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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文论与审美之思》，范玉刚 著，人民出版社，2019
新时代以来，中国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一定意义上彰显出理论的重大转型。众多著述在立论基础、问题意识、现实关怀、话语形态等方面焕然一新。其中，范玉刚教授的新作《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是具有开拓性的一本专著。该书于2019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35万余字，汇聚了作者近5年的一些重要文章。主要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的当代建构、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方法论与资源阐释、面向新时代的文艺批评实践，体现了理论探索与实践开掘的有机结合。在笔者看来，该著作以新时代的历史性意识为基础，形成了当代性、价值性、学科性三维整合，构建了中国新时代文艺理论的宏大叙事，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参照。
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当代性
《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这就是新时代的当代性。书名是最好的确证。全书几乎以当代性贯穿始终，其代序的题目为“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锻造文艺精品”。作者开篇就进行历史性的定格：“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华民族拉开了伟大复兴的帷幕，中国进入一个新的伟大时代，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被誉为世界史的‘中国时刻’。”[1]在世界史中的这种“中国时刻”的定位为文艺理论打开了新的机遇，该书也就是有意识地立足于新时代加以理论反思与建构，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叙事。
作者把与时代同频共振作为立论的基础。这种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合理性，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原点之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2]516可以说，理论阐释终是处于历史的牢笼之中，就像我们不能独自跳离地球一样，重力的吸引犹如历史性的重负。但是不同的时代就具有不同的历史性使命、理论需求、问题意识、价值表达。该书作者突出地提出在历史过程中或者世界历史过程中的当代性概念。当代性不是单纯的时间和历史的判断，不是线性时间的过去延续和未来开启，更有着涌现的现在之时间的主动集聚的意味（如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即“当代性”之生成有着与时代精神的深刻关联。所以该书明确提出：“当代性不仅指我们的知识范式和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痕迹，其思考无一不是对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的回应，还意味着对当下时代的一种超越，甚至有一种指向未来的价值意味。”[2]54显然，这种当代性概念具有历史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具有描述性与规范性的时间现象学的考量。具体来说，就是明确探索近几年中国时刻及其规范性价值的新型总体性。
这种新型总体性就是作为新时代的当代性把握。本书的时代性的理论设定，高屋建瓴地审视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新颖性。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新理论。该书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性阐释，在历史与空间的维度确立了习近平关于文艺的论述的重要价值，对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阐释，将之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性概念中。这主要体现为对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阐释性建构，创造性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当体系。二是新方法论。本书在中国文艺理论与美学的现代历史发展中探寻新的学科与学术话语方法，尤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思想的清理中形成新时代的文艺学与美学的学科方法论，从历史的成就与偏颇中审视新时代学科、学术与话语的可能性。这直接涉及新时代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建设，在回应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中提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语境意识与方法论创新”的论题。本书关于面对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困境以及中国文论的西化问题，提出在新的语境中进行方法论创新：以中国为历史，重塑世界历史逻辑;以中国为价值参照系，重塑中国文化主体性;以中国为方法，准确阐释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道路。这种方法论创新体现了新时代的要求，也是对习近平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深入阐释，体现了新时代文艺理论的方法论。三是新的文化现实。理论的生命力与有效性要在现实实践中得到确证，新时代的理论也需要在新的文化现实中得到确证。也就是说，需要现场新理论与新现实的良性互动。本书努力践行这种新的理念，有意识地切入近年来的中国文化现实。本书强调文学理论和批评与文化现实建构的互动性，就是以真正的问题意识来提升专业水平和审美判断力，从根本上回应当代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日益疏离现实、脱离人民的圈子化和市场化倾向，回应当代现实中的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的新特点：“当下文化现实构建的突出特点是以消费为逻辑起点，体现了典型的大众文化逻辑。”[2]89这样，本书充分看到新时代以来的文化现实，也看到以艺术精品抵御通俗、低俗、媚俗的新趋势。所以，作者不遗余力地、充满热情地拥抱这种新文化，关注近年来的一批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作品，认为《秦腔》《泥鳅》《受活》《麦河》《天乳》《日头》等作品是呈现当代鲜活生活经验和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值得认真品鉴。新的时代铸就新的文化现实，从而形成了理论切入现实、现实彰显理论的新格局。譬如，作者在分析2013年首发于《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天乳》时，凝练出“以现实主义创作紧紧抓住时代”“新现实主义精神解读”“在超越中迈向文学经典化”三大命题，挖掘《天乳》的新时代精神与新的审美特征。
可以看到，《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体现出深刻的时代性与当代性，是新时代富有历史性的理论建构，这种鲜明的时代性品格在很多文艺理论著作中是较少充分表达和深刻把握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规范
文学与审美不仅仅是历史的范畴，不仅具有事实性的存在，而且具有时间的本质性规定，具有超越历史的可能性。这在中外文艺理论发生之初期就被揭示出来，在不同的时代进行更新，体现出新的表述形式。这些内在于历史性之中而又超越事实性的本质性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规范性的价值。《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与时代同频共振，也是高度张扬文学的规范性价值的。就如前面分析当代性范畴时所看到的，当代性有着“价值意味”，尽管有时谈到的是未来的超越性。事实上，在全书中贯穿的则是普遍意义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规范，从而赋予了新时代的精神意义，形成了历史性的内核之质性，建构了文艺理论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文艺的本质。 该书首先对习近平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论述进行了深入阐释。习近平讲话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根本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3]13这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人民文艺观的延续，而且突出了新时代更为彻底的新理解与新认识，也就是赋予了人民性在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中的核心地位。全书事实上以此为根本，赋予了新时代文论与美学的价值追求，重新理解文艺的本质意义。它明确提出：“习总书记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不仅明确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本质，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内在关系，重申了文艺创作的人民性取向，重新定位了文艺发展的人民坐标，还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民性内涵。”[3]3在梳理中外文论史关于人民性概念的基础上，尤其总结了“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范畴”的命题，阐释了习近平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内涵。本书概括地指出，所谓人民的文艺，就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它表现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认为习近平的人民性文艺本质观赋予了人民以集体和个体的结合，“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这是在遵循集体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基于个体意义上的人民概念，“这体现了‘人民’概念的历史性进步和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其中对人的个体性价值的凸显，是对‘人民’概念认知的深化，是对当代文艺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文艺要书写‘具体的人’的情感、价值和诉求的内在要求，是对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的艺术呈现”[3]6。笔者认为，这种阐释是颇为深刻的，切中肯綮的。在此基础上，该书明确提出“人民性价值取向”命题，认为这一价值是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新时代，文艺要把彰显人民性视为艺术卓越性追求的根本价值导向，视为建构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根本原则，是当代文艺追求“强起来”的重要标志。这也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内在需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文艺的根本价值追求。作者始终关注文艺与人民的内在关系，确立文艺与人民的主体性与对象性关系，确立文艺与人民需要的价值关系，以人民性价值取向确立文艺标准与文艺生态整体格局，从而建构新时代文艺理论的价值论，更准确地说是系统地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价值论。
本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建构，重新确立了中国现当代的人民性思想观念。书中重点探讨了“十七年”时期的“人民美学”和“人民文艺”。这个时期的人民性文艺与美学观念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人民性观念的阐释。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中，人民美学不仅是一种话语建构，更是特定时期一种有着鲜明价值取向的文艺存在。在毛泽东看来，使农民在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中接受意识形态的教化，是赢得大众思想意识统一的重要文化形式，当时不仅电影生产，包括新年画运动以及民间文艺创作，都被新政权通过各种形式、方式（如评奖）调动起来。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人民文艺与美学体现出时代性与价值性的结合，人民作为事实、价值与政治的统一体，成为文化领导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人民的具体所指主要是农民和工人，尤其是作为大多数的农民，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对象。作为人民美学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强调欣赏对象是5亿农民，以能否让农民看懂为评价艺术生产的尺度，体现了毛泽东心中的“农民情结”及其思想中追求社会公平的人文情怀;提出艺术形式注重民族文艺形式的传承，要求文艺高扬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可以说，这种文艺与美学思想是张扬的作为价值范畴的人民性理论。本书较为深刻地凝聚了这种认识：“‘十七年’中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集中体现了人民美学的价值诉求，形成獨特的审美风格和批评标准，确实体现了普通大众尤其是农民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并把党的意识熔铸其中，张扬了一个大写的‘人民’有了价值的通约性。”[3]201这种大写的人民的文艺美学无疑体现了崇高的美学品格与宏大的政治叙事。这是新时代的人民美学的重要基础，也是后者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创新的。本书始终在建构新时代人民文学价值论的基础上总结与反思这个时期的成绩、特色与问题，从而看到新时代文艺价值论阐释的传承性与创造性。
站在新时代潮流之浪尖，本书还总结与反思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与其人民性价值论建构是有内在联系的。对异化问题的批判及对人道化世界的追求，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精神特质，它在理论建构中对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的思考与追寻、对有意义的生活的追求，对个性的高度重视，这些思想对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启示意义，启示我们需要关注文化中人的本质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本书敏锐地建立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规范的关联：“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中，有着一条清晰的从‘人民主体性’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导向，要把每一个人的人生出彩机会和伟大民族复兴统一起来，从而把审美的乌托邦积极践履于人民的现实生活。”[3]129
虽然本书是近5年发表的某些文章的组合，但实际上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点集中建构新时代的文论与美学的价值观，体现了历史知识的线性与逻辑的内在统一性。就此而言，它在新时代是具有开拓性和代表性的。
立足于文化自信的学科话语建构
与新时代文论与美学的当代性和价值性密切相关的，是学科性的反思与重建。这主要表现为立足于中国立场的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建构。当然，虽然全书没有较好地详细深入论证，但是隐秘地透视出学科性话语建构与当代性、价值性的逻辑性关联，因为话语建构是新时代，也是有着人民性的;当代性、人民性也是学科性话语建构的基本内涵与特征。从根本上说，这就是在中国文化自信立场上的话语建构。主要体现为两方面： 一是基于自信理念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学术话语体系的根本转型。本书在新时代的整体战略格局中，在“四个自信”的基础上，突出在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创建新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本书认为，中国当代文论需要理论并会产生理论，提出理论自信是新时代文论的重要基础。“所谓理论自信，最根本的是能够直面现实、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包括文学和美学问题，这样才是真正增强中国文论的自信，最终建立起自身需要和特点的理论体系。”[3]166这需要基于中国审美经验，需要面对中国人民的现实需要，需要确立中国价值规范，需要阐释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和当代实践。这从根本上说需要文化自信。因为文学理论从根本上说属于文化领域，而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种文化力量直接关乎着新时代文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本书较为深入地论述了理论建构的语境意识及其文化自信的命题，从西方历史发展历程中揭示了理论建构与民族文化自信的内在关联，如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化自信，西方现代性与基督教文明的自信。本书提出了从文化自信到文论话语建构到国际软实力与话语权的内在逻辑：“文化的自信在滋长着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要求，伴随着文艺精品的不断涌现和民族文艺的经典化，亟须建构基于‘中国审美经验’的文论话语体系，以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来表征文论和美学的自觉。……以建构有国际通约性和中国价值诉求的‘中国文艺理论’，使其匹配于中国发展现实和中国道路，从而提升中国文论研究的国际话语权。”[3]137这要充分地看到中华文化的力量、生命与价值，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集中体现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该书还以基于“中国经验”的文化自信阐述了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叙述起点、价值起点，从而形成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在世界文学及其话语体系的本土性与全球性，以文化使命、文化权利和文化责任建构起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并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
二是对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偏颇的批判性反思。本书基于文化自信的理论建构，对中国文论与美学发展的问题加以历史性总结，尤其看到苏化和西化两种典型的文论话语模式的严重失误。苏化的理论建构集中表现在“十七年”时期的美学思想中。苏式美学话语及其研究反思全面输入中国本土，形成全国普遍向苏联学习的现实语境，形成向苏联“一边倒”的压倒性话语优势。在美学研究领域，无论是美学课的教学、课程设置、知识建构、教学资料，还是聘请苏联专家讲学、派遣美学专家和学生赴苏联交流学习，都是对苏联的借鉴和学习。这是事实形成了苏化美学模式的制度性框架，是对苏联美学话语的制度性推进。本书认为这种历史性话语建构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功不可没，是影响中国美学本土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更多的是给予批判性阐释，认为这种苏化模式是“全面侵蚀”，影响了西方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导致了当时理论话语的国际性缺失与主体性意识的不足。也就是说，其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本土的话语建构，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理论自信及其内在的文化自信，是理论主体性意识的不足，因而作者主张在新时代要避免偏颇，建构边界意识和文化空间的自主意识。
同样，西化的话语建构在中国新时期以来成为文论的主流，导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在学界无限蔓延，这从根本上说也是缺乏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赋予了西方文论的普遍真理的意义，而贬低了中国理论话语的合法性。本书对此西化现象进行了批判，尤其认同张江提出的对西方文论的重要诊断，即西方文论是一种强制阐释，是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具有严重缺陷的文学理论话语。本书指出，张江对西方文论存在问题的辨析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以‘强制阐释论’概括其基本特征来把握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视之为本体性特征，可谓一针见血”[3]157。这种对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的判断是以往较少认识到的，是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性基础和价值需求的必然要求与结果，也是搗毁西化一边倒的最根本的东西。本书敏锐地意识到张江的诊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解决路径，以理论自信来克服强制性阐释，以文化自信确立公共阐释的合法性，就是以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创新建构中国当代的阐释学。因此，可以看到，本书对苏化和西化的一边倒现象的诊断是内含着建构性的价值诉求的，在批判与反思历史的失误与偏颇中推进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建设，坚定以文化自信深化理论创新与标示性范畴的确立。
综上所述，本书直面当代中国语境，以人民为中心，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论述文艺理论体系建构，是新时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推进，彰显出鲜明的时代性、本土的价值规范性与全球的普遍性。它不断超越已有的理论困惑与现实空间的“缺位”，表现出理论的深度、文化的浓度、现实的广度、人民的热度、人类的公度，无疑是新时代文艺理论的一部力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建了以当代性、价值性与学科性内在统一的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弥漫全书，也体现在伟大的时代定位、恢宏的国家需求和浩然之气的叙述风格之中。也可以说就是“学术为时代定格”：“只有胸怀国家、心系民族、切合国家需求，而又守住个人灵府的学问，才能为时代定格。”[3]375当然，本书还有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问题，譬如时代性、人民性与话语建构的内在关系的论述还需要结合更为细微的具体现象加以阐发;本书主要是文艺理论的文化研究范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文艺审美经验本身的体悟与个性化的感兴，当代性、价值性与话语体系往往溶解在感性甚至无意识的自由联想之中，这在本书中的关注还不够;话语体系建构的方法论思考还显得不够深入，方法论的原创性还需要进一步大胆开掘。不过，瑕不掩瑜，《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仍然是一部有价值的理论作品，值得阅读与重视。
注释
[1]范玉刚.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 程成）
新时代以来，中国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在一定意义上彰显出理论的重大转型。众多著述在立论基础、问题意识、现实关怀、话语形态等方面焕然一新。其中，范玉刚教授的新作《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是具有开拓性的一本专著。该书于2019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35万余字，汇聚了作者近5年的一些重要文章。主要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的当代建构、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方法论与资源阐释、面向新时代的文艺批评实践，体现了理论探索与实践开掘的有机结合。在笔者看来，该著作以新时代的历史性意识为基础，形成了当代性、价值性、学科性三维整合，构建了中国新时代文艺理论的宏大叙事，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参照。
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当代性
《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这就是新时代的当代性。书名是最好的确证。全书几乎以当代性贯穿始终，其代序的题目为“在与时代同频共振中锻造文艺精品”。作者开篇就进行历史性的定格：“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华民族拉开了伟大复兴的帷幕，中国进入一个新的伟大时代，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被誉为世界史的‘中国时刻’。”[1]在世界史中的这种“中国时刻”的定位为文艺理论打开了新的机遇，该书也就是有意识地立足于新时代加以理论反思与建构，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叙事。
作者把与时代同频共振作为立论的基础。这种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合理性，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原点之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2]516可以说，理论阐释终是处于历史的牢笼之中，就像我们不能独自跳离地球一样，重力的吸引犹如历史性的重负。但是不同的时代就具有不同的历史性使命、理论需求、问题意识、价值表达。该书作者突出地提出在历史过程中或者世界历史过程中的当代性概念。当代性不是单纯的时间和历史的判断，不是线性时间的过去延续和未来开启，更有着涌现的现在之时间的主动集聚的意味（如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即“当代性”之生成有着与时代精神的深刻关联。所以该书明确提出：“当代性不仅指我们的知识范式和思想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痕迹，其思考无一不是对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的回应，还意味着对当下时代的一种超越，甚至有一种指向未来的价值意味。”[2]54显然，这种当代性概念具有历史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具有描述性与规范性的时间现象学的考量。具体来说，就是明确探索近几年中国时刻及其规范性价值的新型总体性。
这种新型总体性就是作为新时代的当代性把握。本书的时代性的理论设定，高屋建瓴地审视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新颖性。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新理论。该书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性阐释，在历史与空间的维度确立了习近平关于文艺的论述的重要价值，对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深入阐释，将之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性概念中。这主要体现为对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阐释性建构，创造性形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当体系。二是新方法论。本书在中国文艺理论与美学的现代历史发展中探寻新的学科与学术话语方法，尤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思想的清理中形成新时代的文艺学与美学的学科方法论，从历史的成就与偏颇中审视新时代学科、学术与话语的可能性。这直接涉及新时代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建设，在回应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中提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语境意识与方法论创新”的论题。本书关于面对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困境以及中国文论的西化问题，提出在新的语境中进行方法论创新：以中国为历史，重塑世界历史逻辑;以中国为价值参照系，重塑中国文化主体性;以中国为方法，准确阐释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国道路。这种方法论创新体现了新时代的要求，也是对习近平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深入阐释，体现了新时代文艺理论的方法论。三是新的文化现实。理论的生命力与有效性要在现实实践中得到确证，新时代的理论也需要在新的文化现实中得到确证。也就是说，需要现场新理论与新现实的良性互动。本书努力践行这种新的理念，有意识地切入近年来的中国文化现实。本书强调文学理论和批评与文化现实建构的互动性，就是以真正的问题意识来提升专业水平和审美判断力，从根本上回应当代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日益疏离现实、脱离人民的圈子化和市场化倾向，回应当代现实中的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的新特点：“当下文化现实构建的突出特点是以消费为逻辑起点，体现了典型的大众文化逻辑。”[2]89这样，本书充分看到新时代以来的文化现实，也看到以艺术精品抵御通俗、低俗、媚俗的新趋势。所以，作者不遗余力地、充满热情地拥抱这种新文化，关注近年来的一批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作品，认为《秦腔》《泥鳅》《受活》《麦河》《天乳》《日头》等作品是呈现当代鲜活生活经验和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值得认真品鉴。新的时代铸就新的文化现实，从而形成了理论切入现实、现实彰显理论的新格局。譬如，作者在分析2013年首发于《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天乳》时，凝练出“以现实主义创作紧紧抓住时代”“新现实主义精神解读”“在超越中迈向文学经典化”三大命题，挖掘《天乳》的新时代精神与新的审美特征。
可以看到，《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体现出深刻的时代性与当代性，是新时代富有历史性的理论建构，这种鲜明的时代性品格在很多文艺理论著作中是较少充分表达和深刻把握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规范
文学与审美不仅仅是历史的范畴，不仅具有事实性的存在，而且具有时间的本质性规定，具有超越历史的可能性。这在中外文艺理论发生之初期就被揭示出来，在不同的时代进行更新，体现出新的表述形式。这些内在于历史性之中而又超越事实性的本质性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规范性的价值。《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与时代同频共振，也是高度张扬文学的规范性价值的。就如前面分析当代性范畴时所看到的，当代性有着“价值意味”，尽管有时谈到的是未来的超越性。事实上，在全书中贯穿的则是普遍意义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规范，从而赋予了新时代的精神意义，形成了历史性的内核之质性，建构了文艺理论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文艺的本质。 该书首先对习近平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论述进行了深入阐释。习近平讲话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根本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3]13这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人民文艺观的延续，而且突出了新时代更为彻底的新理解与新认识，也就是赋予了人民性在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中的核心地位。全书事实上以此为根本，赋予了新时代文论与美学的价值追求，重新理解文艺的本质意义。它明确提出：“习总书记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不仅明确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本质，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内在关系，重申了文艺创作的人民性取向，重新定位了文艺发展的人民坐标，还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民性内涵。”[3]3在梳理中外文论史关于人民性概念的基础上，尤其总结了“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范畴”的命题，阐释了习近平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内涵。本书概括地指出，所谓人民的文艺，就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它表现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认为习近平的人民性文艺本质观赋予了人民以集体和个体的结合，“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这是在遵循集体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基于个体意义上的人民概念，“这体现了‘人民’概念的历史性进步和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其中对人的个体性价值的凸显，是对‘人民’概念认知的深化，是对当代文艺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文艺要书写‘具体的人’的情感、价值和诉求的内在要求，是对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的艺术呈现”[3]6。笔者认为，这种阐释是颇为深刻的，切中肯綮的。在此基础上，该书明确提出“人民性价值取向”命题，认为这一价值是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新时代，文艺要把彰显人民性视为艺术卓越性追求的根本价值导向，视为建构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根本原则，是当代文艺追求“强起来”的重要标志。这也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内在需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文艺的根本价值追求。作者始终关注文艺与人民的内在关系，确立文艺与人民的主体性与对象性关系，确立文艺与人民需要的价值关系，以人民性价值取向确立文艺标准与文艺生态整体格局，从而建构新时代文艺理论的价值论，更准确地说是系统地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价值论。
本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建构，重新确立了中国现当代的人民性思想观念。书中重点探讨了“十七年”时期的“人民美学”和“人民文艺”。这个时期的人民性文艺与美学观念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人民性观念的阐释。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实践中，人民美学不仅是一种话语建构，更是特定时期一种有着鲜明价值取向的文艺存在。在毛泽东看来，使农民在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中接受意识形态的教化，是赢得大众思想意识统一的重要文化形式，当时不仅电影生产，包括新年画运动以及民间文艺创作，都被新政权通过各种形式、方式（如评奖）调动起来。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人民文艺与美学体现出时代性与价值性的结合，人民作为事实、价值与政治的统一体，成为文化领导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人民的具体所指主要是农民和工人，尤其是作为大多数的农民，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对象。作为人民美学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强调欣赏对象是5亿农民，以能否让农民看懂为评价艺术生产的尺度，体现了毛泽东心中的“农民情结”及其思想中追求社会公平的人文情怀;提出艺术形式注重民族文艺形式的传承，要求文艺高扬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可以说，这种文艺与美学思想是张扬的作为价值范畴的人民性理论。本书较为深刻地凝聚了这种认识：“‘十七年’中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集中体现了人民美学的价值诉求，形成獨特的审美风格和批评标准，确实体现了普通大众尤其是农民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并把党的意识熔铸其中，张扬了一个大写的‘人民’有了价值的通约性。”[3]201这种大写的人民的文艺美学无疑体现了崇高的美学品格与宏大的政治叙事。这是新时代的人民美学的重要基础，也是后者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创新的。本书始终在建构新时代人民文学价值论的基础上总结与反思这个时期的成绩、特色与问题，从而看到新时代文艺价值论阐释的传承性与创造性。
站在新时代潮流之浪尖，本书还总结与反思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与其人民性价值论建构是有内在联系的。对异化问题的批判及对人道化世界的追求，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精神特质，它在理论建构中对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的思考与追寻、对有意义的生活的追求，对个性的高度重视，这些思想对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启示意义，启示我们需要关注文化中人的本质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本书敏锐地建立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规范的关联：“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中，有着一条清晰的从‘人民主体性’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导向，要把每一个人的人生出彩机会和伟大民族复兴统一起来，从而把审美的乌托邦积极践履于人民的现实生活。”[3]129
虽然本书是近5年发表的某些文章的组合，但实际上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点集中建构新时代的文论与美学的价值观，体现了历史知识的线性与逻辑的内在统一性。就此而言，它在新时代是具有开拓性和代表性的。
立足于文化自信的学科话语建构
与新时代文论与美学的当代性和价值性密切相关的，是学科性的反思与重建。这主要表现为立足于中国立场的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建构。当然，虽然全书没有较好地详细深入论证，但是隐秘地透视出学科性话语建构与当代性、价值性的逻辑性关联，因为话语建构是新时代，也是有着人民性的;当代性、人民性也是学科性话语建构的基本内涵与特征。从根本上说，这就是在中国文化自信立场上的话语建构。主要体现为两方面： 一是基于自信理念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学术话语体系的根本转型。本书在新时代的整体战略格局中，在“四个自信”的基础上，突出在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创建新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本书认为，中国当代文论需要理论并会产生理论，提出理论自信是新时代文论的重要基础。“所谓理论自信，最根本的是能够直面现实、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包括文学和美学问题，这样才是真正增强中国文论的自信，最终建立起自身需要和特点的理论体系。”[3]166这需要基于中国审美经验，需要面对中国人民的现实需要，需要确立中国价值规范，需要阐释中国的历史与传统和当代实践。这从根本上说需要文化自信。因为文学理论从根本上说属于文化领域，而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种文化力量直接关乎着新时代文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本书较为深入地论述了理论建构的语境意识及其文化自信的命题，从西方历史发展历程中揭示了理论建构与民族文化自信的内在关联，如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化自信，西方现代性与基督教文明的自信。本书提出了从文化自信到文论话语建构到国际软实力与话语权的内在逻辑：“文化的自信在滋长着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要求，伴随着文艺精品的不断涌现和民族文艺的经典化，亟须建构基于‘中国审美经验’的文论话语体系，以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来表征文论和美学的自觉。……以建构有国际通约性和中国价值诉求的‘中国文艺理论’，使其匹配于中国发展现实和中国道路，从而提升中国文论研究的国际话语权。”[3]137这要充分地看到中华文化的力量、生命与价值，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集中体现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该书还以基于“中国经验”的文化自信阐述了话语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叙述起点、价值起点，从而形成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在世界文学及其话语体系的本土性与全球性，以文化使命、文化权利和文化责任建构起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并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话语体系。
二是对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偏颇的批判性反思。本书基于文化自信的理论建构，对中国文论与美学发展的问题加以历史性总结，尤其看到苏化和西化两种典型的文论话语模式的严重失误。苏化的理论建构集中表现在“十七年”时期的美学思想中。苏式美学话语及其研究反思全面输入中国本土，形成全国普遍向苏联学习的现实语境，形成向苏联“一边倒”的压倒性话语优势。在美学研究领域，无论是美学课的教学、课程设置、知识建构、教学资料，还是聘请苏联专家讲学、派遣美学专家和学生赴苏联交流学习，都是对苏联的借鉴和学习。这是事实形成了苏化美学模式的制度性框架，是对苏联美学话语的制度性推进。本书认为这种历史性话语建构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功不可没，是影响中国美学本土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更多的是给予批判性阐释，认为这种苏化模式是“全面侵蚀”，影响了西方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导致了当时理论话语的国际性缺失与主体性意识的不足。也就是说，其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本土的话语建构，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理论自信及其内在的文化自信，是理论主体性意识的不足，因而作者主张在新时代要避免偏颇，建构边界意识和文化空间的自主意识。
同样，西化的话语建构在中国新时期以来成为文论的主流，导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在学界无限蔓延，这从根本上说也是缺乏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赋予了西方文论的普遍真理的意义，而贬低了中国理论话语的合法性。本书对此西化现象进行了批判，尤其认同张江提出的对西方文论的重要诊断，即西方文论是一种强制阐释，是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具有严重缺陷的文学理论话语。本书指出，张江对西方文论存在问题的辨析一针见血、切中要害，“以‘强制阐释论’概括其基本特征来把握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视之为本体性特征，可谓一针见血”[3]157。这种对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的判断是以往较少认识到的，是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性基础和价值需求的必然要求与结果，也是搗毁西化一边倒的最根本的东西。本书敏锐地意识到张江的诊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解决路径，以理论自信来克服强制性阐释，以文化自信确立公共阐释的合法性，就是以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创新建构中国当代的阐释学。因此，可以看到，本书对苏化和西化的一边倒现象的诊断是内含着建构性的价值诉求的，在批判与反思历史的失误与偏颇中推进新时代文论话语体系建设，坚定以文化自信深化理论创新与标示性范畴的确立。
综上所述，本书直面当代中国语境，以人民为中心，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论述文艺理论体系建构，是新时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推进，彰显出鲜明的时代性、本土的价值规范性与全球的普遍性。它不断超越已有的理论困惑与现实空间的“缺位”，表现出理论的深度、文化的浓度、现实的广度、人民的热度、人类的公度，无疑是新时代文艺理论的一部力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建了以当代性、价值性与学科性内在统一的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弥漫全书，也体现在伟大的时代定位、恢宏的国家需求和浩然之气的叙述风格之中。也可以说就是“学术为时代定格”：“只有胸怀国家、心系民族、切合国家需求，而又守住个人灵府的学问，才能为时代定格。”[3]375当然，本书还有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问题，譬如时代性、人民性与话语建构的内在关系的论述还需要结合更为细微的具体现象加以阐发;本书主要是文艺理论的文化研究范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文艺审美经验本身的体悟与个性化的感兴，当代性、价值性与话语体系往往溶解在感性甚至无意识的自由联想之中，这在本书中的关注还不够;话语体系建构的方法论思考还显得不够深入，方法论的原创性还需要进一步大胆开掘。不过，瑕不掩瑜，《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仍然是一部有价值的理论作品，值得阅读与重视。
注释
[1]范玉刚.新时代文论与审美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 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