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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7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将备受瞩目的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奖金为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6万美元）。而中国，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竟然迄今尚未摘下过诺贝尔文学奖这朵名花。那么，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百年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中国人（指拥有中国国籍，代表中国）曾经无限近地触到过它？
有，而且不止一位，有时近得让人扼腕不已。
鲁迅：他曾拒绝过这项人人艳羡的大奖？
1927年9月17日，鲁迅收到自己的学生台静农的北京来信，信中提到瑞典科学院的院士斯文·赫定想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鲁迅接到台静农的信后，当天就作了回复。在信中，鲁迅首先对刘半农“为我、为中国”的好意，表示深深的感谢，接着他以“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故“不愿如此”的明确态度，断然拒绝了这份提议。他说“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还有很多，“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他还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否则会助长“中国人的虚荣心”。
然而，对于这封如此确凿的信件，仍然有许多人表示质疑，尤其是以闻名中国的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为代表。2008年，马悦然第一次公开称，瑞典皇家学院从来没有问过鲁迅愿不愿拿奖。他的理由是：第一，没有人推荐；第二，鲁迅的作品在作者逝世后才被翻译成外文出版。
而持此观点的人还有蔡登山，他指出，所谓的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事，实际上只是鲁迅朋友们的一厢情愿，而并非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和瑞典皇家学院的意见。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2005年，在一次采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时，这位主席说：“……学院曾经派人给鲁迅带话，传给他一个信息，就是想提名他。但是鲁迅自己认为他不配，他谢绝了……而且鲁迅说中国当时的任何作家都不够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事情的真相有如罗生门，即使鲁迅再世，恐怕也说不清这段渊源。但鲁迅有资格代表当时中国文坛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应无疑问。
胡适：鲁迅拒绝我也拒绝
无独有偶。还是瑞典的那位斯文·赫定，1929年又希望推举胡适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也同样被婉拒了。
胡适在其1929年2月26日前后的日记中写道：“斯文·赫定同我谈：他是瑞典国家学会十八会员之一，可以推举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希望提出我的名字，但希望我把我的著作译成英文。此事我有我的意见：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希冀奖金而翻译我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
胡适的态度很清楚：他认为，提倡中国的文学革命，他确有功劳，受奖当之无愧，但说到个人文学成就，他却认为自己“不配称文学家”，当然更谈不上为了赢得诺贝尔奖丰厚的奖金去特地翻译自己都不认可的作品了。
这是文人的清高，也是文人的谦逊。这一点与鲁迅自认“比我好的作家还有很多”如出一辙。胡适的拒绝，也许和鲁迅的态度不无关系。毕竟在北京的小圈子里，鲁迅拒绝诺贝尔奖提名的消息早就已经传开了。
胡适是留美博士，翻译自己的作品驾轻就熟。但是他为了“文人”的脸皮，宁可不被提名。为何非要胡适自己翻译？也许斯文·赫定认为，中国的翻译水平低，除胡博士外再无他人能完成此举吧。
林语堂：西方看不懂我的美
如果说斯文·赫定的这两次提名还只是口头上的意愿，并未真正落实，那么林语堂的被提名可就是货真价实的了。
提名林语堂的不是别人，正是因描写中国南方小镇的长篇三部曲《大地》而闻名遐迩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作为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赛珍珠有权推荐候选人。有趣的是，林语堂曾多次被提名，在提名人名单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斯文·赫定的名字。看来这位中国的忠实友人当时是铁了心要推荐出一位中国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只可惜终其一生都未能如愿。
林语堂的代表作《京华烟云》，是他旅居巴黎时用英文写的长篇小说。林语堂的初衷，是将《红楼梦》译作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因故没有译成后，才仿照《红楼梦》，写出了《京华烟云》。据说，林语堂曾四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他最终还是未能夺魁。
老舍：太平湖沉了一个诺贝尔奖
在所有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人当中，最让人痛心的，是老舍。
“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老舍得到。”2000年，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文学讲座上，老舍先生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向外界披露了这一内幕。
舒乙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1968年各国传言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调查。因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老舍已于1966年8月24日辞世），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
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四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这个悲哀的事实是在当年庆祝川端康成获奖的宴会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来的。
沈从文：最近的距离，最远的距离
事实上，沈从文曾经很可能是中国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人，近到只需伸出一个手指，一碰，诺贝尔奖这个熟透了的果子就会掉落在他的掌心。然而那又是最远的距离，生与死的距离。和老舍一样，沈从文也遗憾地错过了诺贝尔奖。
上世纪80年代，沈从文曾几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当时国际上众多学者联合向瑞典学院推荐沈从文，评委马悦然还将沈从文的作品翻译成瑞典语。
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也很快地把沈从文放在自己的第一视野之内。到了1988年，他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据说，瑞典文学院已初步决定把该年的文学奖授予他了。可惜，诺贝尔奖的奖金获得者名单通常在当年的10月份由评审委员会宣布，沈从文却在这一年的5月10日就去世了。死者是不可以作为获奖者的。
就这样，阴差阳错，仅仅相差了5个月，中国又失去了一个机会。听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时，马悦然很着急，立即打电话去问中国驻瑞典的使馆，询问死讯是否真确，但使馆回答说：“我们不认识沈从文这个人。”对于使馆的这一回答，马悦然一直困惑不解，耿耿于怀，对人说了好多回。
李敖：炒作出书不含糊
与谦逊辞谢的前贤们恰恰相反，李敖毫不留情地借诺贝尔文学奖的东风狠狠“火”了一把。
2000年，李敖声称凭《北京法源寺》这部小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消息从台湾发出，海峡两岸舆论大哗。李敖趁机据此炒作，无论台版、大陆版的《北京法源寺》，都卖了个满堂红。但随即受到有识之士的质疑，指诺贝尔文学奖“从不宣布通知哪些人获得了提名”，而且，李敖自称凭一书获提名，也不确切。因为“诺奖的评选不是单纯看一部作品，而是凭借对候选人整体的评价”。
李敖总是“有话说”的：时而说，我的白话文五十年来五百年内都是中国第一；时而说，我获诺贝尔奖的几率比当“总统”高；时而说，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当今够资格的不止我一个，但放眼台湾，就我一个！我是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而又说，我没有“信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这个奖100年都不颁给中国人，他们绝不会轻易给中国人颁奖！
李敖究竟有没有被提名？没有人知道。反正提名情况50年内都不会被泄露，50年后，谁还会来较这个真呢？
此外，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据说还有诗人北岛，作家王蒙、贾平凹、莫言等人。提名毕竟不是获奖，唯一真正获此殊荣的中国人高行健，却又是入了法国籍的“外人”。
摘自《山海经·人生纪实》
有，而且不止一位，有时近得让人扼腕不已。
鲁迅：他曾拒绝过这项人人艳羡的大奖？
1927年9月17日，鲁迅收到自己的学生台静农的北京来信，信中提到瑞典科学院的院士斯文·赫定想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鲁迅接到台静农的信后，当天就作了回复。在信中，鲁迅首先对刘半农“为我、为中国”的好意，表示深深的感谢，接着他以“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故“不愿如此”的明确态度，断然拒绝了这份提议。他说“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还有很多，“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他还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否则会助长“中国人的虚荣心”。
然而，对于这封如此确凿的信件，仍然有许多人表示质疑，尤其是以闻名中国的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为代表。2008年，马悦然第一次公开称，瑞典皇家学院从来没有问过鲁迅愿不愿拿奖。他的理由是：第一，没有人推荐；第二，鲁迅的作品在作者逝世后才被翻译成外文出版。
而持此观点的人还有蔡登山，他指出，所谓的鲁迅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事，实际上只是鲁迅朋友们的一厢情愿，而并非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和瑞典皇家学院的意见。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2005年，在一次采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时，这位主席说：“……学院曾经派人给鲁迅带话，传给他一个信息，就是想提名他。但是鲁迅自己认为他不配，他谢绝了……而且鲁迅说中国当时的任何作家都不够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事情的真相有如罗生门，即使鲁迅再世，恐怕也说不清这段渊源。但鲁迅有资格代表当时中国文坛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应无疑问。
胡适：鲁迅拒绝我也拒绝
无独有偶。还是瑞典的那位斯文·赫定，1929年又希望推举胡适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也同样被婉拒了。
胡适在其1929年2月26日前后的日记中写道：“斯文·赫定同我谈：他是瑞典国家学会十八会员之一，可以推举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希望提出我的名字，但希望我把我的著作译成英文。此事我有我的意见：如果他们因为我提倡文学革命有功而选举我，我不推辞；如果他们希望我因希冀奖金而翻译我的著作，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
胡适的态度很清楚：他认为，提倡中国的文学革命，他确有功劳，受奖当之无愧，但说到个人文学成就，他却认为自己“不配称文学家”，当然更谈不上为了赢得诺贝尔奖丰厚的奖金去特地翻译自己都不认可的作品了。
这是文人的清高，也是文人的谦逊。这一点与鲁迅自认“比我好的作家还有很多”如出一辙。胡适的拒绝，也许和鲁迅的态度不无关系。毕竟在北京的小圈子里，鲁迅拒绝诺贝尔奖提名的消息早就已经传开了。
胡适是留美博士，翻译自己的作品驾轻就熟。但是他为了“文人”的脸皮，宁可不被提名。为何非要胡适自己翻译？也许斯文·赫定认为，中国的翻译水平低，除胡博士外再无他人能完成此举吧。
林语堂：西方看不懂我的美
如果说斯文·赫定的这两次提名还只是口头上的意愿，并未真正落实，那么林语堂的被提名可就是货真价实的了。
提名林语堂的不是别人，正是因描写中国南方小镇的长篇三部曲《大地》而闻名遐迩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作为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赛珍珠有权推荐候选人。有趣的是，林语堂曾多次被提名，在提名人名单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斯文·赫定的名字。看来这位中国的忠实友人当时是铁了心要推荐出一位中国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只可惜终其一生都未能如愿。
林语堂的代表作《京华烟云》，是他旅居巴黎时用英文写的长篇小说。林语堂的初衷，是将《红楼梦》译作英文，介绍给西方读者。因故没有译成后，才仿照《红楼梦》，写出了《京华烟云》。据说，林语堂曾四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他最终还是未能夺魁。
老舍：太平湖沉了一个诺贝尔奖
在所有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人当中，最让人痛心的，是老舍。
“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老舍得到。”2000年，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文学讲座上，老舍先生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向外界披露了这一内幕。
舒乙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了最后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1968年各国传言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调查。因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老舍已于1966年8月24日辞世），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
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四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这个悲哀的事实是在当年庆祝川端康成获奖的宴会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来的。
沈从文：最近的距离，最远的距离
事实上，沈从文曾经很可能是中国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人，近到只需伸出一个手指，一碰，诺贝尔奖这个熟透了的果子就会掉落在他的掌心。然而那又是最远的距离，生与死的距离。和老舍一样，沈从文也遗憾地错过了诺贝尔奖。
上世纪80年代，沈从文曾几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当时国际上众多学者联合向瑞典学院推荐沈从文，评委马悦然还将沈从文的作品翻译成瑞典语。
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也很快地把沈从文放在自己的第一视野之内。到了1988年，他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据说，瑞典文学院已初步决定把该年的文学奖授予他了。可惜，诺贝尔奖的奖金获得者名单通常在当年的10月份由评审委员会宣布，沈从文却在这一年的5月10日就去世了。死者是不可以作为获奖者的。
就这样，阴差阳错，仅仅相差了5个月，中国又失去了一个机会。听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时，马悦然很着急，立即打电话去问中国驻瑞典的使馆，询问死讯是否真确，但使馆回答说：“我们不认识沈从文这个人。”对于使馆的这一回答，马悦然一直困惑不解，耿耿于怀，对人说了好多回。
李敖：炒作出书不含糊
与谦逊辞谢的前贤们恰恰相反，李敖毫不留情地借诺贝尔文学奖的东风狠狠“火”了一把。
2000年，李敖声称凭《北京法源寺》这部小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消息从台湾发出，海峡两岸舆论大哗。李敖趁机据此炒作，无论台版、大陆版的《北京法源寺》，都卖了个满堂红。但随即受到有识之士的质疑，指诺贝尔文学奖“从不宣布通知哪些人获得了提名”，而且，李敖自称凭一书获提名，也不确切。因为“诺奖的评选不是单纯看一部作品，而是凭借对候选人整体的评价”。
李敖总是“有话说”的：时而说，我的白话文五十年来五百年内都是中国第一；时而说，我获诺贝尔奖的几率比当“总统”高；时而说，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当今够资格的不止我一个，但放眼台湾，就我一个！我是最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而又说，我没有“信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这个奖100年都不颁给中国人，他们绝不会轻易给中国人颁奖！
李敖究竟有没有被提名？没有人知道。反正提名情况50年内都不会被泄露，50年后，谁还会来较这个真呢？
此外，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据说还有诗人北岛，作家王蒙、贾平凹、莫言等人。提名毕竟不是获奖，唯一真正获此殊荣的中国人高行健，却又是入了法国籍的“外人”。
摘自《山海经·人生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