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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音乐学将音乐作为文化或人类经验来研究的做法已经在世界中被广泛运用，对于每种不同维度的研究方法，其势必于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音乐研究的界限。《Theory for ethnomusicology》即为一本从音乐的田野个案入手，在研究方法上打破学科“壁垒”，结合社会学、语言学、现象学等诸多学科研究方法之著作。此书由美国民族音乐学家Ruth M.Stone所著，是当下学习民族音乐学不可或缺的一本理论著作（英文版），全书共14章，涵盖了多种跨学科的理论方法在民族音乐学中的运用的内容，每章内容谈及不同学科理论对民族音乐学的影响及渗透。
【关键词】民族音乐；文化交流；研究方法
书中直接而明确地提出了民族音乐学中探索不同方法的支撑点以及在这些定位中如何去分析它们的共性与个性，探讨了民族音乐学家在民族志研究的特定环境中如何去运用这些理论。此书不仅介绍了社会学等诸学科的重要理论方法，而且将其融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进一步拓宽了对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视野，于大家了解“文化音乐学”有着重要意义。通过阅读，笔者认为该书总体来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研究视角之新颖
《Theory for ethnomusicology》一书，颠覆了过去“民族音乐学仅仅是对音乐本身进行研究”的观点。作者Ruth M.Stone引用了多位杰出民族音乐学家的观点，借以说明民族音乐学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这是一种新的“范例”视野的出现，“音乐的意义是社会所创造的，如同文化是社会所创造的一样”，延续了梅里亚姆将民族音乐学视为一个整体事象的观点。于他们而言，民族音乐学的学习中，文化形成的共同命名者源于多种学科。
此著作中Stone运用了诸多新颖理念来对民族音乐学进行研究，如：传播主义和进化论对比较音乐时期的影响；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结构功能主义、解构主义范式、语言学的方法等运用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并谈及民族音乐学中表演理论所涉及的性别、种族和身份问题；以及现象学与经验的民族音乐学、后现代主义、殖民主义与全球化问题等。将此类新颖观念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紧密结合，对民族音乐学界而言无疑是一个思路的“引导者”，使大家敢于用一种“发散式思维”来理解当今的民族音乐学。因此，其为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拓宽了广阔的视野。
除了理论方法的新颖摄入，著作中作者的叙述更是条理清晰，每章内容的叙述采用一套规整的模式，此模式如下表所示（以A理论为例）。
可见，此著作并非纯粹的理论解释，单一的理论阐释必将导致理论与民族音乐学中的具体音乐事象相脱节。而作者采用循序渐进、理论阐释过后加入利弊分析、与具体事例相结合进行阐述的模式，通过此模式客观地叙述了不同理论方法对民族音乐学的影响与作用，此乃民族音乐学理论著作中极具价值的方面之一。 二.多元的学科交融 多元学科的交融可谓是本书最具特点之处。书中跨越的学科范围有生物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现象学、民族学等，且书中所谈及跨学科、跨文化的问题并非过去所理解的针对音乐事象所处文化背景的简单的涉及，其实质上是将各学科方法论交融、渗透于具体音乐事象之中。
就社会学的“结构主义”而言，结构主义指的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主体整个种类的关系感兴趣。将结构主义运用于民族音乐学最早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当时一批熟悉语言学方法的学者们开始把结构主义运用于音乐的研究中，尤其是在音乐声音的研究上，较之前对音乐个体片面结构的研究有所不同，民族音乐学家发现结构功能主义形式在民族音乐学中的运用是极具吸引力的，Stone主张将音乐作为与其他社会系统相互关联起来的非常重要的方面之一，如“Music was not just so many soundsbut was now anchored tO politics，kinshin，religion，andeconomics.……For ethnomusicology became enmeshed in asystems approach that stressed the social context Of musicsound and no longer focused on just classifying sound andunderstanding the sonic dimensions.”为将理论的阐述与民族音乐学学科紧密结合，作者举出自身田野工作中的具体音乐事象来解释和论证这一方法论在实际中的运用。通过对利比亚的格贝列地区音乐表演中的音乐数据使用结构主义分析，经过一系列的假设与比较模式，运用这些条件形成它们自身理解交流的步骤，最后重回过去假定练习的正常程序中去。
又如：民族学中关于性别、种族和身份问题的探讨也被作者清晰地运用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当中。作者透过对格贝列文化中的音乐团体Woni进行跟随观察，在他们的表演过程中发现他们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当地文化定义在一起，并使自己与当地流行音乐相统一。性别、种族和身份以它在音乐事象中的各种表现都帮助了民族音乐学家们在研究中，以更细致入微的方式去考虑音乐家和听众成员们，他们不仅仅只是去关注一个同质群体的人，更多的是想象着他们自身如何考虑自己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如今，此问题以一种动态的流动性研究形式增长，民族音乐学家们不再是将它看作一个混合的种类，而是关于这些种类的社会结构曾经所遭受的改变和修整。
透过多元学科的交融方式不仅拓宽了笔者对民族音乐学学科视野的理解，更是吸收了在方法论渗透过程中的对具体音乐事象的影响和运用。此类以人文学科为大背景、以民族音乐学与其理论方法的相融性结合的开创性写法，以论证性的方式反驳了单一、片面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为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明确的引导。
三.方法论与音乐事象的紧密结合
（（Theory for ethnomusicology））虽为一本民族音乐学理论书籍，但它并非“纯”理论介绍，而是理论阐述均结合作者自身田野工作的音乐实例。书中每个章节涉及不同学科的方法论，并于方法论得以阐述之后融合民族音乐实例加以阐述，而后做出对此方法论批评与贡献两方面的客观评价，最后给出作者在利比亚的格贝列地区进行实地田野工作的音乐实例，以之解释和论证其章节中所阐述的方法论观点，使得方法论与音乐事象问得到很好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一章中，作者列举格贝列地区关于马克思主义定位的音乐事象，田野工作过程中他关注了“Woni团队”的一次露营表演，Woni团队采取一些有利的措施去利用当地的收入价值，并提高步入本地音乐场景的可能性，他们在利用本土根部资源的同时，还运用格贝列的语言将它们转换为可理解的文本。对于讲英语的人来说，这个团队期望能步入流行音乐界。作者认为这个世界的社会未能像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得到真正的发展，关于马克思理论的狭隘解释是过时了的。正如德蒙德所认为的“马克思理论提供给社会人类学的是一系列关于社会关系、尤其是关于社会改变的假设，马克思的见识具有关于经济因素最基础的重大意义”。一批学者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音乐研究中的前景，正如Woni团队对价值的利用也让我们有必要去认知马克思概念能够贡献于民族音乐学的世界一样，认知它毫无疑问会在支持文化中的基本物质需求理念时以之去改变环境。
作者对格贝列地区音乐事象各方面的分析，让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了格贝列的音乐生活。因此，采用此种写作方式不僅在横向上对相关的方法论进行了阐述与解释，并让读者纵向了解了整个格贝列地区音乐事象的整体脉络，而不仅仅是音乐事象边边角角的碎片，而且使读者形成了更为全面的“整体观”并以之来看待格贝列地区的音乐事象以及它所折射出的民族音乐学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民族音乐；文化交流；研究方法
书中直接而明确地提出了民族音乐学中探索不同方法的支撑点以及在这些定位中如何去分析它们的共性与个性，探讨了民族音乐学家在民族志研究的特定环境中如何去运用这些理论。此书不仅介绍了社会学等诸学科的重要理论方法，而且将其融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进一步拓宽了对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视野，于大家了解“文化音乐学”有着重要意义。通过阅读，笔者认为该书总体来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研究视角之新颖
《Theory for ethnomusicology》一书，颠覆了过去“民族音乐学仅仅是对音乐本身进行研究”的观点。作者Ruth M.Stone引用了多位杰出民族音乐学家的观点，借以说明民族音乐学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这是一种新的“范例”视野的出现，“音乐的意义是社会所创造的，如同文化是社会所创造的一样”，延续了梅里亚姆将民族音乐学视为一个整体事象的观点。于他们而言，民族音乐学的学习中，文化形成的共同命名者源于多种学科。
此著作中Stone运用了诸多新颖理念来对民族音乐学进行研究，如：传播主义和进化论对比较音乐时期的影响；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结构功能主义、解构主义范式、语言学的方法等运用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并谈及民族音乐学中表演理论所涉及的性别、种族和身份问题；以及现象学与经验的民族音乐学、后现代主义、殖民主义与全球化问题等。将此类新颖观念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紧密结合，对民族音乐学界而言无疑是一个思路的“引导者”，使大家敢于用一种“发散式思维”来理解当今的民族音乐学。因此，其为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拓宽了广阔的视野。
除了理论方法的新颖摄入，著作中作者的叙述更是条理清晰，每章内容的叙述采用一套规整的模式，此模式如下表所示（以A理论为例）。
可见，此著作并非纯粹的理论解释，单一的理论阐释必将导致理论与民族音乐学中的具体音乐事象相脱节。而作者采用循序渐进、理论阐释过后加入利弊分析、与具体事例相结合进行阐述的模式，通过此模式客观地叙述了不同理论方法对民族音乐学的影响与作用，此乃民族音乐学理论著作中极具价值的方面之一。 二.多元的学科交融 多元学科的交融可谓是本书最具特点之处。书中跨越的学科范围有生物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现象学、民族学等，且书中所谈及跨学科、跨文化的问题并非过去所理解的针对音乐事象所处文化背景的简单的涉及，其实质上是将各学科方法论交融、渗透于具体音乐事象之中。
就社会学的“结构主义”而言，结构主义指的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主体整个种类的关系感兴趣。将结构主义运用于民族音乐学最早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当时一批熟悉语言学方法的学者们开始把结构主义运用于音乐的研究中，尤其是在音乐声音的研究上，较之前对音乐个体片面结构的研究有所不同，民族音乐学家发现结构功能主义形式在民族音乐学中的运用是极具吸引力的，Stone主张将音乐作为与其他社会系统相互关联起来的非常重要的方面之一，如“Music was not just so many soundsbut was now anchored tO politics，kinshin，religion，andeconomics.……For ethnomusicology became enmeshed in asystems approach that stressed the social context Of musicsound and no longer focused on just classifying sound andunderstanding the sonic dimensions.”为将理论的阐述与民族音乐学学科紧密结合，作者举出自身田野工作中的具体音乐事象来解释和论证这一方法论在实际中的运用。通过对利比亚的格贝列地区音乐表演中的音乐数据使用结构主义分析，经过一系列的假设与比较模式，运用这些条件形成它们自身理解交流的步骤，最后重回过去假定练习的正常程序中去。
又如：民族学中关于性别、种族和身份问题的探讨也被作者清晰地运用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当中。作者透过对格贝列文化中的音乐团体Woni进行跟随观察，在他们的表演过程中发现他们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当地文化定义在一起，并使自己与当地流行音乐相统一。性别、种族和身份以它在音乐事象中的各种表现都帮助了民族音乐学家们在研究中，以更细致入微的方式去考虑音乐家和听众成员们，他们不仅仅只是去关注一个同质群体的人，更多的是想象着他们自身如何考虑自己与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如今，此问题以一种动态的流动性研究形式增长，民族音乐学家们不再是将它看作一个混合的种类，而是关于这些种类的社会结构曾经所遭受的改变和修整。
透过多元学科的交融方式不仅拓宽了笔者对民族音乐学学科视野的理解，更是吸收了在方法论渗透过程中的对具体音乐事象的影响和运用。此类以人文学科为大背景、以民族音乐学与其理论方法的相融性结合的开创性写法，以论证性的方式反驳了单一、片面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为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明确的引导。
三.方法论与音乐事象的紧密结合
（（Theory for ethnomusicology））虽为一本民族音乐学理论书籍，但它并非“纯”理论介绍，而是理论阐述均结合作者自身田野工作的音乐实例。书中每个章节涉及不同学科的方法论，并于方法论得以阐述之后融合民族音乐实例加以阐述，而后做出对此方法论批评与贡献两方面的客观评价，最后给出作者在利比亚的格贝列地区进行实地田野工作的音乐实例，以之解释和论证其章节中所阐述的方法论观点，使得方法论与音乐事象问得到很好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一章中，作者列举格贝列地区关于马克思主义定位的音乐事象，田野工作过程中他关注了“Woni团队”的一次露营表演，Woni团队采取一些有利的措施去利用当地的收入价值，并提高步入本地音乐场景的可能性，他们在利用本土根部资源的同时，还运用格贝列的语言将它们转换为可理解的文本。对于讲英语的人来说，这个团队期望能步入流行音乐界。作者认为这个世界的社会未能像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得到真正的发展，关于马克思理论的狭隘解释是过时了的。正如德蒙德所认为的“马克思理论提供给社会人类学的是一系列关于社会关系、尤其是关于社会改变的假设，马克思的见识具有关于经济因素最基础的重大意义”。一批学者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音乐研究中的前景，正如Woni团队对价值的利用也让我们有必要去认知马克思概念能够贡献于民族音乐学的世界一样，认知它毫无疑问会在支持文化中的基本物质需求理念时以之去改变环境。
作者对格贝列地区音乐事象各方面的分析，让读者较为全面地了解了格贝列的音乐生活。因此，采用此种写作方式不僅在横向上对相关的方法论进行了阐述与解释，并让读者纵向了解了整个格贝列地区音乐事象的整体脉络，而不仅仅是音乐事象边边角角的碎片，而且使读者形成了更为全面的“整体观”并以之来看待格贝列地区的音乐事象以及它所折射出的民族音乐学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