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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先生关于正面人物的故事情节在小说篇幅中占比较小，但通过生动地刻画，不仅丰富了小说的内容，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让人在重重黑幕下看到点点希望，也更加清晰地向读者传递出了作者本体的积极向上的理想宗旨。所以，正面人物对《儒林外史》有着其他人物形象无法取代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儒林外史》 正面人物 创作意义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先生生动地刻画了大大小小三百多个人物，大都用于讽刺世人和批判社会，只有极少数的笔墨用于刻画正面人物，所以读者比较容易忽视正面人物，把其当成小说中的陪衬角色。事实上，作者对正面人物的安排非常用心，其行为对思想的引领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正面人物少，不代表作者心中阴影多，而是更能显现出沙中淘金难能可贵，更突出封建社会的黑幕沉重。
一、正反对比，丰富了人物群体的美丑形象
读了《儒林外史》，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吴敬梓先生所构建的“儒林”是一个来自前朝模拟当代的、立体多面的世界。从读者的感受来讲，一本讽刺现实的小说作品，很容易因为过度接近现实，使小说失去了应有的艺术架构与魅力。同时，如果作品过度背离现实脱离实际，也会使读者无法理解小说、进入小说，读者也很难理解作者的内心世界与真实意图。从小说内容的角度上来说，反映同一时期的同类作品无法跨越取材的时代限制，在内容上也就难免会有一些相似之处。
面对这样的问题，吴敬梓先生通过巧妙地利用正面人物在“儒林”中的特殊性，加入了自己独特构思和生动细腻的描写，既丰富了此书的人物形象，完善了小说的内容情节，也更容易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吴敬梓先生通过在小说中穿插对正面人物的细致刻画，突出了“是”与“非”、“喜”与“悲”的强烈对比，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场景转换混然天成，读者阅读时的冲击感受非常明显。无论是正面人物出场时带给读者的阴霾尽散、清风拂面之感，还是正面人物饱受摧残、艰难前行时使读者感受到的悲愤不平......，作者将这些正面人物放在一个满是麻木不仁、沉睡不醒的“行尸走肉”的社会情景中，就产生了石破天惊强烈对比的效果。
就像杜少卿的出场一样：他原有极好的家世，却从不以此为恃，不在乎自己的利益得失，总是仗义疏财，但也因此被人讹骗，最后家财散尽，令人既心疼又无奈。反观周围的那些鼠辈，他们的寡廉鲜耻、贪得无厌就更显得犹为令人不齿。读者的心情随着故事情节的起起落落，也越发觉得有滋有味了。而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的杜少卿，不仅对名利毫无追捧之心，甚至面对着朝廷官职的巨大诱惑，他也仍能不为所动。把他和文中那些毫无批判精神、为了名利不惜一切的世人放在一起，使读者既觉得新奇有趣又忍不住感慨万千，对杜少卿也更加地崇敬起来。不仅如此，他还敢于对封建礼教提出质疑，以平等的礼节对待妻子，不畏别人的目光……，作者借此表达的思想内涵可谓是大大超出了当时普通大众的认知，甚至突破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则。而由于读者在人物出场后已经逐渐认可了杜少卿，所以很容易在潜意识就中认可了他行为的合理性，也就间接的认可了作者思想的合理性。
可以说，作者通过借助正面人物，有正有反、有美有丑、有喜有悲，渐进式角色变换，正反对比，进一步塑造了小说中的人物群体形象，丰富读者对当时社会局势特别是科举制度下文人世界的深刻理解。
二、正反相依，构建了起伏宕荡的结构布局
除了人物形象上的优势，精心设计的文章布局也是使《儒林外史》从同类作品脱颖而出，并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儒林外史》的布局构造上，正面人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首先，小说开篇第一章就写了一首词，其中“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将当时世人对功名利禄的舍命追求刻画的淋漓尽致，作者的厌恶之情更是一目了然。但令读者意想不到的是，作者话锋一转，便写起了“王冕”，通过细致生动地描写其从出名到受挫到避世并坚持自己的信念等一系列人生经历，从而刻画了王冕嵌崎磊落的高士正面形象。通过这样巧妙的安排与引领，不仅使王冕的正面形象深入人心，而且与前文世人对功利的追逐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在开篇便树立了一个“儒林”中经典正面形象的标杆，也使读者心中平添一把“尺”一杆“称”，后续出场的人物的是非对错，一量便知一称便晓。
如果作者没有在开头设立这么一个正面形象，而是直接以被讽刺的对象做开篇，那么在小说开端无法做到“敷陈大义”和“隐括全文”。如果我们将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换成周进，虽然此人并非大奸大恶之徒，并且与开篇词有所呼应，但一个沉迷科举却屡试不中的形象，在全书的开篇就匆忙地将讽刺的对象推到了读者的面前，这非但不利于点明小说主题，还会显得过于平直过分黑暗，使读者兴味索然不愿意探求下去，当然也不利于此书的传播。
当然，在后续出场的正面人物对小说布局也起到了很好推动作用。比如继杜少卿出场之后虞华轩的出场，虽然虞华轩这个人物并不是《儒林外史》中最典型的正面人物，但作者通过巧妙地安排，将他和虞育德、杜少卿、余氏兄弟串联到了一起，在小说中形成了一个“贤者群”，不仅呼应了标题“三山门贤人饯别”中的“贤人”，也给小说带来了正义之风。同一章节中，在贤者接连登场后，作者又安排了“五河县势利熏心”，瞬息之间，一前一后就形成了巨大的正反落差！在震撼读者的同时，又很好地引起了读者对后文事态发展的探奇心理。
三、扬正讽反，寄托了鼎新革故的理想信念
我们立足现代社会，回望历史时很容易做到“旁观者清”，而吴敬梓先生创作《儒林外史》约在乾隆五年（1740 年），当时的统治者对文字控制非常严苛，动辄得咎，甚至锒铛入狱性命不保。吴敬梓先生不仅没有被那个时代的局限所困，而且能清晰问题所在，提出自己的济世良方。他在事物表象上借古讽今针砭时弊，还在正面人物的刻画中嵌入了启蒙思想的发端。约两百年以后，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着重指出：《儒林外史》“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这是对吴敬梓先生深入揭示当时社会矛盾的准确性、真实性的充分肯定。由此可见，吴敬梓先生思想的先进与敏锐远非时人所及。
正面人物的创作意义之一，就是作为作者启蒙思想的载体。作者通过将自己对当时社会的独到见解融入到对正面人物日常生活和性格、思想的具体叙述之中，使每个正面人物在某些特定的不同的方向上，体现出作者对当时社会无情批判，也鲜明的表白了作者的人生态度与社会理想。例如：当看到明朝的科举制度时，王冕直接对秦老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清了。”作者通过王冕直接指出了科举制度在他看来存在的问题，暗示了读者并引发反思。在第三十三回，作者叙述了杜少卿夫妇一同游山玩水的事情，体现了其对妇女的尊重，并有意为妇女争取平等地位的想法。而小说中迟衡山对读书人的看法是“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读死书、死读书，抱着“八股文”一门心思想着科举之路，作者的不满一目了然。
吴敬梓先生就是这样借助为数不多的正面人物，反復阐述自己对科举制度的不满，努力突破当时世人的固有认知，先破后立，悄无声处就给读者带去了全新的思想启蒙。所谓“润物细无声”，当越来越多具有前瞻意识的人理解《儒林外史》中正面人物后，就有极大可能受到启发，在思想上引发强烈共鸣，在行动上形成行为自觉，推动历史的车轮向正确的方向前行。
（江苏省苏州第一中学校 江苏 苏州 215000）
关键词：《儒林外史》 正面人物 创作意义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先生生动地刻画了大大小小三百多个人物，大都用于讽刺世人和批判社会，只有极少数的笔墨用于刻画正面人物，所以读者比较容易忽视正面人物，把其当成小说中的陪衬角色。事实上，作者对正面人物的安排非常用心，其行为对思想的引领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正面人物少，不代表作者心中阴影多，而是更能显现出沙中淘金难能可贵，更突出封建社会的黑幕沉重。
一、正反对比，丰富了人物群体的美丑形象
读了《儒林外史》，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吴敬梓先生所构建的“儒林”是一个来自前朝模拟当代的、立体多面的世界。从读者的感受来讲，一本讽刺现实的小说作品，很容易因为过度接近现实，使小说失去了应有的艺术架构与魅力。同时，如果作品过度背离现实脱离实际，也会使读者无法理解小说、进入小说，读者也很难理解作者的内心世界与真实意图。从小说内容的角度上来说，反映同一时期的同类作品无法跨越取材的时代限制，在内容上也就难免会有一些相似之处。
面对这样的问题，吴敬梓先生通过巧妙地利用正面人物在“儒林”中的特殊性，加入了自己独特构思和生动细腻的描写，既丰富了此书的人物形象，完善了小说的内容情节，也更容易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
吴敬梓先生通过在小说中穿插对正面人物的细致刻画，突出了“是”与“非”、“喜”与“悲”的强烈对比，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场景转换混然天成，读者阅读时的冲击感受非常明显。无论是正面人物出场时带给读者的阴霾尽散、清风拂面之感，还是正面人物饱受摧残、艰难前行时使读者感受到的悲愤不平......，作者将这些正面人物放在一个满是麻木不仁、沉睡不醒的“行尸走肉”的社会情景中，就产生了石破天惊强烈对比的效果。
就像杜少卿的出场一样：他原有极好的家世，却从不以此为恃，不在乎自己的利益得失，总是仗义疏财，但也因此被人讹骗，最后家财散尽，令人既心疼又无奈。反观周围的那些鼠辈，他们的寡廉鲜耻、贪得无厌就更显得犹为令人不齿。读者的心情随着故事情节的起起落落，也越发觉得有滋有味了。而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的杜少卿，不仅对名利毫无追捧之心，甚至面对着朝廷官职的巨大诱惑，他也仍能不为所动。把他和文中那些毫无批判精神、为了名利不惜一切的世人放在一起，使读者既觉得新奇有趣又忍不住感慨万千，对杜少卿也更加地崇敬起来。不仅如此，他还敢于对封建礼教提出质疑，以平等的礼节对待妻子，不畏别人的目光……，作者借此表达的思想内涵可谓是大大超出了当时普通大众的认知，甚至突破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则。而由于读者在人物出场后已经逐渐认可了杜少卿，所以很容易在潜意识就中认可了他行为的合理性，也就间接的认可了作者思想的合理性。
可以说，作者通过借助正面人物，有正有反、有美有丑、有喜有悲，渐进式角色变换，正反对比，进一步塑造了小说中的人物群体形象，丰富读者对当时社会局势特别是科举制度下文人世界的深刻理解。
二、正反相依，构建了起伏宕荡的结构布局
除了人物形象上的优势，精心设计的文章布局也是使《儒林外史》从同类作品脱颖而出，并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儒林外史》的布局构造上，正面人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首先，小说开篇第一章就写了一首词，其中“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将当时世人对功名利禄的舍命追求刻画的淋漓尽致，作者的厌恶之情更是一目了然。但令读者意想不到的是，作者话锋一转，便写起了“王冕”，通过细致生动地描写其从出名到受挫到避世并坚持自己的信念等一系列人生经历，从而刻画了王冕嵌崎磊落的高士正面形象。通过这样巧妙的安排与引领，不仅使王冕的正面形象深入人心，而且与前文世人对功利的追逐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在开篇便树立了一个“儒林”中经典正面形象的标杆，也使读者心中平添一把“尺”一杆“称”，后续出场的人物的是非对错，一量便知一称便晓。
如果作者没有在开头设立这么一个正面形象，而是直接以被讽刺的对象做开篇，那么在小说开端无法做到“敷陈大义”和“隐括全文”。如果我们将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换成周进，虽然此人并非大奸大恶之徒，并且与开篇词有所呼应，但一个沉迷科举却屡试不中的形象，在全书的开篇就匆忙地将讽刺的对象推到了读者的面前，这非但不利于点明小说主题，还会显得过于平直过分黑暗，使读者兴味索然不愿意探求下去，当然也不利于此书的传播。
当然，在后续出场的正面人物对小说布局也起到了很好推动作用。比如继杜少卿出场之后虞华轩的出场，虽然虞华轩这个人物并不是《儒林外史》中最典型的正面人物，但作者通过巧妙地安排，将他和虞育德、杜少卿、余氏兄弟串联到了一起，在小说中形成了一个“贤者群”，不仅呼应了标题“三山门贤人饯别”中的“贤人”，也给小说带来了正义之风。同一章节中，在贤者接连登场后，作者又安排了“五河县势利熏心”，瞬息之间，一前一后就形成了巨大的正反落差！在震撼读者的同时，又很好地引起了读者对后文事态发展的探奇心理。
三、扬正讽反，寄托了鼎新革故的理想信念
我们立足现代社会，回望历史时很容易做到“旁观者清”，而吴敬梓先生创作《儒林外史》约在乾隆五年（1740 年），当时的统治者对文字控制非常严苛，动辄得咎，甚至锒铛入狱性命不保。吴敬梓先生不仅没有被那个时代的局限所困，而且能清晰问题所在，提出自己的济世良方。他在事物表象上借古讽今针砭时弊，还在正面人物的刻画中嵌入了启蒙思想的发端。约两百年以后，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着重指出：《儒林外史》“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这是对吴敬梓先生深入揭示当时社会矛盾的准确性、真实性的充分肯定。由此可见，吴敬梓先生思想的先进与敏锐远非时人所及。
正面人物的创作意义之一，就是作为作者启蒙思想的载体。作者通过将自己对当时社会的独到见解融入到对正面人物日常生活和性格、思想的具体叙述之中，使每个正面人物在某些特定的不同的方向上，体现出作者对当时社会无情批判，也鲜明的表白了作者的人生态度与社会理想。例如：当看到明朝的科举制度时，王冕直接对秦老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清了。”作者通过王冕直接指出了科举制度在他看来存在的问题，暗示了读者并引发反思。在第三十三回，作者叙述了杜少卿夫妇一同游山玩水的事情，体现了其对妇女的尊重，并有意为妇女争取平等地位的想法。而小说中迟衡山对读书人的看法是“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读死书、死读书，抱着“八股文”一门心思想着科举之路，作者的不满一目了然。
吴敬梓先生就是这样借助为数不多的正面人物，反復阐述自己对科举制度的不满，努力突破当时世人的固有认知，先破后立，悄无声处就给读者带去了全新的思想启蒙。所谓“润物细无声”，当越来越多具有前瞻意识的人理解《儒林外史》中正面人物后，就有极大可能受到启发，在思想上引发强烈共鸣，在行动上形成行为自觉，推动历史的车轮向正确的方向前行。
（江苏省苏州第一中学校 江苏 苏州 21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