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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嘉峪关长城博物馆第三展厅内，陈列着部分出土于嘉峪关新城汉墓及魏晋墓群的青铜器，相比于夏、商、周青铜文化的成熟鼎盛，两汉、魏晋时期的青铜器在制作工艺上已趋于衰落，在艺术价值上更是无法与其前期的青铜器相媲美，但从这一件件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此期的青铜器制作特色，也可从中窥见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特点，从而有助于梳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 两汉、魏晋;青铜器;嘉峪关长城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9）01-0169-02
中国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古代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被史学家们称为“一部活生生的史书”。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的青铜时代， 是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时间延续1600余年;转变期指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的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重要场合变为普通的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在嘉峪关长城博物馆第三展厅内，陈列着部分出土于嘉峪关新城汉墓及魏晋墓群的青铜器，相比于夏、商、周青铜文化的成熟鼎盛，两汉、魏晋时期的青铜器在制作工艺上已趋于衰落，在艺术价值上更是无法与其前期的青铜器相媲美，但从这一件件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此期的青铜器制作特色，也可从中窥见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特点，从而有助于梳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脉络。
一、两汉、魏晋时期青铜器的特征
随着礼器的无用和铁器时代的到来，青铜器已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品种大为减少，青铜艺术走向没落。无论是两汉时期，还是魏晋时期，青铜器物的种类仍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与商、周青铜器相比，两汉时期青铜器大为逊色，虽然在青铜礼乐兵器上进一步衰落，但在生活用具的制造和使用上进一步扩大，在继承先秦工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特别是在铜灯、铜镜的制作上形成了两汉时期的独有风格。
魏晋时期青铜器在制作工艺、风格特征上仍沿袭着两汉以来的传统，但较汉代铜器要粗糙许多。如嘉峪关长城博物馆展厅内，出土于新城魏晋墓的“位至三公”铜镜、铜带钩等，从外形和纹饰上看，做工都比较粗糙，纹饰也较为单一。
二、两汉、魏晋时期青铜器的种类和功用
青铜器在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将青铜器主要分为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和兵器五大类。嘉峪关长城博物馆三展厅展出的青铜器物多为日常生活用具，现根据其用途作简单分类。
（一） 生活装饰类
铜带钩，出土于嘉峪关新城魏晋墓，钩体呈椭圆形，上有形似龙纹的雕镂纹饰，形制较小。带钩起源于西周，战国至秦汉广为流行，至魏晋时期被带扣所取代，逐渐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带钩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皮带卡，主要用于钩系束腰的革带，多为男性使用。古人使用带钩，不仅为日常所需要，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尤其王公贵族、社会名流所用带钩甚为精美，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
“位至三公”铜镜，出土于嘉峪关新城魏晋墓，有锈蚀痕迹。镜面呈圆形，中央有一半圆形镜钮，四周有形似飞鸟的简单纹饰，两两对称，纹饰之间刻有“位至三公”字样的铭文，镜面四周有连弧纹，镜缘无纹饰。“公”是对古代官职的称谓，魏晋时期，官职分为九品，一品最高，能达一品的多是大将军和三公一级的官员，凡三公不但能享受到高额俸禄，而且每遇逢年过节，另外还给加俸。这些制度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因此，人们把追求高官厚禄、以达荣华富贵作为最高目标，把“位至三公”的字语铸刻在日常生活用具铜镜上，是对子女的厚望和对亲朋好友的祝福。
柿叶形铜饰，出土于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形似四片大小相同的柿叶，已锈蚀。
（二）生活用品类
铜盆，出土于嘉峪关文殊镇团结村墓葬，属魏晋时期，已锈蚀，敞口，盆口平沿，圆底，盆面无装饰。
铜鼎，出土于嘉峪关文殊镇团结村墓葬，属魏晋时期，已锈蚀，敞口，圆腹，三足。鼎是古代炊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来煮、盛肉食和调和五味。
铜仓，出土于嘉峪关文殊镇团结村墓葬，属魏晋时期，已锈蚀，仓顶与仓身用长方形铜条铸接，仓顶平面呈长方形，仓身近扁方形，前壁上方有三个方形门窗，仓底已锈蚀开洞，有四足。
铜灯，出土于嘉峪关文殊镇石桥村汉墓，已锈蚀，圆形灯盘，敞口，浅腹，平底。下底部正中有一圆柱，似用来与灯座连接，灯盘的一侧有火焰状饰件。
（三）其他
铜獬豸，出土于嘉峪关文殊镇团结村墓葬，属魏晋时期。总长37.3厘米，高18厘米，獬豸低头俯视、怒目而睁、四足蹬地，头部鬃毛竖起，头顶有分叉的剑形犄角，其中一个已断裂，尾巴高高翘起，全身有纹饰。獬豸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似羊非羊、似牛非牛的神兽，具有明辨是非、区分正邪、對抗邪恶的正直本性，遂成为中国古代法官的代称。如今，它威严的形象又成为法律的象征。在古代墓葬中，因经常有随葬獬豸者，以作镇妖避邪之用，故又称其为“镇墓兽”，是墓主人死后安享西方极乐世界的灵魂守护神。该獬豸整体造型生动，四角蹬地、弓首翘尾、锐角前突的形象，更加突显了獬豸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精神。也由此可以看出，在魏晋时期青铜制造工艺逐渐衰落的背景下，河西地区青铜造像水平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铜车马仪仗俑，1960年出土于武威市雷台汉墓，共有仪仗俑99件，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气势宏大，铸造精湛，显示出汉代群体铜雕的杰出成就。展于嘉峪关长城博物馆的铜车马仪仗俑只是其庞大群体中的一部分。领头的一匹马就是被确定为我国旅游标志的铜奔马，造型精美，极具神韵。依次排在前面的是17匹手持矛、戟兵器的武士乘骑。后为由1辆斧车、4辆轺车组成的车马俑，斧车是出行仪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车为双曲辕，双辕后部承长方形舆，车上立斧以示权威。斧车上一人俑为站立姿势，另一人俑呈坐姿。两侧的4辆轺车都有伞盖，车上各坐一人。车马俑之后是8匹奔驰向前的马队，前左蹄腾空向前，浩浩荡荡，栩栩如生，其中前列的3匹马上配有马鞍，后列5匹马无马鞍。队伍最后6辆为辇车，每辆车上都有一人俑双手拱举，跪于车上。仪仗俑充分展示了古时候车辚辚马萧萧、“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封建官僚出行场面，也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艺术创造才能。
三、结语
青铜器在中华历史文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的诞生、发展、成熟和衰落都是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由嘉峪关长城博物馆展出的汉魏青铜器可以看出，虽然两汉、魏晋时期的青铜文明已趋于衰落，整体上在制造工艺、艺术价值、分类品种等方面已大不如夏、商、周直至秦朝时期，但在铜像等制造方面的水平也很高，特别是铜獬豸、铜车马仪仗俑等充分体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智慧和艺术才能。另外，无论是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两汉时期，还是国家分裂、民族融合的魏晋时期，由这些流传至今的文物可以窥探到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面貌，它们都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参考文献]
[1]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J].考古，1984，（ 6）：556～563.
[2]吴礽骧.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J].文物，1979，（ 6）：1～17.
[3]宋子华，高凤山，杨会福，巨金虎等.嘉峪关新城十二、十三号画像砖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2，（ 8）：7～15.
[关键词] 两汉、魏晋;青铜器;嘉峪关长城博物馆
[中图分类号]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9）01-0169-02
中国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古代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被史学家们称为“一部活生生的史书”。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的青铜时代， 是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时间延续1600余年;转变期指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的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重要场合变为普通的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在嘉峪关长城博物馆第三展厅内，陈列着部分出土于嘉峪关新城汉墓及魏晋墓群的青铜器，相比于夏、商、周青铜文化的成熟鼎盛，两汉、魏晋时期的青铜器在制作工艺上已趋于衰落，在艺术价值上更是无法与其前期的青铜器相媲美，但从这一件件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出此期的青铜器制作特色，也可从中窥见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特点，从而有助于梳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脉络。
一、两汉、魏晋时期青铜器的特征
随着礼器的无用和铁器时代的到来，青铜器已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品种大为减少，青铜艺术走向没落。无论是两汉时期，还是魏晋时期，青铜器物的种类仍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与商、周青铜器相比，两汉时期青铜器大为逊色，虽然在青铜礼乐兵器上进一步衰落，但在生活用具的制造和使用上进一步扩大，在继承先秦工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特别是在铜灯、铜镜的制作上形成了两汉时期的独有风格。
魏晋时期青铜器在制作工艺、风格特征上仍沿袭着两汉以来的传统，但较汉代铜器要粗糙许多。如嘉峪关长城博物馆展厅内，出土于新城魏晋墓的“位至三公”铜镜、铜带钩等，从外形和纹饰上看，做工都比较粗糙，纹饰也较为单一。
二、两汉、魏晋时期青铜器的种类和功用
青铜器在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将青铜器主要分为酒器、食器、水器、乐器和兵器五大类。嘉峪关长城博物馆三展厅展出的青铜器物多为日常生活用具，现根据其用途作简单分类。
（一） 生活装饰类
铜带钩，出土于嘉峪关新城魏晋墓，钩体呈椭圆形，上有形似龙纹的雕镂纹饰，形制较小。带钩起源于西周，战国至秦汉广为流行，至魏晋时期被带扣所取代，逐渐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带钩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皮带卡，主要用于钩系束腰的革带，多为男性使用。古人使用带钩，不仅为日常所需要，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尤其王公贵族、社会名流所用带钩甚为精美，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
“位至三公”铜镜，出土于嘉峪关新城魏晋墓，有锈蚀痕迹。镜面呈圆形，中央有一半圆形镜钮，四周有形似飞鸟的简单纹饰，两两对称，纹饰之间刻有“位至三公”字样的铭文，镜面四周有连弧纹，镜缘无纹饰。“公”是对古代官职的称谓，魏晋时期，官职分为九品，一品最高，能达一品的多是大将军和三公一级的官员，凡三公不但能享受到高额俸禄，而且每遇逢年过节，另外还给加俸。这些制度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因此，人们把追求高官厚禄、以达荣华富贵作为最高目标，把“位至三公”的字语铸刻在日常生活用具铜镜上，是对子女的厚望和对亲朋好友的祝福。
柿叶形铜饰，出土于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形似四片大小相同的柿叶，已锈蚀。
（二）生活用品类
铜盆，出土于嘉峪关文殊镇团结村墓葬，属魏晋时期，已锈蚀，敞口，盆口平沿，圆底，盆面无装饰。
铜鼎，出土于嘉峪关文殊镇团结村墓葬，属魏晋时期，已锈蚀，敞口，圆腹，三足。鼎是古代炊器，相当于现在的锅，用来煮、盛肉食和调和五味。
铜仓，出土于嘉峪关文殊镇团结村墓葬，属魏晋时期，已锈蚀，仓顶与仓身用长方形铜条铸接，仓顶平面呈长方形，仓身近扁方形，前壁上方有三个方形门窗，仓底已锈蚀开洞，有四足。
铜灯，出土于嘉峪关文殊镇石桥村汉墓，已锈蚀，圆形灯盘，敞口，浅腹，平底。下底部正中有一圆柱，似用来与灯座连接，灯盘的一侧有火焰状饰件。
（三）其他
铜獬豸，出土于嘉峪关文殊镇团结村墓葬，属魏晋时期。总长37.3厘米，高18厘米，獬豸低头俯视、怒目而睁、四足蹬地，头部鬃毛竖起，头顶有分叉的剑形犄角，其中一个已断裂，尾巴高高翘起，全身有纹饰。獬豸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似羊非羊、似牛非牛的神兽，具有明辨是非、区分正邪、對抗邪恶的正直本性，遂成为中国古代法官的代称。如今，它威严的形象又成为法律的象征。在古代墓葬中，因经常有随葬獬豸者，以作镇妖避邪之用，故又称其为“镇墓兽”，是墓主人死后安享西方极乐世界的灵魂守护神。该獬豸整体造型生动，四角蹬地、弓首翘尾、锐角前突的形象，更加突显了獬豸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精神。也由此可以看出，在魏晋时期青铜制造工艺逐渐衰落的背景下，河西地区青铜造像水平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铜车马仪仗俑，1960年出土于武威市雷台汉墓，共有仪仗俑99件，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东汉车马仪仗铜俑，气势宏大，铸造精湛，显示出汉代群体铜雕的杰出成就。展于嘉峪关长城博物馆的铜车马仪仗俑只是其庞大群体中的一部分。领头的一匹马就是被确定为我国旅游标志的铜奔马，造型精美，极具神韵。依次排在前面的是17匹手持矛、戟兵器的武士乘骑。后为由1辆斧车、4辆轺车组成的车马俑，斧车是出行仪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车为双曲辕，双辕后部承长方形舆，车上立斧以示权威。斧车上一人俑为站立姿势，另一人俑呈坐姿。两侧的4辆轺车都有伞盖，车上各坐一人。车马俑之后是8匹奔驰向前的马队，前左蹄腾空向前，浩浩荡荡，栩栩如生，其中前列的3匹马上配有马鞍，后列5匹马无马鞍。队伍最后6辆为辇车，每辆车上都有一人俑双手拱举，跪于车上。仪仗俑充分展示了古时候车辚辚马萧萧、“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封建官僚出行场面，也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艺术创造才能。
三、结语
青铜器在中华历史文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的诞生、发展、成熟和衰落都是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由嘉峪关长城博物馆展出的汉魏青铜器可以看出，虽然两汉、魏晋时期的青铜文明已趋于衰落，整体上在制造工艺、艺术价值、分类品种等方面已大不如夏、商、周直至秦朝时期，但在铜像等制造方面的水平也很高，特别是铜獬豸、铜车马仪仗俑等充分体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智慧和艺术才能。另外，无论是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的两汉时期，还是国家分裂、民族融合的魏晋时期，由这些流传至今的文物可以窥探到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面貌，它们都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参考文献]
[1]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J].考古，1984，（ 6）：556～563.
[2]吴礽骧.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J].文物，1979，（ 6）：1～17.
[3]宋子华，高凤山，杨会福，巨金虎等.嘉峪关新城十二、十三号画像砖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2，（ 8）：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