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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周要出小说集了，书名《戴王冠的白鹦鹉》（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 年1 月版）取自结集的六个篇目中的一篇。第一本书该隆重点，写几句鼓励的话。无须否认，我一定是写这篇文章的最合适人选，可并不是很想写，理由很简单，有点想避嫌。
心里拉锯了几次，决定还是写。父子关系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即便有人以“文二代”揶揄，也比“富二代”“官二代”体面。文学源自内在的才华——遗传因素很少，不比外显的财富和权力继承，终究归于写作者一个人的孤独。
我是后来改的笔名，他是原名。中国人都知道那三个最遥远的朝代，所以我们父子很容易自我介绍，我叫夏商他叫夏周，夏朝商朝周朝的夏商周。初识者作恍然大悟状，好名字，容易记。记是容易记，也有缺点，被认为更像兄弟而不是父子，当然也不算缺点，多年父子成兄弟，何尝不是一件美好的事。
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我对所谓子承父业并不期许，这当然是从生计考虑，严肃文学不是好饭碗，很难作为糊口的职业。即便为数极少的幸运儿，靠文学吃上上好牛排之前，也有一份赖以糊口的差事，我在一篇讲稿里举例：“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写作是作为业余爱好而存在的，业余作家们的主业可谓五花八门，仅仅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举例，克洛德·西蒙种葡萄，海明威当记者，马尔克斯也是记者，福克纳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还当过发电厂门卫，最体面的工作是邮局雇员，后来还被炒了鱿鱼。”
朴素的生活实践告诉我，人作为社会动物，养活自己是第一位的，拥有谋生手段才是最大的才华。文学艺术使人拥有更高的精神理想，却始终是生存之外的点缀。或许有人用梭罗、梵高来反驳，以证明因文学艺术而穷困潦倒是值得的，或许对文学史、艺术史是值得的。我不否认梭罗、梵高为人类提供了精神财富，可站在人伦角度，没有父母会愿意孩子成为艺术祭坛上的牺牲。相比虚幻的情怀，父母宁愿孩子是衣食无忧的普通人，有一门赖以谋生的专业或手艺，能不为下一顿晚餐在哪儿而担心，这是平庸而有人情味的想法。
不鼓励把文学当作职业，并不意味着反对写作。事实上，写作是一项基本技能，写作是表达，是倾诉，是逻辑，是一切事与物的整理及拼图。没有写作能力，拓展思想的边界就少了重要手段。站在这个角度，我希望夏周具有一定的文学鉴赏和创作素养——给他开过一份书单，遴选了我阅读生涯中最具启发性的小说文本：《基督山伯爵》《霍乱时期的爱情》《香水》《拉格泰姆时代》《日瓦戈医生》《伪币制造者》《哈德良回忆录》《1984》《包法利夫人》《刽子手之歌》《弗兰德公路》《伤心咖啡馆之歌》《呼兰河传》《秧歌》《黄金时代》——所以，当小学生夏周把印有他短诗的校报放在我眼前时，我还是喜滋滋的。过了两年，小学生成了初中生，偏科生的特征明显了，最喜欢他的是语文老师。他写了一篇短小的虚构作品，记得标题叫《小庄和阿星》。说是虚构，也有原型，说的是两个初中生的小惆怅小憧憬，当然有他自己的影子，掺杂着少年愁滋味。那段时间，能感受到偏科带给他的压力和自卑。
他更喜欢写歌词，也有自己的词作家偶像，比如姚若龙、方文山，打完草稿，把歌词誊抄在32 开的作业本上，似有几十首，我至今没看过，估计是情窦初开的抒情。回首自己少年时，抄过当年的流行曲，比如刘家昌的《往事只能回味》，比如叶佳修的《外婆的澎湖湾》，相形之下档次要低一些，人家毕竟是原创。
歌词和诗歌是近亲，一个黄昏，初中生夏周给我看他写的一组诗，我不懂诗，感觉有那么点意思。那时我的微博还没被销号，与一个未见过面的《诗刊》编辑“互相关注”，就把文档转他指正，这位仁兄点评了两个字：不错。便不再吭声。我想应是客套话，没好意思追问不错在哪儿。未料过了段时间，此君问我讨地址，要寄样刊和稿费，竟刊登出来了，还是头条，配发了两篇诗评，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而言，是很高的规格。
这显然是巨大激励，夏周的写诗积极性高涨，又发表了几组短诗。连续发表带来了鼓舞，减轻了因偏科而导致的自卑症状——须知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因自卑而写作，用才华治愈了对自己的不信任。他变得斗志昂扬，跟他老子顶嘴的频率明显增多，使我怒不可遏的同时暗自窃喜，敢反抗父威了。反抗父威是质疑一切权威的开始，是少年真正的意识觉醒，也是独立思考的开始。从小被膜拜的无所不能的父亲似乎也没那么伟大，没那么真理在握。不“弑父”，哪来幼狮的野性威猛？
初中毕业他决定出国留学，备考雅思的同时，进入一家国际高中读英联邦课程（有句话说男孩开窍晚，总要高中才认真念书），学业更忙了，偏科没之前严重了，让他畏惧的数学成绩有了提升。
申请海外大学流程烦琐，要收集大量材料，做好背井离乡的心理建设。他好像淡忘了写作，一门心思背单词练句型，直到去英国实习途中发生了一件事……
海外高校看重学生的社会实践，赴英实习是为了完善申请材料，直白一点说，让履历漂亮些，以增加被录取的几率。夏周去实习的是伦敦一家华文杂志，作家冰河彼时被该刊延聘为总编辑，他提供了这个机会。
晌午从浦东机场起飞，傍晚新闻说，一架飞往伦敦的维珍航班在俄罗斯西伯利亚迫降，航班号显示正是儿子乘坐的那架客机。迫降是严重事故，我一阵紧张，幸好新闻很快改口为备降。解释一下两者区别：备降是指航班起飞前，会预约一两个沿途机场，遇到极端天气可借停;而迫降说明出了机械问题，虹桥机场曾有过一次起落架故障的事故，消防车往跑道喷了大量泡沫，侥幸迫降成功，堪称航空史奇迹，还拍成了电影。
虽是备降，客舱内确实冒烟了（事后检查是电器小故障），民航无小事，就变成了国际事件。等飞机安全降落在伊尔库茨克国际机场，上海电视台跟夏周连线做了专访，直播结束，应《新民周刊》之约，他连夜赶写了特稿，插排进即将印刷的最新一期，这次突发事件，夏周变身为前线记者，唤醒了他的写作热情。实习期间，他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散文《北緯51.5°——伦敦漫记》，从文本角度，有模有样了。
英联邦高中课程结束，海外的录取通知书陆续飞来，选择大学是纠结的过程，可有选择总比没选择好，选择权就是主动权，就是做命运主人的门票。夏周用排除法筛了几轮，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和昆士兰大学之间，无法再做剔除。这两所澳大利亚名校，世界排名均在TOP50 之列，一所位于悉尼，一所位于布里斯班，我比较了两校的更多细节，建议选择后者，理由是新南威尔士大学诞生于1949 年，而昆士兰大学始创于1909 年。大学拼积累拼沉淀，当然是校龄越久越好。 办完留学签证，有一小段出国前无所事事的日子，他告诉我，正在尝试写一篇小说。赴澳前夕，果然发了一个短篇到我邮箱，即《左手》。作为小说处女作，完成度还不错，然而要写好一篇小说，门槛很高，需要长期的写作训练，和对世事有恰如其分的洞察、提炼能力。《左手》存在着小说初习者常见的技术硬伤，我让他改了几稿，直到挑不出明显的纰漏，刚好《小说界》主编谢锦来我这里喝茶，就推荐给她，很快发表了。不久，该小说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青春文学年选》，这是一种辑录新锐小说家年度作品的权威选本，而辗转找到夏周并获得授权的那位编辑完全来自文学的自由市场。
夏周写小说是票友心态，主要精力在学业上，在澳洲读完多媒体设计，去纽约继续读交互设计，写小说对一个未来设计师而言，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插一句，《戴王冠的白鹦鹉》封面由他自己设计。虚构是一种创意能力，无论以后从事空间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还是商业视觉设计，文学的想象力都会增加设计的厚度和广度，而平素在英语环境中，用中文写小说还有个附加馈赠，不至于荒废掉母语的书面表达能力。
我是夏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也是把关的初审编辑，每篇都会提出修改建议，有时是结构上的，有时是文字上的，等觉得拿得出手了，再推荐给文学杂志。有一个小说家父亲，发表会顺畅一些，这无须否认。可作品达不到发表水准，我这关就过不去。顿笔一秒，捡起开首的那句话，父子关系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忽想到桂林《南方文学》曾为了“关系稿”专栏向我约稿，组稿编辑解释，此关系稿非彼关系稿，加盟作家有父子，有母女，有夫妇，有师徒，总之是现实中的亲近组合。我觉得这个想法有趣，和夏周各写一短篇小说忝列，这是我们父子首次同台亮相——即便有人以“文二代”揶揄，觉得有“近水楼台”之嫌，“举贤不避亲”对我也不存在违规，毕竟我始终野生在体制之外，不掌握任何公权力资源，手里没有版面同编辑勾兑，也没有官办文学奖的投票权用于交换，一定要说有点薄面，无非是那点虚名，而这虚名是我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属于私人财产，并不是公家给的。另一方面，这些年向文学杂志推荐缺乏发表途径的作者十个不止，到了儿子这里，反倒让他去自由投稿，我觉得这是一件看似高尚其实很矫情的事，对外人慷慨，对家人苛刻，不是我为人处事的方式。
聊聊这本小说集吧，一共六个短篇，磨磨蹭蹭写了五年，大致一年才完成一个。让我稍感意外的是，夏周一开始就有一个“给故事打结”的企图，而我读到第三篇才发现这个动机，虽然这并非全新的小说玩法，可对小说新人来说，能有这样的谋局布篇很是难得。所谓“给故事打结”，就是在不同的篇什内藏好线头，与其他篇什的线头连起来，使小说之间产生一些微妙的关系。除此之外，六个故事的背景被放在六个不同的国际都市：上海、悉尼、纽约、伦敦、东京和首尔，这些都是夏周生活或逗留过的城市。他收集了每个城市的典型坐标，如人民广场、悉尼歌剧院、自由女神像、大本钟、东京塔、景福宫，同时掀开繁华一角，将更多小型地理如小吃街、地铁、植物园、河岸、街角花园、游乐场、小店、暗巷、咖啡馆等植入情节。他的同龄人，那些落寞的年轻身影穿行其间，呈现出一幅幅因工笔于现实而凸显出超现实意味的图景。因为有了“给故事打结”和“六城记”这两个设计，结集成册，就有了主题小说集的感觉。
夏周要出小说集了，第一本书该隆重点，写几句鼓励的话。然而，我并没有改变初衷，依然不期许夏周以写小说为职业，当然，儿大不由爷。十八岁以后，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旁观者，一半是父亲，一半是朋友，他有他的人生，我的期許只是一厢情愿——中国家长要成为开明的西式家长很难，骨子里很多劣根性，希望孩子放飞自我，风筝线却绕在指上。欣慰的是，我看到文学创作并没有影响他的学业，反而给他增添了更多自信。如果他有足够的才华，我当然愿以一个同行的身份为他鼓掌。就像此刻，我要祝贺他出版第一本小说集。
心里拉锯了几次，决定还是写。父子关系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即便有人以“文二代”揶揄，也比“富二代”“官二代”体面。文学源自内在的才华——遗传因素很少，不比外显的财富和权力继承，终究归于写作者一个人的孤独。
我是后来改的笔名，他是原名。中国人都知道那三个最遥远的朝代，所以我们父子很容易自我介绍，我叫夏商他叫夏周，夏朝商朝周朝的夏商周。初识者作恍然大悟状，好名字，容易记。记是容易记，也有缺点，被认为更像兄弟而不是父子，当然也不算缺点，多年父子成兄弟，何尝不是一件美好的事。
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我对所谓子承父业并不期许，这当然是从生计考虑，严肃文学不是好饭碗，很难作为糊口的职业。即便为数极少的幸运儿，靠文学吃上上好牛排之前，也有一份赖以糊口的差事，我在一篇讲稿里举例：“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写作是作为业余爱好而存在的，业余作家们的主业可谓五花八门，仅仅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举例，克洛德·西蒙种葡萄，海明威当记者，马尔克斯也是记者，福克纳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还当过发电厂门卫，最体面的工作是邮局雇员，后来还被炒了鱿鱼。”
朴素的生活实践告诉我，人作为社会动物，养活自己是第一位的，拥有谋生手段才是最大的才华。文学艺术使人拥有更高的精神理想，却始终是生存之外的点缀。或许有人用梭罗、梵高来反驳，以证明因文学艺术而穷困潦倒是值得的，或许对文学史、艺术史是值得的。我不否认梭罗、梵高为人类提供了精神财富，可站在人伦角度，没有父母会愿意孩子成为艺术祭坛上的牺牲。相比虚幻的情怀，父母宁愿孩子是衣食无忧的普通人，有一门赖以谋生的专业或手艺，能不为下一顿晚餐在哪儿而担心，这是平庸而有人情味的想法。
不鼓励把文学当作职业，并不意味着反对写作。事实上，写作是一项基本技能，写作是表达，是倾诉，是逻辑，是一切事与物的整理及拼图。没有写作能力，拓展思想的边界就少了重要手段。站在这个角度，我希望夏周具有一定的文学鉴赏和创作素养——给他开过一份书单，遴选了我阅读生涯中最具启发性的小说文本：《基督山伯爵》《霍乱时期的爱情》《香水》《拉格泰姆时代》《日瓦戈医生》《伪币制造者》《哈德良回忆录》《1984》《包法利夫人》《刽子手之歌》《弗兰德公路》《伤心咖啡馆之歌》《呼兰河传》《秧歌》《黄金时代》——所以，当小学生夏周把印有他短诗的校报放在我眼前时，我还是喜滋滋的。过了两年，小学生成了初中生，偏科生的特征明显了，最喜欢他的是语文老师。他写了一篇短小的虚构作品，记得标题叫《小庄和阿星》。说是虚构，也有原型，说的是两个初中生的小惆怅小憧憬，当然有他自己的影子，掺杂着少年愁滋味。那段时间，能感受到偏科带给他的压力和自卑。
他更喜欢写歌词，也有自己的词作家偶像，比如姚若龙、方文山，打完草稿，把歌词誊抄在32 开的作业本上，似有几十首，我至今没看过，估计是情窦初开的抒情。回首自己少年时，抄过当年的流行曲，比如刘家昌的《往事只能回味》，比如叶佳修的《外婆的澎湖湾》，相形之下档次要低一些，人家毕竟是原创。
歌词和诗歌是近亲，一个黄昏，初中生夏周给我看他写的一组诗，我不懂诗，感觉有那么点意思。那时我的微博还没被销号，与一个未见过面的《诗刊》编辑“互相关注”，就把文档转他指正，这位仁兄点评了两个字：不错。便不再吭声。我想应是客套话，没好意思追问不错在哪儿。未料过了段时间，此君问我讨地址，要寄样刊和稿费，竟刊登出来了，还是头条，配发了两篇诗评，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而言，是很高的规格。
这显然是巨大激励，夏周的写诗积极性高涨，又发表了几组短诗。连续发表带来了鼓舞，减轻了因偏科而导致的自卑症状——须知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因自卑而写作，用才华治愈了对自己的不信任。他变得斗志昂扬，跟他老子顶嘴的频率明显增多，使我怒不可遏的同时暗自窃喜，敢反抗父威了。反抗父威是质疑一切权威的开始，是少年真正的意识觉醒，也是独立思考的开始。从小被膜拜的无所不能的父亲似乎也没那么伟大，没那么真理在握。不“弑父”，哪来幼狮的野性威猛？
初中毕业他决定出国留学，备考雅思的同时，进入一家国际高中读英联邦课程（有句话说男孩开窍晚，总要高中才认真念书），学业更忙了，偏科没之前严重了，让他畏惧的数学成绩有了提升。
申请海外大学流程烦琐，要收集大量材料，做好背井离乡的心理建设。他好像淡忘了写作，一门心思背单词练句型，直到去英国实习途中发生了一件事……
海外高校看重学生的社会实践，赴英实习是为了完善申请材料，直白一点说，让履历漂亮些，以增加被录取的几率。夏周去实习的是伦敦一家华文杂志，作家冰河彼时被该刊延聘为总编辑，他提供了这个机会。
晌午从浦东机场起飞，傍晚新闻说，一架飞往伦敦的维珍航班在俄罗斯西伯利亚迫降，航班号显示正是儿子乘坐的那架客机。迫降是严重事故，我一阵紧张，幸好新闻很快改口为备降。解释一下两者区别：备降是指航班起飞前，会预约一两个沿途机场，遇到极端天气可借停;而迫降说明出了机械问题，虹桥机场曾有过一次起落架故障的事故，消防车往跑道喷了大量泡沫，侥幸迫降成功，堪称航空史奇迹，还拍成了电影。
虽是备降，客舱内确实冒烟了（事后检查是电器小故障），民航无小事，就变成了国际事件。等飞机安全降落在伊尔库茨克国际机场，上海电视台跟夏周连线做了专访，直播结束，应《新民周刊》之约，他连夜赶写了特稿，插排进即将印刷的最新一期，这次突发事件，夏周变身为前线记者，唤醒了他的写作热情。实习期间，他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散文《北緯51.5°——伦敦漫记》，从文本角度，有模有样了。
英联邦高中课程结束，海外的录取通知书陆续飞来，选择大学是纠结的过程，可有选择总比没选择好，选择权就是主动权，就是做命运主人的门票。夏周用排除法筛了几轮，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和昆士兰大学之间，无法再做剔除。这两所澳大利亚名校，世界排名均在TOP50 之列，一所位于悉尼，一所位于布里斯班，我比较了两校的更多细节，建议选择后者，理由是新南威尔士大学诞生于1949 年，而昆士兰大学始创于1909 年。大学拼积累拼沉淀，当然是校龄越久越好。 办完留学签证，有一小段出国前无所事事的日子，他告诉我，正在尝试写一篇小说。赴澳前夕，果然发了一个短篇到我邮箱，即《左手》。作为小说处女作，完成度还不错，然而要写好一篇小说，门槛很高，需要长期的写作训练，和对世事有恰如其分的洞察、提炼能力。《左手》存在着小说初习者常见的技术硬伤，我让他改了几稿，直到挑不出明显的纰漏，刚好《小说界》主编谢锦来我这里喝茶，就推荐给她，很快发表了。不久，该小说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青春文学年选》，这是一种辑录新锐小说家年度作品的权威选本，而辗转找到夏周并获得授权的那位编辑完全来自文学的自由市场。
夏周写小说是票友心态，主要精力在学业上，在澳洲读完多媒体设计，去纽约继续读交互设计，写小说对一个未来设计师而言，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插一句，《戴王冠的白鹦鹉》封面由他自己设计。虚构是一种创意能力，无论以后从事空间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还是商业视觉设计，文学的想象力都会增加设计的厚度和广度，而平素在英语环境中，用中文写小说还有个附加馈赠，不至于荒废掉母语的书面表达能力。
我是夏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也是把关的初审编辑，每篇都会提出修改建议，有时是结构上的，有时是文字上的，等觉得拿得出手了，再推荐给文学杂志。有一个小说家父亲，发表会顺畅一些，这无须否认。可作品达不到发表水准，我这关就过不去。顿笔一秒，捡起开首的那句话，父子关系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忽想到桂林《南方文学》曾为了“关系稿”专栏向我约稿，组稿编辑解释，此关系稿非彼关系稿，加盟作家有父子，有母女，有夫妇，有师徒，总之是现实中的亲近组合。我觉得这个想法有趣，和夏周各写一短篇小说忝列，这是我们父子首次同台亮相——即便有人以“文二代”揶揄，觉得有“近水楼台”之嫌，“举贤不避亲”对我也不存在违规，毕竟我始终野生在体制之外，不掌握任何公权力资源，手里没有版面同编辑勾兑，也没有官办文学奖的投票权用于交换，一定要说有点薄面，无非是那点虚名，而这虚名是我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属于私人财产，并不是公家给的。另一方面，这些年向文学杂志推荐缺乏发表途径的作者十个不止，到了儿子这里，反倒让他去自由投稿，我觉得这是一件看似高尚其实很矫情的事，对外人慷慨，对家人苛刻，不是我为人处事的方式。
聊聊这本小说集吧，一共六个短篇，磨磨蹭蹭写了五年，大致一年才完成一个。让我稍感意外的是，夏周一开始就有一个“给故事打结”的企图，而我读到第三篇才发现这个动机，虽然这并非全新的小说玩法，可对小说新人来说，能有这样的谋局布篇很是难得。所谓“给故事打结”，就是在不同的篇什内藏好线头，与其他篇什的线头连起来，使小说之间产生一些微妙的关系。除此之外，六个故事的背景被放在六个不同的国际都市：上海、悉尼、纽约、伦敦、东京和首尔，这些都是夏周生活或逗留过的城市。他收集了每个城市的典型坐标，如人民广场、悉尼歌剧院、自由女神像、大本钟、东京塔、景福宫，同时掀开繁华一角，将更多小型地理如小吃街、地铁、植物园、河岸、街角花园、游乐场、小店、暗巷、咖啡馆等植入情节。他的同龄人，那些落寞的年轻身影穿行其间，呈现出一幅幅因工笔于现实而凸显出超现实意味的图景。因为有了“给故事打结”和“六城记”这两个设计，结集成册，就有了主题小说集的感觉。
夏周要出小说集了，第一本书该隆重点，写几句鼓励的话。然而，我并没有改变初衷，依然不期许夏周以写小说为职业，当然，儿大不由爷。十八岁以后，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旁观者，一半是父亲，一半是朋友，他有他的人生，我的期許只是一厢情愿——中国家长要成为开明的西式家长很难，骨子里很多劣根性，希望孩子放飞自我，风筝线却绕在指上。欣慰的是，我看到文学创作并没有影响他的学业，反而给他增添了更多自信。如果他有足够的才华，我当然愿以一个同行的身份为他鼓掌。就像此刻，我要祝贺他出版第一本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