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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7月1日，巴黎出现两份售价仅为5生丁的报纸。埃米尔•德•吉拉丹（1806-1881）的《新闻报》和阿尔芒•迪塔克的《世纪报》。《新闻报》和《世纪报》年订费为40法郎，只有其他报纸的1/3到1/4，它们受到读者欢迎，发行量直线上升，成为最早获得成功的法国廉价报纸。就创办者的名气而言，德•吉拉丹要远远大于迪塔克，但是后者的《世纪报》更为成功，销量领先于《新闻报》。迪塔克将人情味故事、浪漫文学和政治完美结合了起来。
埃米尔•德•吉拉丹，人称“通俗报界的拿破仑”。他是亚历山大•德•吉拉丹伯爵和一名律师之女的私生子，1827年出版自传体小说《埃米尔》，1828年创办他的第一份出版物《贼》，这是一份艺术和科学评论月刊。不久，他就成为巴黎社交界要人，出版事业也一帆风顺。1831年创办的《有益知识杂志》行销12万份，1834年出版的《法国年鉴》售出100万本。
德•吉拉丹1831年娶女作家德尔菲娜•盖伊，1834年当选下议院议员。然而他的最大成就是1836年创办《新闻报》，并在其后20年中担任主编。他和《国民报》发行人卡雷尔发生私人和政治方面的争执，于是按照惯例在1836年7月22日进行决斗。双方同时开枪，德•吉拉丹大腿中弹，却击中了对手腹股沟，并造成了致命伤。有法国学者认为，决斗是一种社会和解方式，一度是法庭之外解决诽谤争执的有效方式；而德•吉拉丹夺去卡雷尔的生命，象征新报业战胜了旧报业。
德•吉拉丹的政治态度随公众舆论的变化而变化。他属于中产阶级保守派，偶尔显露出进步倾向。1839年他由于国籍不明失去议员资格，1842年重新当选。1848年，他规劝路易•菲利普退位并将摄政权交给其妻奥尔良女公爵。他最初支持第二共和国（1848-1851），在1848年6月起义后被秘密关押10天，转而支持路易—拿破仑，但后来成为拿破仑三世的反对者，于1851年底被流放比利时。第二帝国（1852-1870）时期，他继续摇摆不定。1862年他将停刊的《新闻报》复活，并担任主编至1866年。1866-1870年主编《自由报》（La Liberté）。1872年买下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小日报》（Petit Journal）（50万份）。1874年他主编《法兰西报》（La France），将其发行量提高到6万份，并开辟了最早的体育专栏。以上二报在1877年共和派大获全胜的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闻报》和《世纪报》的风格大同小异，并且在内容和经营方面与《纽约太阳报》和《纽约先驱报》相似：减少政治新闻和言论，大量刊登社会新闻和法院新闻，以及有关卫生、健康、食品、服装、家庭等方面的知识性、实用性信息；打破法国报纸常规，主要通过广告费而不是订费来维系报纸，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40~50%，接近于现代报纸，由此引发了法国新闻界的一场革命。1838年，《新闻报》第四版的广告以全年15万法郎承包出去，1845年涨到30万法郎。但与美国和英国报纸不同的是，这两份廉价报纸具有相对鲜明的政治立场，并且大大发展了法国报刊与文学的传统联系。《新闻报》是保守派的喉舌，《世纪报》则支持共和派的事业。第二帝国一度不允许共和派报纸存在，《世纪报》在争取下层中产阶级方面着力甚多。
如前所述，法国报纸的文学传统通过18世纪晚期《论辩报》头版下方最早刊登戏剧批评的feuilleton（横亘版面的文学栏）这种样式固定下来。在整个19世纪，feuilleton成了报纸这座“大厦”的“底层大厅”。到1830年，巴黎人口已达约63万，虽然其中只有一半人识字，但是他们多为戏剧批评的如饥似渴的读者。而文学和政治通过feuilleton巧妙地连接起来，feuilleton成为探视人们的社会和政治态度的主要公共论坛。当时戏剧形式正在发生主要改变：在正统剧院，新古典朗诵剧受到面向大众的浪漫主义韵文悲剧的挑战并被取代；街头剧院发挥了文化含量较低、但不仅是娱乐的功能。feuilleton的题材从戏剧批评扩大到社交新闻、艺术和政治。圣伯夫的《礼拜一》最初作为feuilleton刊登在一系列报纸上，然后他从自由主义的《立宪主义者报》转投官方的《普遍箴言报》，再转投反对派的《时报》。巴尔扎克在1830年与德•吉拉丹等人共同编辑的报纸《政治专栏报》中有feuilleton一词。
《新闻报》和《世纪报》开创了法国通俗报业，它们与其他日报创造了法国文学新闻事业，通过市场竞争和契约关系，第一次利用feuilleton缔结了报纸与知名小说家的“神圣同盟”。受feuilleton形式的影响，小说家以难以置信的险情展开叙事，在每次连载的结尾设计出关子（悬念），形成了读者的期待心理。结果，历险题材的长篇小说以周或者月为长度全文刊登，它们也被称为feuilleton，实际上就是今人所说的小说连载。
巴尔扎克是第一个在报纸上连载小说的。原先分为6个部分的《高老头》1834年在《巴黎评论》上分4期连载，次年结集成书。1836年10-11月，《老处女》分12期在《新闻报》上连载。从1843年到1837年底，《新闻报》发行量达2万份。甚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是在《巴黎评论》上连载的。巴尔扎克之后的付诸报纸的文学大师有弗雷德里克•苏利埃、大仲马、乔治•桑以及无与伦比的“通俗长篇小说之王”欧仁•苏。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描述了这座首都的道德价值观和社会现实的关联，反映了作者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它在《论辩报》上的连载从1842年6月19日持续到1843年10月，该报发行量从5000份上升到10000份，对销售的拉动超过巴尔扎克作品。此前，从1837年起第一个在《论辩报》上连载的小说是苏利埃的《魔鬼回忆录》。
报刊与文学的联姻不但将一群潦倒文人造就成富翁，而且帮助制造了法国报纸发行量在19世纪后半期跃居世界第一的神话。《立宪主义者报》后来也变成官方报纸，1831年曾发行23000份，但是到1844年跌至3600份。韦龙博士拯救该报的诀窍是出价10万法郎击败《新闻报》，从1844年6月到1845年7月连载欧仁•苏的《流浪的犹太人》，《立宪主义者报》的发行量飙升到1846年的25000份。欧仁•苏在以后14年中按此标准获得稿费，激进派报刊誉之为大仲马的头号对手。保守派作家大仲马当时报酬最高，年收入近20万法郎。而当时工人日薪为2法郎，普通写手的每行稿费在75生丁到1法郎之间。欧仁•苏日后成为欧洲第一个报业巨头，曾拥有巴伐利亚王国的《南德意志报》等报刊。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报纸上大量登载的社会新闻激发了一些作家的创作灵感。司汤达在1830年出版的《红与黑》中塑造了于连•索黑尔这一角色，他的原型是报纸社会新闻栏一则真实故事的主要人物：一位名叫安托万•贝尔泰的神学院学生在弥撒中试图枪杀他的女保护人W夫人，1827年12月他被格勒诺布尔法院判处死刑。投机钻营、不择手段、厚颜无耻、忘恩负义这些习性被移植到了于连身上。从《红与黑》到下文所提及的19世纪其他作家的创作，可以看出法国新闻事业与文学事业的孪生关系。
抽文：《新闻报》和《世纪报》开创了法国通俗报业，它们与其他日报创造了法国文学新闻事业，通过市场竞争和契约关系，第一次利用feuilleton缔结了报纸与知名小说家的“神圣同盟”。
埃米尔•德•吉拉丹，人称“通俗报界的拿破仑”。他是亚历山大•德•吉拉丹伯爵和一名律师之女的私生子，1827年出版自传体小说《埃米尔》，1828年创办他的第一份出版物《贼》，这是一份艺术和科学评论月刊。不久，他就成为巴黎社交界要人，出版事业也一帆风顺。1831年创办的《有益知识杂志》行销12万份，1834年出版的《法国年鉴》售出100万本。
德•吉拉丹1831年娶女作家德尔菲娜•盖伊，1834年当选下议院议员。然而他的最大成就是1836年创办《新闻报》，并在其后20年中担任主编。他和《国民报》发行人卡雷尔发生私人和政治方面的争执，于是按照惯例在1836年7月22日进行决斗。双方同时开枪，德•吉拉丹大腿中弹，却击中了对手腹股沟，并造成了致命伤。有法国学者认为，决斗是一种社会和解方式，一度是法庭之外解决诽谤争执的有效方式；而德•吉拉丹夺去卡雷尔的生命，象征新报业战胜了旧报业。
德•吉拉丹的政治态度随公众舆论的变化而变化。他属于中产阶级保守派，偶尔显露出进步倾向。1839年他由于国籍不明失去议员资格，1842年重新当选。1848年，他规劝路易•菲利普退位并将摄政权交给其妻奥尔良女公爵。他最初支持第二共和国（1848-1851），在1848年6月起义后被秘密关押10天，转而支持路易—拿破仑，但后来成为拿破仑三世的反对者，于1851年底被流放比利时。第二帝国（1852-1870）时期，他继续摇摆不定。1862年他将停刊的《新闻报》复活，并担任主编至1866年。1866-1870年主编《自由报》（La Liberté）。1872年买下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小日报》（Petit Journal）（50万份）。1874年他主编《法兰西报》（La France），将其发行量提高到6万份，并开辟了最早的体育专栏。以上二报在1877年共和派大获全胜的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闻报》和《世纪报》的风格大同小异，并且在内容和经营方面与《纽约太阳报》和《纽约先驱报》相似：减少政治新闻和言论，大量刊登社会新闻和法院新闻，以及有关卫生、健康、食品、服装、家庭等方面的知识性、实用性信息；打破法国报纸常规，主要通过广告费而不是订费来维系报纸，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40~50%，接近于现代报纸，由此引发了法国新闻界的一场革命。1838年，《新闻报》第四版的广告以全年15万法郎承包出去，1845年涨到30万法郎。但与美国和英国报纸不同的是，这两份廉价报纸具有相对鲜明的政治立场，并且大大发展了法国报刊与文学的传统联系。《新闻报》是保守派的喉舌，《世纪报》则支持共和派的事业。第二帝国一度不允许共和派报纸存在，《世纪报》在争取下层中产阶级方面着力甚多。
如前所述，法国报纸的文学传统通过18世纪晚期《论辩报》头版下方最早刊登戏剧批评的feuilleton（横亘版面的文学栏）这种样式固定下来。在整个19世纪，feuilleton成了报纸这座“大厦”的“底层大厅”。到1830年，巴黎人口已达约63万，虽然其中只有一半人识字，但是他们多为戏剧批评的如饥似渴的读者。而文学和政治通过feuilleton巧妙地连接起来，feuilleton成为探视人们的社会和政治态度的主要公共论坛。当时戏剧形式正在发生主要改变：在正统剧院，新古典朗诵剧受到面向大众的浪漫主义韵文悲剧的挑战并被取代；街头剧院发挥了文化含量较低、但不仅是娱乐的功能。feuilleton的题材从戏剧批评扩大到社交新闻、艺术和政治。圣伯夫的《礼拜一》最初作为feuilleton刊登在一系列报纸上，然后他从自由主义的《立宪主义者报》转投官方的《普遍箴言报》，再转投反对派的《时报》。巴尔扎克在1830年与德•吉拉丹等人共同编辑的报纸《政治专栏报》中有feuilleton一词。
《新闻报》和《世纪报》开创了法国通俗报业，它们与其他日报创造了法国文学新闻事业，通过市场竞争和契约关系，第一次利用feuilleton缔结了报纸与知名小说家的“神圣同盟”。受feuilleton形式的影响，小说家以难以置信的险情展开叙事，在每次连载的结尾设计出关子（悬念），形成了读者的期待心理。结果，历险题材的长篇小说以周或者月为长度全文刊登，它们也被称为feuilleton，实际上就是今人所说的小说连载。
巴尔扎克是第一个在报纸上连载小说的。原先分为6个部分的《高老头》1834年在《巴黎评论》上分4期连载，次年结集成书。1836年10-11月，《老处女》分12期在《新闻报》上连载。从1843年到1837年底，《新闻报》发行量达2万份。甚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是在《巴黎评论》上连载的。巴尔扎克之后的付诸报纸的文学大师有弗雷德里克•苏利埃、大仲马、乔治•桑以及无与伦比的“通俗长篇小说之王”欧仁•苏。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描述了这座首都的道德价值观和社会现实的关联，反映了作者的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观点。它在《论辩报》上的连载从1842年6月19日持续到1843年10月，该报发行量从5000份上升到10000份，对销售的拉动超过巴尔扎克作品。此前，从1837年起第一个在《论辩报》上连载的小说是苏利埃的《魔鬼回忆录》。
报刊与文学的联姻不但将一群潦倒文人造就成富翁，而且帮助制造了法国报纸发行量在19世纪后半期跃居世界第一的神话。《立宪主义者报》后来也变成官方报纸，1831年曾发行23000份，但是到1844年跌至3600份。韦龙博士拯救该报的诀窍是出价10万法郎击败《新闻报》，从1844年6月到1845年7月连载欧仁•苏的《流浪的犹太人》，《立宪主义者报》的发行量飙升到1846年的25000份。欧仁•苏在以后14年中按此标准获得稿费，激进派报刊誉之为大仲马的头号对手。保守派作家大仲马当时报酬最高，年收入近20万法郎。而当时工人日薪为2法郎，普通写手的每行稿费在75生丁到1法郎之间。欧仁•苏日后成为欧洲第一个报业巨头，曾拥有巴伐利亚王国的《南德意志报》等报刊。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报纸上大量登载的社会新闻激发了一些作家的创作灵感。司汤达在1830年出版的《红与黑》中塑造了于连•索黑尔这一角色，他的原型是报纸社会新闻栏一则真实故事的主要人物：一位名叫安托万•贝尔泰的神学院学生在弥撒中试图枪杀他的女保护人W夫人，1827年12月他被格勒诺布尔法院判处死刑。投机钻营、不择手段、厚颜无耻、忘恩负义这些习性被移植到了于连身上。从《红与黑》到下文所提及的19世纪其他作家的创作，可以看出法国新闻事业与文学事业的孪生关系。
抽文：《新闻报》和《世纪报》开创了法国通俗报业，它们与其他日报创造了法国文学新闻事业，通过市场竞争和契约关系，第一次利用feuilleton缔结了报纸与知名小说家的“神圣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