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成为经济大国、正在走向军事强国、又在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日本，如果连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都没有，那它成为“正常国家”的道德基础又在哪里呢？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３日的新闻中，有几个值得关注的事件：一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巴斯在此前一天访问科威特时表示，巴解组织就其１９９０年海湾危机时支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错误立场，向科威特政府和人民道歉；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遮遮掩掩，日本终于宣布２００６年后不再批准新的对中国的无偿资金合作；此外，这一天还是南京大屠杀６７周年纪念日。是日，笔者所在的南京市区警报长鸣，提醒国人不忘国耻，不忘国难。这几件事，看来没有什么直接关联，细想起来却让人别有一番滋味。
　　阿巴斯的道歉
　　说起阿巴斯的致歉，还要重提一段曾令世人大跌眼镜的公案。１９９０年，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悍然发动对科威特的战争。在各种和平手段用尽而无效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以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武力驱逐伊拉克军队。毫无疑问，这样的决议，无论在程序还是实质上，都符合国际法准则以及正义精神，因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支持。然而，就在海湾战争爆发前夕，时任巴勒斯坦领导人的阿拉法特亲赴伊拉克，以亲吻萨达姆的方式，表达了对伊拉克的坚定支持。老阿这一吻，让巴勒斯坦付出了沉重代价：沙特阿拉伯马上宣布终止对巴勒斯坦的各种援助，科威特则以驱逐其境内的数万名巴勒斯坦人作为“报答”。事实上，代价远不止于这些有形层面，它给巴勒斯坦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直至阿拉法特去世也没能将其化解掉。显然，新的巴勒斯坦政府要想彻底消除此事的消极影响，必须在重要场合有个正式说法。因为这不仅关涉巴科关系，更重要的，对于“历史问题”能否有个正确认识，标志着巴解能否摆脱历史窠臼，重新站到国际社会公认的正义立场上来。
　　如今，阿拉法特已经逝去，重新为这段历史公案做结论的时机已经成熟。人们在缅怀阿拉法特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立下的不朽功勋的同时，也不能不对其由于各种原因做出的错误决定，予以重新审视。阿巴斯的道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做出的。虽然现在断言此举能否达到目的还为时过早，但阿巴斯的真诚表态，无疑朝着这一目标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阿巴斯道歉的镜鉴意义
　　
　　阿巴斯的上述表态，恰巧是在１２月１３日这个特殊日子传到中国的。说是“特殊日子”，是因为６７年前的这一天，日本侵略者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另外，喧嚣多时的日本停止对华经援问题，中国也在这一天听到了正式说法：此前一日的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日本政府将在２００６年彻底终止对华无偿资金合作项目。此时此刻，中国人听到巴勒斯坦领导人就“历史问题”所作的道歉，心中难免多了一层滋味，因为同样遭受历史问题伤害、且程度要严重得多的中国人民，就远没有科威特人民那么幸运了。虽然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也曾不止一次地就历史问题表示过“反省”，但“反省”之后却屡屡溜进靖国神社参神拜鬼，这样的“反省”，显然无法抚慰深受历史创伤的中国人民。实际上，如果说中国人民历史上曾经遭受了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人民仍然忍受着日本右翼势力重揭伤疤带来的丝丝隐痛。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问题”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是双重的。
　　事实上，同为“历史问题”，巴勒斯坦当初所犯的错误，在各种现实考虑之外，至多是道义上“没站稳立场”，而日本对亚洲各国所犯的错误，用“罪孽深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二者的性质是有霄壤之别的。现在，阿巴斯对巴勒斯坦的“历史问题”毫不含糊，小泉首相却远没有这样的勇气与正义精神。
　　
　　为什么关注日本的历史问题
　　
　　在历史问题上，许多日本人存在着这么一个错误认识：二战结束已经快６０年了，为何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受侵略的亚洲国家还要“纠缠”那段不愉快的历史呢？就算日本当初犯了错，那也是他们的父辈、甚至祖辈们的事，与今天活跃在日本社会的新一代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样的想法，错就错在没有认清历史与现实之间难以割裂的关系。表面上看，亚洲各国追究的是历史问题，但从根本上说，着眼点仍在于现实。这其中的关系，用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话可以一语道破。老子说“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就是说只有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与毛病，才能站到正确的立场上，从而避免再次“犯病”。以先哲的话来衡量，亚洲国家要求日本对自己的历史问题有个清醒认识，并不是纠缠历史，或是沉湎于过去的伤痛无法释怀，而是希望日本能够为避免重蹈覆辙确立思想与认识上的基础。
　　显然，这是亚洲人民基于现实考虑的合理担忧与正当要求。从日本近来的政治走向来看，这样的担忧并不多余，这样的要求也不过分。战后为避免日本重蹈覆辙而制定的“和平宪法”，近年来面临着来自日本国内外日益强大的压力。就日本国内而言，随着近年来右翼势力的不断上升，要求修改甚至废除“和平宪法”的呼声日益增强。事实上，日本近年来在突破“和平宪法”的约束与限制方面，已经迈出了不小步伐。日本军费开支几年前就已突破１％的上限，２００３年又巧立名目，向伊拉克派出了第一支海外部队。在此情况下，虽然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和平宪法”仍将主导日本的内政外交，但从发展趋势上看，它的修改只是迟早之事。在对历史问题没有充分反省的情况下，在右翼势力呈不断上升之势的背景下，这样的修改能否保证日本沿着二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继续走下去，不能不让人们担忧。
　　与此同时，日本与多个邻国有着领土、领海方面的争议。就中日而言，钓鱼岛、东海之争近来日趋激烈。中国以“和平发展”为国家发展战略，因此力主以对话、协商方式解决争端。而日本的立场却日趋强硬。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公布的日本新《防卫大纲》竟然将中国列为“威胁”。与此同时，日本与“台独”势力明里暗里的勾搭，早已引起了中国人民的警惕。日本对其《周边事态法案》适用范围是否涵盖台湾一直含糊其辞。在此情况下，已经成为经济大国、正在走向军事强国、又在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日本，如果缺乏正义精神，对自己的过去没有正确认识，那对亚洲特别是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句话或许最值得我们玩味。
　　因此，中国要求日本正确对待自己的那段历史，决不是纠缠于历史问题不放，而是基于现实及未来安全战略考虑的正当要求。如果往深层上说，它还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对一个精神偏狭的国家的道义拷问。事实上，对于日本自己来说，是否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也是关系到它能否成为“正常国家”的重要因素。古人云“知耻近乎勇”。一个国家与民族，如果连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都没有，那它成为“正常国家”的道德基础又在哪里呢？在这一点，作为国家象征的小泉首相，无疑应该向阿巴斯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