坛主导地位稳固，反对派难以掀起大浪。垂直权力体系得到强化，“总统政令不出莫斯科”的情况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寡头势力受到压制，资本权力对政治权力的干预大大减少。经济迅速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百姓得到了实惠，社会矛盾缓解。俄罗斯重新崛起，回归强国行列。
　　普京式的“中央集权”，又被称作“主权民主”、“可控民主”。（关于这一点，随后李永全研究员的文章会加以详细论述。编者注）
　　
　　提出“强国主义”恰逢其时
　　
　　在“金砖四国”中，俄罗斯最需要“中央集权”。这是由俄罗斯独特的国情决定的。
　　从地理地缘政治、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看，俄罗斯软弱的中央政权不仅不能有效调动国力资源，甚至保持完整的俄罗斯版图也是困难的。当今的俄罗斯版图虽然不及前苏联：由2200多万平方公里缩减为1700多万平方公里，但仍然是世界上版图最大、人均占有领土面积最多的国家。它地跨9个时区，地区之间的自然条件和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境内有100多个民族，但是总人口却只有1.4亿余，是个名副其实的地广人稀国家。以上情况说明，离开严厉、高效的中央集权，谁来管理俄罗斯，都只能流于空谈。
　　俄罗斯强国的梦想是古已有之的。
　　15—16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仅是偏安欧洲东北一角的小小“公国”，面积只有43万平方公里。到16世纪出现统一的俄罗斯时，它的版图也只有280万平方公里。16世纪下半叶“伊凡雷帝”开始向外扩张，到沙俄末期，其版图已经扩张至两千余万平方公里。这种扩张由于东面受到美国、日本，西面受到瑞典、德国等国、南面受到奥斯曼帝国的遏制而暂时受挫。此后，从斯大林开始，俄国“苦练内功”，使前苏联的版图居世界之首，并且成为世界两大霸主之一。在人口一直相对稀少的条件下，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四百年间决不会发展得如此之快。在领土不断扩张的鼓舞下，俄罗斯民族主义自豪感对“好沙皇”、好中央的凝聚力也是罕见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过精辟的论述。
　　确实，在俄罗斯走向强盛过程中，俄罗斯人也养成了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心态。历史上，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沙俄两场扩张战的惨败，不仅引起了俄国中央政权危机，而且导致俄国民众的沮丧。但是，此后沙俄都从侵华战争中挽回了局面，大幅度弥补了失却的信心，也鼓舞了民众的士气。尽管前苏联同美国争霸，极大地损伤了国家元气，但是苏联解体后的糟糕局势，更使广大民众茫无所措。
　　地缘政治方面，俄罗斯地跨欧亚两大陆，它首先继承的是蒙古帝国统治传统，17世纪初开始大力引进欧洲文化，但是没有经历过西欧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阶段，或者说，俄罗斯社会精英试图过掀起这些运动，但都告失败。俄罗斯兼有东西方“双头鹰”文明传统，由于地广人稀，它更需要东方社会的集权治理。
　　综上所述，普京适时提出俄罗斯“强国主义”、“大国主义”可以认为是恰逢其时，满足了俄罗斯民众的渴望与期待。
　　
　　执政八年成绩斐然的有利条件
　　
　　俄罗斯是富有巨额资源储量的国家，除人力之外，各项潜在的资源总量约占世界总量的20%有余。
　　普京执政8年成绩斐然，除政策得当因素之外，还得益于优越的客观条件：国际上石油、天然气价格一路飙升，使得俄罗斯国库财源滚滚而来。从每桶石油20美元稳稳升至目前每桶100美元的水平，天然气升值亦然。2006年俄石油、天然气出口占收入总额的46.2%。
　　能源、其他原材料的出口带来的不仅仅限于经济收入，它们还是俄罗斯应对国际竞争的战略手段，对欧洲尤其如此。此外，俄罗斯的经济“奇迹”还得益于武器出口。从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开始，前苏联举全国之力，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打造了一个重工业、国防工业畸形发展的“异军突起”的国家。苏联虽然解体了，但是俄罗斯的军售并未中止，军售收入是对俄经济的支撑力量之一——尽管近年来它的市场份额在不断萎缩。
　　俄罗斯在国力增长中也存在隐忧,俄罗斯各界精英只有保持清醒头脑，制订上佳政策，俄罗斯才有可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