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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扬一般指明清淮安、扬州二府,汉为临淮、广陵二郡,唐、宋为楚、扬二州,元代为淮安、扬州二路。本文的淮扬指南宋淮南东路楚、扬二州下辖沿运河的淮阴、山阳、宝应、高邮、江都五县及沿海的盐城一县,这六县在南宋淮南东路中受战乱影响较大,又是今天江淮方言淮扬片地域,因此作为一个研究区。关于南宋移民,吴松弟先生已有专著《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所以本文尽量选取吴先生没有用到的史料,虽属续貂,亦广见闻,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北人南迁淮扬
金人南侵后,中原移民大量移居江淮。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录徽州人胡舜申《乙巳泗州录》:“又旬日,上皇(指赵构)移幸而南,自是京师士民来者日夕继踵,益知金兵叩城之事。以上皇益南,侍卫自京师而至者益盛。”胡舜申是幸运的,他听说太原失守后,认为“淮泗不可居”,向发运使方孟卿借船,船刚过闸,潮水就落了。
洪泽闸因为要涨潮时才能开启,所以在闸前聚集了很多北方流民,他们被统治者诬为盗贼。这些京东路(今豫东、山东、苏北部分地区)和宿州(治今安徽宿州市)的民众显然是沿着汴河和泗水到达洪泽湖的,在吴先生的著作第五章第三节移民路线的东线只举了赵构、开封王氏沿汴河南迁和徐州丁逑沿泗水南迁三个例子,上述记载则说明当时沿汴河南来民众数量是巨大的。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三记载山东梁山泊“水贼”张荣在建炎三年率领军队沿泗水南下,到达楚州鼍潭湖,积茭为城,有部众万余人,次年在抵抗金军不利后,又转移到兴化县缩头湖,作水寨自保。次年三月水浅,金朝挞懒军队进攻的小船困在泥沼中,张荣部大败金军,挞懒奔逃楚州。南宋政府任命张荣为泰州知州,缩头湖后来改名得胜湖至今。
当时在楚州聚集了很多北方移民,吴先生在著作中引叶适的话“山东忠义,聚于山阳十万”,此话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反映了楚州(当时治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的北方移民之多。洪迈《夷坚志·支甲》卷二记载符离县(治今安徽宿州市)人吴皋在绍兴初年参加楚州镇抚使赵立军队,据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九,赵立是徐州张益村人,团结乡民为兵,率领忠义山寨乡兵数万人南下楚州。《夷坚三志·己》卷三记载淮阳军宿预县(今江苏宿迁市,当时属于京东路)人葛万迁居楚州,绍兴辛巳岁(1161年),倡率同乡子弟成立忠义军,自称统领。
除了汴河、泗水外,还有通过海路南迁的移民。《宋史》卷三十四记载,乾道五年(1169年)二月乙未,命令楚州兵马钤辖羊滋处置沿淮、海盗贼。先是,“海州人时旺聚众数千来请命,旺寻为金人所获,其徒渡淮而南者甚众,故命滋弹压之”。海州(治今连云港市)在绍兴和议中割给金国,绍兴三十一年为宋收回,隆兴二年(1164年)又割给金,海州人多次反抗金人统治,他们通过海路南逃入南宋是很方便的。当时淮河入海处的羊家寨(今阜宁县羊寨镇),因为接纳了大量北方流民,被认为是“奸猾所聚”,钱之望在此整编了两千多名剽悍士兵(见叶适《水心集》卷十八《华文阁待制知庐州钱公墓志铭》)。
淮人南迁江南
楚州很多民众在战乱中逃亡他乡,《夷坚志·支甲》卷八“山阳痴僧”条记载绍兴兵乱,痴僧逃亡他乡,很久以后回到原先住处,旧日相识者十存一二。王明清作于绍兴己卯年(1159年)的《投辖录》说:“顷岁两淮喋血甫定,有二士子自江南还山阳,视其故业。” 《挥麈录·余话》卷二记载廉宣仲在建炎初年从家乡山阳县避寇南去,携资产巨万至临安,遇到兵乱,资产全被劫掠,在旧友的帮助下,买船前往湖州,王明清自注说这是廉宣仲亲口所说。《夷坚志·支甲》卷九记载楚州巨富张遭乱流离,骨肉散落,只和一个仆人栖身于射阳湖(在今淮安、扬州、盐城三市交界处)中,险些被盗贼杀掉,幸好被仆人搭救,绍兴和议后才返回楚州,又积累起百万资产。他是侥幸逃生,很多人只能魂散他乡了。宝庆元年(1225年)楚州为山东土匪李全所乱,南宋不久撤销楚州,直到德二年(1276年)元军占领楚州,五十年战乱相连,逃亡人数应该远远超过南宋初年。
周作于绍熙三年(1192年)的《清波杂志》卷七说:“扬州仓猝南渡,扬子江中遗弃物尤多。后镇江渔户于西津沙际,有得一囊北珠者。”西津是镇江往来扬州的重要津渡,这里的“仓猝南渡”指建炎三年扬州大溃败一事。当年二月,赵构在扬州,金兵南下,黄潜善、汪伯彦不仅瞒报军情,还不让百姓搬迁出城,等到金兵逼近扬州,赵构仓促渡江。扬州居民争出城门逃亡,践踏致死者无数。金人游骑至瓜洲,还有十余万民众尚未渡江,奔走坠江者约有一半。金人占领扬州后纵火焚城,存活的只有几千人,这是南宋时扬州受祸最惨的一次。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扬州城内居民又逃跑一空,部分居民被刘琦用船送到江南,部分居民逃到泰州。隆兴和议后,扬州有所恢复。宋末李庭芝坚守扬州,死不降元,扬州又是“积骸满野”,大量居民逃亡。元代孔齐在《至正直记》卷四有一段总结得很好:
女真之寇乱扬州,百里之间虚无人烟,至隆兴以后复盛,德末兵乱又废。父老尝云,自扬州至中原七百里无人烟,至元贞以后复盛,至正甲午以后,今如荒野,不知何时复兴也?
不靠运河的盐城县也有南迁移民,《宋史·陆秀夫传》记载楚州盐城县人陆秀夫三岁时随父亲迁到镇江,跟随同乡孟先生学习。景定元年(1260年)中进士后,到扬州的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幕下,后至礼部侍郎。元军占领临安后,陆秀夫等人拥立赵罡、赵于海上。祥兴二年(1279年)山之战失败后,陆秀夫背着赵跳海殉宋,南宋灭亡。
根据《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家谱中也有淮扬民众南迁的记载。吴县《管氏家谱》说其祖先原籍山阳,靖康之乱时徙居苏州城东之东河。常州《新河唐氏家谱》、江阴《唐氏支谱》说唐氏祖先华甫公在宋元之际从高邮迁到常州白鹤溪,《润东北龚氏族谱》说龚氏祖先在南宋时从高邮迁往润州(今镇江市)。古代家谱不可全信,但是如果南宋家谱要伪托出地的话,总会选择河洛汴梁而不是淮扬,所以上述几则还是比较可信的。
南人北迁淮扬
江淮民众大量迁往江南后,边区人烟稀少,对南宋防守不利,所以政府多次鼓励江南民众迁往淮南,江南人多地少,有些人也乐意到淮南去开垦荒地。吴先生的著作引用高邮人陈造(1123~1203年)《江湖长翁文集》卷二十七一句话,说淮南路和高邮军(治今江苏高邮县)本来风俗淳朴,“有中原气”,近来“南北杂处”,风俗渐不如旧。“北”指北方南来移民,“南”指江南北来移民,陈造生活在淳熙前后,此话反映了乾道以来情况。关于江南移民北迁淮扬,我在这里补充几条诗歌里的证据:
(1)张良臣《感旧》:
三十六陂春水绿,四十九年人事非。
扬子江头永嘉后,吴侬荡桨北人稀。
这里用西晋的永嘉之乱指代靖康之乱,吴侬指代吴人,这首诗反映靖康元年(1126年)又过去49年后的淳熙二年(1175年),扬州地区已经有很多南方移民。
(2)陈造《邵伯阻风小泊,赠送行诸公》:
船阁雁鹜洲,人穿鱼虾市。
相逢各吴语,知识十三四。
扬州的邵伯镇(今扬州市邵伯镇)紧邻高邮,是运河边的大镇,陈造在此听到人们相逢讲吴语,反映了南宋中期邵伯镇附近江南移民之多。
(3)文天祥《至扬州》一首诗序:
予方未知所进退,余元庆引一卖柴人至……“何处可暂避一日?”曰:“侬家可。”
扬州的卖柴人自称为“侬”,这是古代吴语,反映宋末扬州的江南移民依然未改吴侬软语。
移民的影响
淮扬地区在南宋时期迁出了大量人口,又接受了中原、江南很多移民,给淮扬地区的方言带来深远影响。首先,南北方文化在此得到了进一步交融,今天淮扬方言的面貌介于北方话和吴语之间,其成因至少可以追溯至此。其次,淮扬地区因为处在运河边上,战争中死亡、逃亡人口和迁入的北方移民都要多于东面的通泰地区,今天的江淮方言淮扬片比通泰片更接近北方话,原因可能也在这里。淮扬地区的迁出移民还对邻近地区方言产生很大影响,比如镇江和扬州隔江相望,接收了很多淮扬移民,这使得镇江方言更加接近淮扬地区,今天的镇江市区附近属于江淮方言的淮扬片分布地域。
反复的移民还对风俗产生了影响,叶绍翁(浙江龙泉人,祖籍福建浦城)的《四朝闻见录》卷五《淮民浆枣》条说:
绍兴和议既坚,淮民始(一作“咸”)知生聚之乐,桑麦大稔,福建(?)号为乐区。负戴(?)而之者,谓之“反淮南”。或士民一至其地,其淮民遇夏则先以浆馈之,入秋剥枣则蒸以置诸门,任南人食之,不取价。或遇父老烹牲于社,即命同坐,有留镪者,即诮:“何为留?”坚却不受。自开禧兵变,淮民稍徙入于浙、于闽,至闭肆窖饭以俟之。既归而语故老,南人游淮者不复有壶浆、剥枣之供矣。
绍兴和议以后,逃亡江南的百姓“反(即返)淮南”,淮南重新繁荣。淮南民众对待来客很热情,这让江南人感到很不好意思,他们要留下钱来感谢淮民款待,淮民坚决不要。等到开禧战乱后,淮民南迁,受到南方人的冷遇。战乱平息后,又有人回到淮南,他们就不再热情接待南方人了。看来移民对各地人群关系的影响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乐观,也会加深各地民众之间的不信任。
江南人为何这么冷漠地对待淮扬难民呢?除了江南商品经济发达,民风不如北方淳朴之外,应该还有别的原因。曹树基先生的《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一文根据《宋史·五行志》的记载,认为隆兴二年到嘉定二年(1164~1209年),南迁的淮南民众给江南带来过好几次传染病,这可能也是导致江南民众厌恶淮民的原因之一吧。其实无论是淮扬民众,还是江南民众,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在太平盛世的今天,探寻家族源流根脉时,不能忘记祖先们的血泪辛酸之路!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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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人南迁淮扬
金人南侵后,中原移民大量移居江淮。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录徽州人胡舜申《乙巳泗州录》:“又旬日,上皇(指赵构)移幸而南,自是京师士民来者日夕继踵,益知金兵叩城之事。以上皇益南,侍卫自京师而至者益盛。”胡舜申是幸运的,他听说太原失守后,认为“淮泗不可居”,向发运使方孟卿借船,船刚过闸,潮水就落了。
洪泽闸因为要涨潮时才能开启,所以在闸前聚集了很多北方流民,他们被统治者诬为盗贼。这些京东路(今豫东、山东、苏北部分地区)和宿州(治今安徽宿州市)的民众显然是沿着汴河和泗水到达洪泽湖的,在吴先生的著作第五章第三节移民路线的东线只举了赵构、开封王氏沿汴河南迁和徐州丁逑沿泗水南迁三个例子,上述记载则说明当时沿汴河南来民众数量是巨大的。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三记载山东梁山泊“水贼”张荣在建炎三年率领军队沿泗水南下,到达楚州鼍潭湖,积茭为城,有部众万余人,次年在抵抗金军不利后,又转移到兴化县缩头湖,作水寨自保。次年三月水浅,金朝挞懒军队进攻的小船困在泥沼中,张荣部大败金军,挞懒奔逃楚州。南宋政府任命张荣为泰州知州,缩头湖后来改名得胜湖至今。
当时在楚州聚集了很多北方移民,吴先生在著作中引叶适的话“山东忠义,聚于山阳十万”,此话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反映了楚州(当时治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的北方移民之多。洪迈《夷坚志·支甲》卷二记载符离县(治今安徽宿州市)人吴皋在绍兴初年参加楚州镇抚使赵立军队,据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九,赵立是徐州张益村人,团结乡民为兵,率领忠义山寨乡兵数万人南下楚州。《夷坚三志·己》卷三记载淮阳军宿预县(今江苏宿迁市,当时属于京东路)人葛万迁居楚州,绍兴辛巳岁(1161年),倡率同乡子弟成立忠义军,自称统领。
除了汴河、泗水外,还有通过海路南迁的移民。《宋史》卷三十四记载,乾道五年(1169年)二月乙未,命令楚州兵马钤辖羊滋处置沿淮、海盗贼。先是,“海州人时旺聚众数千来请命,旺寻为金人所获,其徒渡淮而南者甚众,故命滋弹压之”。海州(治今连云港市)在绍兴和议中割给金国,绍兴三十一年为宋收回,隆兴二年(1164年)又割给金,海州人多次反抗金人统治,他们通过海路南逃入南宋是很方便的。当时淮河入海处的羊家寨(今阜宁县羊寨镇),因为接纳了大量北方流民,被认为是“奸猾所聚”,钱之望在此整编了两千多名剽悍士兵(见叶适《水心集》卷十八《华文阁待制知庐州钱公墓志铭》)。
淮人南迁江南
楚州很多民众在战乱中逃亡他乡,《夷坚志·支甲》卷八“山阳痴僧”条记载绍兴兵乱,痴僧逃亡他乡,很久以后回到原先住处,旧日相识者十存一二。王明清作于绍兴己卯年(1159年)的《投辖录》说:“顷岁两淮喋血甫定,有二士子自江南还山阳,视其故业。” 《挥麈录·余话》卷二记载廉宣仲在建炎初年从家乡山阳县避寇南去,携资产巨万至临安,遇到兵乱,资产全被劫掠,在旧友的帮助下,买船前往湖州,王明清自注说这是廉宣仲亲口所说。《夷坚志·支甲》卷九记载楚州巨富张遭乱流离,骨肉散落,只和一个仆人栖身于射阳湖(在今淮安、扬州、盐城三市交界处)中,险些被盗贼杀掉,幸好被仆人搭救,绍兴和议后才返回楚州,又积累起百万资产。他是侥幸逃生,很多人只能魂散他乡了。宝庆元年(1225年)楚州为山东土匪李全所乱,南宋不久撤销楚州,直到德二年(1276年)元军占领楚州,五十年战乱相连,逃亡人数应该远远超过南宋初年。
周作于绍熙三年(1192年)的《清波杂志》卷七说:“扬州仓猝南渡,扬子江中遗弃物尤多。后镇江渔户于西津沙际,有得一囊北珠者。”西津是镇江往来扬州的重要津渡,这里的“仓猝南渡”指建炎三年扬州大溃败一事。当年二月,赵构在扬州,金兵南下,黄潜善、汪伯彦不仅瞒报军情,还不让百姓搬迁出城,等到金兵逼近扬州,赵构仓促渡江。扬州居民争出城门逃亡,践踏致死者无数。金人游骑至瓜洲,还有十余万民众尚未渡江,奔走坠江者约有一半。金人占领扬州后纵火焚城,存活的只有几千人,这是南宋时扬州受祸最惨的一次。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扬州城内居民又逃跑一空,部分居民被刘琦用船送到江南,部分居民逃到泰州。隆兴和议后,扬州有所恢复。宋末李庭芝坚守扬州,死不降元,扬州又是“积骸满野”,大量居民逃亡。元代孔齐在《至正直记》卷四有一段总结得很好:
女真之寇乱扬州,百里之间虚无人烟,至隆兴以后复盛,德末兵乱又废。父老尝云,自扬州至中原七百里无人烟,至元贞以后复盛,至正甲午以后,今如荒野,不知何时复兴也?
不靠运河的盐城县也有南迁移民,《宋史·陆秀夫传》记载楚州盐城县人陆秀夫三岁时随父亲迁到镇江,跟随同乡孟先生学习。景定元年(1260年)中进士后,到扬州的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幕下,后至礼部侍郎。元军占领临安后,陆秀夫等人拥立赵罡、赵于海上。祥兴二年(1279年)山之战失败后,陆秀夫背着赵跳海殉宋,南宋灭亡。
根据《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家谱中也有淮扬民众南迁的记载。吴县《管氏家谱》说其祖先原籍山阳,靖康之乱时徙居苏州城东之东河。常州《新河唐氏家谱》、江阴《唐氏支谱》说唐氏祖先华甫公在宋元之际从高邮迁到常州白鹤溪,《润东北龚氏族谱》说龚氏祖先在南宋时从高邮迁往润州(今镇江市)。古代家谱不可全信,但是如果南宋家谱要伪托出地的话,总会选择河洛汴梁而不是淮扬,所以上述几则还是比较可信的。
南人北迁淮扬
江淮民众大量迁往江南后,边区人烟稀少,对南宋防守不利,所以政府多次鼓励江南民众迁往淮南,江南人多地少,有些人也乐意到淮南去开垦荒地。吴先生的著作引用高邮人陈造(1123~1203年)《江湖长翁文集》卷二十七一句话,说淮南路和高邮军(治今江苏高邮县)本来风俗淳朴,“有中原气”,近来“南北杂处”,风俗渐不如旧。“北”指北方南来移民,“南”指江南北来移民,陈造生活在淳熙前后,此话反映了乾道以来情况。关于江南移民北迁淮扬,我在这里补充几条诗歌里的证据:
(1)张良臣《感旧》:
三十六陂春水绿,四十九年人事非。
扬子江头永嘉后,吴侬荡桨北人稀。
这里用西晋的永嘉之乱指代靖康之乱,吴侬指代吴人,这首诗反映靖康元年(1126年)又过去49年后的淳熙二年(1175年),扬州地区已经有很多南方移民。
(2)陈造《邵伯阻风小泊,赠送行诸公》:
船阁雁鹜洲,人穿鱼虾市。
相逢各吴语,知识十三四。
扬州的邵伯镇(今扬州市邵伯镇)紧邻高邮,是运河边的大镇,陈造在此听到人们相逢讲吴语,反映了南宋中期邵伯镇附近江南移民之多。
(3)文天祥《至扬州》一首诗序:
予方未知所进退,余元庆引一卖柴人至……“何处可暂避一日?”曰:“侬家可。”
扬州的卖柴人自称为“侬”,这是古代吴语,反映宋末扬州的江南移民依然未改吴侬软语。
移民的影响
淮扬地区在南宋时期迁出了大量人口,又接受了中原、江南很多移民,给淮扬地区的方言带来深远影响。首先,南北方文化在此得到了进一步交融,今天淮扬方言的面貌介于北方话和吴语之间,其成因至少可以追溯至此。其次,淮扬地区因为处在运河边上,战争中死亡、逃亡人口和迁入的北方移民都要多于东面的通泰地区,今天的江淮方言淮扬片比通泰片更接近北方话,原因可能也在这里。淮扬地区的迁出移民还对邻近地区方言产生很大影响,比如镇江和扬州隔江相望,接收了很多淮扬移民,这使得镇江方言更加接近淮扬地区,今天的镇江市区附近属于江淮方言的淮扬片分布地域。
反复的移民还对风俗产生了影响,叶绍翁(浙江龙泉人,祖籍福建浦城)的《四朝闻见录》卷五《淮民浆枣》条说:
绍兴和议既坚,淮民始(一作“咸”)知生聚之乐,桑麦大稔,福建(?)号为乐区。负戴(?)而之者,谓之“反淮南”。或士民一至其地,其淮民遇夏则先以浆馈之,入秋剥枣则蒸以置诸门,任南人食之,不取价。或遇父老烹牲于社,即命同坐,有留镪者,即诮:“何为留?”坚却不受。自开禧兵变,淮民稍徙入于浙、于闽,至闭肆窖饭以俟之。既归而语故老,南人游淮者不复有壶浆、剥枣之供矣。
绍兴和议以后,逃亡江南的百姓“反(即返)淮南”,淮南重新繁荣。淮南民众对待来客很热情,这让江南人感到很不好意思,他们要留下钱来感谢淮民款待,淮民坚决不要。等到开禧战乱后,淮民南迁,受到南方人的冷遇。战乱平息后,又有人回到淮南,他们就不再热情接待南方人了。看来移民对各地人群关系的影响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乐观,也会加深各地民众之间的不信任。
江南人为何这么冷漠地对待淮扬难民呢?除了江南商品经济发达,民风不如北方淳朴之外,应该还有别的原因。曹树基先生的《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一文根据《宋史·五行志》的记载,认为隆兴二年到嘉定二年(1164~1209年),南迁的淮南民众给江南带来过好几次传染病,这可能也是导致江南民众厌恶淮民的原因之一吧。其实无论是淮扬民众,还是江南民众,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在太平盛世的今天,探寻家族源流根脉时,不能忘记祖先们的血泪辛酸之路!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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