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变得这么快。20年的功夫，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几乎从中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经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得更多，也更难以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了，使我眼前一阵阵发黑……”
　　这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头的独白，这部弥漫着荷尔蒙气息的电影，曾碰触过历史系研究生李里峰的某一根神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历史的看法——历史不仅仅是大写的HISTORY，在大的历史背景里，还有着普通人的命运。这位如今已在当代史研究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正试图把握那一个个被过往研究者忽略的小写的、复数的histories。
　　距离电影里的独白，又过了20年，北京的变化更快更大。在各种咖啡厅，创业、融资、敲钟、LP、TMT、UGC……这些似是而非的词语如同阳光里的尘埃，飞扬不息。人潮汹涌中，是一张张年轻而热切的面孔。
　　这样的场景，难以用好坏来下断语，如同你难以用好坏来给时代做判断，所以才有那么多人用《双城记》开篇的那段话来概括这个时代。复杂已经成为寻常，从时代映射到每个人身上，尤其是年轻人。
　　从大的角度看，学者刘瑜（也是曾经的“青年领袖”）说过：“我认为青年觉醒的标志是，运用你自己的头脑和理性进行思考，运用你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去思考。”今年的青年领袖、出版人许知远看上去更为乐观，“不管有多少怪现状，社会有多少问题，这轮技术变革带来的信息扩散、情感方式的变化，还是会带来一个更有平等、自由意识的一代人。”
　　再从小的切口看，翻开今年的青年领袖名单，基本都是出生在“文革”之后的一代人。80年代的理想主义，他们未必赶得上;进入社会时，商业大潮与新世纪已经来势汹汹。另一位青年领袖、导演李霄峰就曾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过，“这一代人，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面对自己。”
　　所以，认识自己、忠于自己，就成为如今每个青年生活的母题。人群是一个幻觉，那只是对一个个不同面孔的归纳。行业的分化与裂变正在急速进行，有的人站到了风口，有的人躲进了小楼，而这些不同行业的青年领袖，就是那些能在混沌中逐渐看清自己、做出忠实于自己的选择的人。并且无悔。作家徐则臣就说，“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事业都缺少必要的信守，那就该改行了。”他们守住了，越过了命里的刀锋，没有苟且，没有被生活折磨得卷了边。
　　这就是小写的histories的命运。就算大道不行，也要各安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