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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扬一般指明清淮安、扬州二府，汉为临淮、广陵二郡，唐、宋为楚、扬二州，元代为淮安、扬州二路。本文的淮扬指南宋淮南东路楚、扬二州下辖沿运河的淮阴、山阳、宝应、高邮、江都五县及沿海的盐城一县，这六县在南宋淮南东路中受战乱影响较大，又是今天江淮方言淮扬片地域，因此作为一个研究区。关于南宋移民，吴松弟先生已有专著《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所以本文尽量选取吴先生没有用到的史料，虽属续貂，亦广见闻，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北人南迁淮扬
金人南侵后，中原移民大量移居江淮。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录徽州人胡舜申《乙巳泗州录》：“又旬日，上皇（指赵构）移幸而南，自是京师士民来者日夕继踵，益知金兵叩城之事。以上皇益南，侍卫自京师而至者益盛。”胡舜申是幸运的，他听说太原失守后，认为“淮泗不可居”，向发运使方孟卿借船，船刚过闸，潮水就落了。
洪泽闸因为要涨潮时才能开启，所以在闸前聚集了很多北方流民，他们被统治者诬为盗贼。这些京东路（今豫东、山东、苏北部分地区）和宿州（治今安徽宿州市）的民众显然是沿着汴河和泗水到达洪泽湖的，在吴先生的著作第五章第三节移民路线的东线只举了赵构、开封王氏沿汴河南迁和徐州丁逑沿泗水南迁三个例子，上述记载则说明当时沿汴河南来民众数量是巨大的。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三记载山东梁山泊“水贼”张荣在建炎三年率领军队沿泗水南下，到达楚州鼍潭湖，积茭为城，有部众万余人，次年在抵抗金军不利后，又转移到兴化县缩头湖，作水寨自保。次年三月水浅，金朝挞懒军队进攻的小船困在泥沼中，张荣部大败金军，挞懒奔逃楚州。南宋政府任命张荣为泰州知州，缩头湖后来改名得胜湖至今。
当时在楚州聚集了很多北方移民，吴先生在著作中引叶适的话“山东忠义，聚于山阳十万”，此话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反映了楚州（当时治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的北方移民之多。洪迈《夷坚志·支甲》卷二记载符离县（治今安徽宿州市）人吴皋在绍兴初年参加楚州镇抚使赵立军队，据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九，赵立是徐州张益村人，团结乡民为兵，率领忠义山寨乡兵数万人南下楚州。《夷坚三志·己》卷三记载淮阳军宿预县（今江苏宿迁市，当时属于京东路）人葛万迁居楚州，绍兴辛巳岁（1161年），倡率同乡子弟成立忠义军，自称统领。
除了汴河、泗水外，还有通过海路南迁的移民。《宋史》卷三十四记载，乾道五年（1169年）二月乙未，命令楚州兵马钤辖羊滋处置沿淮、海盗贼。先是，“海州人时旺聚众数千来请命，旺寻为金人所获，其徒渡淮而南者甚众，故命滋弹压之”。海州（治今连云港市）在绍兴和议中割给金国，绍兴三十一年为宋收回，隆兴二年（1164年）又割给金，海州人多次反抗金人统治，他们通过海路南逃入南宋是很方便的。当时淮河入海处的羊家寨（今阜宁县羊寨镇），因为接纳了大量北方流民，被认为是“奸猾所聚”，钱之望在此整编了两千多名剽悍士兵（见叶适《水心集》卷十八《华文阁待制知庐州钱公墓志铭》）。
淮人南迁江南
楚州很多民众在战乱中逃亡他乡，《夷坚志·支甲》卷八“山阳痴僧”条记载绍兴兵乱，痴僧逃亡他乡，很久以后回到原先住处，旧日相识者十存一二。王明清作于绍兴己卯年（1159年）的《投辖录》说：“顷岁两淮喋血甫定，有二士子自江南还山阳，视其故业。” 《挥麈录·余话》卷二记载廉宣仲在建炎初年从家乡山阳县避寇南去，携资产巨万至临安，遇到兵乱，资产全被劫掠，在旧友的帮助下，买船前往湖州，王明清自注说这是廉宣仲亲口所说。《夷坚志·支甲》卷九记载楚州巨富张遭乱流离，骨肉散落，只和一个仆人栖身于射阳湖（在今淮安、扬州、盐城三市交界处）中，险些被盗贼杀掉，幸好被仆人搭救，绍兴和议后才返回楚州，又积累起百万资产。他是侥幸逃生，很多人只能魂散他乡了。宝庆元年（1225年）楚州为山东土匪李全所乱，南宋不久撤销楚州，直到德二年（1276年）元军占领楚州，五十年战乱相连，逃亡人数应该远远超过南宋初年。
周作于绍熙三年（1192年）的《清波杂志》卷七说：“扬州仓猝南渡，扬子江中遗弃物尤多。后镇江渔户于西津沙际，有得一囊北珠者。”西津是镇江往来扬州的重要津渡，这里的“仓猝南渡”指建炎三年扬州大溃败一事。当年二月，赵构在扬州，金兵南下，黄潜善、汪伯彦不仅瞒报军情，还不让百姓搬迁出城，等到金兵逼近扬州，赵构仓促渡江。扬州居民争出城门逃亡，践踏致死者无数。金人游骑至瓜洲，还有十余万民众尚未渡江，奔走坠江者约有一半。金人占领扬州后纵火焚城，存活的只有几千人，这是南宋时扬州受祸最惨的一次。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扬州城内居民又逃跑一空，部分居民被刘琦用船送到江南，部分居民逃到泰州。隆兴和议后，扬州有所恢复。宋末李庭芝坚守扬州，死不降元，扬州又是“积骸满野”，大量居民逃亡。元代孔齐在《至正直记》卷四有一段总结得很好：
女真之寇乱扬州，百里之间虚无人烟，至隆兴以后复盛，德末兵乱又废。父老尝云，自扬州至中原七百里无人烟，至元贞以后复盛，至正甲午以后，今如荒野，不知何时复兴也？
不靠运河的盐城县也有南迁移民，《宋史·陆秀夫传》记载楚州盐城县人陆秀夫三岁时随父亲迁到镇江，跟随同乡孟先生学习。景定元年（1260年）中进士后，到扬州的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幕下，后至礼部侍郎。元军占领临安后，陆秀夫等人拥立赵罡、赵于海上。祥兴二年(1279年)山之战失败后，陆秀夫背着赵跳海殉宋，南宋灭亡。
根据《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家谱中也有淮扬民众南迁的记载。吴县《管氏家谱》说其祖先原籍山阳，靖康之乱时徙居苏州城东之东河。常州《新河唐氏家谱》、江阴《唐氏支谱》说唐氏祖先华甫公在宋元之际从高邮迁到常州白鹤溪，《润东北龚氏族谱》说龚氏祖先在南宋时从高邮迁往润州（今镇江市）。古代家谱不可全信，但是如果南宋家谱要伪托出地的话，总会选择河洛汴梁而不是淮扬，所以上述几则还是比较可信的。
南人北迁淮扬
江淮民众大量迁往江南后，边区人烟稀少，对南宋防守不利，所以政府多次鼓励江南民众迁往淮南，江南人多地少，有些人也乐意到淮南去开垦荒地。吴先生的著作引用高邮人陈造（1123～1203年）《江湖长翁文集》卷二十七一句话，说淮南路和高邮军（治今江苏高邮县）本来风俗淳朴，“有中原气”，近来“南北杂处”，风俗渐不如旧。“北”指北方南来移民，“南”指江南北来移民，陈造生活在淳熙前后，此话反映了乾道以来情况。关于江南移民北迁淮扬，我在这里补充几条诗歌里的证据：
（1）张良臣《感旧》：
三十六陂春水绿，四十九年人事非。
扬子江头永嘉后，吴侬荡桨北人稀。
这里用西晋的永嘉之乱指代靖康之乱，吴侬指代吴人，这首诗反映靖康元年（1126年）又过去49年后的淳熙二年（1175年），扬州地区已经有很多南方移民。
（2）陈造《邵伯阻风小泊，赠送行诸公》：
船阁雁鹜洲，人穿鱼虾市。
相逢各吴语，知识十三四。
扬州的邵伯镇（今扬州市邵伯镇）紧邻高邮，是运河边的大镇，陈造在此听到人们相逢讲吴语，反映了南宋中期邵伯镇附近江南移民之多。
（3）文天祥《至扬州》一首诗序：
予方未知所进退，余元庆引一卖柴人至……“何处可暂避一日？”曰：“侬家可。”
扬州的卖柴人自称为“侬”，这是古代吴语，反映宋末扬州的江南移民依然未改吴侬软语。
移民的影响
淮扬地区在南宋时期迁出了大量人口，又接受了中原、江南很多移民，给淮扬地区的方言带来深远影响。首先，南北方文化在此得到了进一步交融，今天淮扬方言的面貌介于北方话和吴语之间，其成因至少可以追溯至此。其次，淮扬地区因为处在运河边上，战争中死亡、逃亡人口和迁入的北方移民都要多于东面的通泰地区，今天的江淮方言淮扬片比通泰片更接近北方话，原因可能也在这里。淮扬地区的迁出移民还对邻近地区方言产生很大影响，比如镇江和扬州隔江相望，接收了很多淮扬移民，这使得镇江方言更加接近淮扬地区，今天的镇江市区附近属于江淮方言的淮扬片分布地域。
反复的移民还对风俗产生了影响，叶绍翁（浙江龙泉人，祖籍福建浦城）的《四朝闻见录》卷五《淮民浆枣》条说：
绍兴和议既坚，淮民始（一作“咸”）知生聚之乐，桑麦大稔，福建（？）号为乐区。负戴（？）而之者，谓之“反淮南”。或士民一至其地，其淮民遇夏则先以浆馈之，入秋剥枣则蒸以置诸门，任南人食之，不取价。或遇父老烹牲于社，即命同坐，有留镪者，即诮：“何为留？”坚却不受。自开禧兵变，淮民稍徙入于浙、于闽，至闭肆窖饭以俟之。既归而语故老，南人游淮者不复有壶浆、剥枣之供矣。
绍兴和议以后，逃亡江南的百姓“反（即返）淮南”，淮南重新繁荣。淮南民众对待来客很热情，这让江南人感到很不好意思，他们要留下钱来感谢淮民款待，淮民坚决不要。等到开禧战乱后，淮民南迁，受到南方人的冷遇。战乱平息后，又有人回到淮南，他们就不再热情接待南方人了。看来移民对各地人群关系的影响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乐观，也会加深各地民众之间的不信任。
江南人为何这么冷漠地对待淮扬难民呢？除了江南商品经济发达，民风不如北方淳朴之外，应该还有别的原因。曹树基先生的《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一文根据《宋史·五行志》的记载，认为隆兴二年到嘉定二年（1164～1209年），南迁的淮南民众给江南带来过好几次传染病，这可能也是导致江南民众厌恶淮民的原因之一吧。其实无论是淮扬民众，还是江南民众，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在太平盛世的今天，探寻家族源流根脉时，不能忘记祖先们的血泪辛酸之路！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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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人南迁淮扬
金人南侵后，中原移民大量移居江淮。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三录徽州人胡舜申《乙巳泗州录》：“又旬日，上皇（指赵构）移幸而南，自是京师士民来者日夕继踵，益知金兵叩城之事。以上皇益南，侍卫自京师而至者益盛。”胡舜申是幸运的，他听说太原失守后，认为“淮泗不可居”，向发运使方孟卿借船，船刚过闸，潮水就落了。
洪泽闸因为要涨潮时才能开启，所以在闸前聚集了很多北方流民，他们被统治者诬为盗贼。这些京东路（今豫东、山东、苏北部分地区）和宿州（治今安徽宿州市）的民众显然是沿着汴河和泗水到达洪泽湖的，在吴先生的著作第五章第三节移民路线的东线只举了赵构、开封王氏沿汴河南迁和徐州丁逑沿泗水南迁三个例子，上述记载则说明当时沿汴河南来民众数量是巨大的。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三记载山东梁山泊“水贼”张荣在建炎三年率领军队沿泗水南下，到达楚州鼍潭湖，积茭为城，有部众万余人，次年在抵抗金军不利后，又转移到兴化县缩头湖，作水寨自保。次年三月水浅，金朝挞懒军队进攻的小船困在泥沼中，张荣部大败金军，挞懒奔逃楚州。南宋政府任命张荣为泰州知州，缩头湖后来改名得胜湖至今。
当时在楚州聚集了很多北方移民，吴先生在著作中引叶适的话“山东忠义，聚于山阳十万”，此话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反映了楚州（当时治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的北方移民之多。洪迈《夷坚志·支甲》卷二记载符离县（治今安徽宿州市）人吴皋在绍兴初年参加楚州镇抚使赵立军队，据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九，赵立是徐州张益村人，团结乡民为兵，率领忠义山寨乡兵数万人南下楚州。《夷坚三志·己》卷三记载淮阳军宿预县（今江苏宿迁市，当时属于京东路）人葛万迁居楚州，绍兴辛巳岁（1161年），倡率同乡子弟成立忠义军，自称统领。
除了汴河、泗水外，还有通过海路南迁的移民。《宋史》卷三十四记载，乾道五年（1169年）二月乙未，命令楚州兵马钤辖羊滋处置沿淮、海盗贼。先是，“海州人时旺聚众数千来请命，旺寻为金人所获，其徒渡淮而南者甚众，故命滋弹压之”。海州（治今连云港市）在绍兴和议中割给金国，绍兴三十一年为宋收回，隆兴二年（1164年）又割给金，海州人多次反抗金人统治，他们通过海路南逃入南宋是很方便的。当时淮河入海处的羊家寨（今阜宁县羊寨镇），因为接纳了大量北方流民，被认为是“奸猾所聚”，钱之望在此整编了两千多名剽悍士兵（见叶适《水心集》卷十八《华文阁待制知庐州钱公墓志铭》）。
淮人南迁江南
楚州很多民众在战乱中逃亡他乡，《夷坚志·支甲》卷八“山阳痴僧”条记载绍兴兵乱，痴僧逃亡他乡，很久以后回到原先住处，旧日相识者十存一二。王明清作于绍兴己卯年（1159年）的《投辖录》说：“顷岁两淮喋血甫定，有二士子自江南还山阳，视其故业。” 《挥麈录·余话》卷二记载廉宣仲在建炎初年从家乡山阳县避寇南去，携资产巨万至临安，遇到兵乱，资产全被劫掠，在旧友的帮助下，买船前往湖州，王明清自注说这是廉宣仲亲口所说。《夷坚志·支甲》卷九记载楚州巨富张遭乱流离，骨肉散落，只和一个仆人栖身于射阳湖（在今淮安、扬州、盐城三市交界处）中，险些被盗贼杀掉，幸好被仆人搭救，绍兴和议后才返回楚州，又积累起百万资产。他是侥幸逃生，很多人只能魂散他乡了。宝庆元年（1225年）楚州为山东土匪李全所乱，南宋不久撤销楚州，直到德二年（1276年）元军占领楚州，五十年战乱相连，逃亡人数应该远远超过南宋初年。
周作于绍熙三年（1192年）的《清波杂志》卷七说：“扬州仓猝南渡，扬子江中遗弃物尤多。后镇江渔户于西津沙际，有得一囊北珠者。”西津是镇江往来扬州的重要津渡，这里的“仓猝南渡”指建炎三年扬州大溃败一事。当年二月，赵构在扬州，金兵南下，黄潜善、汪伯彦不仅瞒报军情，还不让百姓搬迁出城，等到金兵逼近扬州，赵构仓促渡江。扬州居民争出城门逃亡，践踏致死者无数。金人游骑至瓜洲，还有十余万民众尚未渡江，奔走坠江者约有一半。金人占领扬州后纵火焚城，存活的只有几千人，这是南宋时扬州受祸最惨的一次。绍兴三十一年，完颜亮南侵，扬州城内居民又逃跑一空，部分居民被刘琦用船送到江南，部分居民逃到泰州。隆兴和议后，扬州有所恢复。宋末李庭芝坚守扬州，死不降元，扬州又是“积骸满野”，大量居民逃亡。元代孔齐在《至正直记》卷四有一段总结得很好：
女真之寇乱扬州，百里之间虚无人烟，至隆兴以后复盛，德末兵乱又废。父老尝云，自扬州至中原七百里无人烟，至元贞以后复盛，至正甲午以后，今如荒野，不知何时复兴也？
不靠运河的盐城县也有南迁移民，《宋史·陆秀夫传》记载楚州盐城县人陆秀夫三岁时随父亲迁到镇江，跟随同乡孟先生学习。景定元年（1260年）中进士后，到扬州的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幕下，后至礼部侍郎。元军占领临安后，陆秀夫等人拥立赵罡、赵于海上。祥兴二年(1279年)山之战失败后，陆秀夫背着赵跳海殉宋，南宋灭亡。
根据《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家谱中也有淮扬民众南迁的记载。吴县《管氏家谱》说其祖先原籍山阳，靖康之乱时徙居苏州城东之东河。常州《新河唐氏家谱》、江阴《唐氏支谱》说唐氏祖先华甫公在宋元之际从高邮迁到常州白鹤溪，《润东北龚氏族谱》说龚氏祖先在南宋时从高邮迁往润州（今镇江市）。古代家谱不可全信，但是如果南宋家谱要伪托出地的话，总会选择河洛汴梁而不是淮扬，所以上述几则还是比较可信的。
南人北迁淮扬
江淮民众大量迁往江南后，边区人烟稀少，对南宋防守不利，所以政府多次鼓励江南民众迁往淮南，江南人多地少，有些人也乐意到淮南去开垦荒地。吴先生的著作引用高邮人陈造（1123～1203年）《江湖长翁文集》卷二十七一句话，说淮南路和高邮军（治今江苏高邮县）本来风俗淳朴，“有中原气”，近来“南北杂处”，风俗渐不如旧。“北”指北方南来移民，“南”指江南北来移民，陈造生活在淳熙前后，此话反映了乾道以来情况。关于江南移民北迁淮扬，我在这里补充几条诗歌里的证据：
（1）张良臣《感旧》：
三十六陂春水绿，四十九年人事非。
扬子江头永嘉后，吴侬荡桨北人稀。
这里用西晋的永嘉之乱指代靖康之乱，吴侬指代吴人，这首诗反映靖康元年（1126年）又过去49年后的淳熙二年（1175年），扬州地区已经有很多南方移民。
（2）陈造《邵伯阻风小泊，赠送行诸公》：
船阁雁鹜洲，人穿鱼虾市。
相逢各吴语，知识十三四。
扬州的邵伯镇（今扬州市邵伯镇）紧邻高邮，是运河边的大镇，陈造在此听到人们相逢讲吴语，反映了南宋中期邵伯镇附近江南移民之多。
（3）文天祥《至扬州》一首诗序：
予方未知所进退，余元庆引一卖柴人至……“何处可暂避一日？”曰：“侬家可。”
扬州的卖柴人自称为“侬”，这是古代吴语，反映宋末扬州的江南移民依然未改吴侬软语。
移民的影响
淮扬地区在南宋时期迁出了大量人口，又接受了中原、江南很多移民，给淮扬地区的方言带来深远影响。首先，南北方文化在此得到了进一步交融，今天淮扬方言的面貌介于北方话和吴语之间，其成因至少可以追溯至此。其次，淮扬地区因为处在运河边上，战争中死亡、逃亡人口和迁入的北方移民都要多于东面的通泰地区，今天的江淮方言淮扬片比通泰片更接近北方话，原因可能也在这里。淮扬地区的迁出移民还对邻近地区方言产生很大影响，比如镇江和扬州隔江相望，接收了很多淮扬移民，这使得镇江方言更加接近淮扬地区，今天的镇江市区附近属于江淮方言的淮扬片分布地域。
反复的移民还对风俗产生了影响，叶绍翁（浙江龙泉人，祖籍福建浦城）的《四朝闻见录》卷五《淮民浆枣》条说：
绍兴和议既坚，淮民始（一作“咸”）知生聚之乐，桑麦大稔，福建（？）号为乐区。负戴（？）而之者，谓之“反淮南”。或士民一至其地，其淮民遇夏则先以浆馈之，入秋剥枣则蒸以置诸门，任南人食之，不取价。或遇父老烹牲于社，即命同坐，有留镪者，即诮：“何为留？”坚却不受。自开禧兵变，淮民稍徙入于浙、于闽，至闭肆窖饭以俟之。既归而语故老，南人游淮者不复有壶浆、剥枣之供矣。
绍兴和议以后，逃亡江南的百姓“反（即返）淮南”，淮南重新繁荣。淮南民众对待来客很热情，这让江南人感到很不好意思，他们要留下钱来感谢淮民款待，淮民坚决不要。等到开禧战乱后，淮民南迁，受到南方人的冷遇。战乱平息后，又有人回到淮南，他们就不再热情接待南方人了。看来移民对各地人群关系的影响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乐观，也会加深各地民众之间的不信任。
江南人为何这么冷漠地对待淮扬难民呢？除了江南商品经济发达，民风不如北方淳朴之外，应该还有别的原因。曹树基先生的《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一文根据《宋史·五行志》的记载，认为隆兴二年到嘉定二年（1164～1209年），南迁的淮南民众给江南带来过好几次传染病，这可能也是导致江南民众厌恶淮民的原因之一吧。其实无论是淮扬民众，还是江南民众，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我们在太平盛世的今天，探寻家族源流根脉时，不能忘记祖先们的血泪辛酸之路！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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