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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学生物的道德主体在做出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选择时，应该遵循一定的行为准则和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但是，在现实的职业实践过程中即使遵循这些准则也仍然会碰到难以做出决策的情况，这无疑成为医务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难题。本文将从医学生物道德难题的内涵出发，研究这些难题的成因，并且探讨解决的办法。
关键词：医学生物道德难题分析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2-0144-02
1医学生物道德难题的概念释义
医学生物道德领域的难题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有一定难度的问题”，而是指“dilemma”，即“令你进退两难的选择[1]”。严格地说，它就是一种要你在两个同样想要或者同样不想要的选项中选择一项的处境。但是，并非所有两难选择都有医学道德价值。比如，今天可能会下小阵雨，某医生上班如果不带伞可能淋雨，带伞挤公共汽车又很不方便，这样便形成一个两难选择。很显然，这个两难选择便没有道德的意义。那么，如何判断一个两难选择是否具有医德价值呢？一般来说，具有医学道德价值的两难选择会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中的至少一条：第一，每一项选择都合乎一个或者数个医学道德原则或者准则的要求；第二，能够反映出行为主体或高或低的道德境界；第三，体现主体与他人的利益关系。
2医学生物道德难题的成因
我们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探讨医德难题的成因。客观原因主要有：文化多样性所导致的道德标准的相对性；现有伦理体系本身就存在着未能消除的矛盾，应用于医学生物领域以后这些矛盾和冲突必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主观原因主要体现在医务人员对病情及相关信息的掌握不准确或不全面以及对相关的道德原则或准则的理解误差。
在现有的道德理论体系内部，各个不同的原则、规范之间本身就存在着难以消除的矛盾。行为义务论强调以直觉、情感、爱来进行道德判断可能导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不同的答案；康德的规则义务论和密尔的规则功利论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规则之间互相冲突的问题；行为功利论者也面临着功利计算精确性的难题，而且，一旦两个选项的功利相等就会无所适从；德性论只是强调要做一个有德性的好医生，可是并没有告诉人们在具体情况下一个好医生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些伦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医疗实践，其本身所存在的矛盾便以富有医疗特点的形式表现出来。
此外，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会促进医疗事业的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医德难题。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很多患者的生命得以延长，也意味着患者要忍受更长时间病痛的折磨，究竟哪一种情况更有利于病人，难以判断；大批高新技术医疗设备的应用，使一些紧急、危重、疑难、复杂或特殊的病例能够得到明确的诊断、有效的治疗，但随之而来的是高昂的医疗费用，若病人无力支付，医疗机构是否给予诊治，等等。
3化解医学生物道德难题的思路及方法
冯泽永教授提出一种解决医德难题的思路，就是努力跳出医德难题的范围，做一个局外人，将医德难题当做—般的道德问题进行思考和选择。他打个比方说，如果确定了脑死亡的标准，那么，心脏移植就跳出了“救人”和“杀人”的两难选择。因为，既然脑死才是真正的死，那么，供体心脏虽仍在跳动，实际上却已死亡，摘取他的心脏也就没有杀人的嫌疑，从而解开了“救人”与“杀人”难题。
彼彻姆和查尔德里斯提出，现有的解决医德问题的思维模式可总结为三种：自上而下模式、自下而上模式和综合模式，他们赞同第三种模式[2]。他们所说的第一种模式，即所谓“自上而下的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演绎推理，每一次道德决策的过程就是以某个伦理体系的某个原则或者规则为大前提所进行的一个三段论推理，推理的结论就是唯一的决策依据。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就在于大前提的选择，即使你是个明确的功利论者或者义务论者也经常会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条原则或者具体的规则，而且，在实践中很多规则可能互相矛盾。毕竟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医疗实践的内容纷繁复杂，情况多变，有限的几条原则绝不可能包打天下。他们所说的第二种“自下而上的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归纳推理，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决疑法，也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案例分析法。这种方法试图凭借典型的个案、传统、惯例及具体的情境，通过比较、类推，从而得出普遍性的道德结论。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以个案、惯例等进行推理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这是一种低级的不完全归纳，而且，其中难免混杂猜想和附会的成分，其结论的随意性更大，想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道德难题恐怕结果会更加混乱。
第三种“综合模式”被他们称赞为是一种一致性理论、一种反思的均衡，足以弥补以上两种思维模式的缺陷。他们认为，道德确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主体对个人的道德信念、普遍性的道德原则、不同的理论主张以及其他相关道德信念进行反思和检验，以求其尽可能达成一致性结论的过程。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共同道德理论。这种理论具备以下的特点：第一，它以共有的道德信念作为前提，而不是诉诸于单纯的理性、推理、自然法、特别的道德情感等；第二，它认为，一个不合乎一般常识性的道德判断的伦理理论是值得怀疑的；第三，它是多元的，它将两个或更多非绝对性的原则融合为一般性的道德规范[3]。这种理论规划如果能实现，确实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很多道德难题。但是，他们提出的这种设想似乎是过于理想化了，比如，他们的“一致性理论”所要求的“个人的道德信念、普遍性的道德原则、不同的理论主张以及其他相关道德信念的一致性”恐怕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和书本上，在现实中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再者，“共同道德理论”的构建以共有的道德信念为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利益主体往往会各自坚持自己片面性的道德立场，互相排挤。
4结论
以上介绍的几种方法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医德难题，有些方法甚至存在明显的漏洞，但不能全盘否定它们的价值，至少可以为我们思考道德问题提供参考。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道德难题仍然存在，这就要求医务人员按照每一个道德难题搜集相关的资料，全面地考查和评估患者所面临的处境以及主要的伦理冲突，然后做出最准确的决策。参考文献
[1]卢风.当代道德难题与伦理学发展愿景[J].学习论坛，2012（9）：66-68
[2]郭卫华.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道德难题[J].医学与哲学，2011（6）：43-45
[3]夏兴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1（11）：90-92
关键词：医学生物道德难题分析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2-0144-02
1医学生物道德难题的概念释义
医学生物道德领域的难题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有一定难度的问题”，而是指“dilemma”，即“令你进退两难的选择[1]”。严格地说，它就是一种要你在两个同样想要或者同样不想要的选项中选择一项的处境。但是，并非所有两难选择都有医学道德价值。比如，今天可能会下小阵雨，某医生上班如果不带伞可能淋雨，带伞挤公共汽车又很不方便，这样便形成一个两难选择。很显然，这个两难选择便没有道德的意义。那么，如何判断一个两难选择是否具有医德价值呢？一般来说，具有医学道德价值的两难选择会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中的至少一条：第一，每一项选择都合乎一个或者数个医学道德原则或者准则的要求；第二，能够反映出行为主体或高或低的道德境界；第三，体现主体与他人的利益关系。
2医学生物道德难题的成因
我们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探讨医德难题的成因。客观原因主要有：文化多样性所导致的道德标准的相对性；现有伦理体系本身就存在着未能消除的矛盾，应用于医学生物领域以后这些矛盾和冲突必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主观原因主要体现在医务人员对病情及相关信息的掌握不准确或不全面以及对相关的道德原则或准则的理解误差。
在现有的道德理论体系内部，各个不同的原则、规范之间本身就存在着难以消除的矛盾。行为义务论强调以直觉、情感、爱来进行道德判断可能导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不同的答案；康德的规则义务论和密尔的规则功利论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规则之间互相冲突的问题；行为功利论者也面临着功利计算精确性的难题，而且，一旦两个选项的功利相等就会无所适从；德性论只是强调要做一个有德性的好医生，可是并没有告诉人们在具体情况下一个好医生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些伦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医疗实践，其本身所存在的矛盾便以富有医疗特点的形式表现出来。
此外，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会促进医疗事业的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医德难题。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很多患者的生命得以延长，也意味着患者要忍受更长时间病痛的折磨，究竟哪一种情况更有利于病人，难以判断；大批高新技术医疗设备的应用，使一些紧急、危重、疑难、复杂或特殊的病例能够得到明确的诊断、有效的治疗，但随之而来的是高昂的医疗费用，若病人无力支付，医疗机构是否给予诊治，等等。
3化解医学生物道德难题的思路及方法
冯泽永教授提出一种解决医德难题的思路，就是努力跳出医德难题的范围，做一个局外人，将医德难题当做—般的道德问题进行思考和选择。他打个比方说，如果确定了脑死亡的标准，那么，心脏移植就跳出了“救人”和“杀人”的两难选择。因为，既然脑死才是真正的死，那么，供体心脏虽仍在跳动，实际上却已死亡，摘取他的心脏也就没有杀人的嫌疑，从而解开了“救人”与“杀人”难题。
彼彻姆和查尔德里斯提出，现有的解决医德问题的思维模式可总结为三种：自上而下模式、自下而上模式和综合模式，他们赞同第三种模式[2]。他们所说的第一种模式，即所谓“自上而下的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演绎推理，每一次道德决策的过程就是以某个伦理体系的某个原则或者规则为大前提所进行的一个三段论推理，推理的结论就是唯一的决策依据。这种模式的局限性就在于大前提的选择，即使你是个明确的功利论者或者义务论者也经常会不知道该选择哪一条原则或者具体的规则，而且，在实践中很多规则可能互相矛盾。毕竟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医疗实践的内容纷繁复杂，情况多变，有限的几条原则绝不可能包打天下。他们所说的第二种“自下而上的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归纳推理，典型的例子是所谓决疑法，也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案例分析法。这种方法试图凭借典型的个案、传统、惯例及具体的情境，通过比较、类推，从而得出普遍性的道德结论。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以个案、惯例等进行推理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这是一种低级的不完全归纳，而且，其中难免混杂猜想和附会的成分，其结论的随意性更大，想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道德难题恐怕结果会更加混乱。
第三种“综合模式”被他们称赞为是一种一致性理论、一种反思的均衡，足以弥补以上两种思维模式的缺陷。他们认为，道德确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主体对个人的道德信念、普遍性的道德原则、不同的理论主张以及其他相关道德信念进行反思和检验，以求其尽可能达成一致性结论的过程。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共同道德理论。这种理论具备以下的特点：第一，它以共有的道德信念作为前提，而不是诉诸于单纯的理性、推理、自然法、特别的道德情感等；第二，它认为，一个不合乎一般常识性的道德判断的伦理理论是值得怀疑的；第三，它是多元的，它将两个或更多非绝对性的原则融合为一般性的道德规范[3]。这种理论规划如果能实现，确实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很多道德难题。但是，他们提出的这种设想似乎是过于理想化了，比如，他们的“一致性理论”所要求的“个人的道德信念、普遍性的道德原则、不同的理论主张以及其他相关道德信念的一致性”恐怕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和书本上，在现实中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再者，“共同道德理论”的构建以共有的道德信念为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利益主体往往会各自坚持自己片面性的道德立场，互相排挤。
4结论
以上介绍的几种方法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医德难题，有些方法甚至存在明显的漏洞，但不能全盘否定它们的价值，至少可以为我们思考道德问题提供参考。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道德难题仍然存在，这就要求医务人员按照每一个道德难题搜集相关的资料，全面地考查和评估患者所面临的处境以及主要的伦理冲突，然后做出最准确的决策。参考文献
[1]卢风.当代道德难题与伦理学发展愿景[J].学习论坛，2012（9）：66-68
[2]郭卫华.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道德难题[J].医学与哲学，2011（6）：43-45
[3]夏兴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1（11）：9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