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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危机频仍，西北局势不稳，文艺界目光投向绥远。草璞、冰心等先后出游西北，其时，该地尚显平静，作品主要关注沿途风物。1936年，中日在此地区矛盾加深，范长江深入西北见证地区局势的动荡。绥远抗战爆发后，在民族主义的刺激下，支持、表现绥远抗战的作品陆续问世。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绥远的焦点位置遂被取代。20世纪30年代，文艺界对绥远的关注与国难牵连始终。
关键词：国难；西北纪游；《光明》；绥远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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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步步加紧，先是占领东三省、热河，随后策动华北自治，至1936年又妄图将内蒙、绥远尽收囊中。此时，察东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委员长德王要求高度自治的心理，秘密策动德王在内蒙古造成独立局面，进而统一内外蒙古，建立蒙古国。”[1]为此，“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军自然要把夺取内含西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中国绥远省，视为完成‘蒙古建国’的下一阶段战略目标”[1]，绥远前途未卜。
危难非自今日始，东三省沦陷后，西北即有风云变幻之忧。日本蚕食，国人忧惧，文艺界在“国难”这一时代关键词的影响下关注绥远，建言、呐喊，要求守边卫国之声此起彼伏。
一、文艺界对西北的探访
出于危机意识，到西北诸地探访的文人学者陆续启程。1931年冬，草璞等“由上海出发，遍走华北塞外各地。河套一带，足跡尤所遍历。我国西北诸地交通不便，地瘠民悍，无山水可玩、文物足观，内地人士，鲜有往游者，故西北情形，国人向所漠视。河套为塞北丰饶之区，久为外人所垂涎，且该地枕阴山，带黄水，形势扼要，现已不啻为国防第一线，历观国人著作，汗牛充栋，游记尤夥，但鲜有注意政治、军事、实业等价值者，关于河套之详细记载尤少，爰将个人在河套途中工作之日记，公诸国人，深望大雅，有以教正焉”[2]。河套物产丰饶、地势扼要引外人觊觎，作者往游西北，记录沿途见闻以资警世。草璞纪游显有警惕日本之心，不过文章所及多为河套风土民情，用意在增加国人对当地之了解，至于日人渗透情况，或许由于其尚属潜伏状态，作品对此涉及较少。需要指出的是，该作1936年10月下旬由《中央日报》连载，国民党宣传喉舌借此暗示政府捍卫西北之立场，斯时，作品的象征意义已超越其文学价值。
草璞之后，“使至塞上”察看边情的脚步依旧延续。1934年夏，冰心、吴文藻、郑振铎等作家、学者参加“平绥沿线旅行团”。该团由北平 “自七月七日出发，十八日到平地泉，因故折回”，八月八日再次登程，“八月二十五日重复回来，两次共历时六星期，经地是平绥全线，自清华园站至包头站，旁及云冈、百灵庙等处”[3]P69。冰心与草璞之作相似处有二，其一，纪行缘起皆因西北遭外人窥伺；再者，作品均大量刻录当地风情。关于出游动因，冰心表示：“自从东北失守之后，国人矍然的觉出了边防之重要，于是开发西北之声，甚嚣尘上。而到底西北在哪里？中国西北边况到底如何？则大抵茫然莫知所答，且自东北沦亡，西北牧畜，垦植，又成全国富源之所在，而西北的土地，物产，商运等各种情形，我们亦都甚隔膜。”“同时，在国难之中，我们不当再狃于旧习，闭居关内，目边人为异族，视塞外为畏途，我们是应当远出边境，与各族同胞剖心开怀，精诚联合，以共御强邻的侵逼的。”[3]P69东省唇亡西北齿寒，但山水阻隔，国人对个中情形知之甚少，长久以往，西部各省恐亦为强邻所噬，探访西北巩固边防势在必行。然而，沉重的写作背景并未全然影响作家的游览兴致。一路上，作家参观归绥召庙、“鄂博”、感受蒙民纵马英姿，以及“早穿棉皮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的绥地气象。草原别有风情，冰心等夜宿蒙古包，“拥衾默卧，天窗洞开，夜气凉爽，星光满天，听见牧马嘶鸣，群獒追逐，边声四合，心里觉着有无端的悲喜。”[3]P99在百灵庙，作家体验蒙民盛情，参观寺庙，品味“全羊席”，试骑蒙古马，欣赏马头琴与胡琴合奏之“托伦托”，出席“赛马摔跤二会”，汉蒙联谊尽欢而散。或许基于一路的畅快心情，作家当日对汉蒙合作巩固国防抱有极大希望，而此时，日人图谋西北的蠢动已在悄然进行。关于此次旅行的记录，可划归文学范畴的还有郑振铎以书信形式写成的游记，作品主要讲述旅途 “古迹故事”，描写绥、蒙之景观与冰心大致相似。冰心等西北一游基于国难，不过，就作品来看，反映更多的是蒙地壮美与蒙民豪情，本来，描绘沿途风景激发爱国热情也是此行目的之一。至于绥远危局，到此一游的作家难有深入了解。
“九·一八”后，外寇益发猖狂，草璞、冰心发言立意确有民族主义色彩，但作品游记的成分更令人印象深刻。时日推移，西北风景不殊而山河有异。1936年8月，《大公报》范长江临危受命踏上这片黄沙热土。作家途经绥远之归绥、武川、萨拉齐、松稻岭等到达宁夏，“往返二月有余”[4]P37，据路上见闻作《忆西蒙》，将西北边情细细道来。
绥远局势恶化，作家关注重心已非沿路景色，笔力所及多涉内忧外患。1936年，“正是日本积极经营内蒙的高潮，百灵庙正在日人策动之下”，成为侵略内蒙的据点，范长江搭乘的车队害怕日伪侵扰“已不敢经过百灵庙”[4]P42。此时，冰心往游的宽松环境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别动队”及日本特务别有深意的“关心”，作家殊觉生死难料如履薄冰。一路行来，范氏见识了内外勾结沆瀣一气的明目张胆。在阴山，“有几辆挂太阳旗的军用车从我们后面驶来，里面坐些蒙古人。开车的‘友邦’人士，趾高气扬地驾着汽车横冲直闯。”在松稻岭，作家遇见一个“给日人侦察队做向导的蒙古人”，据此人说，1935年至1936年间，日本人测量百灵庙至阿拉善、额济纳的道路，“其中有一大段路，都是他作向导”。至于蒙古上层，“德王曾派其亲信之掌印官某蒙古人为侦察队之翻译”，日人也在“沿途送蒙古王公许多珍贵物品”以为拉拢。作家痛恨日本侵略，但对受其利用的蒙族同胞却不乏同情。范氏认为“日本占领东蒙之后，西蒙古各部在德王等倡导之下，要求自治，其最初之意义，至为光明正大”，然而“内蒙自治因与察绥两省之存在根本冲突，中央不能从国家大局前途作深远之打算，彻底解决蒙古问题，同时不能对察绥两省之疆域财政等谋周全之办法，而因循于察绥两省当局与少数蒙古王公利害之间，苟且敷衍，致引起蒙古前进派之失望，而授日本以可乘之机。”[4]P47范长江曾深入阿拉善蒙古探访定远营，多次实地走访引发作家对蒙古问题的反思。范氏认为，蒙古民族本“异常优良”，但近年来国家民族政策多有败笔，若“果有妥善之民族政策，何至于在我们自己家里的蒙古民族，被人利用来和我们自己冲突！”[4]P44汉蒙本为兄弟，遭日人乘隙离间祸起萧墙，前因后果思之令人叹惋、痛心。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国难接踵，蒙、绥震动，作家出于爱国赤诚访游西北。冰心成行时绥省尚显平静，游览之乐洋溢全篇。范长江探访之际，德王与国民政府之决裂趋于明朗，作家恨外人入侵，痛手足相残，民族话语贯穿全篇，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待到《中央日报》刊载《河套纪游》，中日绥蒙之争一触即发。
二、文艺界对绥远抗战的反映
前述作家对西北的担忧终被坐实，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该战关系绥远去留，民众爱国情绪高涨的时代背景下，国人摇旗呐喊，文艺界各尽所能关注绥战。
绥远烽火燃起，洪深、沈起予主编的《光明》反应迅速，连续推出了一批表现绥战的作品，借助对该刊的梳理即可管窥绥战文学影像一斑。实际上，《光明》自创刊之日，就已将目光投向了西北，刊物推出了舒群的《蒙古之夜》。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作为游击队员的“我”遭日伪追击负伤，逃亡途中为当地蒙族姑娘所救，由此逃过一劫，但那位姑娘却在敌人搜捕“我”的过程中遭蹂躏而死。作品首先打出了反抗日伪的旗帜，并通过质朴、善良的蒙族姑娘被敌人奸杀这一情节，控诉日伪荼毒无辜。除此，作品还流露出对战争的反思。绥战爆发后，民族话语陡然升温，舒群呼吁民众全力支援绥远抗战，“近几天来，我看到几个团体发出几条勉励绥省将士的电文，还有上海救国会的捐款，旅平绥省同乡会绝食一日的集资……慰劳绥省将士的消息。我想我们应当使这个运动继续着开展起来，普遍起来。我希望《光明》，《生活星期刊》以及其他刊物能负起这个责任”[5]。对此，《光明》表示“关于捐款援助绥省抗敌将士的事，本刊已和各文化杂志共同发起，一方面在各志编辑费稿费中扣除十分之二，充抗敌经费及以各杂志名义去电激勉外，并热切地希望读者们也能当仁不让，慷慨捐助，我们相信我们的读者决不会使这热情的作者失望的。”[5]此后，《光明》广泛搜求，有关绥战的作品陆续面世。
《光明》第一篇援绥作品乃臧克家《肉的长城——为绥东抗战将士作》[6]：
十月天，/脚踏着地/像履冰；/单薄的戎装上/刺烂了冷刀——/塞北十月的风！/抱着枪，/一个挨一个，/好男儿/给祖国打起了肉的长城！/死也不退一步，/——退一步损一寸国土！/猛打，/立住脚；/进一步，/——夺回一寸山河！/不怕死，/只有愤勇，/谁在乎炮火/给打个血胡同！/对头，来吧，/今天没有话说，/有我没有你，/有你没有我！
冷风如刀刺割无声，狐裘难暖戎装更薄，地冻天寒将士不曾丝毫退缩，甘筑血肉长城只为心中热望：一寸山河一寸血，誓以碧血染河山。诗人此时虽身在鲁西北但心随守边将，绥战第三天便高奏战歌声援勇士。作家以与子同袍的感情鼓舞将士驱除敌寇还我山河，誓言无声，塞上长城在炮火淬炼中屹立不倒。国难当头，不独边地将士，凡我同胞皆有御侮之责，年青一代更是义不容辞：
年青人，这炉边不是你们的天地，/不怕火苗把神经烤细？/年青的胳臂是擎天柱，/快用它去辟开一条远路。/祖国正需要你一臂力，/塞北烽火正炽！/风雪做炭，天地为炉。/让战争炼一条金刚身躯！[7]
外敌逞凶，边庭风雪正紧，匣剑欲鸣，男儿当佩吴钩。少年强则中国强，作家希冀年青人脱离安乐窝练就有用之身，铁血报国不负青春。诗人并非“纸上谈兵”，抗战全面爆发后，作家脱下长衫换上戎装再赴沙场，亲身到民族战争的熔炉中发光发热。
此后，国军百灵庙告捷，《光明》适时推出《我们收复了百灵庙》：
伟大的/十一月二十四日。/收复失地的号声，/从这伟大的日子开始——/在炮火下，/在深夜里，/蒙古包深处/竖起我们的国旗。/绥远省的军队/开进百灵庙的街市。/我们收复了百灵庙，/父老们在/垂泪，/欢笑，/沦亡的蒙古少女，/狂呼祖国的骑士。/“万岁！百灵庙”/“万岁！晋绥军！”/“万岁！中华民族！”/百灵庙，/叛徒的窝巢；/百灵庙/爆发起“东征”的瓦斯；/这瓦斯/弥漫着/察哈尔的草原/多伦，滂江，嘉卜寺。/从火线冲出的英雄们/又要冲向火线里去。/听呵：百灵庙的街上/英雄们这样喊着： /“冲向东北！”/“冲向东北！”/在山海关外/还有我们的/沦亡的羊群，/沦亡的土地。[8]
11月24日，傅作义部向百灵庙敌军发起攻击，次日敌方溃逃，国军正式进驻百灵庙。敌退我进，父老“几时真有六军来”的辛酸一变而为忽闻官军收蓟北的狂喜，垂泪忆往日，欢呼庆今朝。鼙鼓动地，敌寇新败贼巢倾覆。乘胜追击，金瓯有缺东三省尚陷敌手，走马东进，山海关外才是一显身手的战场。进入1937年，《光明》对绥战话题依旧保持热情，很快又登载了宇昂充满战斗呼声的《那一天就快要到来——献给前线抗敌战士》[9]：
狂愤的北风吹散了祖国的忧郁，/锦绣的河山染满了战士的义血。/战吧！举国同胞都把希望交托给你们，/你们身系着民族的灭亡和生存！/现在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看我们是忍辱屈服还是誓死抗争。/（战士们！牢牢记紧：）/只有用我们自己的头颅和热血，/才能争得住民族的生存和光荣。/后方，你们不用担心，/有全国的民众作后盾。/（大家节衣缩食，加工减薪，以一天所得贡献给你们：）/援绥运动正疯狂般地增涨，/不要怕抗X斗争没有力量。/家庭，你们也不用担心，/你们的老母，娇妻，子女，/国家都已给他们安排定，/只要祖国能复兴，他们不愁生存。/不歼灭仇寇永不甘休，/血染的河山将永为我所有！/那一天就快要到来，/“光明”就在我们前头！
作品充满乐观的战斗精神，勉励将士英勇作战，并展示民间与政府的援绥举措，借此进一步鼓动抗日。国难面前，诗人号召军民秉持牺牲精神，争取国家复兴，民族话语在红色刊物同样响亮。不过，这并不代表《光明》放弃其左翼文化立场。刊物在诗歌方面强调“国防诗歌”及“大众化”的路线；编辑思路上又广泛发动民众，十分看重“名字不很为文坛人所熟悉的——或者完全不曾发表过作品的”“读者投稿”，这种定位、倾向通过作品有所体现。以上宇昂等人诗作无不通俗、直白，激情迸发，战斗性一览无余，刊物如此选择着眼点应在鼓动抗战，但并非所有宣传皆是优秀的作品，文艺不是口号，抗战亦须理性，如何应对民族危亡，左翼文学还有提升空间。 1937年3月，《光明》刊载挽歌：
大青山下，/飞扬起蔽日的风沙，/普天下浸在哀思里——/是天容也觉得了愁惨！？/那唤不应的忠魂哟，/在百灵庙前的荒原里，/虽然春雪消溶了，/可是，我们依然认识你们的血迹。/弟兄们哟，你们为了祖国，/拼掉了宝贵的生命，/以英勇的溅血的斗争，/唤醒了全民族久酣的迷梦。/历史的巨笔，/已在你们的墓碑上/写着“永垂不朽！”/你们用血肉筑成的长城，/今天作了我们反攻敌人的堡垒！越过大青山去吧，/向天涯去唤回我们的忠魂！[10]
青天无光，只为忠魂远逝，春雪消融，共碧血浇灌沃土。将军百战，壮士不归，生命无价，挽民族于沉沦，青山有幸，伴英雄不朽。同歌魂兮归来的还有冼星海，他为《追悼绥远将士》歌谱曲，悲壮、苍凉的歌声久久回荡：“在平原，在山岗，你们的啸声震死敌人和汉奸。在后方，在前线，你们的啸声，在未死的人们心里呐喊。”[11]
《光明》中绥远话题的言说者不止诗人，小说《募捐》[12]、《出路》等同样涉及绥远抗战。绥战期间，全国各基层踊跃捐款、捐物支援绥远将士，当时舆论多有报道。李辉英也描写了街头募捐的场景，但作家笔下，捐款的只限于无产阶级。作品中，学生动员某公馆捐款遭拒，与之对比鲜明的是，贫苦的工人纷纷响应，学生因之感慨，以工人为代表的贫民才是“国家民族的真正力量”。作家笔下，公馆形象不堪，此中管家、主人无一不愚昧、肮脏、荒唐。对此公馆，学生心生厌恶：“这些亡国奴，这些败类，这些世上的寄生虫，有朝一日非把他们铲除了不可”。遭批判的不止“有钱人”，捐款工人指出，前线官长也尽是贪腐之辈，只有普通战士才是最可爱的人。最后，贫富“一决高下”，公馆拒绝捐款并声称“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救国’，什么叫‘民族’，我们是谁来向谁纳贡”；而争相掏钱的车夫、学徒却温暖人心，“使得那阵阵的冷风无法吹进他们这个人群里”。国难当头，为富不仁者有之，对其进行揭露、批判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作家暗指“公馆”为某一阶层的代表，以点带面否定全体，未免偏颇。此作还将阶级属性与民族觉悟相挂钩，明写援绥募捐，实乃阶级批判。《光明》刊载的另一作品《出路》，以援绥示威为背景，重点表现民族危亡之际，青年学生的个人选择。作家在篇末点明，年青人惟有“脚踏实地地去和大众的呼吸相合拍”，坚持斗争，才能找到民族、个人的真正出路。以上两篇所写目的均在援绥，折射出当时高涨的民族话语，而其阶级批判与群众斗争的情节设计又体现出左翼作家的政治立场。绥战时期，一方面全国抗日情绪高扬，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对中共再施高压，李辉英等宣扬抗日之际突出阶级对立且出语愤激，恐与上述背景不无关系。或许也正由于时代与政治的双重影响，使得《光明》不得不兼顾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形成左翼刊物独特的声音。
《光明》为表现绥远抗战做了不少文章，除前述诗歌、小说，《光明》还刊布了题为《前进！杀！》、《长征》、《骑兵袭击》等许多充满战斗性的木刻作品，其中一幅《绥东之夜》[13]，表现的就是绥战期间的一次夜袭。木刻之外，戏剧《骆驼之铃》[14]也以绥远抗战为背景。作品表现了战争给当地汉、蒙居民带来的灾难，对流离失所的蒙民尤表同情，并以此谴责日伪。该作情节略嫌松散，倒是主人公随口一段《绥远调》，以地方歌谣的形式出之，语言形象、活泼，成为全篇精彩一笔：
大青山上的积雪总有一日消，
刮野鬼的哥哥呀，几时才醒？
从前你们只把百姓害，
而今勾结那鬼子呀把国卖。
十月里的河水哟冻成厚冰，
大青山上的哥哥们太狠心；
你替那洋鬼子动刀枪，
炸弹下的妹妹哟活遭殃。
西北安危引各方关注，《光明》除推出相关创作，还对一些文艺团体的援绥活动进行了介绍。1936年11月22日，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大会召开，孙席珍、曹靖华、李何林等人出席，与会人士决心“要把全力致力援绥”[15]。西北、华北唇亡齿寒，紧急关头北平文艺界鼎力相助，绥远文艺界更是责无旁贷。绥远文坛集合力量，成立“文艺界救国大会”。其中，一度撤销的心波社“现在因绥东紧张”再起炉灶，“出版《绥远青年》”并有“话剧股和宣传股，参加抗敌工作”。在当地主持《西北日报》副刊《塞风》的文坛宿将杨令德，还“把《西北日报》的第四版，完全让给文艺青年。刊登救亡作品的刊物，计有《边防文艺》、《边防文垒》、《曼流》等”[16]。此时，无论是由“省党部宣传科组织成立”的心波社，还是走“诗歌国防文学化”、“大众化”路线的塞原社，皆把宣传抗战放在首位，外敌当前，不同倾向的文艺社团都发出了救亡的呼声。
三、结语
20世纪30年代，文艺界对绥远的关注与国难密切相关。30年代初期，出于民族危机意识，不少文化人士踏上西北这片久为人所隔膜的土地，通过一篇篇游记见证蒙民英姿，勾勒塞外壮美。伴随西北危机加深，游览之乐为民族焦虑取代，范长江深入绥、蒙，切身感受日伪猖狂，在救亡呼声日渐高涨的大背景下，作家揭露日本阴谋，同情蒙族遭遇，寄望汉蒙携手。1936年， 11月，绥远抗战爆发，民族话语迅速升温，支持绥战的呐喊响亮一时，左翼如《光明》者，亦加入了民族话语的言说行列。正当绥战取得重大进展之际，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国人的注意力由绥远转向西安，毕竟，此时西安事变的处理更能影响民族的走向。就这样，20世纪30年代文艺界因国难而关注绥远，该地区民族危机的加深亦在作品中得到反映，其后，西安事变又导致了国人关注点的变换。家国危亡的时代背景下，文艺界对绥远的关注，注定与国难牵连始终。
参考文献：
[1]杨奎松.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J].抗日战争研究，2001，（4）.
[2]草璞.河套纪游（绪言下）[N].中央日报，1936-10-23.
[3]冰心.冰心全集（第三卷）：平绥沿线旅行纪[M].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
[4]范长江.塞上行[M].（行纪：忆西蒙）.大公报馆，1937.
[5]舒群.一个沉痛的申诉[N].光明：第一卷第十二号，1936.
[6]臧克家.肉的长城——为绥东抗战将士作[N].光明：第一卷第十二号，1936.
[7]臧克家.炉边[N].（该诗作于1937年1月26日），光明：第二卷第八号，1937.
[8]刘映元.我们收复了百灵庙[N].光明：第二卷第二号，1936.
[9]宇昂.那一天就快要到来——献给前线抗敌战士[N].光明：第二卷第四号，1937.
[10]余修.悼国殇[N].光明：第二卷第九号，1937.
[11]追悼绥远将士[N].冼星海曲，词作者李□（该字漫汉不清），光明：第二卷第八号，1937.
[12]李辉英.募捐[N].光明：第二卷第二号，1936.
[13]温涛.绥东之夜[N].光明：第二卷第六号，1937.
[14]王礁.骆驼之铃[N].光明：第二卷第九号，1937.
[15]余修，等.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大会速写[N].光明：第二卷第四号，1937.
[16]刘映元.绥远的文艺界[N].光明：第二卷第二号，1936.
作者简介：赵伟（1984—），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江苏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直）
关键词：国难；西北纪游；《光明》；绥远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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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步步加紧，先是占领东三省、热河，随后策动华北自治，至1936年又妄图将内蒙、绥远尽收囊中。此时，察东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委员长德王要求高度自治的心理，秘密策动德王在内蒙古造成独立局面，进而统一内外蒙古，建立蒙古国。”[1]为此，“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军自然要把夺取内含西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中国绥远省，视为完成‘蒙古建国’的下一阶段战略目标”[1]，绥远前途未卜。
危难非自今日始，东三省沦陷后，西北即有风云变幻之忧。日本蚕食，国人忧惧，文艺界在“国难”这一时代关键词的影响下关注绥远，建言、呐喊，要求守边卫国之声此起彼伏。
一、文艺界对西北的探访
出于危机意识，到西北诸地探访的文人学者陆续启程。1931年冬，草璞等“由上海出发，遍走华北塞外各地。河套一带，足跡尤所遍历。我国西北诸地交通不便，地瘠民悍，无山水可玩、文物足观，内地人士，鲜有往游者，故西北情形，国人向所漠视。河套为塞北丰饶之区，久为外人所垂涎，且该地枕阴山，带黄水，形势扼要，现已不啻为国防第一线，历观国人著作，汗牛充栋，游记尤夥，但鲜有注意政治、军事、实业等价值者，关于河套之详细记载尤少，爰将个人在河套途中工作之日记，公诸国人，深望大雅，有以教正焉”[2]。河套物产丰饶、地势扼要引外人觊觎，作者往游西北，记录沿途见闻以资警世。草璞纪游显有警惕日本之心，不过文章所及多为河套风土民情，用意在增加国人对当地之了解，至于日人渗透情况，或许由于其尚属潜伏状态，作品对此涉及较少。需要指出的是，该作1936年10月下旬由《中央日报》连载，国民党宣传喉舌借此暗示政府捍卫西北之立场，斯时，作品的象征意义已超越其文学价值。
草璞之后，“使至塞上”察看边情的脚步依旧延续。1934年夏，冰心、吴文藻、郑振铎等作家、学者参加“平绥沿线旅行团”。该团由北平 “自七月七日出发，十八日到平地泉，因故折回”，八月八日再次登程，“八月二十五日重复回来，两次共历时六星期，经地是平绥全线，自清华园站至包头站，旁及云冈、百灵庙等处”[3]P69。冰心与草璞之作相似处有二，其一，纪行缘起皆因西北遭外人窥伺；再者，作品均大量刻录当地风情。关于出游动因，冰心表示：“自从东北失守之后，国人矍然的觉出了边防之重要，于是开发西北之声，甚嚣尘上。而到底西北在哪里？中国西北边况到底如何？则大抵茫然莫知所答，且自东北沦亡，西北牧畜，垦植，又成全国富源之所在，而西北的土地，物产，商运等各种情形，我们亦都甚隔膜。”“同时，在国难之中，我们不当再狃于旧习，闭居关内，目边人为异族，视塞外为畏途，我们是应当远出边境，与各族同胞剖心开怀，精诚联合，以共御强邻的侵逼的。”[3]P69东省唇亡西北齿寒，但山水阻隔，国人对个中情形知之甚少，长久以往，西部各省恐亦为强邻所噬，探访西北巩固边防势在必行。然而，沉重的写作背景并未全然影响作家的游览兴致。一路上，作家参观归绥召庙、“鄂博”、感受蒙民纵马英姿，以及“早穿棉皮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的绥地气象。草原别有风情，冰心等夜宿蒙古包，“拥衾默卧，天窗洞开，夜气凉爽，星光满天，听见牧马嘶鸣，群獒追逐，边声四合，心里觉着有无端的悲喜。”[3]P99在百灵庙，作家体验蒙民盛情，参观寺庙，品味“全羊席”，试骑蒙古马，欣赏马头琴与胡琴合奏之“托伦托”，出席“赛马摔跤二会”，汉蒙联谊尽欢而散。或许基于一路的畅快心情，作家当日对汉蒙合作巩固国防抱有极大希望，而此时，日人图谋西北的蠢动已在悄然进行。关于此次旅行的记录，可划归文学范畴的还有郑振铎以书信形式写成的游记，作品主要讲述旅途 “古迹故事”，描写绥、蒙之景观与冰心大致相似。冰心等西北一游基于国难，不过，就作品来看，反映更多的是蒙地壮美与蒙民豪情，本来，描绘沿途风景激发爱国热情也是此行目的之一。至于绥远危局，到此一游的作家难有深入了解。
“九·一八”后，外寇益发猖狂，草璞、冰心发言立意确有民族主义色彩，但作品游记的成分更令人印象深刻。时日推移，西北风景不殊而山河有异。1936年8月，《大公报》范长江临危受命踏上这片黄沙热土。作家途经绥远之归绥、武川、萨拉齐、松稻岭等到达宁夏，“往返二月有余”[4]P37，据路上见闻作《忆西蒙》，将西北边情细细道来。
绥远局势恶化，作家关注重心已非沿路景色，笔力所及多涉内忧外患。1936年，“正是日本积极经营内蒙的高潮，百灵庙正在日人策动之下”，成为侵略内蒙的据点，范长江搭乘的车队害怕日伪侵扰“已不敢经过百灵庙”[4]P42。此时，冰心往游的宽松环境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别动队”及日本特务别有深意的“关心”，作家殊觉生死难料如履薄冰。一路行来，范氏见识了内外勾结沆瀣一气的明目张胆。在阴山，“有几辆挂太阳旗的军用车从我们后面驶来，里面坐些蒙古人。开车的‘友邦’人士，趾高气扬地驾着汽车横冲直闯。”在松稻岭，作家遇见一个“给日人侦察队做向导的蒙古人”，据此人说，1935年至1936年间，日本人测量百灵庙至阿拉善、额济纳的道路，“其中有一大段路，都是他作向导”。至于蒙古上层，“德王曾派其亲信之掌印官某蒙古人为侦察队之翻译”，日人也在“沿途送蒙古王公许多珍贵物品”以为拉拢。作家痛恨日本侵略，但对受其利用的蒙族同胞却不乏同情。范氏认为“日本占领东蒙之后，西蒙古各部在德王等倡导之下，要求自治，其最初之意义，至为光明正大”，然而“内蒙自治因与察绥两省之存在根本冲突，中央不能从国家大局前途作深远之打算，彻底解决蒙古问题，同时不能对察绥两省之疆域财政等谋周全之办法，而因循于察绥两省当局与少数蒙古王公利害之间，苟且敷衍，致引起蒙古前进派之失望，而授日本以可乘之机。”[4]P47范长江曾深入阿拉善蒙古探访定远营，多次实地走访引发作家对蒙古问题的反思。范氏认为，蒙古民族本“异常优良”，但近年来国家民族政策多有败笔，若“果有妥善之民族政策，何至于在我们自己家里的蒙古民族，被人利用来和我们自己冲突！”[4]P44汉蒙本为兄弟，遭日人乘隙离间祸起萧墙，前因后果思之令人叹惋、痛心。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国难接踵，蒙、绥震动，作家出于爱国赤诚访游西北。冰心成行时绥省尚显平静，游览之乐洋溢全篇。范长江探访之际，德王与国民政府之决裂趋于明朗，作家恨外人入侵，痛手足相残，民族话语贯穿全篇，悲愤之情溢于言表。待到《中央日报》刊载《河套纪游》，中日绥蒙之争一触即发。
二、文艺界对绥远抗战的反映
前述作家对西北的担忧终被坐实，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该战关系绥远去留，民众爱国情绪高涨的时代背景下，国人摇旗呐喊，文艺界各尽所能关注绥战。
绥远烽火燃起，洪深、沈起予主编的《光明》反应迅速，连续推出了一批表现绥战的作品，借助对该刊的梳理即可管窥绥战文学影像一斑。实际上，《光明》自创刊之日，就已将目光投向了西北，刊物推出了舒群的《蒙古之夜》。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作为游击队员的“我”遭日伪追击负伤，逃亡途中为当地蒙族姑娘所救，由此逃过一劫，但那位姑娘却在敌人搜捕“我”的过程中遭蹂躏而死。作品首先打出了反抗日伪的旗帜，并通过质朴、善良的蒙族姑娘被敌人奸杀这一情节，控诉日伪荼毒无辜。除此，作品还流露出对战争的反思。绥战爆发后，民族话语陡然升温，舒群呼吁民众全力支援绥远抗战，“近几天来，我看到几个团体发出几条勉励绥省将士的电文，还有上海救国会的捐款，旅平绥省同乡会绝食一日的集资……慰劳绥省将士的消息。我想我们应当使这个运动继续着开展起来，普遍起来。我希望《光明》，《生活星期刊》以及其他刊物能负起这个责任”[5]。对此，《光明》表示“关于捐款援助绥省抗敌将士的事，本刊已和各文化杂志共同发起，一方面在各志编辑费稿费中扣除十分之二，充抗敌经费及以各杂志名义去电激勉外，并热切地希望读者们也能当仁不让，慷慨捐助，我们相信我们的读者决不会使这热情的作者失望的。”[5]此后，《光明》广泛搜求，有关绥战的作品陆续面世。
《光明》第一篇援绥作品乃臧克家《肉的长城——为绥东抗战将士作》[6]：
十月天，/脚踏着地/像履冰；/单薄的戎装上/刺烂了冷刀——/塞北十月的风！/抱着枪，/一个挨一个，/好男儿/给祖国打起了肉的长城！/死也不退一步，/——退一步损一寸国土！/猛打，/立住脚；/进一步，/——夺回一寸山河！/不怕死，/只有愤勇，/谁在乎炮火/给打个血胡同！/对头，来吧，/今天没有话说，/有我没有你，/有你没有我！
冷风如刀刺割无声，狐裘难暖戎装更薄，地冻天寒将士不曾丝毫退缩，甘筑血肉长城只为心中热望：一寸山河一寸血，誓以碧血染河山。诗人此时虽身在鲁西北但心随守边将，绥战第三天便高奏战歌声援勇士。作家以与子同袍的感情鼓舞将士驱除敌寇还我山河，誓言无声，塞上长城在炮火淬炼中屹立不倒。国难当头，不独边地将士，凡我同胞皆有御侮之责，年青一代更是义不容辞：
年青人，这炉边不是你们的天地，/不怕火苗把神经烤细？/年青的胳臂是擎天柱，/快用它去辟开一条远路。/祖国正需要你一臂力，/塞北烽火正炽！/风雪做炭，天地为炉。/让战争炼一条金刚身躯！[7]
外敌逞凶，边庭风雪正紧，匣剑欲鸣，男儿当佩吴钩。少年强则中国强，作家希冀年青人脱离安乐窝练就有用之身，铁血报国不负青春。诗人并非“纸上谈兵”，抗战全面爆发后，作家脱下长衫换上戎装再赴沙场，亲身到民族战争的熔炉中发光发热。
此后，国军百灵庙告捷，《光明》适时推出《我们收复了百灵庙》：
伟大的/十一月二十四日。/收复失地的号声，/从这伟大的日子开始——/在炮火下，/在深夜里，/蒙古包深处/竖起我们的国旗。/绥远省的军队/开进百灵庙的街市。/我们收复了百灵庙，/父老们在/垂泪，/欢笑，/沦亡的蒙古少女，/狂呼祖国的骑士。/“万岁！百灵庙”/“万岁！晋绥军！”/“万岁！中华民族！”/百灵庙，/叛徒的窝巢；/百灵庙/爆发起“东征”的瓦斯；/这瓦斯/弥漫着/察哈尔的草原/多伦，滂江，嘉卜寺。/从火线冲出的英雄们/又要冲向火线里去。/听呵：百灵庙的街上/英雄们这样喊着： /“冲向东北！”/“冲向东北！”/在山海关外/还有我们的/沦亡的羊群，/沦亡的土地。[8]
11月24日，傅作义部向百灵庙敌军发起攻击，次日敌方溃逃，国军正式进驻百灵庙。敌退我进，父老“几时真有六军来”的辛酸一变而为忽闻官军收蓟北的狂喜，垂泪忆往日，欢呼庆今朝。鼙鼓动地，敌寇新败贼巢倾覆。乘胜追击，金瓯有缺东三省尚陷敌手，走马东进，山海关外才是一显身手的战场。进入1937年，《光明》对绥战话题依旧保持热情，很快又登载了宇昂充满战斗呼声的《那一天就快要到来——献给前线抗敌战士》[9]：
狂愤的北风吹散了祖国的忧郁，/锦绣的河山染满了战士的义血。/战吧！举国同胞都把希望交托给你们，/你们身系着民族的灭亡和生存！/现在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看我们是忍辱屈服还是誓死抗争。/（战士们！牢牢记紧：）/只有用我们自己的头颅和热血，/才能争得住民族的生存和光荣。/后方，你们不用担心，/有全国的民众作后盾。/（大家节衣缩食，加工减薪，以一天所得贡献给你们：）/援绥运动正疯狂般地增涨，/不要怕抗X斗争没有力量。/家庭，你们也不用担心，/你们的老母，娇妻，子女，/国家都已给他们安排定，/只要祖国能复兴，他们不愁生存。/不歼灭仇寇永不甘休，/血染的河山将永为我所有！/那一天就快要到来，/“光明”就在我们前头！
作品充满乐观的战斗精神，勉励将士英勇作战，并展示民间与政府的援绥举措，借此进一步鼓动抗日。国难面前，诗人号召军民秉持牺牲精神，争取国家复兴，民族话语在红色刊物同样响亮。不过，这并不代表《光明》放弃其左翼文化立场。刊物在诗歌方面强调“国防诗歌”及“大众化”的路线；编辑思路上又广泛发动民众，十分看重“名字不很为文坛人所熟悉的——或者完全不曾发表过作品的”“读者投稿”，这种定位、倾向通过作品有所体现。以上宇昂等人诗作无不通俗、直白，激情迸发，战斗性一览无余，刊物如此选择着眼点应在鼓动抗战，但并非所有宣传皆是优秀的作品，文艺不是口号，抗战亦须理性，如何应对民族危亡，左翼文学还有提升空间。 1937年3月，《光明》刊载挽歌：
大青山下，/飞扬起蔽日的风沙，/普天下浸在哀思里——/是天容也觉得了愁惨！？/那唤不应的忠魂哟，/在百灵庙前的荒原里，/虽然春雪消溶了，/可是，我们依然认识你们的血迹。/弟兄们哟，你们为了祖国，/拼掉了宝贵的生命，/以英勇的溅血的斗争，/唤醒了全民族久酣的迷梦。/历史的巨笔，/已在你们的墓碑上/写着“永垂不朽！”/你们用血肉筑成的长城，/今天作了我们反攻敌人的堡垒！越过大青山去吧，/向天涯去唤回我们的忠魂！[10]
青天无光，只为忠魂远逝，春雪消融，共碧血浇灌沃土。将军百战，壮士不归，生命无价，挽民族于沉沦，青山有幸，伴英雄不朽。同歌魂兮归来的还有冼星海，他为《追悼绥远将士》歌谱曲，悲壮、苍凉的歌声久久回荡：“在平原，在山岗，你们的啸声震死敌人和汉奸。在后方，在前线，你们的啸声，在未死的人们心里呐喊。”[11]
《光明》中绥远话题的言说者不止诗人，小说《募捐》[12]、《出路》等同样涉及绥远抗战。绥战期间，全国各基层踊跃捐款、捐物支援绥远将士，当时舆论多有报道。李辉英也描写了街头募捐的场景，但作家笔下，捐款的只限于无产阶级。作品中，学生动员某公馆捐款遭拒，与之对比鲜明的是，贫苦的工人纷纷响应，学生因之感慨，以工人为代表的贫民才是“国家民族的真正力量”。作家笔下，公馆形象不堪，此中管家、主人无一不愚昧、肮脏、荒唐。对此公馆，学生心生厌恶：“这些亡国奴，这些败类，这些世上的寄生虫，有朝一日非把他们铲除了不可”。遭批判的不止“有钱人”，捐款工人指出，前线官长也尽是贪腐之辈，只有普通战士才是最可爱的人。最后，贫富“一决高下”，公馆拒绝捐款并声称“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救国’，什么叫‘民族’，我们是谁来向谁纳贡”；而争相掏钱的车夫、学徒却温暖人心，“使得那阵阵的冷风无法吹进他们这个人群里”。国难当头，为富不仁者有之，对其进行揭露、批判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作家暗指“公馆”为某一阶层的代表，以点带面否定全体，未免偏颇。此作还将阶级属性与民族觉悟相挂钩，明写援绥募捐，实乃阶级批判。《光明》刊载的另一作品《出路》，以援绥示威为背景，重点表现民族危亡之际，青年学生的个人选择。作家在篇末点明，年青人惟有“脚踏实地地去和大众的呼吸相合拍”，坚持斗争，才能找到民族、个人的真正出路。以上两篇所写目的均在援绥，折射出当时高涨的民族话语，而其阶级批判与群众斗争的情节设计又体现出左翼作家的政治立场。绥战时期，一方面全国抗日情绪高扬，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对中共再施高压，李辉英等宣扬抗日之际突出阶级对立且出语愤激，恐与上述背景不无关系。或许也正由于时代与政治的双重影响，使得《光明》不得不兼顾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形成左翼刊物独特的声音。
《光明》为表现绥远抗战做了不少文章，除前述诗歌、小说，《光明》还刊布了题为《前进！杀！》、《长征》、《骑兵袭击》等许多充满战斗性的木刻作品，其中一幅《绥东之夜》[13]，表现的就是绥战期间的一次夜袭。木刻之外，戏剧《骆驼之铃》[14]也以绥远抗战为背景。作品表现了战争给当地汉、蒙居民带来的灾难，对流离失所的蒙民尤表同情，并以此谴责日伪。该作情节略嫌松散，倒是主人公随口一段《绥远调》，以地方歌谣的形式出之，语言形象、活泼，成为全篇精彩一笔：
大青山上的积雪总有一日消，
刮野鬼的哥哥呀，几时才醒？
从前你们只把百姓害，
而今勾结那鬼子呀把国卖。
十月里的河水哟冻成厚冰，
大青山上的哥哥们太狠心；
你替那洋鬼子动刀枪，
炸弹下的妹妹哟活遭殃。
西北安危引各方关注，《光明》除推出相关创作，还对一些文艺团体的援绥活动进行了介绍。1936年11月22日，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大会召开，孙席珍、曹靖华、李何林等人出席，与会人士决心“要把全力致力援绥”[15]。西北、华北唇亡齿寒，紧急关头北平文艺界鼎力相助，绥远文艺界更是责无旁贷。绥远文坛集合力量，成立“文艺界救国大会”。其中，一度撤销的心波社“现在因绥东紧张”再起炉灶，“出版《绥远青年》”并有“话剧股和宣传股，参加抗敌工作”。在当地主持《西北日报》副刊《塞风》的文坛宿将杨令德，还“把《西北日报》的第四版，完全让给文艺青年。刊登救亡作品的刊物，计有《边防文艺》、《边防文垒》、《曼流》等”[16]。此时，无论是由“省党部宣传科组织成立”的心波社，还是走“诗歌国防文学化”、“大众化”路线的塞原社，皆把宣传抗战放在首位，外敌当前，不同倾向的文艺社团都发出了救亡的呼声。
三、结语
20世纪30年代，文艺界对绥远的关注与国难密切相关。30年代初期，出于民族危机意识，不少文化人士踏上西北这片久为人所隔膜的土地，通过一篇篇游记见证蒙民英姿，勾勒塞外壮美。伴随西北危机加深，游览之乐为民族焦虑取代，范长江深入绥、蒙，切身感受日伪猖狂，在救亡呼声日渐高涨的大背景下，作家揭露日本阴谋，同情蒙族遭遇，寄望汉蒙携手。1936年， 11月，绥远抗战爆发，民族话语迅速升温，支持绥战的呐喊响亮一时，左翼如《光明》者，亦加入了民族话语的言说行列。正当绥战取得重大进展之际，西安事变突然爆发，国人的注意力由绥远转向西安，毕竟，此时西安事变的处理更能影响民族的走向。就这样，20世纪30年代文艺界因国难而关注绥远，该地区民族危机的加深亦在作品中得到反映，其后，西安事变又导致了国人关注点的变换。家国危亡的时代背景下，文艺界对绥远的关注，注定与国难牵连始终。
参考文献：
[1]杨奎松.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J].抗日战争研究，2001，（4）.
[2]草璞.河套纪游（绪言下）[N].中央日报，1936-10-23.
[3]冰心.冰心全集（第三卷）：平绥沿线旅行纪[M].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
[4]范长江.塞上行[M].（行纪：忆西蒙）.大公报馆，1937.
[5]舒群.一个沉痛的申诉[N].光明：第一卷第十二号，1936.
[6]臧克家.肉的长城——为绥东抗战将士作[N].光明：第一卷第十二号，1936.
[7]臧克家.炉边[N].（该诗作于1937年1月26日），光明：第二卷第八号，1937.
[8]刘映元.我们收复了百灵庙[N].光明：第二卷第二号，1936.
[9]宇昂.那一天就快要到来——献给前线抗敌战士[N].光明：第二卷第四号，1937.
[10]余修.悼国殇[N].光明：第二卷第九号，1937.
[11]追悼绥远将士[N].冼星海曲，词作者李□（该字漫汉不清），光明：第二卷第八号，1937.
[12]李辉英.募捐[N].光明：第二卷第二号，1936.
[13]温涛.绥东之夜[N].光明：第二卷第六号，1937.
[14]王礁.骆驼之铃[N].光明：第二卷第九号，1937.
[15]余修，等.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大会速写[N].光明：第二卷第四号，1937.
[16]刘映元.绥远的文艺界[N].光明：第二卷第二号，1936.
作者简介：赵伟（1984—），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江苏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