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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马克思政治哲学； 人的自由发展； 当代公民； 公民社会组织；自由人联合体
摘 要： 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理想，也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当代公民就生成于这一过程中。当代公民与社会公共领域相表里，与自由平等发展的自由人相衔接。从阶级阶层人到当代公民，再过渡到自由人，直至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为公民发展确定的历史路径。同时，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当代公民生成的最重要社会背景和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新路径。因此，推进公民社会组织建设、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促进社会主义公民生成既是现实的需要，更是马克思人的自由发展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启示。
中图分类号： B0-0；C912.1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3）01-0063-07
公民性及其相关的公民社会组织、公民意识教育等是当前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从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对其进行的研究却比较薄弱。只有把当代公民概念纳入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中，才能使其获得合法性认同，相关研究也才能深入开展。换言之，如果不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视角来认识当代公民生成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就会直接影响培育当代中国公民的正当性和紧迫性。本文试图在重新审视马克思人的自由发展思想的基础上，探讨“当代公民的历史生成”问题，并探讨当代公民生成的社会背景。
一、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理想：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根据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论证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客观力量和现实道路。他在批判资本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共同体的科学设想。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质是自由人联合体，与此同等程度的概念还有人类解放、自由王国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自由人联合体必然要取代资本共同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在其他著作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社会”〔2〕，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因此，自由人联合体中的每个人真正地彻底地形成了自由个性，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即“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4〕。笔者曾经指出，马克思深刻地论证了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承载这一价值理想的制度是公有制和民主制的有机结合〔5〕。那么，自由人联合体中人的自由发展（简称人的自由）何以可能？这是理解这一价值理想的关键所在。
首先，人的自由包括社会自由、劳动自由、自我发展自由等等多种类型，其中人的社会自由（包括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等等）、劳动自由是人的发展自由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政治领域而言，通过政治解放，个人可获得一定的人权和自由；政治自由是不充分的然而是有价值的，只有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类解放〔6〕。就经济领域而言，工人在交换过程中是自由的，但在生产过程中是不自由的，必然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经济上不自由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与之相对，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双重自由：一方面，人类摆脱了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文化奴役等外在限制，人的消极自由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人类充分利用各种社会的和自然的条件来从事自由劳动或自由实践，满足需要，发展能力，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即人的积极自由得以实现〔5〕。
人的积极自由，即自我发展的自由。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说：“自由既是人的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人的发展的主要手段。”〔7〕约翰·罗尔斯虽然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的争论存而不论，但还是这样来解释了“积极自由”：“自由的行动者自由决定去做或不做的事情”〔8〕。也如马克思所说，积极自由是“完整的主体的从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中产生的创造性的生活表现”〔2〕。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自我发展的积极自由是自由的最高境界，构成真正的“自由王国”。“自由王国”属于物质生产领域以外的精神生活、社会生活领域，在那里，人们以从事科学、艺术、社会交往、公共事务等等自由劳动为手段，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本身。“事实上，自由王国只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9〕曼德尔指出，与哈耶克所谈论的以既定不变的工作日为前提的经济自由（在经济世界以内的自由）不同，马克思所展望的不仅是这一必然王国内的自由，更是在工作日缩短和物质丰裕基础上的对经济世界本身的扬弃，个人潜能的更充分的发挥，自由而完整的个性在群众中的普及，会进一步决定社会按何种主导方向发展〔10〕。随着由科学技术主导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精神生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益发展繁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逐步转化为现实性〔11〕。凯恩斯认为解决人类经济问题最恰当的安排是一天工作3小时，曼德尔把大规模发展自治的理想条件设定为每天工作4小时（半天工作日），或一周工作20小时，进一步说明了以自由时间为根基的人的自由发展的现实可能性〔10〕。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私有制、人的异化与阶级对立的存在，不可能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个人自由与共同体自由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解决的。“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1〕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自由和共同体自由，即每个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互为条件。一方面，随着私有制和异化的消灭、阶级的消灭并最终实现国家消亡，“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关系便和谐起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促进“一切人自由发展”。这意味着“只要有一个人处于没有自由的被压迫被剥削状态，就一定有一个剥削和压迫他的‘他者’存在，社会就必定要分化为相互对立的阶级，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成为不可能”〔12〕。另一方面，“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同体自由也促进个人自由。实现人的自由的前提是真正共同体的建构，没有真正的共同体，也就没有个人自由。“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当然是正确的，他们在这里没有颠倒“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把二者的关系颠倒过来是错误的，其实“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也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共同体是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也就是平等与自由的实现。因为平等是自由的基础，没有社会平等，自由便不能存在。在虚假的共同体中，人类分裂为不平等的阶级，也就没有人类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不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而是作为平等的个人参加共同体，个人的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置于他们控制之下”〔1〕。 最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充分涌流的物质财富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最重要基础，“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2〕。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充分涌流的物质财富又意味着劳动时间的缩短、自由时间的延长，而缩短人的劳动时间、增加人的自由时间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前提。自由时间正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要进入“自由王国”，必须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增加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13〕。因此，就个人而言，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个人运用自由时间去从事科学、艺术、教育、社会交往、公共事务等活动，增强主体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提升人的体力、智力和德性。就社会而言，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中物质生产高度发展，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都把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当作自由的生命表现和生活的乐趣，每个人都有自由时间来参与公共事务，每个人都有物质条件从事文化创造活动。这就是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的愿景，而且这一愿景的实现是完全可能和可欲的。
二、人的自由发展历史进程中当代公民的生成
当前，学术界把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价值理想加以探讨是深入而充分的，但把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一个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逐步展开的历史过程加以研究却不够深入，因而影响了对公民生成问题的探讨。其实，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及其相关著作中，就把现实的个人放在三大社会形态中加以考察，正确地描述了“人的自由发展”的历史变迁：“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个性”。
马克思指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14〕。在这种形态下，个人依附于血缘的、阶级的或国家的共同体，个人的发展具有非独立性，其自由程度十分低下。这一阶段对应于前资本主义，其社会关系表现为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14〕。这些统治和服从关系与个人“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14〕交织在一起，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使“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14〕，造成了人的发展的这种特殊的依赖性。人的生产能力的低下和社会分工的不充分，不但通过落后的社会关系体系造成了人的发展的依赖性、有限的自由性，而且决定了人的需要的满足的有限性、人的交往的不发达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马克思称之为“原始的丰富”，“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社会关系”，表明人的发展处于未开发状态，而“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14〕。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14〕，这一形态主要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应。在这一阶段，“人的依赖纽带、血缘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14〕。个人不再附属于某一共同体而生存和发展，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人而存在和活动，“形成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4〕，这无疑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历史性进步。但是，这种“人的独立性”并不是人的真正独立自主，而是“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14〕，“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14〕。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社会存在以货币、资本、价值、剩余价值等物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主要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以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体系。个人对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无法掌握和控制，相反却服从和受制于它，因此个人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发展和形成真正的自由个性。其独立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15〕。由此可见，这一阶段人的自由发展处于一种十分矛盾的状态，即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4〕。这种人的发展的矛盾状态，既是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必然结果，也是真正生成人的自由个性的必备基础，即“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14〕。而这种普遍的异化现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它概括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并认为异化劳动严重阻碍了个人的自由发展，而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前提和结果，只有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才能使异化劳动转化为自由劳动，真正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16〕。
第三大社会形态对应于共产主义或自由人联合体，到那时，每个人既摆脱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对“人的依赖关系”，也摆脱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对“物的依赖性”，在产品经济条件下实现了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即人的发展表现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4〕的形成。人的自由个性的真正形成，是以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式的社会关系体系为依托的，而这种支撑个人独立而不孤立、自由而又合作的社会关系体系以产品经济形式代替商品经济形式为内容，因而个人之间的劳动交换是“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14〕。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体系及其产品经济形式，是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客观基础的，即“他们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14〕。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合作共处、竞争斗争的关系，在整体上还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性和独立性并存”的第二大社会形态。受资本和权力的驱动和制约，当代世界在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商业社会、阶级社会，这给当代人打上了深深的阶级阶层身份的烙印，但当代个人已经展现出“人的形象”的丰富性和自由性。马克思从分析“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把人理解为“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然而，以现实的个人为研究的出发点并不等于以现实的个人为研究对象，“个人”绝没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并不存在所谓马克思的个人理论〔17〕。当代医学、精神分析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直接以现实的当代个人为重要研究对象，充分揭示了人的主体性和个性特质，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个人理论，同时对人的社会背景问题进行了适度的悬置。当代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对“人性”进行了假设，从“宗教人”、“理性人”、“社会人”、“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到“游戏人”、“文化人”、“劳动人”等等，是对当代人的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个体性的描述，表明当代的个人“是生成的而不是给定的，是多样的而不是同一的，是异质的而非均质的，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变化的而不是僵化的”〔18〕。总之，当代个人展现出的“人的形象”的丰富性和自由性，表明当代个人行进在“自由个性”生成的过程中或者处于通向自由人联合体中的“自由人”的中介环节。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当代个人呈现的“公民性”，即公民资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法哲学（权利哲学）的批判，在人类解放的语境下开始了对“近现代公民”向“自由人”转变过程的研究。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为近现代的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类解放，因为它虽然在政治生活中把人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公民、法人，但在市民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又把人变成了利己主义的私人、市民个人，并没有使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获得自由解放〔16〕。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现代人的双重身份——公民和市民这两个概念，指出公民与政治生活相对应，市民与经济生活相对应。在当代的历史情境中，政治思想家们把马克思这种意义上的公民和市民综合起来理解，实现了公民概念的当代转型。当代政治哲学对公民及其资质从法律、政治、经济、道德、社会等多个维度做出了扩大化的理解，认为公民与市民相对应，是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形象，它与当代社会相表里，是当代社会的个人形象。这里的公共生活包括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组织等公共领域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公共生活，公民资质的生成离不开公共领域、公共生活、公共精神的形塑；公民资质是适应多个社会公共性维度要求的个人资质，是当代社会个人的首要资格和素质，表征着自由、平等、正义、善参与、有德行的人之形象。
当代世界各国的宪法和法律大多规定，公民资格平等受到法律的保护，侵犯公民权利平等的应受到法律追究。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尚未得到完全落实，人人取得自由平等的公民资质还处于政治—法律的应然层面，这主要受制于当代人的阶级和阶层身份。但“公民身份（资格）”、“公民资质”不断被确立巩固，为阶级（阶层）社会转向自由人社会准备了主体基础。从阶级（阶层）人过渡到当代公民，再从当代公民过渡到自由人，直至自由王国的来临、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这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为当代公民发展确定的历史路径。
而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型，这是影响我国公民自由发展的最关键、最宏大的社会变迁。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过人来建设、运作和发挥作用的，同时它又赋予人以更大的独立性、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使得人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在其中得到锤炼和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和观念在其中得到更新和拓展，进而逐步成为公民。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塑了具有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意识、效率意识、革新意识等的积极公民。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本身的公共组织推动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组织以及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进步，这些社会因素共同形塑了当代中国公民的公共理性和自由精神。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民资质、公民意识的现实水平还有滞后性和欠发展的一面，因而培育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以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为目的当代公民仍然是我国一项长期而紧迫的历史任务。
三、当代公民生成的社会背景：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
社会共同体的出现是社会本身分化的结果，它并不以个人的理性和意志为转移。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民族、民主国家的成形，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现实中实现了真正分离与互动发展。伴随着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当代社会产生了新的市民社会领域——现代公民社会，即在政府系统和市场系统之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运动及其价值和原则。市民社会的分化和新生得到了一些思想家理论上的回应，导致了市民社会概念在当代的转型以及新的社会分析框架的产生。
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是一个含义明确的概念，是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同一系列的范畴，与政治上层建筑、政治国家相对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就是“市民社会”〔15〕。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实质上是资本共同体，资本共同体必然被自由劳动者联合体所取代，这种自由人联合体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或者说“重建个人所有制”〔15〕。马克思之后，葛兰西提出了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20〕，开了这一概念当代转型的先河。哈贝马斯承接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提出了两个市民社会分析模式①，实现了市民社会概念向公民社会概念的当代转型。阿拉托和柯亨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分结构的当代社会模式，即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的模式。他们把公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从而将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明确区分开来。他们认为，当代公民社会由生活世界的组织机构和文化、社会、个人等方面的基本权利制度构成，生活世界的组织机构由私人的领域、团体的领域、社会运动以及公共沟通形式所组成；当代公民社会为人类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开辟了广阔前景，而公民社会组织则是公民社会领域的主要构成要素②。
为了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实现自由平等和妥善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当代公民必然有机联合起来，组成共同体，即公民社会组织。公民是当代社会组织的基本元素，社会组织是这些元素的结晶体。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的公民组织都是公民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组织指的是政府和市场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是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团。只有具备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自愿性等特征的社会组织，才是真正的公民社会组织〔21〕。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组织性（组织实体）决定了它来源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其自治性和自愿性又决定了它来源于个人又服务于个人。因此，公民社会组织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能够平衡自由与平等、权利与权力、私利与公益、个人与群体、私域与公域、个性与共性、普遍与特殊等等的紧张关系，从而有利于促进公民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就当代世界而言，公民社会组织在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型市场和国家的双重失灵，为公共权力回归社会架设了桥梁，为人类开展自由自主活动提供了载体。 就当代中国而言，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社会公共领域迅速扩大，公民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大大改变了我国的政治版图和社会版图，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公民社会组织通过社会资本机制成为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新形式和促进当代公民自由成长的新力量。社会资本作为经济资本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之外的新概念，是指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价值观念等社会因素，它们能给社会主体带来相应的收益和价值，也对整个社会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作为社会主体在资源约束下效用最大化的结果——社会资本机制是一种弥补新市场、新政府失灵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优化了社会主体的关系网络和价值观念，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22〕。公民社会组织是社会资本的酿造场，同时社会资本又构成公民社会组织的粘合剂与推进器。因此，充分发育的公民社会组织以社会资本为内在动力，不断推进当代公民自由意识的成长、自为能力的提升。
当代公民社会组织与当代公民相互构成。没有健全自律的公民，决无健全自律的公民社会组织；反之亦然。当代公民既是公民社会组织的主体，也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民主政治的主体，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是社会本身分化的结果，而公民社会组织是公民自主建构的产物，所以当代公民与公民社会组织的生成遵循不同的逻辑。尽管如此，公民社会组织仍然是当代公民生成的最重要社会基础。由于“我国长期受集权主义政治模式的影响，公民自主意识缺乏，导致公民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存在较强的官方依赖心理和志愿失灵、弃权渎责现象”〔23〕，而公民社会组织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可见培育公民社会组织乃培育当代公民自由自主意识的迫切需要。
综上，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加强公民社会组织建设，开展公民意识教育，促进社会主义公民生成，既是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更是马克思人的自由发展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启示。
注释：①
参见李佃来《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讨》，载于《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第62-63页。
②参见李佃来《生活世界之市民社会理论的再建构：柯亨与阿拉托的努力》，载于《人文杂志》2006年第4期第1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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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永淑）
摘 要： 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理想，也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当代公民就生成于这一过程中。当代公民与社会公共领域相表里，与自由平等发展的自由人相衔接。从阶级阶层人到当代公民，再过渡到自由人，直至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为公民发展确定的历史路径。同时，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当代公民生成的最重要社会背景和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新路径。因此，推进公民社会组织建设、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促进社会主义公民生成既是现实的需要，更是马克思人的自由发展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启示。
中图分类号： B0-0；C912.1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3）01-0063-07
公民性及其相关的公民社会组织、公民意识教育等是当前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从马克思政治哲学视域对其进行的研究却比较薄弱。只有把当代公民概念纳入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中，才能使其获得合法性认同，相关研究也才能深入开展。换言之，如果不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视角来认识当代公民生成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就会直接影响培育当代中国公民的正当性和紧迫性。本文试图在重新审视马克思人的自由发展思想的基础上，探讨“当代公民的历史生成”问题，并探讨当代公民生成的社会背景。
一、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理想：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根据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论证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客观力量和现实道路。他在批判资本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共同体的科学设想。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质是自由人联合体，与此同等程度的概念还有人类解放、自由王国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自由人联合体必然要取代资本共同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在其他著作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社会”〔2〕，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因此，自由人联合体中的每个人真正地彻底地形成了自由个性，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即“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4〕。笔者曾经指出，马克思深刻地论证了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承载这一价值理想的制度是公有制和民主制的有机结合〔5〕。那么，自由人联合体中人的自由发展（简称人的自由）何以可能？这是理解这一价值理想的关键所在。
首先，人的自由包括社会自由、劳动自由、自我发展自由等等多种类型，其中人的社会自由（包括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等等）、劳动自由是人的发展自由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政治领域而言，通过政治解放，个人可获得一定的人权和自由；政治自由是不充分的然而是有价值的，只有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类解放〔6〕。就经济领域而言，工人在交换过程中是自由的，但在生产过程中是不自由的，必然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经济上不自由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与之相对，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获得了双重自由：一方面，人类摆脱了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文化奴役等外在限制，人的消极自由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人类充分利用各种社会的和自然的条件来从事自由劳动或自由实践，满足需要，发展能力，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即人的积极自由得以实现〔5〕。
人的积极自由，即自我发展的自由。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说：“自由既是人的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人的发展的主要手段。”〔7〕约翰·罗尔斯虽然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的争论存而不论，但还是这样来解释了“积极自由”：“自由的行动者自由决定去做或不做的事情”〔8〕。也如马克思所说，积极自由是“完整的主体的从全部才能的自由发展中产生的创造性的生活表现”〔2〕。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自我发展的积极自由是自由的最高境界，构成真正的“自由王国”。“自由王国”属于物质生产领域以外的精神生活、社会生活领域，在那里，人们以从事科学、艺术、社会交往、公共事务等等自由劳动为手段，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本身。“事实上，自由王国只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9〕曼德尔指出，与哈耶克所谈论的以既定不变的工作日为前提的经济自由（在经济世界以内的自由）不同，马克思所展望的不仅是这一必然王国内的自由，更是在工作日缩短和物质丰裕基础上的对经济世界本身的扬弃，个人潜能的更充分的发挥，自由而完整的个性在群众中的普及，会进一步决定社会按何种主导方向发展〔10〕。随着由科学技术主导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精神生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益发展繁荣，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可能性逐步转化为现实性〔11〕。凯恩斯认为解决人类经济问题最恰当的安排是一天工作3小时，曼德尔把大规模发展自治的理想条件设定为每天工作4小时（半天工作日），或一周工作20小时，进一步说明了以自由时间为根基的人的自由发展的现实可能性〔10〕。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私有制、人的异化与阶级对立的存在，不可能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个人自由与共同体自由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解决的。“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1〕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自由和共同体自由，即每个人的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互为条件。一方面，随着私有制和异化的消灭、阶级的消灭并最终实现国家消亡，“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关系便和谐起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促进“一切人自由发展”。这意味着“只要有一个人处于没有自由的被压迫被剥削状态，就一定有一个剥削和压迫他的‘他者’存在，社会就必定要分化为相互对立的阶级，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成为不可能”〔12〕。另一方面，“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同体自由也促进个人自由。实现人的自由的前提是真正共同体的建构，没有真正的共同体，也就没有个人自由。“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当然是正确的，他们在这里没有颠倒“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把二者的关系颠倒过来是错误的，其实“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也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共同体是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也就是平等与自由的实现。因为平等是自由的基础，没有社会平等，自由便不能存在。在虚假的共同体中，人类分裂为不平等的阶级，也就没有人类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不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而是作为平等的个人参加共同体，个人的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置于他们控制之下”〔1〕。 最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充分涌流的物质财富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最重要基础，“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2〕。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充分涌流的物质财富又意味着劳动时间的缩短、自由时间的延长，而缩短人的劳动时间、增加人的自由时间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前提。自由时间正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要进入“自由王国”，必须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增加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13〕。因此，就个人而言，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个人运用自由时间去从事科学、艺术、教育、社会交往、公共事务等活动，增强主体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提升人的体力、智力和德性。就社会而言，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中物质生产高度发展，人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都把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当作自由的生命表现和生活的乐趣，每个人都有自由时间来参与公共事务，每个人都有物质条件从事文化创造活动。这就是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的愿景，而且这一愿景的实现是完全可能和可欲的。
二、人的自由发展历史进程中当代公民的生成
当前，学术界把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价值理想加以探讨是深入而充分的，但把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一个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逐步展开的历史过程加以研究却不够深入，因而影响了对公民生成问题的探讨。其实，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及其相关著作中，就把现实的个人放在三大社会形态中加以考察，正确地描述了“人的自由发展”的历史变迁：“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个性”。
马克思指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14〕。在这种形态下，个人依附于血缘的、阶级的或国家的共同体，个人的发展具有非独立性，其自由程度十分低下。这一阶段对应于前资本主义，其社会关系表现为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14〕。这些统治和服从关系与个人“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14〕交织在一起，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使“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14〕，造成了人的发展的这种特殊的依赖性。人的生产能力的低下和社会分工的不充分，不但通过落后的社会关系体系造成了人的发展的依赖性、有限的自由性，而且决定了人的需要的满足的有限性、人的交往的不发达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马克思称之为“原始的丰富”，“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社会关系”，表明人的发展处于未开发状态，而“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14〕。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14〕，这一形态主要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应。在这一阶段，“人的依赖纽带、血缘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14〕。个人不再附属于某一共同体而生存和发展，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人而存在和活动，“形成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4〕，这无疑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历史性进步。但是，这种“人的独立性”并不是人的真正独立自主，而是“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14〕，“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14〕。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社会存在以货币、资本、价值、剩余价值等物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主要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以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体系。个人对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无法掌握和控制，相反却服从和受制于它，因此个人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发展和形成真正的自由个性。其独立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15〕。由此可见，这一阶段人的自由发展处于一种十分矛盾的状态，即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4〕。这种人的发展的矛盾状态，既是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必然结果，也是真正生成人的自由个性的必备基础，即“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14〕。而这种普遍的异化现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它概括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相异化，并认为异化劳动严重阻碍了个人的自由发展，而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前提和结果，只有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才能使异化劳动转化为自由劳动，真正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16〕。
第三大社会形态对应于共产主义或自由人联合体，到那时，每个人既摆脱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对“人的依赖关系”，也摆脱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对“物的依赖性”，在产品经济条件下实现了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即人的发展表现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4〕的形成。人的自由个性的真正形成，是以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式的社会关系体系为依托的，而这种支撑个人独立而不孤立、自由而又合作的社会关系体系以产品经济形式代替商品经济形式为内容，因而个人之间的劳动交换是“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14〕。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体系及其产品经济形式，是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客观基础的，即“他们共同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14〕。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合作共处、竞争斗争的关系，在整体上还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性和独立性并存”的第二大社会形态。受资本和权力的驱动和制约，当代世界在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商业社会、阶级社会，这给当代人打上了深深的阶级阶层身份的烙印，但当代个人已经展现出“人的形象”的丰富性和自由性。马克思从分析“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把人理解为“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然而，以现实的个人为研究的出发点并不等于以现实的个人为研究对象，“个人”绝没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并不存在所谓马克思的个人理论〔17〕。当代医学、精神分析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直接以现实的当代个人为重要研究对象，充分揭示了人的主体性和个性特质，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个人理论，同时对人的社会背景问题进行了适度的悬置。当代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对“人性”进行了假设，从“宗教人”、“理性人”、“社会人”、“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到“游戏人”、“文化人”、“劳动人”等等，是对当代人的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个体性的描述，表明当代的个人“是生成的而不是给定的，是多样的而不是同一的，是异质的而非均质的，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变化的而不是僵化的”〔18〕。总之，当代个人展现出的“人的形象”的丰富性和自由性，表明当代个人行进在“自由个性”生成的过程中或者处于通向自由人联合体中的“自由人”的中介环节。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当代个人呈现的“公民性”，即公民资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法哲学（权利哲学）的批判，在人类解放的语境下开始了对“近现代公民”向“自由人”转变过程的研究。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认为近现代的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类解放，因为它虽然在政治生活中把人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公民、法人，但在市民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又把人变成了利己主义的私人、市民个人，并没有使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获得自由解放〔16〕。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现代人的双重身份——公民和市民这两个概念，指出公民与政治生活相对应，市民与经济生活相对应。在当代的历史情境中，政治思想家们把马克思这种意义上的公民和市民综合起来理解，实现了公民概念的当代转型。当代政治哲学对公民及其资质从法律、政治、经济、道德、社会等多个维度做出了扩大化的理解，认为公民与市民相对应，是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形象，它与当代社会相表里，是当代社会的个人形象。这里的公共生活包括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组织等公共领域以及市场经济中的公共生活，公民资质的生成离不开公共领域、公共生活、公共精神的形塑；公民资质是适应多个社会公共性维度要求的个人资质，是当代社会个人的首要资格和素质，表征着自由、平等、正义、善参与、有德行的人之形象。
当代世界各国的宪法和法律大多规定，公民资格平等受到法律的保护，侵犯公民权利平等的应受到法律追究。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尚未得到完全落实，人人取得自由平等的公民资质还处于政治—法律的应然层面，这主要受制于当代人的阶级和阶层身份。但“公民身份（资格）”、“公民资质”不断被确立巩固，为阶级（阶层）社会转向自由人社会准备了主体基础。从阶级（阶层）人过渡到当代公民，再从当代公民过渡到自由人，直至自由王国的来临、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这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为当代公民发展确定的历史路径。
而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型，这是影响我国公民自由发展的最关键、最宏大的社会变迁。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过人来建设、运作和发挥作用的，同时它又赋予人以更大的独立性、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使得人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在其中得到锤炼和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和观念在其中得到更新和拓展，进而逐步成为公民。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塑了具有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意识、效率意识、革新意识等的积极公民。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本身的公共组织推动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组织以及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进步，这些社会因素共同形塑了当代中国公民的公共理性和自由精神。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民资质、公民意识的现实水平还有滞后性和欠发展的一面，因而培育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以促进人的自由发展为目的当代公民仍然是我国一项长期而紧迫的历史任务。
三、当代公民生成的社会背景：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
社会共同体的出现是社会本身分化的结果，它并不以个人的理性和意志为转移。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民族、民主国家的成形，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现实中实现了真正分离与互动发展。伴随着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当代社会产生了新的市民社会领域——现代公民社会，即在政府系统和市场系统之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运动及其价值和原则。市民社会的分化和新生得到了一些思想家理论上的回应，导致了市民社会概念在当代的转型以及新的社会分析框架的产生。
在马克思那里，市民社会是一个含义明确的概念，是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同一系列的范畴，与政治上层建筑、政治国家相对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就是“市民社会”〔15〕。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实质上是资本共同体，资本共同体必然被自由劳动者联合体所取代，这种自由人联合体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或者说“重建个人所有制”〔15〕。马克思之后，葛兰西提出了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20〕，开了这一概念当代转型的先河。哈贝马斯承接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提出了两个市民社会分析模式①，实现了市民社会概念向公民社会概念的当代转型。阿拉托和柯亨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三分结构的当代社会模式，即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的模式。他们把公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从而将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明确区分开来。他们认为，当代公民社会由生活世界的组织机构和文化、社会、个人等方面的基本权利制度构成，生活世界的组织机构由私人的领域、团体的领域、社会运动以及公共沟通形式所组成；当代公民社会为人类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开辟了广阔前景，而公民社会组织则是公民社会领域的主要构成要素②。
为了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实现自由平等和妥善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当代公民必然有机联合起来，组成共同体，即公民社会组织。公民是当代社会组织的基本元素，社会组织是这些元素的结晶体。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的公民组织都是公民社会组织，公民社会组织指的是政府和市场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是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团。只有具备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自愿性等特征的社会组织，才是真正的公民社会组织〔21〕。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组织性（组织实体）决定了它来源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其自治性和自愿性又决定了它来源于个人又服务于个人。因此，公民社会组织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能够平衡自由与平等、权利与权力、私利与公益、个人与群体、私域与公域、个性与共性、普遍与特殊等等的紧张关系，从而有利于促进公民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就当代世界而言，公民社会组织在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型市场和国家的双重失灵，为公共权力回归社会架设了桥梁，为人类开展自由自主活动提供了载体。 就当代中国而言，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社会公共领域迅速扩大，公民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大大改变了我国的政治版图和社会版图，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公民社会组织通过社会资本机制成为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新形式和促进当代公民自由成长的新力量。社会资本作为经济资本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之外的新概念，是指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价值观念等社会因素，它们能给社会主体带来相应的收益和价值，也对整个社会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作为社会主体在资源约束下效用最大化的结果——社会资本机制是一种弥补新市场、新政府失灵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优化了社会主体的关系网络和价值观念，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从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22〕。公民社会组织是社会资本的酿造场，同时社会资本又构成公民社会组织的粘合剂与推进器。因此，充分发育的公民社会组织以社会资本为内在动力，不断推进当代公民自由意识的成长、自为能力的提升。
当代公民社会组织与当代公民相互构成。没有健全自律的公民，决无健全自律的公民社会组织；反之亦然。当代公民既是公民社会组织的主体，也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民主政治的主体，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是社会本身分化的结果，而公民社会组织是公民自主建构的产物，所以当代公民与公民社会组织的生成遵循不同的逻辑。尽管如此，公民社会组织仍然是当代公民生成的最重要社会基础。由于“我国长期受集权主义政治模式的影响，公民自主意识缺乏，导致公民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存在较强的官方依赖心理和志愿失灵、弃权渎责现象”〔23〕，而公民社会组织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缺陷，可见培育公民社会组织乃培育当代公民自由自主意识的迫切需要。
综上，以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加强公民社会组织建设，开展公民意识教育，促进社会主义公民生成，既是当代中国的现实需要，更是马克思人的自由发展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启示。
注释：①
参见李佃来《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讨》，载于《哲学研究》2004年第6期第62-63页。
②参见李佃来《生活世界之市民社会理论的再建构：柯亨与阿拉托的努力》，载于《人文杂志》2006年第4期第1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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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永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