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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提出后十多年来，生态翻译学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及学术进展。近日，笔者看了胡庚申教授发表在中国翻译上的一篇论文之后，深觉受益匪浅。然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生态翻译过于强调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笔者认为这表现出一种片面、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与生态伦理相背离。
【关键词】：文本生命权;其他主体权;文本文化传承性
一、引言
近期有幸读到生态翻译学领域主要代表人物胡庚申教授的一篇论文，感觉受益颇深。笔者反思之后，发现胡在生态翻译学学科构中所提出的“译者中心”论这一研究理论仍存值得商榷之处。因此，笔者在此阐述一下自己对“译者中心”论的几点质疑。
在文章中，胡（胡庚申，2011： 8）将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作为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重点，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活动自始至终须通过译者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才能完成，译者既是翻译过程的主体，又是译事得以进行的基石，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一切矛盾的总和，因此，“译者中心”成为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确实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译者通过其具体翻译活动才产生了译本。译本产生后，译者还要对译本进行多次的修改，审核，校对，这些工作都十分地艰苦繁杂。但是，单单就这些并不能说明译者就在翻译适应选择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这样的话，不但否决了文本的生命权，忽略了其他主题的权利，还忽略了翻译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这便落入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窠臼，与生态伦理相背离。
二、对文本生命权的否决
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选择论不但忽略了原文的生存状态，把它看成人类可以随意改造的对象，还忽略了译文的生存状态，将其看成译者的求生工具，割裂了文本、文化与人类之间的种种联系。译者和文本是一种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好像文化、语言和人类的关系，语言和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是语言一旦消失，文化也随即消失，人类很快就会走向灭亡。对环境的尊重，包含着对文本的尊重，正如贝尔曼说，“（翻译的）伦理在于尊重，确切地说，是对原著某种程度的尊重”（Berman， 2009： 74）。那种为了自身生存而忽视其他物种的行为，是违背生态伦理与道德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该将原文当作先于译文存在的自然物，只可以根据它本来的内在结构特征使它变得更加美好，而不可以从根本上改造它，那样一来，我们就不是在翻译，而是在创作了（王宁，2011：14）。从生态学角度来看，翻译所要求的绝不是单一的人类中心或文本中心，而是一种人类中心和文本中心意识之间的平衡。
三、对其他主体权力的忽略
译者——一个见证翻译过程、参与翻译过程的主体，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处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多元系统中，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操纵，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赞助人”。当然，此处所述的“赞助人”并不是简单地指出资赞助翻译的人，而是一个赞助人系统。
安德烈·勒菲弗尔于1992年在其著作《翻译、改写以及文 学名声的操控》（Translation and，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rame）第二章提出了该术语——“赞助人”。勒菲弗尔指出，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包括“那些能够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重写的有影响力的人（个人或机构）”。（芒迪， 2007： 181）他还进一步阐述了赞助人可能包括的对象，如“在某一历史时期具有影响力的势力强大的个人……;某些人物团体（出版商、媒体、政治派别或政党）;负责传播文学和文学思想的机构（国家院校，学术期刊，尤其是教育单位）这些赞助人因素都或多或少地与意识形态、经济、地位等有关。由此看来，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受到的操纵是方方面面的。并且，每个因素在不同社会时期，其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有可能不同，可能变动不居。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赞助人因素对译者的操纵是越来越明显。
“此外，对翻译活动的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地位乃至生命，赞助人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魏清光， 2006： 38）有的译作因不符合赞助人的要求，或涉及倍受争议的宗教、政治等，而通不过权威部门的审核，从而得不到出版。例如，莎士比亚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来自皇室和政府机构（审查机构）的影响。政府部门（如政党、出版署）、出版社、翻译发起人（如翻译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翻译活动的发起、源文本的选择以及译作中的用词、表达等。译者的命运、译著的命运都极大地掌控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的手中。“1899年梁启超翻译的《佳人奇遇》叙述欧美各灭亡国家志士及中国逸民光复故土的故事，原是分期刊载在《清议报》上的，但其中关于中国志士反抗满清一节被当时的编辑康有为强令删去……由此可见，由于翻译出版机构本身具有选择和控制权，它不仅仅是翻译活动的赞助人，也是作家和作品之间的一个重要把关人。”（吕俊， 2001：49）
不可否认，翻译是一项涉及多个主体的群体活动，各个主体之间的交往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从而形成了翻译活动群体交互的网络体系。在整个网络中译者充当不同主体间的协调者，他负有责任，但并不拥有“中心地位”。
四、对文本文化传承性的忽略
生态伦理要求人类追求与自然同生共荣、协同进步的可持续发展观，放弃只追求眼前利益，放弃算计、盘剥和掠夺自然的传统观念，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选择论恰恰就太过注重这种眼前利益，忽略了文本和文化的传承性，译本成为译者谋生的工具，只要能在当下获得好评，取得好的销量，能满足客户的需要获得酬金，似乎不再需要追求更高的目标。译者的生存或发展不过是当下的，而文本与文化的生存则是无限传承的，我们是否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点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并非精神垃圾？适应选择论鼓励译者为了个人或者少数群体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而舍弃了翻译所应该承载的文化道义和使命，容易落入功利主义的窠臼。
因此，生态翻译学应该有整体观，把世界理解为一个整体，将其组成实体都看作是平等的主体，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内在联系;要消解将文本看成可供人类驱使的工具的人类中心主义，尊重原文的生态结构，放弃狭隘的译者中心论，尊重不同翻译主体或群落的权利，重新审视现在与未来的关系，注重翻译的可持續发展，善待翻译生态网络中的所有存在物——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缺少任何一个，这个网都不再完整。我们需要传承给子孙后代的不仅只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还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环境。
五、结语
生态翻译学应当认识到翻译生态环境是一张具有多维度、多层级和跨地域特性的生命之网，应当抛弃译者中心的思想，将译者看成环境（网络）的组成部分，建构一种可持续的人与文本共生共存的生态伦理，走向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作为中国本土首创理论，生态翻译学一经诞生便被寄予厚望，一直以来都是应和者多，批判者少。笔者在这里大胆进行尝试，试与胡庚申教授商榷，文中对翻译生态学的学科构建中的“译者中心”的批判也许有有待商议之处，只当笔者抛砖引玉，以期引出更多对这一学科理念关注者提出有建树性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
[1] Berman， Antoine. Toward a Translation Criticism： John Donne [M]. F. Massardier-Kenney （trans.）.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国翻译， 2011（2）.
[3] 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李德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 吕俊. 候向群.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5] 王宁. 生态文学与生态翻译[J]. 中国翻译， 2011 （2）.
[6]魏清光. 赞助人对译介活动的操纵[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3）：38-41.
【关键词】：文本生命权;其他主体权;文本文化传承性
一、引言
近期有幸读到生态翻译学领域主要代表人物胡庚申教授的一篇论文，感觉受益颇深。笔者反思之后，发现胡在生态翻译学学科构中所提出的“译者中心”论这一研究理论仍存值得商榷之处。因此，笔者在此阐述一下自己对“译者中心”论的几点质疑。
在文章中，胡（胡庚申，2011： 8）将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作为生态翻译学研究的重点，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活动自始至终须通过译者主体意识和主导作用才能完成，译者既是翻译过程的主体，又是译事得以进行的基石，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一切矛盾的总和，因此，“译者中心”成为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确实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译者通过其具体翻译活动才产生了译本。译本产生后，译者还要对译本进行多次的修改，审核，校对，这些工作都十分地艰苦繁杂。但是，单单就这些并不能说明译者就在翻译适应选择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这样的话，不但否决了文本的生命权，忽略了其他主题的权利，还忽略了翻译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这便落入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窠臼，与生态伦理相背离。
二、对文本生命权的否决
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选择论不但忽略了原文的生存状态，把它看成人类可以随意改造的对象，还忽略了译文的生存状态，将其看成译者的求生工具，割裂了文本、文化与人类之间的种种联系。译者和文本是一种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好像文化、语言和人类的关系，语言和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是语言一旦消失，文化也随即消失，人类很快就会走向灭亡。对环境的尊重，包含着对文本的尊重，正如贝尔曼说，“（翻译的）伦理在于尊重，确切地说，是对原著某种程度的尊重”（Berman， 2009： 74）。那种为了自身生存而忽视其他物种的行为，是违背生态伦理与道德的。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该将原文当作先于译文存在的自然物，只可以根据它本来的内在结构特征使它变得更加美好，而不可以从根本上改造它，那样一来，我们就不是在翻译，而是在创作了（王宁，2011：14）。从生态学角度来看，翻译所要求的绝不是单一的人类中心或文本中心，而是一种人类中心和文本中心意识之间的平衡。
三、对其他主体权力的忽略
译者——一个见证翻译过程、参与翻译过程的主体，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处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多元系统中，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操纵，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赞助人”。当然，此处所述的“赞助人”并不是简单地指出资赞助翻译的人，而是一个赞助人系统。
安德烈·勒菲弗尔于1992年在其著作《翻译、改写以及文 学名声的操控》（Translation and，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rame）第二章提出了该术语——“赞助人”。勒菲弗尔指出，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包括“那些能够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重写的有影响力的人（个人或机构）”。（芒迪， 2007： 181）他还进一步阐述了赞助人可能包括的对象，如“在某一历史时期具有影响力的势力强大的个人……;某些人物团体（出版商、媒体、政治派别或政党）;负责传播文学和文学思想的机构（国家院校，学术期刊，尤其是教育单位）这些赞助人因素都或多或少地与意识形态、经济、地位等有关。由此看来，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受到的操纵是方方面面的。并且，每个因素在不同社会时期，其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有可能不同，可能变动不居。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赞助人因素对译者的操纵是越来越明显。
“此外，对翻译活动的走向、翻译文学的兴衰、译者的地位乃至生命，赞助人也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魏清光， 2006： 38）有的译作因不符合赞助人的要求，或涉及倍受争议的宗教、政治等，而通不过权威部门的审核，从而得不到出版。例如，莎士比亚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来自皇室和政府机构（审查机构）的影响。政府部门（如政党、出版署）、出版社、翻译发起人（如翻译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翻译活动的发起、源文本的选择以及译作中的用词、表达等。译者的命运、译著的命运都极大地掌控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的手中。“1899年梁启超翻译的《佳人奇遇》叙述欧美各灭亡国家志士及中国逸民光复故土的故事，原是分期刊载在《清议报》上的，但其中关于中国志士反抗满清一节被当时的编辑康有为强令删去……由此可见，由于翻译出版机构本身具有选择和控制权，它不仅仅是翻译活动的赞助人，也是作家和作品之间的一个重要把关人。”（吕俊， 2001：49）
不可否认，翻译是一项涉及多个主体的群体活动，各个主体之间的交往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从而形成了翻译活动群体交互的网络体系。在整个网络中译者充当不同主体间的协调者，他负有责任，但并不拥有“中心地位”。
四、对文本文化传承性的忽略
生态伦理要求人类追求与自然同生共荣、协同进步的可持续发展观，放弃只追求眼前利益，放弃算计、盘剥和掠夺自然的传统观念，以译者为中心的适应选择论恰恰就太过注重这种眼前利益，忽略了文本和文化的传承性，译本成为译者谋生的工具，只要能在当下获得好评，取得好的销量，能满足客户的需要获得酬金，似乎不再需要追求更高的目标。译者的生存或发展不过是当下的，而文本与文化的生存则是无限传承的，我们是否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点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并非精神垃圾？适应选择论鼓励译者为了个人或者少数群体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而舍弃了翻译所应该承载的文化道义和使命，容易落入功利主义的窠臼。
因此，生态翻译学应该有整体观，把世界理解为一个整体，将其组成实体都看作是平等的主体，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内在联系;要消解将文本看成可供人类驱使的工具的人类中心主义，尊重原文的生态结构，放弃狭隘的译者中心论，尊重不同翻译主体或群落的权利，重新审视现在与未来的关系，注重翻译的可持續发展，善待翻译生态网络中的所有存在物——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缺少任何一个，这个网都不再完整。我们需要传承给子孙后代的不仅只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还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环境。
五、结语
生态翻译学应当认识到翻译生态环境是一张具有多维度、多层级和跨地域特性的生命之网，应当抛弃译者中心的思想，将译者看成环境（网络）的组成部分，建构一种可持续的人与文本共生共存的生态伦理，走向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作为中国本土首创理论，生态翻译学一经诞生便被寄予厚望，一直以来都是应和者多，批判者少。笔者在这里大胆进行尝试，试与胡庚申教授商榷，文中对翻译生态学的学科构建中的“译者中心”的批判也许有有待商议之处，只当笔者抛砖引玉，以期引出更多对这一学科理念关注者提出有建树性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
[1] Berman， Antoine. Toward a Translation Criticism： John Donne [M]. F. Massardier-Kenney （trans.）.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国翻译， 2011（2）.
[3] 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李德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 吕俊. 候向群.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5] 王宁. 生态文学与生态翻译[J]. 中国翻译， 2011 （2）.
[6]魏清光. 赞助人对译介活动的操纵[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3）：3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