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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学批评中，“文”始终是核心概念。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文”这一核心概念进行了精深全面的思考，汲取了《周易》对文本体的见解，也加入了个人的体会与创发。刘勰对“文”的思索不仅精深而且完整，从本体到具体，最后复归本体。
关键词：《文心雕龙》 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在文学批评中，“文”始终是核心概念，是每一位文学批评家都必须进行深入探研的。刘勰在这方面有选择地继承了《周易》对“文”的理解，与此同时进行了精深且全面的思考。
一
《文心雕龙·序志》云：“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意思是说全书按照理论排列，确定各篇名称，合于《易经》的大衍之数五十，只不过说明文章功用的，四十九篇而已。《周易·系辞上传》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而后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对“大衍之数五十”，诸家各有所识，京房曰：“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合五十。”马融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合五十。”荀爽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爻，合五十。”郑玄曰：“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通气，凡五行减五，合五十。”近人南怀瑾《易经系传别讲》：“衍就是衍绎。所以卜卦用五十根蓍草。当你拿五十根蓍草一摇，默祷完了，便从五十根中抽出一根放在一边不用，‘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说法虽异，但思路大同小异，从根本衍生出变数，天地孕育出万端变化，但终有恒定的本源，抽出这个“本”，剩下的便是“用”。《周易》中的数字用来反映万物变化，并非特指“文”，但刘勰借鉴其哲理来表现“文”。首先，是将文放在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其次，认可其变幻莫测的特征；第三，为其寻求可信、可靠的运动体系，也落实了“宗经”的意图，增强了理论的权威性与可行性。
《原道》开篇即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先贤与时贤对此句提出诸多见解，但都在阐释的过程中将“文之为德”转换成“文德”。前者并不着意文是什么，重在引出文的重要性；而压缩成“文德”后便转换成针对文之本质的讨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刘勰在此段中要探讨的是“文”之所以能“与天地并生”的原因。篇中他由“道之文”逐步推进到“人文”，而“道之文”在《原道》中集中体现在“玄黄色杂”、“日月叠璧”、“山川焕绮”上，也就是说这个“道”就是有形有象的大自然，是天地，比《周易》中所论的“道”更具体一些。而“文”与“天地”并生，竟然不在自然界的范畴之内，更像是一种超越束缚的力量，无象无形，其本身是亟待某种依托才可以显示出来的。这种依托便是作为三才之一的人，所谓“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人有体察天地万物的灵性慧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耳文明，自然直道也”。心灵获取信息，有了感动，便要通过语言来表达，语言确立了，“文”也凸显出来，找到了足以显示真身的依托。
足见，刘勰所云“文之为德也大矣”是将“文”视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起源于浩淼苍穹，需要三才合力方可显现，而“人”在其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他完全可以沿着这条思路去讨论“人文”，但在声明“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与”之后，转而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如果说“文”是形而上的，那么人就理所当然是形而下的“有心之器”，人文便是形而下之器对形而上之道的充分体现，这吸收了《周易》中所传达出的“文即是道”的思想，只是无形中放弃了“人”的参赞作用，将“人文之元”引向了人诞生之前那个更为深邃的空间，那时天地且未分，直到《易经》画出卦象，蕴含在混沌元气中的神秘莫测的道理（也可以说是“文”）才有了清晰的表现渠道。“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十翼》可视为孔子的读书报告，《文言》便时针对《乾》、《坤》两卦所写的专题文章，更富有文采。惟其如此，“有心之器”才真正达到了“天地之心”的水准。“文”由神秘逐步走向明朗，掌握“文”的圣贤通过“写天地之辉光”以“晓生民之耳目”，“人文”通过“文教”普及开来，走上了“沿圣以垂文”的合理化道路。那么，论文明道，怎能不“徵圣”呢？
二
从《原道》至《徵圣》，“文章”、“文辞”、“文采”的概念从“文”中裂变而出，圣人将自己对道的理解通过语言记载下来，所谓“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被称作“文辞”的语言，是经过加工修饰的，浸润了真实的情感，融入了美好的情操，散发出“文采”，富有引人入胜的魅力。“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儿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好的文章能够充分地表情达意，需要美好的文辞，展现出文采，这既是好文章的标准，亦是创作的根本规律。创作的规律是什么？这是刘勰从《徵圣》开始便要讨论的，尽管其与《宗经》、《正纬》、《辨骚》处于《总论》的范畴，从“文”概念的不断裂变来看，这四篇已经进入到考察文章创作规律的领域，在为“文体论”与“文学评论”部分蓄积势能，并非纯粹的本体论。
《宗经》云：“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因为经书是讲永远不变的根本道理的，是不刊之论。取象天地，检验鬼神，深究物理，确定人伦，发掘深隐的性灵玄机，最大限度体现文章精髓。故而后人在学写文章时，当下苦功夫研习《易》、《书》、《诗》、《礼》、《春秋》。刘勰首先分论当从五经中学习那些重要内容，再将五经与诸多文体巧妙联结在一体，如下所示：
《易》——论、说、辞、序——《论说第十八》；
《书》——诏、策、章、奏——《诏策第十九》；
《诗》——赋、颂、歌、赞——《明诗第六》、《乐府第七》、《诠赋第八》、《颂赞第九》；
《礼》——铭、诔、箴、祝——《祝盟第十》《铭箴第十一》、《诔碑第十二》；
《春秋》——纪、传、盟、檄——《史传第十六》、《檄移第二十》。
刘勰称“《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将《易经》排在五经之首，认为它是圣人探索学问，求得真理的宝库。但以《易经》作为开头的论、说，却并未排在首位。以《宗经》篇中这种对应方式作为排列的依据，则文体论部分是按照《诗》、《礼》、《春秋》、《易》、《书》的顺序。由文学性强的文体逐步论述到实用性强的文体。
在这种排序中，刘勰对“宗经”做了调整，将“文学性”放在尤其重要的位置。他在《序志》中详细论述了文体论：“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标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名矣。”这里的“论文”、“叙笔”，是作者对文体进行分类的标准。“文笔”是南北朝时期普遍流行的文学批评术语，在东汉时即以出现，王充《论衡·超奇》：“（周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徵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文笔对立分用作为两个概念始于《南史·颜延之传》，云：“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当时普遍的倾向是以有韵与否分文笔，除《序志》外，《体性》云：“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归入有韵文，《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归入无韵笔。以“文”、“笔”来分，有效囊括了文学的诸多体裁，将经、子、史均列入文学之内，扩大了文学的涵盖范围。较之萧统将文学与其他三类区分的认识，这种“扩大”自有其弊端，但在重视辞藻富丽而忽视内容充实的文学氛围下，这有挽救时弊，拓宽文学内容覆盖面的作用。
三
实际上，文体论每篇都在探讨“文”与“质”的平衡问题。在《周易》中“文”是浑融完整的“一”，文即是道，其本身就具有“质”的深层涵意。《论语》在《周易》中“文”的基础上，将“文”对象化，文与质也有了区别。文质的剥离，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处于混沌状态的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文”之不彰。“文”在海涵外界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需要更高的表现能力去揭示隐藏在愈发复杂关系下的“道”，而它自己“秀外”的一方面凸显出来，超越了一定的度，竟开始妨碍“道”之明晰。刘勰所处的时代经历了两汉文学词汇激增的局面，恰好处于“过犹不及”的阶段。《明诗》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之所以“稍入轻绮”，首先是作家写文章的目的发生了转变。“析文以为妙”将注意力集中在辞藻上，“流靡以自妍”则是追求音节的流美。辞藻与音节是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以文章内容作为参照物来看，这些似乎都是细枝末节；以文章的艺术表现力来看，这些却是在内容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可以有效提升文章质量的变化因素。东晋清谈风气旺盛之时，“忘却世情”成了主要的抒发内容，文人们唯有雕饰文采，才能显露才华，较量文学水平的高低。刘宋初年的诗，风格发生变化，“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纵向挖掘内容的深度，而是横向拓宽了描写对象的领域，是主题的转移。文人们在辞藻上所用的功夫愈发深入，“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举动几乎忘记了创作的初衷，文质彬彬的审美天枰向“文”大幅度倾斜。
四
“文”与“质”如何达到平衡？这是刘勰在创作论中要解决的。在论述的过程中，文的概念逐步细化，具有特指的功用。《神思》：“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又云：“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这里均指具体的作品。《体性》：“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其中“文”指写作，具备了动态的意义。《风骨》：“赞曰：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璋乃聘。”“文明以建”语出《周易·同人·彖辞》，说：“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本是形容君子光明正大，刘勰借用此词来说明文章要写得鲜明强劲，像美玉那样被人所珍视。文的涵义缩小，用来归纳风骨特质却很合适。《通变》：“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骚文与赋颂、策制、辞章都是文体名称，“文”的个体含义退居二线，脱离“骚”是没有准确意义的。《定势》：“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文变是指由于情趣各不相同，创作手法也随之不断变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文”的概念变得富有弹性，像水一般有了“随物赋形”的能力，放置在不同的语境中，就派生出相应的意义。
这种派生不仅朝着微观方向，也朝着宏观方向发展。“文”通过圣人的心灵与智慧凝结成经典，凡人在学习经典中继承文化，学着写文章来揭示道理，道理潜藏愈深，愈需要锤炼文辞，表现出文采，想要在文采与内容之间取得兼美的效果，就要深入研究写作技巧，对他人作品进行观摩与品鉴……“文”在传播过程中构建出了“文学”领域，这个领域的版图不断扩大与蔓延。刘勰在文学评论这部分设置了《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序志》，前五篇分别对文学史、作家、鉴赏、作家品德作出论述。文学评论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羽翼，具有总结、开拓与指导性作用。较之前代学者，刘勰对“文”的思索不仅精深而且完整，从本体到具体，最后复归本体，着重探讨“时空”与“人”在“文”中的位置。
参考文献：
[1]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
[2] 南怀瑾：《易经系传别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
作者简介：张佩，女，1983—，西安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级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隋唐文学。
关键词：《文心雕龙》 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在文学批评中，“文”始终是核心概念，是每一位文学批评家都必须进行深入探研的。刘勰在这方面有选择地继承了《周易》对“文”的理解，与此同时进行了精深且全面的思考。
一
《文心雕龙·序志》云：“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意思是说全书按照理论排列，确定各篇名称，合于《易经》的大衍之数五十，只不过说明文章功用的，四十九篇而已。《周易·系辞上传》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而后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对“大衍之数五十”，诸家各有所识，京房曰：“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合五十。”马融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合五十。”荀爽曰：“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爻，合五十。”郑玄曰：“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通气，凡五行减五，合五十。”近人南怀瑾《易经系传别讲》：“衍就是衍绎。所以卜卦用五十根蓍草。当你拿五十根蓍草一摇，默祷完了，便从五十根中抽出一根放在一边不用，‘所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说法虽异，但思路大同小异，从根本衍生出变数，天地孕育出万端变化，但终有恒定的本源，抽出这个“本”，剩下的便是“用”。《周易》中的数字用来反映万物变化，并非特指“文”，但刘勰借鉴其哲理来表现“文”。首先，是将文放在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其次，认可其变幻莫测的特征；第三，为其寻求可信、可靠的运动体系，也落实了“宗经”的意图，增强了理论的权威性与可行性。
《原道》开篇即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先贤与时贤对此句提出诸多见解，但都在阐释的过程中将“文之为德”转换成“文德”。前者并不着意文是什么，重在引出文的重要性；而压缩成“文德”后便转换成针对文之本质的讨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刘勰在此段中要探讨的是“文”之所以能“与天地并生”的原因。篇中他由“道之文”逐步推进到“人文”，而“道之文”在《原道》中集中体现在“玄黄色杂”、“日月叠璧”、“山川焕绮”上，也就是说这个“道”就是有形有象的大自然，是天地，比《周易》中所论的“道”更具体一些。而“文”与“天地”并生，竟然不在自然界的范畴之内，更像是一种超越束缚的力量，无象无形，其本身是亟待某种依托才可以显示出来的。这种依托便是作为三才之一的人，所谓“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人有体察天地万物的灵性慧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耳文明，自然直道也”。心灵获取信息，有了感动，便要通过语言来表达，语言确立了，“文”也凸显出来，找到了足以显示真身的依托。
足见，刘勰所云“文之为德也大矣”是将“文”视为一种特殊的物质，起源于浩淼苍穹，需要三才合力方可显现，而“人”在其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他完全可以沿着这条思路去讨论“人文”，但在声明“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与”之后，转而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如果说“文”是形而上的，那么人就理所当然是形而下的“有心之器”，人文便是形而下之器对形而上之道的充分体现，这吸收了《周易》中所传达出的“文即是道”的思想，只是无形中放弃了“人”的参赞作用，将“人文之元”引向了人诞生之前那个更为深邃的空间，那时天地且未分，直到《易经》画出卦象，蕴含在混沌元气中的神秘莫测的道理（也可以说是“文”）才有了清晰的表现渠道。“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十翼》可视为孔子的读书报告，《文言》便时针对《乾》、《坤》两卦所写的专题文章，更富有文采。惟其如此，“有心之器”才真正达到了“天地之心”的水准。“文”由神秘逐步走向明朗，掌握“文”的圣贤通过“写天地之辉光”以“晓生民之耳目”，“人文”通过“文教”普及开来，走上了“沿圣以垂文”的合理化道路。那么，论文明道，怎能不“徵圣”呢？
二
从《原道》至《徵圣》，“文章”、“文辞”、“文采”的概念从“文”中裂变而出，圣人将自己对道的理解通过语言记载下来，所谓“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被称作“文辞”的语言，是经过加工修饰的，浸润了真实的情感，融入了美好的情操，散发出“文采”，富有引人入胜的魅力。“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儿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好的文章能够充分地表情达意，需要美好的文辞，展现出文采，这既是好文章的标准，亦是创作的根本规律。创作的规律是什么？这是刘勰从《徵圣》开始便要讨论的，尽管其与《宗经》、《正纬》、《辨骚》处于《总论》的范畴，从“文”概念的不断裂变来看，这四篇已经进入到考察文章创作规律的领域，在为“文体论”与“文学评论”部分蓄积势能，并非纯粹的本体论。
《宗经》云：“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因为经书是讲永远不变的根本道理的，是不刊之论。取象天地，检验鬼神，深究物理，确定人伦，发掘深隐的性灵玄机，最大限度体现文章精髓。故而后人在学写文章时，当下苦功夫研习《易》、《书》、《诗》、《礼》、《春秋》。刘勰首先分论当从五经中学习那些重要内容，再将五经与诸多文体巧妙联结在一体，如下所示：
《易》——论、说、辞、序——《论说第十八》；
《书》——诏、策、章、奏——《诏策第十九》；
《诗》——赋、颂、歌、赞——《明诗第六》、《乐府第七》、《诠赋第八》、《颂赞第九》；
《礼》——铭、诔、箴、祝——《祝盟第十》《铭箴第十一》、《诔碑第十二》；
《春秋》——纪、传、盟、檄——《史传第十六》、《檄移第二十》。
刘勰称“《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将《易经》排在五经之首，认为它是圣人探索学问，求得真理的宝库。但以《易经》作为开头的论、说，却并未排在首位。以《宗经》篇中这种对应方式作为排列的依据，则文体论部分是按照《诗》、《礼》、《春秋》、《易》、《书》的顺序。由文学性强的文体逐步论述到实用性强的文体。
在这种排序中，刘勰对“宗经”做了调整，将“文学性”放在尤其重要的位置。他在《序志》中详细论述了文体论：“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标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名矣。”这里的“论文”、“叙笔”，是作者对文体进行分类的标准。“文笔”是南北朝时期普遍流行的文学批评术语，在东汉时即以出现，王充《论衡·超奇》：“（周长生）死后，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徵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文笔对立分用作为两个概念始于《南史·颜延之传》，云：“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当时普遍的倾向是以有韵与否分文笔，除《序志》外，《体性》云：“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归入有韵文，《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归入无韵笔。以“文”、“笔”来分，有效囊括了文学的诸多体裁，将经、子、史均列入文学之内，扩大了文学的涵盖范围。较之萧统将文学与其他三类区分的认识，这种“扩大”自有其弊端，但在重视辞藻富丽而忽视内容充实的文学氛围下，这有挽救时弊，拓宽文学内容覆盖面的作用。
三
实际上，文体论每篇都在探讨“文”与“质”的平衡问题。在《周易》中“文”是浑融完整的“一”，文即是道，其本身就具有“质”的深层涵意。《论语》在《周易》中“文”的基础上，将“文”对象化，文与质也有了区别。文质的剥离，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处于混沌状态的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文”之不彰。“文”在海涵外界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需要更高的表现能力去揭示隐藏在愈发复杂关系下的“道”，而它自己“秀外”的一方面凸显出来，超越了一定的度，竟开始妨碍“道”之明晰。刘勰所处的时代经历了两汉文学词汇激增的局面，恰好处于“过犹不及”的阶段。《明诗》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之所以“稍入轻绮”，首先是作家写文章的目的发生了转变。“析文以为妙”将注意力集中在辞藻上，“流靡以自妍”则是追求音节的流美。辞藻与音节是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以文章内容作为参照物来看，这些似乎都是细枝末节；以文章的艺术表现力来看，这些却是在内容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可以有效提升文章质量的变化因素。东晋清谈风气旺盛之时，“忘却世情”成了主要的抒发内容，文人们唯有雕饰文采，才能显露才华，较量文学水平的高低。刘宋初年的诗，风格发生变化，“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纵向挖掘内容的深度，而是横向拓宽了描写对象的领域，是主题的转移。文人们在辞藻上所用的功夫愈发深入，“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举动几乎忘记了创作的初衷，文质彬彬的审美天枰向“文”大幅度倾斜。
四
“文”与“质”如何达到平衡？这是刘勰在创作论中要解决的。在论述的过程中，文的概念逐步细化，具有特指的功用。《神思》：“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又云：“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这里均指具体的作品。《体性》：“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其中“文”指写作，具备了动态的意义。《风骨》：“赞曰：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璋乃聘。”“文明以建”语出《周易·同人·彖辞》，说：“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本是形容君子光明正大，刘勰借用此词来说明文章要写得鲜明强劲，像美玉那样被人所珍视。文的涵义缩小，用来归纳风骨特质却很合适。《通变》：“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骚文与赋颂、策制、辞章都是文体名称，“文”的个体含义退居二线，脱离“骚”是没有准确意义的。《定势》：“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文变是指由于情趣各不相同，创作手法也随之不断变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文”的概念变得富有弹性，像水一般有了“随物赋形”的能力，放置在不同的语境中，就派生出相应的意义。
这种派生不仅朝着微观方向，也朝着宏观方向发展。“文”通过圣人的心灵与智慧凝结成经典，凡人在学习经典中继承文化，学着写文章来揭示道理，道理潜藏愈深，愈需要锤炼文辞，表现出文采，想要在文采与内容之间取得兼美的效果，就要深入研究写作技巧，对他人作品进行观摩与品鉴……“文”在传播过程中构建出了“文学”领域，这个领域的版图不断扩大与蔓延。刘勰在文学评论这部分设置了《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序志》，前五篇分别对文学史、作家、鉴赏、作家品德作出论述。文学评论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羽翼，具有总结、开拓与指导性作用。较之前代学者，刘勰对“文”的思索不仅精深而且完整，从本体到具体，最后复归本体，着重探讨“时空”与“人”在“文”中的位置。
参考文献：
[1]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
[2] 南怀瑾：《易经系传别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
作者简介：张佩，女，1983—，西安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级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隋唐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