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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1945.9 穆旦：《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
1941年10月30日，西南联大昆华工校二楼大教室。许渊冲第一次有了生离死别的感觉。当学生代表、低他一级的学妹林同珠带领大家合唱“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往常平淡无奇的学生生涯顿时显得熠熠生辉、格外亲切。多年之后，已届垂暮之年的许渊冲回忆起这一幕，眼泪渗透了浑浊的眼眶。他看上去有些伤感，却又带着遥远的记忆的甜蜜。
当晚，他在日记里写道：“……同学四年，直到离别时才体会到潜藏心灵深处的友谊。同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来参加欢送会，不来也好，来了可能会分散我对大家的注意力，那就是为了个人而损害集体了。”这一年，许渊冲二十岁，是联大外文系大四学生，正仰慕着学妹林同端。
八天前，他和同班的黄维、杜运燮、吴琼、罗宗明、万兆凤等三十多人报名参军。
这一年，抗战进入了僵持阶段，日本人决心使用拖字术，直到中国因内部分裂而崩溃。1940年9月，日本人占领了越南北部，封闭了河内与昆明间的铁路线。于是，国民政府只得依赖于新开辟的滇缅公路、香港的空运和通往苏联的路线从外部获得供给。
时局虽然艰难，但学生们坚信，“敌人摧残了我们的艺术城，破坏了我们的象牙塔，可是毁灭不了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种子。”（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10月的一个夜晚，大轰炸过后，外文系教授吴宓穿行房屋毁圯、瓦砾尘土堆积的劫墟，去新校舍讲授柏拉图。许渊冲记得，他是仅有的两名听课者中的一个。
没有经历过烽火连绵的战争岁月，今天我们大概很难体会到联大的“刚毅坚卓”，是建立在战胜现实之困和心灵之苦上的。与战前相比，僻居西南一隅，昆明的生活实在令人沮丧，尤其是1941年前后，昆明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和微薄的政府补助，使得知识精英们有些无精打采。1941年7月，法学院的钱端升教授写信给费正清，抱怨“这里的大学生活极其不尽如人意。我不知道西南联大是不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我想它还是。要是这样，那么中国所有的大学都很差。三所学校不能同一条心……无论什么事都是打水漂。没有人有积极性”。（易社强著，饶佳荣译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不过，过惯了漂泊生活的学生倒不觉得特别地辛苦，为了维持生计，1940年前后学生们开始兼职，到1943年已经非常普遍。此外，在学习之外，泡茶馆、打桥牌，也成为青年人们应对孤独、派遣忧虑的方法。
许渊冲的同班同学杜运燮和黄维，都是1939年转入联大外文系二年级的借读生。战时，教育部通令各省收容战区失学青年，联大的不少学生都是从其他大学转来的借读生，一学期或一学年之后，只有通过联大的转学考试之后，才能算是正式的联大生。
实际主政西南联大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一直奉行着他的学术自由宗旨。一如他数年后在日记里写下的心声：“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梅贻琦日记》）于是，自由主义者、激进分子和共产主义者都可以在校园里找到自己的舞台，他们组织社团，出版壁报，排演话剧和音乐会。
杜运燮是左倾文艺团体“冬青社”的骨干，每年“五四”和鲁迅逝世纪念日聚会的积极分子。黄维则是外文系教授吴宓钟爱的学生，师生二人同是1940年5月成立的联大研究《石头记》（《红楼梦》）“石社”的核心人物。
■救国与求学
不过，在许渊冲记忆中，那时候联大校园里最大的政治便是“抗日”。1938年底，左派学生加入当地的金马剧社，排演了多幕剧《祖国》，由联大教授陈铨改编，讲述无私的教授带领学生英勇反抗日本侵略的故事。《祖国》演出时，获得了巨大成功，观众们自发地跟着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
而教授们在上课时，也经常与现实联系。历史系教授皮名举上必修的《西洋通史》课时，讲到英法百年战争，鼓励背井离乡的学生们，英国开始打胜仗，但无论打多少胜仗，结果还是法国取得最后胜利。所以，“无论日本占领了我们多少土地，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许渊冲：《联大九歌》）二十岁的青年许渊冲因此坚信，无论日本人怎么轰炸，中国也不会屈服。
但是，如果人们因此相信联大的所有学生热血沸腾地要求上前线去，那一定只是个传奇。事实上，从抗战开始，救国与求学，团结与自由，一直就是彼此矛盾的主题。南京陷落后，一位狂热的抗日分子对那些等待战争结束、拿着毕业文凭尽职尽责的学生极为蔑视：“百万将士流血过野，他们平日何尝得着国家的好处？而我们却是平日受国家待遇最优者，每个入学生每年国家津贴至少一千元，……今日还依恋这辉煌的校舍，能不愧对死者？”（易社强著，饶佳荣译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教育工作者则反对“战时教育”主导大学教育。梅贻琦决心要保存文脉：学生的使命便是完成学业，为民族复兴这个长远目标锻炼才智。1941年4月他在《清华校友通讯》里说，“敌机更番来袭，校舍被炸之声，弦诵之声，未尝一日或辍，此皆因师生怵于非常时期教学事业即所以树建国之基……”
不过，青年人的热血不是可以轻易凉却的，仍然有不少人坚持投笔从戎。长沙临大时期，至少有295名学生提出保留学籍申请，领取了参加抗战工作的介绍信。不少学生未办任何手续就直接去了前线。这是联大抗战初期的第一次从军热潮。 到1941年7月，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军陆军航空队退役军人陈纳德，在上一年受聘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他带着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后勤人员来到中国。被称为“飞虎队”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急需要配备翻译人员，教育部号召各大学外文系高年级男生参军一年，军事委员会在昆明成立了为期两个月的“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
联大动员学生担任翻译官，尤其是外文系学生。1941年10月4日这天，吴宓在日记里写道：“莫泮芹劝导外文系三四年级生往任美国航空员招待、翻译之职。”（《吴宓日记》）10月15日，联大常委会决定，充任译员工作一年后可回校复学。
许渊冲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和同学们的回应。并按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的“四境界”说给同学们贴上标签。有的同学囿于旧观念“好男不当兵”，宁肯休学也不愿意给美军当翻译官，这是自然境界；有的同学，比如吴琼，生活艰困早已在图书馆半工半读，参军既可练习英文，挣得比大学教授还要高，这是功利境界；而像罗宗明这样的同学，本来在英国领事馆兼任英文秘书，待遇优渥，如今毅然放弃高薪从军，这是道德境界。他自己则在前三种境界之间徘徊不前，既有好男不当兵的旧思想，又因高中军训的经历，对军队生活深恶痛绝。但想到中学的几位同学参加空军，有人已经为国捐躯，可说是进入了天地境界。于是，这位外文系最用功的学生也报名参军。最终，除了徐树湶、马稚甫，四年级的外文系男生全部投身军伍。
■上前线
崇尚自由的学子们，很快便经历了一场考验。当四年级外文系三十几个男生去翻译训练班报到时，一位军事委员会的接待者让大学生们很不舒服——他提醒大学生们，报到之后便要遵守纪律，不可以再像从前一样自由散漫。为此，黄维发起了一次民主商议，讨论是不是和系里和训练班交涉，保证学生有回校听课的自由。有的同学提出，不同意的话，愿意去训练班的就去，不愿去的就不上训练班了；有的同学反对，国家需要我们去做翻译，到底是两个月的课重要，还是做一年的翻译重要？最终责任派占了上风。
1941年11月3日，译训班开始上课。
联大的一些教授也受邀担任训练班教员，赵九章讲“气象学”，皮名举讲授“美国史地”，张德昌讲“英国概况”，美籍教授温德讲授“英文词汇学”等。至今，许渊冲仍津津乐道当年的一件轶事。训练班欢迎陈纳德上校，会上负责人黄仁霖致欢迎词，由一位同学翻译成英语。当他讲到“三民主义”时，那位同学不晓得如何翻译。黄仁霖直译为“民族、民权、民生”，陈纳德还是一头雾水，台下的许渊冲举手，大声说“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后，许渊冲回忆说，他前后参加了两场游行，颇能看出联大自由散漫的风气，和当时一般学生的思想倾向。
先是12月10日，为了庆祝英美加入反法西斯抗日战争，译训班的全体同学兴冲冲地去游行，出乎意料，联大学生响应者寥寥。
紧接着《大公报》报道，随着日军进驻香港，知识分子试图逃离此地，有一架开往重庆的飞机载了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太太宋霭龄的狗，却没有清华最著名的学者陈寅恪的一个座位。八天后，《大公报》刊登了交通部长张嘉璈的来信，指出，经过仔细调查，根本就没有“飞狗”这件事。事实上，那狗是美国飞行员的宠物。研究西南联大的学者易社强在1974年有了更权威的证明：对宋家颇为了解的《纽约客》记者项美丽告诉他，宋霭龄实际上非常讨厌毛茸茸的动物，绝不可能容忍一条狗和她待在一起。
但是事实已经不重要了。腐败是爆炸性的话题，也是普通人对政府最为常见的指责。在“中国通史”课上，历史系教授吴晗把此事与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联系起来，斥责孔祥熙为“飞狗院长”。1942年1月6日，昆明街头发生了数千人的示威游行。何兆武当时正是联大历史系学生，他回忆说，游行的同学都说“今天真痛快”！好像是出了一口怨气。国难期间民不聊生，却有人借机发财，这是压在大家心里多年的一口怨气。（何兆武：《上学记》）
翻译训练班的课程提前结束。1942年1月22日分配工作，许渊冲、杜运燮等外文系的同学们大都分到昆明巫家坝机场美国志愿空军第一大队。
真做了翻译官，还挺神气。“去了以后先发一身美军的衣服、美军的皮靴，而且每人发一块手表……这些同学还时常回学校看一看，腰上挎一支手枪，顶神气的，而且可以很快学会开车，没事就弄辆吉普车，顺便带我们出去玩儿。”（何兆武：《上学记》）许渊冲被分到航空大队机要秘书室，他的直接领导是机要秘书林文奎少校。林是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生，可谓文武双全。
而黄维由于成绩特别优秀，被授予“空军上尉”（大部分同学是中尉）。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主动申请随远征军赴缅甸。在1941年12月23日和25日，为了同盟国的共同利益，中英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和《中英军事同盟》。中国将派遣远征军进入缅甸，支援缅北的英美军队。远征军由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三十六师，由罗卓英和杜聿明分任正副司令官。
外文系年轻的助教査良铮——他以“穆旦”这个笔名闻名于现代中国诗坛—— 这位天才诗人此时也饱受着失恋的痛苦，决心参加远征军。
■去缅甸
当许渊冲在昆明东南三公里外的航空第一大队机要秘书室里翻译情报时，黄维和穆旦则踏上了去缅甸的旅程。
滇缅路上，车水马龙。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像潮水一般涌到仰光，抢购城市居民需要的紧俏货。国民政府的部分官员也私下做了半个商人，借机倒卖物资。难怪通晓中国人情的联大外文系教授温德会如此批评中国人，“世界古今，当国家有大战，危机一发，而漠然毫不关心，只图个人私利，或享乐者，未有如中国人者也”。（《吴宓日记》1942年3月6日）
黄维所在的第六军第四十九师首批进入缅甸，2月初，主力集结于保山、芒市、大理等地，开始入缅。随后，第五军也相继进入缅甸。
在跨越国境线时，黄维和穆旦也一定目睹过联大校友、同为第六军翻译官的杨重野所看见的景象，公路两旁驻军哨卡上都有蒋中正题写的“戍卫边疆”四个大字；他以为国境森严，这里一定有永久性的国防工事。后来兵败缅甸，方知在这西南边疆、千里国防线上，没有一处有国防工事，以致敌人长驱直入。若非怒江天险，不出十日，便可兵临昆明城下，或从西昌北上直取重庆。（杨重野：《随远征军入缅抗战记》）
历史令人怅然，多少人的命运就此埋下伏笔。后来，飞虎队大队长陈纳德如是评价：“缅甸北部的战争是一场几乎卡断中国咽喉的灾难，它还在刚组成的英国、中国和美国同盟军之中播下了不和的种子。在这场充满血腥的战争中，最惨痛的教训就是盟军之间根本没有合作。”（陈纳德：《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打仗的时间少，撤退的时间多”。（黄仁宇《黄河青山》）
1942年3月26日，在昆明的吴宓接到了穆旦的信，得知远征军失利。穆旦还提到英军腐败。此时，英军的实力和战绩的糟糕已遍传远征军。杨重野回忆说，中路我军和西路英军都发生了战斗，可是东线连枪声也没有。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连同蒋介石，谁也没有到过第六军，也没听说过对第六军作过什么指示。可是日本人却处心积虑的盯着第六军，等待时机猛扑过来。当东线枪声响起时，也是中国远征军开始溃退时。
到4月16日，西路英军全线崩溃，退守中路中国军队后方的仁安羌，被后面追击的日军包围。7000名英军水源断绝，弹尽粮绝。杜聿明不得不放弃聚歼敌人有生力量的彬文纳会战，派出孙立人将军的新38师救援英军。
■归国
缅甸战火纷飞之时，在昆明的许渊冲则在绞尽脑汁翻译情报。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把昆明行营的军事情报译成英文，送交陈纳德。根据这些情报，和美军自己的情报，分配三个中队81架P-40飞机。虽然时速才400公里，P-40已经是当时最快的飞机。
多年之后，许渊冲仍然十分得意自己获得了一枚“飞虎章”。他看到情报说日本一艘军舰到达海防，登陆士兵多少人，飞机多少架进驻河内机场，觉得事关重大，赶紧报告林文奎秘书。和四个参谋研究之后，认为日军可能会对昆明空袭，于是命令许渊冲火速翻译成英文，派专车送他到陈纳德的指挥室。
次日，飞机果然光临昆明。飞虎队早有准备，不待敌机飞去市区上空投弹，就进行截击。“我只听见飞机爬高的呜呜声，机枪扫射的啪啪声，”他在日记里写道，“只看到一架架画着一轮红日的日本飞机，尾巴冒出一团团浓烟，被击落在西山滇池上空。”（许渊冲：《联大人九歌》）从此，昆明很少遭到空袭。然而，飞虎大队也损失了几位飞行员。许渊冲写一首诗并翻译成英文，纪念这些美国勇士。他连夜翻译了陈纳德写的一份英文战报，第二天由专机送往重庆，呈报蒋介石和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
多年之后，他的这段经历，在批斗者的嘴里，却成了“帮助美帝国主义残害日本人民”。因为美国人不会念中文名字，每个译员都有一个编号，方便美军称呼。年轻的爱国者们未曾想到，此后，这个号码会变成“特务代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梅祖彦：《最早的外事局昆明译员训练班》，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
不过，那时候许渊冲不会料及于此，他的工作不仅得到了上司的肯定，最重要的是他在以实际行动保卫国家。即使有些许情绪，那也是追求林同端不如愿、爱的轻愁而已。他运气不错，上司目光远大；若逢联大有学术报告，林秘书会派专车送他回去听，然后向秘书室传达，以期提高军人们的素质。
他的同学黄维却没有这般幸运。1942年4月19日，日军以一个师团从东路进攻，十几天就打垮了远征军的5个师，前进了八九百公里，一直打到怒江边，切断了中路4个师的归国后路。黄维所在的第六军溃不成军，一路狂退。败军撤退，流血漂橹。一位幸存者回忆说：“归国途中，死亡相继，尸体遍野，幸存者身体虚弱，每日至多走20余里。手持木棍，背挎小包，衣衫褴褛，活像乞丐。”（陈启銮：《第96师入缅远征的惨败》）这与当日在“石社”与众同学欢宴于同仁街曲园，行红楼梦酒令的风雅何啻天壤！ 参军原是血气所至，据同班女生甄露茜回忆，黄维饱经历练，竟造就了一个精神活泼体魄强健的青年。甄露茜也是第六军55师的随行翻译官，撤退时骑着骡子水中跋涉，靠着难民们剩下的一点陈粮、野菜，才捡得了一条命。5月中，她和黄维短暂相逢，相约同返昆明。
然而，6月17日刚到澜沧江边，甄露茜才知，就在一刻钟之前，黄维和他的爱马渡江时落入水中，被急流卷走。
穆旦虽然不曾丢掉性命，却度过了一段炼狱般的日子。他参军后被派到第五军工作，担任少校英文翻译官。日军占领腊戍，直抵怒江，惠通桥被迫炸断，中路军的归国之路被切断。西路英军已经退归印度，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命令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和属下的三个师西退印度。杜聿明拒绝执行这个命令，电请蒋介石，按蒋的命令北进，决心绕过北端的日军，向国境内撤退。
孙立人遵从司令长官的命令，率领新38师只走了二百多公里，十几天后约七千人到了印度。而杜聿明下属的200师穿越日军控制区被伏击，师长戴安澜阵亡，走了四十余天，只有两千六百人回到怒江东岸。96师奉杜聿明的命令穿越东北的丛林峻岭，从怒江上游到滇西北，历时九十多天，幸存者只有二千多人。
杜聿明亲自率领的22师则向北进入了野人山区。这里是缅甸最北方，再北就是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山峦重叠，林莽如海，瘴疠横行，据说曾有野人出没，所以当地人称这块无人区为“野人山”。
原始森林人烟绝迹，又逢雨季，粮药俱绝。杜聿明1959年在《回忆录》里如是描述：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成白骨。官兵死伤累累，前后相继，沿途白骨遍野，令人触目惊心。（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
24岁的穆旦双腿肿胀，迷失在胡康河谷。他的战马早已倒毙在路上，传令兵也牺牲了。没有粮食，甚至地上的水、溪里的水，因浸泡过死尸也不敢喝，他只能用树叶接些雨水来喝。一度断粮八天，经历让人发疯的饥饿之后，穆旦从地狱中生还，五个月后到了印度。
更多人没有这般“幸运”。联大物理系的朱谌，这个声音洪亮为人热忱的年轻人，早在1938年参军，参加过昆仑关战役；1940年他考入联大，又在1941年底再次入伍。在野人山，他把粮食和药物和同伴们分享完后，又累又饿，背靠着一棵大树坐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多年之后，他的同学仍然记得，朱谌颇有相声天赋，参加文艺晚会时，编排歪讲大一国文、大一英文，引来满堂大笑。（李桂华：《悼念朱谌》）远征军第五军军部、军部直属部队和22师，总计一万五千人左右，最后到达印度的，只余三四千人。
■ 受到时代影响的一代人
在印度，穆旦又差一点死去，长久的饥饿，使得吃得过饱也足以致命。在加尔各答，他见到了好友杜运燮。杜运燮在担任了一年的翻译官后，又参加了驻印军。参加在蓝姆迦的训练营，直至1943年回联大复学。这支军队后来打通了中印公路，把日本人打得从对攻到固守，从固守到节节败退。
至1945年，前后三次大的从军运动，联大有八百余人入伍，加上长沙临大时期，共有一千一百多人。这段军旅生涯，在许多联大学子此后的人生中如影随形，他们的命运随之起起伏伏。
据许渊冲回忆，一些翻译官随着美军去了美国，他自己则在这年的7月返回校园。飞虎队编入了美军部队，林文奎秘书调任成都空军总司令部，很希望许渊冲同去。但他的兴趣仍在学业上，便回校复学。
8月23日，他参加了外文系为黄维开的追悼会。地点就在他们接受训练的译员训练班。深情而浪漫的老师吴宓在会上回忆这个学生在文学上的非凡才华，伤痛再次袭来，在外文系38级同学（包含1939年的借读生）心中，联大参军学子中第一位牺牲者黄维，永远镶嵌在吴宓亲撰的那副挽联之中：“大勇见真仁，历劫两间存正气；亲贤兼爱众，同堂三载醉春风。”
这段从戎生涯也让联大学生们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甄露茜在第六军服役时目睹了国民党军的腐败和无能。军官一心享乐，随行带着咖啡可可、网球拍、留声机等；每到一地，都征用当地最豪华的住宅，搜求当地的美女自娱。打起仗来，师长团长远居后方，不上前线；撤退时，军官们用汽车满载物资急归，却把伤病员弃置路旁听天由命。而新招来补充第六军的士兵，为了免于出征，竟有不少人不惜跳入河中求死。（《吴宓日记》1943年9月9日）多年后，人们才晓得，这些会成为中国内部分崩离析的推动力，让中国在盟友眼中从受伤的白雪公主变成邪恶的老巫婆。
对诗人穆旦和杜运燮，战争开拓了他们的精神视野。当死亡成为瞬间之事，个人反而从中解放。他们因此可以抛开先验的政治立场，站在人的立场上，以个人的生存感觉和体验来认识世界。穆旦写下了经典之作《森林之歌》，杜运燮也写出了《滇缅公路》。
他们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传统文化中的担当道义和西方的自由独立融合得自然生动。在他们身上，看不见五四一代的分裂和纠结。迄今许渊冲仍可以流利地背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也相信自由为联大带来了成功。在同学王佐良眼里，穆旦“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
然而，他们注定是受到时代影响的一代人。联大外文系教授、诗人冯至曾经骄傲地宣称，“我们曾经共同分担了 / 一个 共同的人类的命运。”(《我们的时代》)
五十年代，因为这段从军经历，这些人都相继受到了冲击。1954年，穆旦被作为“肃反运动”中的“肃反对象”，被判刑三年，逐出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杜运燮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谨言慎行，战战兢兢躲过了前几场运动，但在1970年，作为马来西亚归侨和前国民党军翻译官，被认为“历史和社会关系很复杂”，全家被送往山西永济的干校。几个月后，被强迫从新华社退职，成为侯马一个公社的农民。（王殊：《诗人同事杜运燮》）
许渊冲被审查，幸亏夫人照君是14岁便参加解放军的老革命，才幸免成为“右派”。六七十年代，他不是挨批挨斗，便是修理地球。在烈日下劳改批斗陪斗，许渊冲便以翻译毛泽东诗词自遣。结果被造反派知晓，说他是歪曲毛泽东思想，勒令他和老领导朱树飏（联大时，他因为病休，也和许同班）互抽对方一百鞭。
然而一俟形势好转，许渊冲便开始了堪称狂热的翻译工作。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把唐宋诗词翻译成英文法文，把《诗经》《楚辞》《西厢记》翻译成英文，也把《包法利夫人》《红与黑》等西方名著翻译成中文。而穆旦境况稍稍好转，就想着，“我总想在诗歌上贡献点什么，这是我的人生意义。”诗歌创作不许了，他便把精力放在翻译普希金、拜伦和雪莱的诗作上。
90岁的许渊冲继续在他的斗室里玩味翻译的魅力。风与云在他的手指下飞驰而过，他的大部分同学已凋零作古。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他们是教授、翻译家和诗人。1926年，吴宓为清华大学外文系定下了目标：“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 ; 熟读西方文学的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创造今日的中国文学；汇通东西方之精神而互为介绍传布。”许渊冲和他的同学们，堪称联大（清华）外文系教育的典范。
——1945.9 穆旦：《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
1941年10月30日，西南联大昆华工校二楼大教室。许渊冲第一次有了生离死别的感觉。当学生代表、低他一级的学妹林同珠带领大家合唱“the more we get together ,the happier we’ll be”。往常平淡无奇的学生生涯顿时显得熠熠生辉、格外亲切。多年之后，已届垂暮之年的许渊冲回忆起这一幕，眼泪渗透了浑浊的眼眶。他看上去有些伤感，却又带着遥远的记忆的甜蜜。
当晚，他在日记里写道：“……同学四年，直到离别时才体会到潜藏心灵深处的友谊。同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来参加欢送会，不来也好，来了可能会分散我对大家的注意力，那就是为了个人而损害集体了。”这一年，许渊冲二十岁，是联大外文系大四学生，正仰慕着学妹林同端。
八天前，他和同班的黄维、杜运燮、吴琼、罗宗明、万兆凤等三十多人报名参军。
这一年，抗战进入了僵持阶段，日本人决心使用拖字术，直到中国因内部分裂而崩溃。1940年9月，日本人占领了越南北部，封闭了河内与昆明间的铁路线。于是，国民政府只得依赖于新开辟的滇缅公路、香港的空运和通往苏联的路线从外部获得供给。
时局虽然艰难，但学生们坚信，“敌人摧残了我们的艺术城，破坏了我们的象牙塔，可是毁灭不了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种子。”（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10月的一个夜晚，大轰炸过后，外文系教授吴宓穿行房屋毁圯、瓦砾尘土堆积的劫墟，去新校舍讲授柏拉图。许渊冲记得，他是仅有的两名听课者中的一个。
没有经历过烽火连绵的战争岁月，今天我们大概很难体会到联大的“刚毅坚卓”，是建立在战胜现实之困和心灵之苦上的。与战前相比，僻居西南一隅，昆明的生活实在令人沮丧，尤其是1941年前后，昆明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和微薄的政府补助，使得知识精英们有些无精打采。1941年7月，法学院的钱端升教授写信给费正清，抱怨“这里的大学生活极其不尽如人意。我不知道西南联大是不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我想它还是。要是这样，那么中国所有的大学都很差。三所学校不能同一条心……无论什么事都是打水漂。没有人有积极性”。（易社强著，饶佳荣译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不过，过惯了漂泊生活的学生倒不觉得特别地辛苦，为了维持生计，1940年前后学生们开始兼职，到1943年已经非常普遍。此外，在学习之外，泡茶馆、打桥牌，也成为青年人们应对孤独、派遣忧虑的方法。
许渊冲的同班同学杜运燮和黄维，都是1939年转入联大外文系二年级的借读生。战时，教育部通令各省收容战区失学青年，联大的不少学生都是从其他大学转来的借读生，一学期或一学年之后，只有通过联大的转学考试之后，才能算是正式的联大生。
实际主政西南联大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一直奉行着他的学术自由宗旨。一如他数年后在日记里写下的心声：“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梅贻琦日记》）于是，自由主义者、激进分子和共产主义者都可以在校园里找到自己的舞台，他们组织社团，出版壁报，排演话剧和音乐会。
杜运燮是左倾文艺团体“冬青社”的骨干，每年“五四”和鲁迅逝世纪念日聚会的积极分子。黄维则是外文系教授吴宓钟爱的学生，师生二人同是1940年5月成立的联大研究《石头记》（《红楼梦》）“石社”的核心人物。
■救国与求学
不过，在许渊冲记忆中，那时候联大校园里最大的政治便是“抗日”。1938年底，左派学生加入当地的金马剧社，排演了多幕剧《祖国》，由联大教授陈铨改编，讲述无私的教授带领学生英勇反抗日本侵略的故事。《祖国》演出时，获得了巨大成功，观众们自发地跟着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
而教授们在上课时，也经常与现实联系。历史系教授皮名举上必修的《西洋通史》课时，讲到英法百年战争，鼓励背井离乡的学生们，英国开始打胜仗，但无论打多少胜仗，结果还是法国取得最后胜利。所以，“无论日本占领了我们多少土地，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许渊冲：《联大九歌》）二十岁的青年许渊冲因此坚信，无论日本人怎么轰炸，中国也不会屈服。
但是，如果人们因此相信联大的所有学生热血沸腾地要求上前线去，那一定只是个传奇。事实上，从抗战开始，救国与求学，团结与自由，一直就是彼此矛盾的主题。南京陷落后，一位狂热的抗日分子对那些等待战争结束、拿着毕业文凭尽职尽责的学生极为蔑视：“百万将士流血过野，他们平日何尝得着国家的好处？而我们却是平日受国家待遇最优者，每个入学生每年国家津贴至少一千元，……今日还依恋这辉煌的校舍，能不愧对死者？”（易社强著，饶佳荣译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教育工作者则反对“战时教育”主导大学教育。梅贻琦决心要保存文脉：学生的使命便是完成学业，为民族复兴这个长远目标锻炼才智。1941年4月他在《清华校友通讯》里说，“敌机更番来袭，校舍被炸之声，弦诵之声，未尝一日或辍，此皆因师生怵于非常时期教学事业即所以树建国之基……”
不过，青年人的热血不是可以轻易凉却的，仍然有不少人坚持投笔从戎。长沙临大时期，至少有295名学生提出保留学籍申请，领取了参加抗战工作的介绍信。不少学生未办任何手续就直接去了前线。这是联大抗战初期的第一次从军热潮。 到1941年7月，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军陆军航空队退役军人陈纳德，在上一年受聘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他带着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后勤人员来到中国。被称为“飞虎队”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急需要配备翻译人员，教育部号召各大学外文系高年级男生参军一年，军事委员会在昆明成立了为期两个月的“战地服务团译员训练班”。
联大动员学生担任翻译官，尤其是外文系学生。1941年10月4日这天，吴宓在日记里写道：“莫泮芹劝导外文系三四年级生往任美国航空员招待、翻译之职。”（《吴宓日记》）10月15日，联大常委会决定，充任译员工作一年后可回校复学。
许渊冲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和同学们的回应。并按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的“四境界”说给同学们贴上标签。有的同学囿于旧观念“好男不当兵”，宁肯休学也不愿意给美军当翻译官，这是自然境界；有的同学，比如吴琼，生活艰困早已在图书馆半工半读，参军既可练习英文，挣得比大学教授还要高，这是功利境界；而像罗宗明这样的同学，本来在英国领事馆兼任英文秘书，待遇优渥，如今毅然放弃高薪从军，这是道德境界。他自己则在前三种境界之间徘徊不前，既有好男不当兵的旧思想，又因高中军训的经历，对军队生活深恶痛绝。但想到中学的几位同学参加空军，有人已经为国捐躯，可说是进入了天地境界。于是，这位外文系最用功的学生也报名参军。最终，除了徐树湶、马稚甫，四年级的外文系男生全部投身军伍。
■上前线
崇尚自由的学子们，很快便经历了一场考验。当四年级外文系三十几个男生去翻译训练班报到时，一位军事委员会的接待者让大学生们很不舒服——他提醒大学生们，报到之后便要遵守纪律，不可以再像从前一样自由散漫。为此，黄维发起了一次民主商议，讨论是不是和系里和训练班交涉，保证学生有回校听课的自由。有的同学提出，不同意的话，愿意去训练班的就去，不愿去的就不上训练班了；有的同学反对，国家需要我们去做翻译，到底是两个月的课重要，还是做一年的翻译重要？最终责任派占了上风。
1941年11月3日，译训班开始上课。
联大的一些教授也受邀担任训练班教员，赵九章讲“气象学”，皮名举讲授“美国史地”，张德昌讲“英国概况”，美籍教授温德讲授“英文词汇学”等。至今，许渊冲仍津津乐道当年的一件轶事。训练班欢迎陈纳德上校，会上负责人黄仁霖致欢迎词，由一位同学翻译成英语。当他讲到“三民主义”时，那位同学不晓得如何翻译。黄仁霖直译为“民族、民权、民生”，陈纳德还是一头雾水，台下的许渊冲举手，大声说“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后，许渊冲回忆说，他前后参加了两场游行，颇能看出联大自由散漫的风气，和当时一般学生的思想倾向。
先是12月10日，为了庆祝英美加入反法西斯抗日战争，译训班的全体同学兴冲冲地去游行，出乎意料，联大学生响应者寥寥。
紧接着《大公报》报道，随着日军进驻香港，知识分子试图逃离此地，有一架开往重庆的飞机载了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太太宋霭龄的狗，却没有清华最著名的学者陈寅恪的一个座位。八天后，《大公报》刊登了交通部长张嘉璈的来信，指出，经过仔细调查，根本就没有“飞狗”这件事。事实上，那狗是美国飞行员的宠物。研究西南联大的学者易社强在1974年有了更权威的证明：对宋家颇为了解的《纽约客》记者项美丽告诉他，宋霭龄实际上非常讨厌毛茸茸的动物，绝不可能容忍一条狗和她待在一起。
但是事实已经不重要了。腐败是爆炸性的话题，也是普通人对政府最为常见的指责。在“中国通史”课上，历史系教授吴晗把此事与南宋蟋蟀宰相贾似道联系起来，斥责孔祥熙为“飞狗院长”。1942年1月6日，昆明街头发生了数千人的示威游行。何兆武当时正是联大历史系学生，他回忆说，游行的同学都说“今天真痛快”！好像是出了一口怨气。国难期间民不聊生，却有人借机发财，这是压在大家心里多年的一口怨气。（何兆武：《上学记》）
翻译训练班的课程提前结束。1942年1月22日分配工作，许渊冲、杜运燮等外文系的同学们大都分到昆明巫家坝机场美国志愿空军第一大队。
真做了翻译官，还挺神气。“去了以后先发一身美军的衣服、美军的皮靴，而且每人发一块手表……这些同学还时常回学校看一看，腰上挎一支手枪，顶神气的，而且可以很快学会开车，没事就弄辆吉普车，顺便带我们出去玩儿。”（何兆武：《上学记》）许渊冲被分到航空大队机要秘书室，他的直接领导是机要秘书林文奎少校。林是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生，可谓文武双全。
而黄维由于成绩特别优秀，被授予“空军上尉”（大部分同学是中尉）。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主动申请随远征军赴缅甸。在1941年12月23日和25日，为了同盟国的共同利益，中英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和《中英军事同盟》。中国将派遣远征军进入缅甸，支援缅北的英美军队。远征军由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三十六师，由罗卓英和杜聿明分任正副司令官。
外文系年轻的助教査良铮——他以“穆旦”这个笔名闻名于现代中国诗坛—— 这位天才诗人此时也饱受着失恋的痛苦，决心参加远征军。
■去缅甸
当许渊冲在昆明东南三公里外的航空第一大队机要秘书室里翻译情报时，黄维和穆旦则踏上了去缅甸的旅程。
滇缅路上，车水马龙。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像潮水一般涌到仰光，抢购城市居民需要的紧俏货。国民政府的部分官员也私下做了半个商人，借机倒卖物资。难怪通晓中国人情的联大外文系教授温德会如此批评中国人，“世界古今，当国家有大战，危机一发，而漠然毫不关心，只图个人私利，或享乐者，未有如中国人者也”。（《吴宓日记》1942年3月6日）
黄维所在的第六军第四十九师首批进入缅甸，2月初，主力集结于保山、芒市、大理等地，开始入缅。随后，第五军也相继进入缅甸。
在跨越国境线时，黄维和穆旦也一定目睹过联大校友、同为第六军翻译官的杨重野所看见的景象，公路两旁驻军哨卡上都有蒋中正题写的“戍卫边疆”四个大字；他以为国境森严，这里一定有永久性的国防工事。后来兵败缅甸，方知在这西南边疆、千里国防线上，没有一处有国防工事，以致敌人长驱直入。若非怒江天险，不出十日，便可兵临昆明城下，或从西昌北上直取重庆。（杨重野：《随远征军入缅抗战记》）
历史令人怅然，多少人的命运就此埋下伏笔。后来，飞虎队大队长陈纳德如是评价：“缅甸北部的战争是一场几乎卡断中国咽喉的灾难，它还在刚组成的英国、中国和美国同盟军之中播下了不和的种子。在这场充满血腥的战争中，最惨痛的教训就是盟军之间根本没有合作。”（陈纳德：《飞虎将军陈纳德回忆录》）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打仗的时间少，撤退的时间多”。（黄仁宇《黄河青山》）
1942年3月26日，在昆明的吴宓接到了穆旦的信，得知远征军失利。穆旦还提到英军腐败。此时，英军的实力和战绩的糟糕已遍传远征军。杨重野回忆说，中路我军和西路英军都发生了战斗，可是东线连枪声也没有。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连同蒋介石，谁也没有到过第六军，也没听说过对第六军作过什么指示。可是日本人却处心积虑的盯着第六军，等待时机猛扑过来。当东线枪声响起时，也是中国远征军开始溃退时。
到4月16日，西路英军全线崩溃，退守中路中国军队后方的仁安羌，被后面追击的日军包围。7000名英军水源断绝，弹尽粮绝。杜聿明不得不放弃聚歼敌人有生力量的彬文纳会战，派出孙立人将军的新38师救援英军。
■归国
缅甸战火纷飞之时，在昆明的许渊冲则在绞尽脑汁翻译情报。他的工作就是每天把昆明行营的军事情报译成英文，送交陈纳德。根据这些情报，和美军自己的情报，分配三个中队81架P-40飞机。虽然时速才400公里，P-40已经是当时最快的飞机。
多年之后，许渊冲仍然十分得意自己获得了一枚“飞虎章”。他看到情报说日本一艘军舰到达海防，登陆士兵多少人，飞机多少架进驻河内机场，觉得事关重大，赶紧报告林文奎秘书。和四个参谋研究之后，认为日军可能会对昆明空袭，于是命令许渊冲火速翻译成英文，派专车送他到陈纳德的指挥室。
次日，飞机果然光临昆明。飞虎队早有准备，不待敌机飞去市区上空投弹，就进行截击。“我只听见飞机爬高的呜呜声，机枪扫射的啪啪声，”他在日记里写道，“只看到一架架画着一轮红日的日本飞机，尾巴冒出一团团浓烟，被击落在西山滇池上空。”（许渊冲：《联大人九歌》）从此，昆明很少遭到空袭。然而，飞虎大队也损失了几位飞行员。许渊冲写一首诗并翻译成英文，纪念这些美国勇士。他连夜翻译了陈纳德写的一份英文战报，第二天由专机送往重庆，呈报蒋介石和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
多年之后，他的这段经历，在批斗者的嘴里，却成了“帮助美帝国主义残害日本人民”。因为美国人不会念中文名字，每个译员都有一个编号，方便美军称呼。年轻的爱国者们未曾想到，此后，这个号码会变成“特务代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梅祖彦：《最早的外事局昆明译员训练班》，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
不过，那时候许渊冲不会料及于此，他的工作不仅得到了上司的肯定，最重要的是他在以实际行动保卫国家。即使有些许情绪，那也是追求林同端不如愿、爱的轻愁而已。他运气不错，上司目光远大；若逢联大有学术报告，林秘书会派专车送他回去听，然后向秘书室传达，以期提高军人们的素质。
他的同学黄维却没有这般幸运。1942年4月19日，日军以一个师团从东路进攻，十几天就打垮了远征军的5个师，前进了八九百公里，一直打到怒江边，切断了中路4个师的归国后路。黄维所在的第六军溃不成军，一路狂退。败军撤退，流血漂橹。一位幸存者回忆说：“归国途中，死亡相继，尸体遍野，幸存者身体虚弱，每日至多走20余里。手持木棍，背挎小包，衣衫褴褛，活像乞丐。”（陈启銮：《第96师入缅远征的惨败》）这与当日在“石社”与众同学欢宴于同仁街曲园，行红楼梦酒令的风雅何啻天壤！ 参军原是血气所至，据同班女生甄露茜回忆，黄维饱经历练，竟造就了一个精神活泼体魄强健的青年。甄露茜也是第六军55师的随行翻译官，撤退时骑着骡子水中跋涉，靠着难民们剩下的一点陈粮、野菜，才捡得了一条命。5月中，她和黄维短暂相逢，相约同返昆明。
然而，6月17日刚到澜沧江边，甄露茜才知，就在一刻钟之前，黄维和他的爱马渡江时落入水中，被急流卷走。
穆旦虽然不曾丢掉性命，却度过了一段炼狱般的日子。他参军后被派到第五军工作，担任少校英文翻译官。日军占领腊戍，直抵怒江，惠通桥被迫炸断，中路军的归国之路被切断。西路英军已经退归印度，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命令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和属下的三个师西退印度。杜聿明拒绝执行这个命令，电请蒋介石，按蒋的命令北进，决心绕过北端的日军，向国境内撤退。
孙立人遵从司令长官的命令，率领新38师只走了二百多公里，十几天后约七千人到了印度。而杜聿明下属的200师穿越日军控制区被伏击，师长戴安澜阵亡，走了四十余天，只有两千六百人回到怒江东岸。96师奉杜聿明的命令穿越东北的丛林峻岭，从怒江上游到滇西北，历时九十多天，幸存者只有二千多人。
杜聿明亲自率领的22师则向北进入了野人山区。这里是缅甸最北方，再北就是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山峦重叠，林莽如海，瘴疠横行，据说曾有野人出没，所以当地人称这块无人区为“野人山”。
原始森林人烟绝迹，又逢雨季，粮药俱绝。杜聿明1959年在《回忆录》里如是描述：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成白骨。官兵死伤累累，前后相继，沿途白骨遍野，令人触目惊心。（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
24岁的穆旦双腿肿胀，迷失在胡康河谷。他的战马早已倒毙在路上，传令兵也牺牲了。没有粮食，甚至地上的水、溪里的水，因浸泡过死尸也不敢喝，他只能用树叶接些雨水来喝。一度断粮八天，经历让人发疯的饥饿之后，穆旦从地狱中生还，五个月后到了印度。
更多人没有这般“幸运”。联大物理系的朱谌，这个声音洪亮为人热忱的年轻人，早在1938年参军，参加过昆仑关战役；1940年他考入联大，又在1941年底再次入伍。在野人山，他把粮食和药物和同伴们分享完后，又累又饿，背靠着一棵大树坐下去，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多年之后，他的同学仍然记得，朱谌颇有相声天赋，参加文艺晚会时，编排歪讲大一国文、大一英文，引来满堂大笑。（李桂华：《悼念朱谌》）远征军第五军军部、军部直属部队和22师，总计一万五千人左右，最后到达印度的，只余三四千人。
■ 受到时代影响的一代人
在印度，穆旦又差一点死去，长久的饥饿，使得吃得过饱也足以致命。在加尔各答，他见到了好友杜运燮。杜运燮在担任了一年的翻译官后，又参加了驻印军。参加在蓝姆迦的训练营，直至1943年回联大复学。这支军队后来打通了中印公路，把日本人打得从对攻到固守，从固守到节节败退。
至1945年，前后三次大的从军运动，联大有八百余人入伍，加上长沙临大时期，共有一千一百多人。这段军旅生涯，在许多联大学子此后的人生中如影随形，他们的命运随之起起伏伏。
据许渊冲回忆，一些翻译官随着美军去了美国，他自己则在这年的7月返回校园。飞虎队编入了美军部队，林文奎秘书调任成都空军总司令部，很希望许渊冲同去。但他的兴趣仍在学业上，便回校复学。
8月23日，他参加了外文系为黄维开的追悼会。地点就在他们接受训练的译员训练班。深情而浪漫的老师吴宓在会上回忆这个学生在文学上的非凡才华，伤痛再次袭来，在外文系38级同学（包含1939年的借读生）心中，联大参军学子中第一位牺牲者黄维，永远镶嵌在吴宓亲撰的那副挽联之中：“大勇见真仁，历劫两间存正气；亲贤兼爱众，同堂三载醉春风。”
这段从戎生涯也让联大学生们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甄露茜在第六军服役时目睹了国民党军的腐败和无能。军官一心享乐，随行带着咖啡可可、网球拍、留声机等；每到一地，都征用当地最豪华的住宅，搜求当地的美女自娱。打起仗来，师长团长远居后方，不上前线；撤退时，军官们用汽车满载物资急归，却把伤病员弃置路旁听天由命。而新招来补充第六军的士兵，为了免于出征，竟有不少人不惜跳入河中求死。（《吴宓日记》1943年9月9日）多年后，人们才晓得，这些会成为中国内部分崩离析的推动力，让中国在盟友眼中从受伤的白雪公主变成邪恶的老巫婆。
对诗人穆旦和杜运燮，战争开拓了他们的精神视野。当死亡成为瞬间之事，个人反而从中解放。他们因此可以抛开先验的政治立场，站在人的立场上，以个人的生存感觉和体验来认识世界。穆旦写下了经典之作《森林之歌》，杜运燮也写出了《滇缅公路》。
他们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传统文化中的担当道义和西方的自由独立融合得自然生动。在他们身上，看不见五四一代的分裂和纠结。迄今许渊冲仍可以流利地背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也相信自由为联大带来了成功。在同学王佐良眼里，穆旦“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
然而，他们注定是受到时代影响的一代人。联大外文系教授、诗人冯至曾经骄傲地宣称，“我们曾经共同分担了 / 一个 共同的人类的命运。”(《我们的时代》)
五十年代，因为这段从军经历，这些人都相继受到了冲击。1954年，穆旦被作为“肃反运动”中的“肃反对象”，被判刑三年，逐出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杜运燮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谨言慎行，战战兢兢躲过了前几场运动，但在1970年，作为马来西亚归侨和前国民党军翻译官，被认为“历史和社会关系很复杂”，全家被送往山西永济的干校。几个月后，被强迫从新华社退职，成为侯马一个公社的农民。（王殊：《诗人同事杜运燮》）
许渊冲被审查，幸亏夫人照君是14岁便参加解放军的老革命，才幸免成为“右派”。六七十年代，他不是挨批挨斗，便是修理地球。在烈日下劳改批斗陪斗，许渊冲便以翻译毛泽东诗词自遣。结果被造反派知晓，说他是歪曲毛泽东思想，勒令他和老领导朱树飏（联大时，他因为病休，也和许同班）互抽对方一百鞭。
然而一俟形势好转，许渊冲便开始了堪称狂热的翻译工作。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把唐宋诗词翻译成英文法文，把《诗经》《楚辞》《西厢记》翻译成英文，也把《包法利夫人》《红与黑》等西方名著翻译成中文。而穆旦境况稍稍好转，就想着，“我总想在诗歌上贡献点什么，这是我的人生意义。”诗歌创作不许了，他便把精力放在翻译普希金、拜伦和雪莱的诗作上。
90岁的许渊冲继续在他的斗室里玩味翻译的魅力。风与云在他的手指下飞驰而过，他的大部分同学已凋零作古。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他们是教授、翻译家和诗人。1926年，吴宓为清华大学外文系定下了目标：“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 ; 熟读西方文学的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创造今日的中国文学；汇通东西方之精神而互为介绍传布。”许渊冲和他的同学们，堪称联大（清华）外文系教育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