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私人银行业已走过4个年头。从财富总体规模来看，社会财富积累速度不断加快，高净值人群总量迅猛增加，个人财富的集中化趋势加剧。
目标客户群体壮大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汇总权威数据而组建的高净值人群测算模型，在过去5年，全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总体规模从2006年的36.1万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86.7万亿元，增长幅度为105.8%，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5.5%。
根据模型测算与样本验证，在全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大幅增长的同时，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也得以迅猛增长：由2006年的36.1万增长到2010年的100.3万，且在未来5年将继续保持相对高速增长，年均增速为17%，预计在2011年达到118.5万，到2015年达到219.3万人 。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从2006年的10.4万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0万亿元，年均增速30.3%；未来5年增速将为20.8%，预计在2015年我国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总量将达到77.2万亿。
需要强调的是，2006年至2010年间，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规模及可投资资产规模的增长高度受益于投资性房产净值的增长。在可投资资产规模1000万~2000万人群中，投资性房地产净值占其可投资资产比例高达70%以上。而这一突出因素在未来将呈缓慢递减之势，因为投资性房产占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比例将因房地产调控等多种因素而逐步下降。
财富日趋集中
财富有着其天生的滚雪球效应，相对于中等收入群体，高净值人群掌握的财富基数大，较一般民众更易受益于过去5年间的房地产、信托、PE创投、黄金、民间借贷及艺术品等投资领域，故其投资回报率高。财富的集中体现为人群集中和区域集中。
从高净值人群掌握的可投资资产来看，在2006年，高净值人群占总人数的0.028%，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占比28.7%；到了2010年，高净值人群占总人数比例为0.078%，人数增长了近3倍， 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占比也增长到了34.5%。
从全民范围来看，在全民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中。攀升的基尼系数反映了收入不均等的状况，也说明了财富的日趋集中化。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不平衡的区域和城乡发展，造成财富的区域集中性：半数以上的高净值人群集中在6个主要地区，即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和福建。课题组测算的高净值人群占全国的比例，北京为最高占到18%，广东、上海、浙江其后占到16%、14%、13%，江苏、福建各7%、4%，其他地区占28%。
多为“第一代”或“一代半”富人
在中国创富版图上，财富持有阳光化、透明化、证券化的趋势正随着资本市场的深化而不断凸显。2010年全球资本市场融资额中近四成来自中国市场，创业投资催生了众多财富新贵。一、二级资本市场将成为中国富人的创富主场，财富积累愈加阳光、透明。同时，保增长、调结构的政策也在逐渐显现其积极作用，信息技术、高端制造业、新能源、文化传媒、医药生物等国家鼓励发展行业的迅速崛起打破了地产、能源等主导的传统创富行业格局。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与中信银行私人银行中心的联合调查（深入调查1158个符合高净值人群定义的样本，其中有效样本1104个），中国高净值人群的主体集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30~49岁人群，平均年龄远低于发达国家，且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其中有超过半数为中国“文革”之后第一代大学生——以“60后”与“70后”为主。年轻的心态，良好的专业素质，经济飞速发展的历史机遇，使其成为勇于探索的创业者和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也成为中国私人财富市场的中坚力量。
由高净值人群的职业构成来看，私营企业主占比为71.6%，家族继承人比重为1.42%，这充分表明目前我国私人银行客户多为“第一代”或“一代半”富人。一方面，其创富路径高度个性化，需求特征不甚具体，有待进一步发掘；另一方面，财产的继承和发展成为第一代富裕阶层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营、私营企业管理层所拥有的企业所有权和股权成为财富市场的主体，管理阶层也因此成为高净值人群的第二大聚集地。值得一提的是，本课题组调查发现，政府官员并未以“显性身份”出现在高净值人群的范畴，这与其政治身份相关，也间接证明以往高净值人群规模存在被低估的状况。
寻找新投资渠道
超过半数，即63.49%的受调查客户家庭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至2000万元之间。而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以上的超高净值人群对商业银行私人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缺乏依赖度。
在不同资产规模下，高净值人群对其资产的配置表现出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整体来看，高净值人群以中等风险投资为主，追求收益和风险的平衡。但随着资产规模的逐步扩大，其对中等风险的投资倾向略有分流，一方面注重调节低风险资产配置，以保值为基础；另一方面，在可投资资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相应提升，表现为对高风险资产配置的偏好，但同时有“高收益追求、低风险偏好”的矛盾心态。
随着高净值人群的投资观念日趋成熟，以及风险偏好在“牛熊更迭”考驗下愈加稳健，其投资目标集中在“资产的稳健成长”，而不是激进的“资产迅速增长”和保守的“避免财产损失”。中国私人银行客户对风险的认知和财富的追求在逐步成熟、理性、深刻。
当前，我国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配置仍以现金及存款为主，其次是投资性房地产和股票。目前，现金及存款的比重在负利率的市场环境下逐步降低；而投资性房地产在房地产调控政策背景下投资风险日趋增大；同时，股票市场持续低迷，市场信心有待重振，高净值人群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因此，虽然此类传统的投资领域目前仍处于高净值人群资产组合的多数地位，但其占比将不断减少。与此对应，其他类别投资将以其投资回报的竞争力在高净值人群的资产组合中不断丰富，高净值人群的投资领域将日趋多元化。
但在高净值人群涉猎的新型投资领域，繁荣之下暗涌的风险却在逐步显现。目前中国私人银行客户涉及的私募股权投资（PE）、集合信托产品、民间借贷等三项投资领域都面临着局部乃至系统性的风险，加之这三类风险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传染——应引起重视和防范。
目标客户群体壮大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汇总权威数据而组建的高净值人群测算模型，在过去5年，全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总体规模从2006年的36.1万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86.7万亿元，增长幅度为105.8%，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5.5%。
根据模型测算与样本验证，在全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大幅增长的同时，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也得以迅猛增长：由2006年的36.1万增长到2010年的100.3万，且在未来5年将继续保持相对高速增长，年均增速为17%，预计在2011年达到118.5万，到2015年达到219.3万人 。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从2006年的10.4万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0万亿元，年均增速30.3%；未来5年增速将为20.8%，预计在2015年我国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总量将达到77.2万亿。
需要强调的是，2006年至2010年间，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规模及可投资资产规模的增长高度受益于投资性房产净值的增长。在可投资资产规模1000万~2000万人群中，投资性房地产净值占其可投资资产比例高达70%以上。而这一突出因素在未来将呈缓慢递减之势，因为投资性房产占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比例将因房地产调控等多种因素而逐步下降。
财富日趋集中
财富有着其天生的滚雪球效应，相对于中等收入群体，高净值人群掌握的财富基数大，较一般民众更易受益于过去5年间的房地产、信托、PE创投、黄金、民间借贷及艺术品等投资领域，故其投资回报率高。财富的集中体现为人群集中和区域集中。
从高净值人群掌握的可投资资产来看，在2006年，高净值人群占总人数的0.028%，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占比28.7%；到了2010年，高净值人群占总人数比例为0.078%，人数增长了近3倍， 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占比也增长到了34.5%。
从全民范围来看，在全民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中。攀升的基尼系数反映了收入不均等的状况，也说明了财富的日趋集中化。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不平衡的区域和城乡发展，造成财富的区域集中性：半数以上的高净值人群集中在6个主要地区，即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和福建。课题组测算的高净值人群占全国的比例，北京为最高占到18%，广东、上海、浙江其后占到16%、14%、13%，江苏、福建各7%、4%，其他地区占28%。
多为“第一代”或“一代半”富人
在中国创富版图上，财富持有阳光化、透明化、证券化的趋势正随着资本市场的深化而不断凸显。2010年全球资本市场融资额中近四成来自中国市场，创业投资催生了众多财富新贵。一、二级资本市场将成为中国富人的创富主场，财富积累愈加阳光、透明。同时，保增长、调结构的政策也在逐渐显现其积极作用，信息技术、高端制造业、新能源、文化传媒、医药生物等国家鼓励发展行业的迅速崛起打破了地产、能源等主导的传统创富行业格局。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与中信银行私人银行中心的联合调查（深入调查1158个符合高净值人群定义的样本，其中有效样本1104个），中国高净值人群的主体集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30~49岁人群，平均年龄远低于发达国家，且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其中有超过半数为中国“文革”之后第一代大学生——以“60后”与“70后”为主。年轻的心态，良好的专业素质，经济飞速发展的历史机遇，使其成为勇于探索的创业者和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也成为中国私人财富市场的中坚力量。
由高净值人群的职业构成来看，私营企业主占比为71.6%，家族继承人比重为1.42%，这充分表明目前我国私人银行客户多为“第一代”或“一代半”富人。一方面，其创富路径高度个性化，需求特征不甚具体，有待进一步发掘；另一方面，财产的继承和发展成为第一代富裕阶层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营、私营企业管理层所拥有的企业所有权和股权成为财富市场的主体，管理阶层也因此成为高净值人群的第二大聚集地。值得一提的是，本课题组调查发现，政府官员并未以“显性身份”出现在高净值人群的范畴，这与其政治身份相关，也间接证明以往高净值人群规模存在被低估的状况。
寻找新投资渠道
超过半数，即63.49%的受调查客户家庭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至2000万元之间。而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元以上的超高净值人群对商业银行私人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缺乏依赖度。
在不同资产规模下，高净值人群对其资产的配置表现出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整体来看，高净值人群以中等风险投资为主，追求收益和风险的平衡。但随着资产规模的逐步扩大，其对中等风险的投资倾向略有分流，一方面注重调节低风险资产配置，以保值为基础；另一方面，在可投资资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其对风险的承受能力相应提升，表现为对高风险资产配置的偏好，但同时有“高收益追求、低风险偏好”的矛盾心态。
随着高净值人群的投资观念日趋成熟，以及风险偏好在“牛熊更迭”考驗下愈加稳健，其投资目标集中在“资产的稳健成长”，而不是激进的“资产迅速增长”和保守的“避免财产损失”。中国私人银行客户对风险的认知和财富的追求在逐步成熟、理性、深刻。
当前，我国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配置仍以现金及存款为主，其次是投资性房地产和股票。目前，现金及存款的比重在负利率的市场环境下逐步降低；而投资性房地产在房地产调控政策背景下投资风险日趋增大；同时，股票市场持续低迷，市场信心有待重振，高净值人群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因此，虽然此类传统的投资领域目前仍处于高净值人群资产组合的多数地位，但其占比将不断减少。与此对应，其他类别投资将以其投资回报的竞争力在高净值人群的资产组合中不断丰富，高净值人群的投资领域将日趋多元化。
但在高净值人群涉猎的新型投资领域，繁荣之下暗涌的风险却在逐步显现。目前中国私人银行客户涉及的私募股权投资（PE）、集合信托产品、民间借贷等三项投资领域都面临着局部乃至系统性的风险，加之这三类风险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传染——应引起重视和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