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尔逊认为，纪录片从来不是一个固化的存在。1926年，他在评论弗拉哈迪的影片《摩阿拿》的文章中提出纪录片这个概念并确立纪录片作为片种与故事片并置时便指出，纪录片是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所谓“创造性处理”，显然是对立足于现实的纪录片创意的一种客观的、认同的、鼓励的表达。
　　创意是涉及形象思维、抽象思维、逆向思维、发散思维、聚敛思维、模糊思维、系统思维等的一种创造性思维方式;是对资源进行挖掘、激活、组织，进而提升资源价值的有效方法。
　　一、所有纪录片都是创意的结果
　　纪录片生成伊始就未曾脱离过创意。在纪录片历经百余年的时间里，不断有人创造性地将新技术、新理念、新手法融入纪录片创作实践，借此对现实进行创意表达。
　　作为人类学纪录片的开创者，弗拉哈迪的创作坚持的是对特定人物日常生活场景的呈现。在延续卢米埃尔兄弟奠定的纪实电影传统基础上，弗拉哈迪又变奏出具有诗性和哲学意味的影像风格，用以纪录人类命运状况，而这种风格的出场与其亲手缔造的“情景再现”方法息息相关。弗拉哈迪1922年执导的个人首部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即开创性地运用情景再现方法搬演“现实”。观众似乎并未觉得这一方法有何不妥，因为它造成的是并未违背本质真实的“在场”感。不能不说，情景再现是一种融入了主观精神的创意性纪实。时至今日，情景再现早已不是带有实验性的探索，而是纪录片导演结构作品、建构生活不时到场的重要角色。
　　“电影眼睛派”纪录片缔造者维尔托夫曾于1922至1924年间担任苏联电影杂志片《电影真理报》主编。以《电影真理报》为阵地，维尔托夫创研团队以摄影机这只不同寻常的眼睛打量万花筒般的时代变迁景致，摄制出《持摄影机的人》等令人惊艳的先锋纪录片。维尔托夫以摄制创造性地反映城市生活的新电影为信念，认为电影的魅力在于拍摄角度和剪辑方式能够给人带来视觉上的别样体验，而变化多端的蒙太奇恰是其思维活跃地进行电影创意的动力所在。
　　有“飞翔的荷兰人”之譽的伊文思，其拍摄的《欧洲之港—鹿特丹》曾被人冠以幻想纪录片的称谓。可以说，在伊文思的91岁生涯中，“幻想”始终伴随着他的纪录片创作。伊文思一生拍摄出多部纪录片，他的作品题材多样、类型多种、风格多彩。有现实主义的，更有超现实主义的;有写实的，更有写意的;有墨守传统的，更有打破成规的。伊文思早期纪录片《桥》和《雨》便以唯美的画风被公认为欧洲先锋派电影代表作品。伊文思最后一部纪录片《风的故事》旨在总结自己几十年艺术经历得失，融入了抒情性视听语言，链接了“直接电影”手法，涂抹上超现实主义表达色彩，其想象力超尘拔俗。纵览伊文思的作品，其“幻想”与“创意”在某种程度上未尝不可画上等号。
　　二、创意丰富了纪录片类型，拓展了纪录片边界，茁壮了纪录片体态
　　在尼克尔斯的《纪录片导论》中，按照历史发展脉络，纪录片被分为诗意型、阐释型、观察型、参与型、反射型、表述行为型等6种类型。不同类型纪录片生成的年代不同、背景不同，创意各有所依，功用各有所长。
　　弗拉哈迪、维尔托夫、格里尔逊、伊文思等一干大师为纪录片的生成与拓展，创意别出，名垂史册。创意无穷动，纪录需创意，后来者不乏追随突破之举、成功之作。
　　1941年出生于法国的雅克·贝汉，6岁就担当故事片角色，25岁即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曾出演过广受赞赏的影片《天堂电影院》《放牛班的春天》里的重要角色。2001年，他担任导演、编剧、制片的《迁徙的鸟》公映，奠定了其纪录片大师地位。在这部里程碑式纪录片中，旁白、字幕寥寥不过40句，凭借荡气回肠的唯美画面和音乐，让观众与经过训练的千千万万候鸟在壮阔的天地间一起飞翔，一起穿过湖泊、原野、雪山、城市、乡村，一起体验其中的自由与快乐、艰苦与伟大。2009年，雅克·贝汉与雅克·克鲁佐德共同导演的以环保为主题的生态学纪录片《海洋》问世。该片耗时5年，聚焦占地球表面四分之三的蓝色世界，拍摄了100多种海洋生物，探索了这个广阔、深邃、壮美、富饶的神秘境域。2016年，雅克·贝汉与雅克·克鲁佐德以制片、编剧、导演身份联手推出《地球四季》，立体地向观众展示了自然生态的不息脉动，颠覆性地从动物角度看人类文明发展。《迁徙的鸟》《海洋》《地球四季》被称作雅克·贝汉的自然三部曲，从天空、到海洋、到地球，宏大的题材不仅因制作技术上的创意令人耳目一新，更因演员设置的创意令观众深思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或许与他的演员出身有关。更是与他的创意表达追求有关，在雅克·贝汉的自然三部曲中，每一部都会出现一位少儿的角色。他解释，如此安排是因为现在的世界，大家永远都在赶路，没有放慢脚步去感受、感知世界;而孩子是纯真的，他希望用孩童的角色，让成年人都能够保持一颗童心，能够认识到更美妙的世界。雅克·贝汉的纪录片高远、幽深、辽阔，视角选择极佳，创意气度磅礴。
　　三、视角创意拓展了纪录片表达力
　　纪录片《航拍中国》，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择其大端纵横拍摄，以空中视角礼赞中国的壮美河山、风土人情。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从新石器时代到宋元明清，目光跨越8000年，瞄向近百家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50余处考古遗址、千余件文物，借文物讲文化，用文物说文明，以全新视角引导观众释读中华历史。纪录片《人民公园》，一部由美国年轻导演史杰鹏和张莫创作的中国题材作品，运用长镜头拍摄手法，78分钟，一眼不眨、一镜到底，卷轴画般地绘制了四川成都人民公园内市民活动的生动景象。创意造就了纪录片新类型，挺举了纪录片新格局，开创了纪录片新气象。
　　从现实看，新媒体技术多项化与创作者身份多元化在带来媒体内容海量增添的同时，更激发和催生了界限模糊的纪录片多样式出现。近年来国内外出现的以跨界、跨型、跨屏等为特征的纪录片，比如创意纪录片、动画纪录片、广播纪录片、剧情纪录片、微型纪录片等，以其创意品格不断引发人们关注，需要我们以史为鉴，积极回应。
　　积极的回应当有益于改变纪录片的固化模式，有益于纪录片本体强壮，有益于主流价值观有效表达，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需要，是纪录片产业发展的需要，是受众或用户的文化消费个性化需要，与我国新时代社会前行、文化进步、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创意语境下的纪录片新样式生成与界定，涉及经典纪录片创作模式，比如电影眼睛模式、格里尔逊模式、真理电影模式、直接电影模式、自我反射模式、形象化政论模式等与创意的关系，以及新媒体支持下的纪录片创意成果的辨析。
　　多维视角下的纪录片创意观念反思，涉及实验电影、先锋电影及当代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极简主义等与纪录片创意的历史、现实以及未来关系的认识和把握。
　　纪录片创意与主流价值追求，涉及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有趣表达、有效表达。纪录片创意与国家形象建构，涉及如何根植时代、根植人民、根植生活，讲好中国美丽故事，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纪录片创意与媒体产业发展，涉及媒体新生态环境下，纪录片市场开拓与占领的谋划、布局、战略战术等问题。
　　积极的回应，需要创意实践的探索，在探索中贡献中国智慧。比如，可否将随机街访手段植入纪录片创作，以《你幸福吗？》《理想》《榜样》《妈妈我爱你》《记忆》等为题，进行创作实践？再如，可否将行为艺术方式融入纪录片创作，以《大学》《化妆》《阅读》等为题，进行创作实践？又如，可否将模仿翻拍方法用于纪录片创作，对《火车进站》《婴儿的午餐》《工厂的大门》等经典作品进行演绎创作？
　　凡此种种，其共同的追求应该是创意出新。富有创意的问题设置是保证随机街访型纪录片成功的根本，最终形成的作品当有别于真理电影;富有创意的事件制造是保证行为艺术型纪录片成功的核心，双重主体、跨界生成当是该类作品的突出特征;模仿翻拍其创意则体现在手法借鉴之外的趣味性内容呈现等若干方面。
　　巴尔诺在《纪录片：非虚构电影史》一书中认为：纪录片工作者是在现实中发现而不是发明，他们通过选择自己的发现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选择之后需要组合，而组合正是创意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方法。历史告诉我们，纪录片是在创意中生成、在生成中拓展的;技术、理念、方法等资源的创意组合，使纪录片价值提升不再是奢望。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