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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桂西北作家群的创作前路，这应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毕竟作家群中每个作家的创作角度、创作尺度都各有所取、各有所长，要想在这各种不同的创作风格中探索出一条出路来，谈何容易。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一个作家群体的创作前景进行分析就是盲人摸象，让人一头雾水找不着北，透过桂西北作家群近期的长篇小说创作，我们可以对其创作前路进行一个整体上的把握。毕竟长篇小说是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创作思想及艺术风格的文体，而长篇小说创作也是桂西北作家群文学创作中最强有力的一脉，是桂西北作家群创作水平的最高标志。
目光拉回到十来年前，随着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鬼子的中篇小说《被雨淋湿的河》接连获得第一届及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当时的广西文坛开始将关注的目光从中短篇小说创作转向长篇小说创作。2004年年初，黄祖松以“竹松”为笔名在《广西日报》上刊发了《决战“长篇”》一文，指出“令文学桂军心中隐隐作痛的是，至今为止，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没有重大的突破，不仅数量少，获奖分量也不足”，并提出了“决战‘长篇’”的口号，因为“‘长篇’更能衡量一个作家的全面素质和水平，更能衡量一个创作队伍的整体实力！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最高战略目标在‘长篇’，文学的决战在‘长篇’”①。这是广西文坛发出的向长篇小说进军的号角，人们希望文学桂军除了在中短篇小说创作领域做出成绩外，更应该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有所作为，只有沉实厚重的长篇小说才是一个创作群体坚挺的脊梁骨，才能支撑起其庞大的躯干。黄祖松“决战‘长篇’”口号提出不久，2004年5月，在广西文艺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座谈会上，时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潘琦提出，广西文学创作，要实现四个转移：中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转移，长篇小说向影视剧转移，城市题材向农村题材转移，一般题材向重大题材转移。以此次会议为标志，文学桂军拉开了决战长篇的序幕②。此外，黄伟林在《南方文坛》2004年第2期上发表了《艰难的突围——论广西长篇小说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途径》一文，对当时广西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应对策略。一直到2007年，李建平等人的《文学桂军论》一书“结语”部分还是以《决战“长篇”及其他》为题，再次对文学桂军的长篇小说创作展开论述，期待文学桂军能拿出史诗性的长篇小说。那么，十年过去了，文学桂军特别是桂西北作家群的长篇小说创作实绩如何呢？
在“决战‘长篇’”口号提出后的两年时间里，东西、鬼子、凡一平等桂西北作家群代表性作家纷纷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此前，他们已经有过多年的小说创作锻炼，并且拥有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及知识积累，因此，在内力和外力的共同作用下，在那个时间段里，他们纷纷拿出了进入21世纪之后的首部长篇小说新作。2005年，东西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后悔录》，该书曾获《新京报》“2005年文学类好书奖”，东西也因该小说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5年度小说家”称号。2007年，鬼子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这部小说曾被《中国图书商报》评为“2007十大好书”，并获得“《小说月报》2007—2008优秀长篇小说奖”。凡一平也在2005年推出了长篇小说《顺口溜》。2005年至2007年这个时间段，可以说是21世纪桂西北作家群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东西、鬼子、凡一平的这几部长篇小说在创作题材和创作风格上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桂西北作家们已经不再过渡依赖于自身的成长经验，为了突显自己的创作与“现代”接轨，他们试图隐蔽桂西北地域身份，试图跳出桂西北地域界限，努力站上更高平台以更广阔的视野去对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命运进行关怀。东西的《后悔录》属于城市题材，而凡一平的《顺口溜》则是官场题材，鬼子的《一根水做的绳子》虽然是农村爱情题材，但是故事的发生背景并未带有明显的桂西北地域特色。可见，桂西北乡土文化底色在这一时期桂西北作家群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已经开始淡化隐失，“去地域性”成为这一时间段他们长篇小说创作的趋势。用东西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的写作是挣脱‘地方性’的，是在寻找人类的共性”，他自己也认为《后悔录》是一部挣脱了“地方性”的作品③。桂西北作家们为了获得主流文学的认同，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努力挣脱“地域性”而去追求“现代性”及“人类的共性”的做法是很正常的，毕竟没有哪一位现代作家愿意圈定自己的身份，只局限于写某个地域或某个民族，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为全世界全人类写作的。更何况这一时期汹涌而来的全球化、城市化、网络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也打破了地域、民族的壁垒，这些外部冲击也让“地域性”写作似乎难以为继，因此桂西北作家群长篇小说创作的“去地域性”也就理所当然。
当我们都以为桂西北作家群的长篇小说创作将完全突破桂西北地域限制，继续呈现更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的时候，却在十年之后惊奇地发现，在新一轮的长篇小说创作高潮中，桂西北作家们并没有在“去地域性”的创作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在当初有意地“疏离桂西北”之后，这一次又悄悄地“回归桂西北”。2013年至2015年可以算是21世纪桂西北作家群的第二个长篇小说创作高潮，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涌现出了东西的《篡改的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出版）、李约热的《我是恶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红日的《述职报告》（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等长篇小说。这几部长篇小说无一例外都是从桂西北丰厚的文化积淀中汲取养料创作而成，在这些小说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或隐或显的桂西北文化因子，这样的集体式“回归桂西北”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一阶段桂西北作家群的长篇小说创作动向及趋势。
“回归桂西北”并不是说东西、凡一平等桂西北作家回到乡土文学创作的路子上来，这几部长篇小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乡土文学，作家们只是借用了桂西北乡土文化底色来书写一种本土情感、生命体验和时代精神。从内容上看，《篡改的命》《上岭村的谋杀》是乡土题材与城市生活同时呈现，它们是东西、凡一平们进城之后对桂西北故土回头凝望的结果。这一个回头的姿势正如黄伟林在《艰难的突围——论广西长篇小说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途径》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我意识到广西小说家的作品丰富的是知识经验，少的是心灵对知识经验的咀嚼、反思，换言之，少了哲学。如果这些作者只是一个生活的享乐者，我会觉得他一往无前无可厚非，因为他有太多的快乐需要享受，有太多的经验需要传达，有太多的风景需要走马观花，甚至不妨像方方写的‘奔跑的火光’。然而，如果他想做一个小说家，特别是想做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我想提醒他，他应该时时回回头。回头，一个回头的姿势会给予他的作品更开阔的心灵的空间。”④ 也许十年前作家们并没意识到回头凝望的重要性，那时的他们埋着头勇往直前，恨不得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抢占文坛的前沿阵地，甚至引领当代文学创作的潮流。但是，十年之后，在城市中生活的东西、凡一平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体验着现代社会的剧烈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心浮躁，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乡村伦理与城市经验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因此，在这个时间点上，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头凝望“桂西北”，去写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里桂西北农民在返乡与进城之间的酸甜苦辣、艰难险阻也就不足为奇了。东西的《篡改的命》中，主人公汪槐、汪长尺父子一辈子的念想就是希望能洗掉脚上的黄泥巴，走出乡村去到城市做一个城里人。但是在急速前进的时代面前，他们永远跟不上趟，只能做城市的匆匆过客，最终被城市所践踏、抛弃、牺牲，汪长尺最后只能通过投胎成为仇人的儿子来实现成为城里人的愿念。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中，已经在城市立稳脚跟的韦波、韦涛兄弟其实并未能安心，乡村的伦理纲常仍不时纠缠他们，导致他们和男女主人公黄康贤、唐艳等共同谋杀了村里的大恶人韦三得，最后结局是韦波入狱、黄康贤自戕。这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贺小文、唐艳尽管最后都圆了进城梦，但是曾经为了能在城市中生存下来而不得不出卖身体的屈辱经历，肯定也会让她们常常不堪回首、难以释怀，她们尽管人在城里，心却永远在城外。
李约热的《我是恶人》和红日的《述职报告》都是将故事发生的时空置于桂西北小城镇中。《我是恶人》看似混乱繁杂的故事背后揭露的是因“文革”所造成的乡村社会的无序及乡村伦理的扭曲。“文革”中的野马镇“每个圩日，都要斗人”，“过节的时候，都要公审几个坏人来庆祝”，而且某年打死人之后还发生了“吃人肝”的事情。笔者和李约热是同县临镇人，这部小说中的某些场景某些故事早就听老辈人说过，可是在小说中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还是感到心头一紧，许多为当地人所讳言的事情居然都被作者写到小说中去了，看来作者连野马镇的遮羞布都扯掉了。正是“文革”所造成的混乱扭曲，使得即使已进入1982年的野马镇仍处于社会伦理秩序的失控状态之中，一些在正常理性的社会伦理秩序中原本可以控制的恶，因而不断滋长。小说中主人公马万良是自己要变成恶人的，他仇恨野马镇上那些虚伪的人们，尤其是那个在“文革”中打了他父亲后来又用枪柄砸他脑袋的公安黄少烈。当整个野马镇几乎每一户人家都为马万良天天在家磨刀而惊恐万分的时候，马万良其实疯了，并且因疯跳进白露岩死了。死后的马万良一直没有离开，他在野马镇的高处看着镇上的芸芸众生，直到两年之后看到“文革”中建的语录塔垮了，他才终于发现野马镇上老婆孩子包括仇人黄少烈“都很好”。那垮掉的语录塔何尝不是那扭曲的社会伦理秩序的坍塌，何尝不意味着新的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述职报告》从内容上看属于官场小说，主人公玖和平是一个正直善良敢担当的基层公务人员，他身上体现出了桂西北乡土社会中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是非标准。在充满漩涡的官场中，他不计名利不计得失，一切凭良心办事，但却一次次与升迁失之交臂，最终还因为擅自用毒品帮助身患重病的母亲解脱病痛而遭受牢狱之灾。如果说《我是恶人》刻画的是社会伦理之恶，那么《述职报告》则体现出了乡土伦理之善，都是桂西北乡土社会最真实最质朴的塑造。
从创作手法上看，这几位作家都追求现代叙事，都讲究语言实验，从东西、凡一平等的小说屡屡被改编成影视剧本就可以知道他们是结构故事的高手。东西的《篡改的命》和李约热的《我是恶人》都是把故事的结局提到开头，以倒叙的方式展开叙事，两部小说在写实的基础上又都带有一定的荒诞叙事色彩。《篡改的命》开头部分是汪长尺站在西江大桥上准备往下跳，他这一跳犹如当年他父亲在县教育局三楼往下跳一样，都是为了儿子。当年他高考超录取线二十分却没有被录取，父亲为了讨公道纵身一跃，结果是白白摔断腿却什么也改变不了；而这一次他从西江大桥上往下跳，却是为了保住儿子大志在养父母家里已有的一切荣华富贵；父亲和他都没办法实现进城梦，靠他自己的本事也没办法让儿子大志实现进城梦，汪长尺最后想到的办法是把大志送到富豪人家去做养子，而这一决定也导致了他最终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跳江死后的汪长尺，在已经成为麽公的汪槐的法术指引下，终于投胎到了城里，就这样，他成了自己的仇人、大志的养父林家柏与第二任老婆吴欣的孩子，实现了进城梦和富贵梦。这么看来，当年那个顶替汪长尺去上大学的牙大山这么多年来以汪长尺的名义读书、毕业、工作并当上了某单位副局长其实算不上什么荒诞，真正让人感到惊奇的是汪槐和汪长尺，他们最终居然都尽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都让自己的儿子实现了进城梦。尽管进城之路艰辛，但是不管这一路来汪家人的命运如何被他人篡改抑或自我篡改，他们还是达到了最终目的，这一略带反讽荒诞的黑色幽默结果让读者悲中带愤、怒中含泪之余，在最终掩卷的时候似乎心里又有了丝丝暖意。《我是恶人》的开头部分是死去的马万良在野马镇高处，默默地看着野马镇芸芸众生疯狂盗抢倒掉的语录塔塔砖的场景，而小说的最后部分也同样是这一场景，这样的首尾呼应，为小说营造出了荒诞的意境与奇幻的氛围。小说中20世纪80年代初的野马镇一切都乱糟糟的，马万良誓为恶人，要与全野马镇的人为敌；黄少烈因为穿着公安制服也有意保持威严神秘，与邻里不相往来；而黄少烈的儿子黄显达则更是让人捉摸不透，宁可跑去父亲的仇人马万良家住也不愿与父亲同住一屋檐下，到连马万良家都没办法住下去的时候，他宁可跑到山上的防空洞住也不愿回家；更令人叫绝的是小学校长韦尚义，他为了消除黄少烈、黄显达父子之间的隔阂，居然将黄少烈包装成英雄，让全校的小学生来学习他崇拜他，可惜黄显达却并不领情。扭曲的社会伦理秩序是导致野马镇这些光怪陆离的反常事情产生的根本原因，它同时也对野马镇上不管是“恶人”还是“善人”的身心与灵魂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与戕害，由此，开头和结尾部分马万良在高处看着“文革”语录塔的倒掉就更加显得意味深长了。
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则是以悬疑的方式展开叙事，小说开头就是韦三得吊死在村口的榕树上。当全村人都为这一村中恶霸“自绝于人民”感到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却有人报案说韦三得是被谋杀而死。为了侦破这一案件，警察像剥竹笋一样一层一层揭开谜底，没想到却引发了上岭村的连环式谋杀案。黄康贤、唐艳、韦波、韦涛等人为了除掉上岭村的恶霸韦三得而共同设计谋杀了他，并且伪造成他上吊自杀身亡的假象，被公安机关追查后韦波一个人站出来揽下所有罪状，最终被判了无期徒刑。黄康贤参与谋杀韦三得的把柄却被农妇苏春葵所掌握，并以此要挟黄宝央、黄康贤父子，黄宝央为了保护刚刚毕业回乡当警察的儿子不受牵连，又设计将苏春葵谋杀。当最后怀疑的焦点转移到黄宝央、黄康贤父子俩的身上时，为了不连累父亲，黄康贤在派出所宿舍里饮弹身亡。至此，整部小说完成了对三个谋杀事件的构建，只是不知道最后黄康贤的死，是该归咎于自己对自己的谋杀呢，还是该归咎于现实社会对他的谋杀？凡一平在小说中采用了“中国盒子式”的框架结构，一层套着一层，最终构成了一个完整封闭的叙事圈套。红日的《述职报告》则直接以第一人称叙事来切入，开篇就是主人公玖和平的自我述职。整部小说的叙事还是一如既往地带有红日式的幽默风格与调侃味道，在看似平静的娓娓道来中却展现出十足的张力与层次感，将人性的善良与阴暗一层层地显现出来，这也使得这部官场题材小说与那些模式化的官场小说有了不一样的特质与意蕴。 从小说文本的语言运用来看，《篡改的命》的语言用余华的话来说就是“生机勃勃的语言”⑤，东西也自己说在写作的时候“每当两行的标点符号一对上，我就得调整句子的长短，这种调整往往能让我找到更恰当的字词”⑥。就是这种对语言的“神经过敏”，让《篡改的命》的语言干净洗练，机智风趣，从头到尾几乎都是短句子，这样的句子相对于那些冗长烦琐的句子，读来自然是“一派生机勃勃”的了。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红日的《述职报告》的语言都带有一种诙谐、调侃的韵味，并且小说中常常会融入一些风趣辛辣的小段子，读来让人忍俊不禁。李约热的《我是恶人》则是带有一种自然野性的韵味，他只追求语言的自由随意奔放，不追求故事情节的连贯，所以整部小说初读会让人感到困惑，弄不清楚头尾，而这种混乱扭曲也恰好是作者所要追求的效果。这四部小说最重要的共同性是对桂西北民间语言的运用，小说中许多风味独特而又恰到好处的方言俚语让人读来妙趣横生，比如《篡改的命》中汪长尺说的“拉不出屎别怪地硬”，《我是恶人》中的“喝昂酒”（空腹喝酒），《述职报告》中的“尖柳”（小偷）等，尽管这些民间话语常常略显粗鄙，甚至是带臭气、带黄色的，但是其与生俱来的民间性却常常能够给小说带来意想不到的叙事效果。比如《上岭村的谋杀》中写田野上公牛母牛之间激情四射的交配，引发村里留守妇女的羡慕嫉妒，她们想活生生拆散畜生们，但是彼此却因对方多砸了自家牛几下而互相争吵扭打起来。正是这一扭打导致路过劝架的新警察黄康贤被苏春葵说成是拉偏架，并且威胁要把他告发，从而引发了上岭村第二起谋杀案，并最终导致黄康贤自杀。这一部分是整部小说向更深层次推进的过渡部分，这是精英化叙事很难合理有效推进的情节，但是通过粗鄙的民间化叙事处理，很快就顺理成章地引出后面的谋杀案，最后苏春葵的被谋杀及黄康贤的自杀都可以认为是由于几头牛的交配而引发的蝴蝶效应。由此可见，小说中民间话语除了有娱乐价值外，还有着无与伦比的实用价值，这些民间话语叙事资源在小说中的运用，“程度不同地起到了开拓空间的作用，并在文化肌理的交融中展示了叙事的审美效果”⑦。
之所以说这几部小说是桂西北作家们集体式“回归桂西北”之作，不仅仅是因为桂西北方言俚语在小说中的运用，桂西北文化场中更多的文化因子，比如歌谣文化、稻作文化、铜鼓文化、红水河文化、民间宗教信仰文化等，都在小说中得以呈现出来。只要是涉及桂西北乡土文化的小说，基本上都绕不开红水河，红水河作为桂西北大地的母亲河，它是桂西北作家们的现实家园所在及精神家园所系。《篡改的命》里汪槐、汪长尺的家乡谷里村，《上岭村的谋杀》中的上岭村，《我是恶人》中的野马镇加广岭，《述职报告》中的河边县，小说中这几个地方都是在红水河边上。“谷里”“上岭”“加广”这些地名更是曾反反复复在东西、凡一平、李约热的小说中出现过，而这几个地名在现实中确确实实也是他们家乡的名字，作家们不断地把自己的家乡嵌入到小说之中，那种赤子之心、感恩之情、挚爱之意可想而知。
桂西北民间宗教道公教在桂西北大地上广为流传，乡民家中但凡有些什么重大的解决不了的事情，首先想到的就是求助于道公，让道公施法禳灾除祸，以求平安。这几部小说都写了桂西北这一本土民间宗教信仰文化。《篡改的命》中汪槐跳楼身残回家没办法干农活，唯一的活路就是“拜光胜为师，正式成为麽公”。小说中他总共为儿子汪长尺做了两次“法”，第一次“做法”看到儿子汪长尺最后一次离家去城里将会面临血光之灾，他想化解却毫无办法；第二次“作法”是儿子汪长尺跳江死之后，他终于助儿子成功投胎到城里富贵人家。《上岭村的谋杀》中写了一场由道公们主持的安坟仪式。《我是恶人》中的青果和父亲茂林都是道公，擅长“问魂”和“开道场”，父亲茂林“文革”中被当过自己几天徒弟的白松打，气不过跳野马河，连尸首都找不到。“文革”后马万良再找青果“问魂”时，青果的“法力”已经废了，从此只能改行做阉鸡佬。有意思的是，在小说中李约热还大段大段采用了道公们的经书，而红日的《述职报告》也一样引用了大段的经书。《述职报告》中玖和平为了让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特意请了道公刘叔来为母亲做“补粮”仪式，“补粮”就是补充粮食，按桂西北民间说法，生病的老人靠“补粮”可以补到八九十岁。这些民间宗教信仰文化因子在小说中的化用，既突出了小说的民族特色与地域色彩，又增添了一层诡谲的神秘主义韵味，使小说呈现出感性、奇谲的审美风格。
由此可见，桂西北文化场对桂西北作家们的行为习惯、语言表达、思维模式、人格心理乃至宗教信仰等的形成起支配性作用，在作家们的身上深深地烙上了“桂西北”的印记，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桂西北”这三个字永远都是他们生命中最为深厚的文化背景、最为清晰的文化身份，将会持久地渗入到他们的创作之中。不过，“回归桂西北”面临着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作家们都从桂西北乡土汲取写作养料，会否造成长篇小说叙事资源的单调雷同呢？这就需要作家们根据自身认识和内在体验，再通过创新手法与现代叙事，在创作过程中把共性的资源内化为个性的经验，来完成既独具匠心又充满情怀的呈现出鲜明个人化面貌的创作。好在，我们从桂西北作家群近期长篇小说创作中看到了这种植根乡土与求新求变的融合共存。桂西北作家们似乎也发现，追求文学的“世界性”与坚持文学的“地域性”并不矛盾，相反，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相互统一的，因为只有坚持文学的“地域性”，致力于本土经验的深刻表达，才能更好地体现出世界文学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对桂西北作家们来说，写地域写民族并不妨碍他们对当下时代的关注、对广阔世界的凝视、对复杂人性的刻画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文学创作没有现成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可以套用，它并不是一潭死水，而是在不断地变化之中——时代背景在变化，读者口味在变化，文学创作技巧也在不断变化，作家们的创作也自然得求新求变。我们深知当下的桂西北作家们面临着文化书写上的两难：是“回头望”选择深厚丰富的乡土题材，还是“向前看”选择日新月异的现代主题？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也许这个时间段偏向于“回头望”，下一个时间段就倾向于“向前看”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小说创作不仅讲究“历久”，而且追求“弥新”，“历久”就要有传统、有根基，需要从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去汲取养料；“弥新”就要求新求变，要讲究创作观念、创作技巧的创新与变化；至于如何才能做到两者互相平衡协调，从而将“地域性”与“时代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则是需要每一位作家沉下心来不断思考、不断实践的，毕竟一部具有深刻内涵的作品，是需要作家们长时间的酝酿和打磨的。我们相信，在红土地的哺育下，在红水河的滋养下，在不断地求新求变中，桂西北作家们未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肯定能在叙事力度、精神高度、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内容广度达到更高的层次，从而为文坛奉献出更厚重更优秀的长篇小说精品。
【注释】
①竹松：《决战“长篇”》，载《广西日报》2004年1月6日。
②李建平、黄伟林等：《文学桂军论》，316-3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秦红增、东西：《文学地理与文化深描》，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④黄伟林：《艰难的突围——论广西长篇小说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途径》，载《南方文坛》2004年第2期。
⑤余华：《生机勃勃的语言》，载《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5年9月15日。
⑥东西：《〈篡改的命〉后记》，见东西著《篡改的命》，31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⑦张燕玲：《山里山外——〈都安作家群作品选〉杂感》，载《广西日报》2005年12月19日。
（黎学锐，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目光拉回到十来年前，随着东西的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鬼子的中篇小说《被雨淋湿的河》接连获得第一届及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当时的广西文坛开始将关注的目光从中短篇小说创作转向长篇小说创作。2004年年初，黄祖松以“竹松”为笔名在《广西日报》上刊发了《决战“长篇”》一文，指出“令文学桂军心中隐隐作痛的是，至今为止，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没有重大的突破，不仅数量少，获奖分量也不足”，并提出了“决战‘长篇’”的口号，因为“‘长篇’更能衡量一个作家的全面素质和水平，更能衡量一个创作队伍的整体实力！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最高战略目标在‘长篇’，文学的决战在‘长篇’”①。这是广西文坛发出的向长篇小说进军的号角，人们希望文学桂军除了在中短篇小说创作领域做出成绩外，更应该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有所作为，只有沉实厚重的长篇小说才是一个创作群体坚挺的脊梁骨，才能支撑起其庞大的躯干。黄祖松“决战‘长篇’”口号提出不久，2004年5月，在广西文艺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座谈会上，时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潘琦提出，广西文学创作，要实现四个转移：中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转移，长篇小说向影视剧转移，城市题材向农村题材转移，一般题材向重大题材转移。以此次会议为标志，文学桂军拉开了决战长篇的序幕②。此外，黄伟林在《南方文坛》2004年第2期上发表了《艰难的突围——论广西长篇小说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途径》一文，对当时广西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应对策略。一直到2007年，李建平等人的《文学桂军论》一书“结语”部分还是以《决战“长篇”及其他》为题，再次对文学桂军的长篇小说创作展开论述，期待文学桂军能拿出史诗性的长篇小说。那么，十年过去了，文学桂军特别是桂西北作家群的长篇小说创作实绩如何呢？
在“决战‘长篇’”口号提出后的两年时间里，东西、鬼子、凡一平等桂西北作家群代表性作家纷纷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此前，他们已经有过多年的小说创作锻炼，并且拥有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及知识积累，因此，在内力和外力的共同作用下，在那个时间段里，他们纷纷拿出了进入21世纪之后的首部长篇小说新作。2005年，东西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后悔录》，该书曾获《新京报》“2005年文学类好书奖”，东西也因该小说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5年度小说家”称号。2007年，鬼子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这部小说曾被《中国图书商报》评为“2007十大好书”，并获得“《小说月报》2007—2008优秀长篇小说奖”。凡一平也在2005年推出了长篇小说《顺口溜》。2005年至2007年这个时间段，可以说是21世纪桂西北作家群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东西、鬼子、凡一平的这几部长篇小说在创作题材和创作风格上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桂西北作家们已经不再过渡依赖于自身的成长经验，为了突显自己的创作与“现代”接轨，他们试图隐蔽桂西北地域身份，试图跳出桂西北地域界限，努力站上更高平台以更广阔的视野去对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命运进行关怀。东西的《后悔录》属于城市题材，而凡一平的《顺口溜》则是官场题材，鬼子的《一根水做的绳子》虽然是农村爱情题材，但是故事的发生背景并未带有明显的桂西北地域特色。可见，桂西北乡土文化底色在这一时期桂西北作家群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已经开始淡化隐失，“去地域性”成为这一时间段他们长篇小说创作的趋势。用东西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的写作是挣脱‘地方性’的，是在寻找人类的共性”，他自己也认为《后悔录》是一部挣脱了“地方性”的作品③。桂西北作家们为了获得主流文学的认同，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努力挣脱“地域性”而去追求“现代性”及“人类的共性”的做法是很正常的，毕竟没有哪一位现代作家愿意圈定自己的身份，只局限于写某个地域或某个民族，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为全世界全人类写作的。更何况这一时期汹涌而来的全球化、城市化、网络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也打破了地域、民族的壁垒，这些外部冲击也让“地域性”写作似乎难以为继，因此桂西北作家群长篇小说创作的“去地域性”也就理所当然。
当我们都以为桂西北作家群的长篇小说创作将完全突破桂西北地域限制，继续呈现更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的时候，却在十年之后惊奇地发现，在新一轮的长篇小说创作高潮中，桂西北作家们并没有在“去地域性”的创作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在当初有意地“疏离桂西北”之后，这一次又悄悄地“回归桂西北”。2013年至2015年可以算是21世纪桂西北作家群的第二个长篇小说创作高潮，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涌现出了东西的《篡改的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出版）、李约热的《我是恶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红日的《述职报告》（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等长篇小说。这几部长篇小说无一例外都是从桂西北丰厚的文化积淀中汲取养料创作而成，在这些小说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或隐或显的桂西北文化因子，这样的集体式“回归桂西北”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一阶段桂西北作家群的长篇小说创作动向及趋势。
“回归桂西北”并不是说东西、凡一平等桂西北作家回到乡土文学创作的路子上来，这几部长篇小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乡土文学，作家们只是借用了桂西北乡土文化底色来书写一种本土情感、生命体验和时代精神。从内容上看，《篡改的命》《上岭村的谋杀》是乡土题材与城市生活同时呈现，它们是东西、凡一平们进城之后对桂西北故土回头凝望的结果。这一个回头的姿势正如黄伟林在《艰难的突围——论广西长篇小说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途径》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我意识到广西小说家的作品丰富的是知识经验，少的是心灵对知识经验的咀嚼、反思，换言之，少了哲学。如果这些作者只是一个生活的享乐者，我会觉得他一往无前无可厚非，因为他有太多的快乐需要享受，有太多的经验需要传达，有太多的风景需要走马观花，甚至不妨像方方写的‘奔跑的火光’。然而，如果他想做一个小说家，特别是想做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我想提醒他，他应该时时回回头。回头，一个回头的姿势会给予他的作品更开阔的心灵的空间。”④ 也许十年前作家们并没意识到回头凝望的重要性，那时的他们埋着头勇往直前，恨不得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抢占文坛的前沿阵地，甚至引领当代文学创作的潮流。但是，十年之后，在城市中生活的东西、凡一平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体验着现代社会的剧烈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心浮躁，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乡村伦理与城市经验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因此，在这个时间点上，他们不约而同地回头凝望“桂西北”，去写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里桂西北农民在返乡与进城之间的酸甜苦辣、艰难险阻也就不足为奇了。东西的《篡改的命》中，主人公汪槐、汪长尺父子一辈子的念想就是希望能洗掉脚上的黄泥巴，走出乡村去到城市做一个城里人。但是在急速前进的时代面前，他们永远跟不上趟，只能做城市的匆匆过客，最终被城市所践踏、抛弃、牺牲，汪长尺最后只能通过投胎成为仇人的儿子来实现成为城里人的愿念。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中，已经在城市立稳脚跟的韦波、韦涛兄弟其实并未能安心，乡村的伦理纲常仍不时纠缠他们，导致他们和男女主人公黄康贤、唐艳等共同谋杀了村里的大恶人韦三得，最后结局是韦波入狱、黄康贤自戕。这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贺小文、唐艳尽管最后都圆了进城梦，但是曾经为了能在城市中生存下来而不得不出卖身体的屈辱经历，肯定也会让她们常常不堪回首、难以释怀，她们尽管人在城里，心却永远在城外。
李约热的《我是恶人》和红日的《述职报告》都是将故事发生的时空置于桂西北小城镇中。《我是恶人》看似混乱繁杂的故事背后揭露的是因“文革”所造成的乡村社会的无序及乡村伦理的扭曲。“文革”中的野马镇“每个圩日，都要斗人”，“过节的时候，都要公审几个坏人来庆祝”，而且某年打死人之后还发生了“吃人肝”的事情。笔者和李约热是同县临镇人，这部小说中的某些场景某些故事早就听老辈人说过，可是在小说中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还是感到心头一紧，许多为当地人所讳言的事情居然都被作者写到小说中去了，看来作者连野马镇的遮羞布都扯掉了。正是“文革”所造成的混乱扭曲，使得即使已进入1982年的野马镇仍处于社会伦理秩序的失控状态之中，一些在正常理性的社会伦理秩序中原本可以控制的恶，因而不断滋长。小说中主人公马万良是自己要变成恶人的，他仇恨野马镇上那些虚伪的人们，尤其是那个在“文革”中打了他父亲后来又用枪柄砸他脑袋的公安黄少烈。当整个野马镇几乎每一户人家都为马万良天天在家磨刀而惊恐万分的时候，马万良其实疯了，并且因疯跳进白露岩死了。死后的马万良一直没有离开，他在野马镇的高处看着镇上的芸芸众生，直到两年之后看到“文革”中建的语录塔垮了，他才终于发现野马镇上老婆孩子包括仇人黄少烈“都很好”。那垮掉的语录塔何尝不是那扭曲的社会伦理秩序的坍塌，何尝不意味着新的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述职报告》从内容上看属于官场小说，主人公玖和平是一个正直善良敢担当的基层公务人员，他身上体现出了桂西北乡土社会中传统的伦理道德和是非标准。在充满漩涡的官场中，他不计名利不计得失，一切凭良心办事，但却一次次与升迁失之交臂，最终还因为擅自用毒品帮助身患重病的母亲解脱病痛而遭受牢狱之灾。如果说《我是恶人》刻画的是社会伦理之恶，那么《述职报告》则体现出了乡土伦理之善，都是桂西北乡土社会最真实最质朴的塑造。
从创作手法上看，这几位作家都追求现代叙事，都讲究语言实验，从东西、凡一平等的小说屡屡被改编成影视剧本就可以知道他们是结构故事的高手。东西的《篡改的命》和李约热的《我是恶人》都是把故事的结局提到开头，以倒叙的方式展开叙事，两部小说在写实的基础上又都带有一定的荒诞叙事色彩。《篡改的命》开头部分是汪长尺站在西江大桥上准备往下跳，他这一跳犹如当年他父亲在县教育局三楼往下跳一样，都是为了儿子。当年他高考超录取线二十分却没有被录取，父亲为了讨公道纵身一跃，结果是白白摔断腿却什么也改变不了；而这一次他从西江大桥上往下跳，却是为了保住儿子大志在养父母家里已有的一切荣华富贵；父亲和他都没办法实现进城梦，靠他自己的本事也没办法让儿子大志实现进城梦，汪长尺最后想到的办法是把大志送到富豪人家去做养子，而这一决定也导致了他最终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跳江死后的汪长尺，在已经成为麽公的汪槐的法术指引下，终于投胎到了城里，就这样，他成了自己的仇人、大志的养父林家柏与第二任老婆吴欣的孩子，实现了进城梦和富贵梦。这么看来，当年那个顶替汪长尺去上大学的牙大山这么多年来以汪长尺的名义读书、毕业、工作并当上了某单位副局长其实算不上什么荒诞，真正让人感到惊奇的是汪槐和汪长尺，他们最终居然都尽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都让自己的儿子实现了进城梦。尽管进城之路艰辛，但是不管这一路来汪家人的命运如何被他人篡改抑或自我篡改，他们还是达到了最终目的，这一略带反讽荒诞的黑色幽默结果让读者悲中带愤、怒中含泪之余，在最终掩卷的时候似乎心里又有了丝丝暖意。《我是恶人》的开头部分是死去的马万良在野马镇高处，默默地看着野马镇芸芸众生疯狂盗抢倒掉的语录塔塔砖的场景，而小说的最后部分也同样是这一场景，这样的首尾呼应，为小说营造出了荒诞的意境与奇幻的氛围。小说中20世纪80年代初的野马镇一切都乱糟糟的，马万良誓为恶人，要与全野马镇的人为敌；黄少烈因为穿着公安制服也有意保持威严神秘，与邻里不相往来；而黄少烈的儿子黄显达则更是让人捉摸不透，宁可跑去父亲的仇人马万良家住也不愿与父亲同住一屋檐下，到连马万良家都没办法住下去的时候，他宁可跑到山上的防空洞住也不愿回家；更令人叫绝的是小学校长韦尚义，他为了消除黄少烈、黄显达父子之间的隔阂，居然将黄少烈包装成英雄，让全校的小学生来学习他崇拜他，可惜黄显达却并不领情。扭曲的社会伦理秩序是导致野马镇这些光怪陆离的反常事情产生的根本原因，它同时也对野马镇上不管是“恶人”还是“善人”的身心与灵魂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与戕害，由此，开头和结尾部分马万良在高处看着“文革”语录塔的倒掉就更加显得意味深长了。
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则是以悬疑的方式展开叙事，小说开头就是韦三得吊死在村口的榕树上。当全村人都为这一村中恶霸“自绝于人民”感到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却有人报案说韦三得是被谋杀而死。为了侦破这一案件，警察像剥竹笋一样一层一层揭开谜底，没想到却引发了上岭村的连环式谋杀案。黄康贤、唐艳、韦波、韦涛等人为了除掉上岭村的恶霸韦三得而共同设计谋杀了他，并且伪造成他上吊自杀身亡的假象，被公安机关追查后韦波一个人站出来揽下所有罪状，最终被判了无期徒刑。黄康贤参与谋杀韦三得的把柄却被农妇苏春葵所掌握，并以此要挟黄宝央、黄康贤父子，黄宝央为了保护刚刚毕业回乡当警察的儿子不受牵连，又设计将苏春葵谋杀。当最后怀疑的焦点转移到黄宝央、黄康贤父子俩的身上时，为了不连累父亲，黄康贤在派出所宿舍里饮弹身亡。至此，整部小说完成了对三个谋杀事件的构建，只是不知道最后黄康贤的死，是该归咎于自己对自己的谋杀呢，还是该归咎于现实社会对他的谋杀？凡一平在小说中采用了“中国盒子式”的框架结构，一层套着一层，最终构成了一个完整封闭的叙事圈套。红日的《述职报告》则直接以第一人称叙事来切入，开篇就是主人公玖和平的自我述职。整部小说的叙事还是一如既往地带有红日式的幽默风格与调侃味道，在看似平静的娓娓道来中却展现出十足的张力与层次感，将人性的善良与阴暗一层层地显现出来，这也使得这部官场题材小说与那些模式化的官场小说有了不一样的特质与意蕴。 从小说文本的语言运用来看，《篡改的命》的语言用余华的话来说就是“生机勃勃的语言”⑤，东西也自己说在写作的时候“每当两行的标点符号一对上，我就得调整句子的长短，这种调整往往能让我找到更恰当的字词”⑥。就是这种对语言的“神经过敏”，让《篡改的命》的语言干净洗练，机智风趣，从头到尾几乎都是短句子，这样的句子相对于那些冗长烦琐的句子，读来自然是“一派生机勃勃”的了。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红日的《述职报告》的语言都带有一种诙谐、调侃的韵味，并且小说中常常会融入一些风趣辛辣的小段子，读来让人忍俊不禁。李约热的《我是恶人》则是带有一种自然野性的韵味，他只追求语言的自由随意奔放，不追求故事情节的连贯，所以整部小说初读会让人感到困惑，弄不清楚头尾，而这种混乱扭曲也恰好是作者所要追求的效果。这四部小说最重要的共同性是对桂西北民间语言的运用，小说中许多风味独特而又恰到好处的方言俚语让人读来妙趣横生，比如《篡改的命》中汪长尺说的“拉不出屎别怪地硬”，《我是恶人》中的“喝昂酒”（空腹喝酒），《述职报告》中的“尖柳”（小偷）等，尽管这些民间话语常常略显粗鄙，甚至是带臭气、带黄色的，但是其与生俱来的民间性却常常能够给小说带来意想不到的叙事效果。比如《上岭村的谋杀》中写田野上公牛母牛之间激情四射的交配，引发村里留守妇女的羡慕嫉妒，她们想活生生拆散畜生们，但是彼此却因对方多砸了自家牛几下而互相争吵扭打起来。正是这一扭打导致路过劝架的新警察黄康贤被苏春葵说成是拉偏架，并且威胁要把他告发，从而引发了上岭村第二起谋杀案，并最终导致黄康贤自杀。这一部分是整部小说向更深层次推进的过渡部分，这是精英化叙事很难合理有效推进的情节，但是通过粗鄙的民间化叙事处理，很快就顺理成章地引出后面的谋杀案，最后苏春葵的被谋杀及黄康贤的自杀都可以认为是由于几头牛的交配而引发的蝴蝶效应。由此可见，小说中民间话语除了有娱乐价值外，还有着无与伦比的实用价值，这些民间话语叙事资源在小说中的运用，“程度不同地起到了开拓空间的作用，并在文化肌理的交融中展示了叙事的审美效果”⑦。
之所以说这几部小说是桂西北作家们集体式“回归桂西北”之作，不仅仅是因为桂西北方言俚语在小说中的运用，桂西北文化场中更多的文化因子，比如歌谣文化、稻作文化、铜鼓文化、红水河文化、民间宗教信仰文化等，都在小说中得以呈现出来。只要是涉及桂西北乡土文化的小说，基本上都绕不开红水河，红水河作为桂西北大地的母亲河，它是桂西北作家们的现实家园所在及精神家园所系。《篡改的命》里汪槐、汪长尺的家乡谷里村，《上岭村的谋杀》中的上岭村，《我是恶人》中的野马镇加广岭，《述职报告》中的河边县，小说中这几个地方都是在红水河边上。“谷里”“上岭”“加广”这些地名更是曾反反复复在东西、凡一平、李约热的小说中出现过，而这几个地名在现实中确确实实也是他们家乡的名字，作家们不断地把自己的家乡嵌入到小说之中，那种赤子之心、感恩之情、挚爱之意可想而知。
桂西北民间宗教道公教在桂西北大地上广为流传，乡民家中但凡有些什么重大的解决不了的事情，首先想到的就是求助于道公，让道公施法禳灾除祸，以求平安。这几部小说都写了桂西北这一本土民间宗教信仰文化。《篡改的命》中汪槐跳楼身残回家没办法干农活，唯一的活路就是“拜光胜为师，正式成为麽公”。小说中他总共为儿子汪长尺做了两次“法”，第一次“做法”看到儿子汪长尺最后一次离家去城里将会面临血光之灾，他想化解却毫无办法；第二次“作法”是儿子汪长尺跳江死之后，他终于助儿子成功投胎到城里富贵人家。《上岭村的谋杀》中写了一场由道公们主持的安坟仪式。《我是恶人》中的青果和父亲茂林都是道公，擅长“问魂”和“开道场”，父亲茂林“文革”中被当过自己几天徒弟的白松打，气不过跳野马河，连尸首都找不到。“文革”后马万良再找青果“问魂”时，青果的“法力”已经废了，从此只能改行做阉鸡佬。有意思的是，在小说中李约热还大段大段采用了道公们的经书，而红日的《述职报告》也一样引用了大段的经书。《述职报告》中玖和平为了让母亲的病情有所好转，特意请了道公刘叔来为母亲做“补粮”仪式，“补粮”就是补充粮食，按桂西北民间说法，生病的老人靠“补粮”可以补到八九十岁。这些民间宗教信仰文化因子在小说中的化用，既突出了小说的民族特色与地域色彩，又增添了一层诡谲的神秘主义韵味，使小说呈现出感性、奇谲的审美风格。
由此可见，桂西北文化场对桂西北作家们的行为习惯、语言表达、思维模式、人格心理乃至宗教信仰等的形成起支配性作用，在作家们的身上深深地烙上了“桂西北”的印记，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桂西北”这三个字永远都是他们生命中最为深厚的文化背景、最为清晰的文化身份，将会持久地渗入到他们的创作之中。不过，“回归桂西北”面临着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作家们都从桂西北乡土汲取写作养料，会否造成长篇小说叙事资源的单调雷同呢？这就需要作家们根据自身认识和内在体验，再通过创新手法与现代叙事，在创作过程中把共性的资源内化为个性的经验，来完成既独具匠心又充满情怀的呈现出鲜明个人化面貌的创作。好在，我们从桂西北作家群近期长篇小说创作中看到了这种植根乡土与求新求变的融合共存。桂西北作家们似乎也发现，追求文学的“世界性”与坚持文学的“地域性”并不矛盾，相反，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相互统一的，因为只有坚持文学的“地域性”，致力于本土经验的深刻表达，才能更好地体现出世界文学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对桂西北作家们来说，写地域写民族并不妨碍他们对当下时代的关注、对广阔世界的凝视、对复杂人性的刻画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文学创作没有现成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可以套用，它并不是一潭死水，而是在不断地变化之中——时代背景在变化，读者口味在变化，文学创作技巧也在不断变化，作家们的创作也自然得求新求变。我们深知当下的桂西北作家们面临着文化书写上的两难：是“回头望”选择深厚丰富的乡土题材，还是“向前看”选择日新月异的现代主题？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也许这个时间段偏向于“回头望”，下一个时间段就倾向于“向前看”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小说创作不仅讲究“历久”，而且追求“弥新”，“历久”就要有传统、有根基，需要从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去汲取养料；“弥新”就要求新求变，要讲究创作观念、创作技巧的创新与变化；至于如何才能做到两者互相平衡协调，从而将“地域性”与“时代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则是需要每一位作家沉下心来不断思考、不断实践的，毕竟一部具有深刻内涵的作品，是需要作家们长时间的酝酿和打磨的。我们相信，在红土地的哺育下，在红水河的滋养下，在不断地求新求变中，桂西北作家们未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肯定能在叙事力度、精神高度、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内容广度达到更高的层次，从而为文坛奉献出更厚重更优秀的长篇小说精品。
【注释】
①竹松：《决战“长篇”》，载《广西日报》2004年1月6日。
②李建平、黄伟林等：《文学桂军论》，316-3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秦红增、东西：《文学地理与文化深描》，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④黄伟林：《艰难的突围——论广西长篇小说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途径》，载《南方文坛》2004年第2期。
⑤余华：《生机勃勃的语言》，载《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5年9月15日。
⑥东西：《〈篡改的命〉后记》，见东西著《篡改的命》，31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⑦张燕玲：《山里山外——〈都安作家群作品选〉杂感》，载《广西日报》2005年12月19日。
（黎学锐，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